後藤 象二郎（ごとう しょうじろう、天保9年3月19日（1838年4月13日） - 明治30年（1897年）8月4日）日本幕末至明治时代武士（土佐藩士）、政治家、实业家。正二位·勋一等·伯爵。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维新元勋）、土佐三伯之一（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佐佐木高行）。

幕府末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民权家。土佐藩士·家老。曾在江户开成所学习，后被山内丰信登用，掌握藩政实权，成为藩政的中心人物。赞同坂本龙马的“公武合体论”，说服德川庆喜奉还大政。维新后，历任新政府参与、参议等要职。明治6年（1873年）因征韩论失败而辞职下野。与板垣退助等人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参与建立爱国公党、自由党、进步党，开启政党政治，进行民权运动，受到政府镇压，后远离政治。1882年与板垣退助游历欧洲考察宪政。明治20年反对政府的修改条约方针，召集民间有志之士开展“大同团结运动”。其后受到保安条例的制约，不得不与政府妥协。明治22年任黑田内阁递信相，以后山县有朋第一次组阁、松方正义第一次组阁时均留任，伊藤博文第二次组阁时任农商务相。

1838年4月13日生于土佐藩高知城下町片町的家禄200石的上士后藤家，土佐藩士后藤正晴（马廻格·禄150石）的长子。后藤象二郎幼年丧父，由姑丈兼义叔父吉田东洋抚育，自幼文武兼修，在吉田东洋开办的少林塾学习，深受学贯中西的开明政治家的叔父东洋的影响，同时师从柳河藩藩士大石种昌学习大石神影流的剑术。

安政5年（1858年），后藤在担任土佐藩参政（藩政的最高执政官，相当于国相）的吉田东洋的推荐下被任命为幡多郡奉行。万延元年（1860年）9月被任命为管理土佐藩的大阪藩邸建造的普请奉行。文久元年（1861年）任御近习目付。他积极协助叔父推进藩政改革（“安政改革”）。文久2年（1862年）吉田东洋被暗杀后被解任。

文久3年（1863年）以土佐藩的航海见习生身份赴江户学习航海术、兰学、英学，在开成所向大鸟圭介学习英语，向会津藩藩士高桥金兵卫学习航海学。元治元年（1864年）复归藩政，深得实际掌握藩政的太上藩主山内容堂（山内丰信）的信赖和倚重，被委以土佐藩大监察、参政的要职。以公武合体派的急先锋活跃于当时。八月十八日政变后，庆应元年（1865年）闰5月11日，负责审决武市瑞山之狱，严厉镇压土佐勤王党。他继承了吉田东洋的富国强兵路线，设立推进改革的机关开成馆，在开放港口长崎设立出张所进行土佐的特产樟脑等的出口贸易。庆应2年（1866年）奉藩命出使萨摩藩和长崎，并渡海赴中国上海考察，研究海外贸易。在此期间，与经营龟山社中的脱藩浪士坂本龙马开始有深入交往，赞同龙马主张的“公议政体论”和“大政奉还论”。

庆应3年（1867年）6月，坂本龙马与后藤象二郎在藩船“夕颜丸”号上一起完成了著名的“船中八策”，后藤象二郎据此通过山内容堂向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提议大政奉还论，主张幕府归政于京都朝廷，实行君主立宪制国体。“船中八策”日后成为明治维新的构想蓝图。后藤的主张得到土佐藩在京都的藩政首脑寺村道成、真边正心、福冈孝弟的赞同，1867年6月，后藤象二郎、坂本龙马等土佐藩代表，与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小松带刀会晤，缔结“萨土盟约”。盟约主张幕府大政奉还，召开列侯会议，实现“公议政体”，同时约束萨土两藩，政治上彼此协调、相互提携。

萨土盟约的内容有七条：

一、大政之全权在于朝廷，皇国之一切制度和法令均出自京都的议事堂。

二、议事院由诸藩提供资金成立。

三、分设上下两院，议员从公卿和诸侯、陪臣、庶民的正义之人中选举产生，诸侯依职掌充上院。

四、将军不再是最高执政官，德川庆喜应辞职，返回诸侯行列，政权应归于朝廷。

五、与各国的条约应在兵库港（神户）由新的外务大臣进行谈判，制定新条约以开展通商贸易。

六、革除律令以来的弊害，刷新朝廷的制度，建立无愧于地球上之国体。

七、皇国复兴的议事担当者应贯彻公平无私、人心一和的原则进行国事议论。

1867年7月，后藤象二郎因处理伊卡拉斯号事件受命与英国公使巴夏礼交涉，由于土佐藩应对耗时日久，耽误时机，加之山内容堂反对以武力倒幕，造成持倒幕路线的萨摩藩的不信任，导致萨土盟约瓦解。与萨摩藩的盟约解除后，继续为推进大政奉还而努力。同年10月3日，与山内容堂连署提出《大政奉还建白书》，10月14日，德川庆喜接受建议并实行大政奉还。后藤象二郎因功升迁中老格并加禄700石，加上原有役料（职俸）800石，合计1500石。庆应4年（1868年）2月因镇压英国公使巴夏礼遇袭事件有功，与中井弘一同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赐予名誉宝剑。在山内容堂的强力支持下，在公议政体派和讨幕派之间扮演了相互粘合的角色。从王政复古政变至鸟羽伏见之战为讨幕派抢占了先机，戊辰战争期间任御亲征中军监。因明治维新之功勋被赐予赏典禄1000石。

明治维新后出仕新政府，庆应3年（1867年）12月12日——庆应4年（1868年）闰4月21日任明治政府参与；

庆应4年1月17日——庆应4年2月20日兼任外国事务科外国事务挂；

庆应4年2月20日——庆应4年闰4月21日兼任总裁局顾问；

庆应4年3月24日——庆应4年闰4月21日兼任外国事务局判事；

庆应4年（1868年）闰4月21日——明治2年（1869年）7月8日任太政官议政官上局参与；

庆应4年1868年5月23日——1868年7月12日任大阪府府事管理（代理知事）；

庆应4年1868年7月12日——1870年2月4日任大阪府知事。

明治4年（1871年）6月28日——明治4年（1871年）9月20日任工部省工部大辅；

明治6年（1873年）4月19日——明治6年（1873年）10月25日任太政官参议（宰相）；

明治6年（1873年）7月14日——明治6年（1873年）9月20日兼任太政官左院事务总裁；

明治6年（1873年）9月20日——明治6年（1873年）10月25日兼任左院议长。

明治初期，日本派遣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首的岩仓使节团赴欧美国家考察，国内则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为首，西乡隆盛、井上馨、大隈重信、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大木乔任等组成留守政府坐镇。在政府人事问题上，实际主导留守政府的西乡隆盛自任元帅，掌握军权，因为对大藏省（井上馨、大隈重信、渋沢栄一三驾马车主导）的不信任，为补足自身政治力的欠缺，增选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大木乔任为参议。

后藤象二郎是明治政府中土佐阀的代表人物，土佐藩在倒幕运动中也颇为活跃，和长州、萨摩、肥前一起，称为“四强藩”。萨长土肥四藩中，萨长两藩是倒幕中坚，佐贺一直处于边缘观望，而后藤所在的土佐在佐幕和倒幕之间阴持两端。土佐藩倾向于“公武合体”，即削弱幕府的权力，形成朝廷和幕府共同掌权的局面，而不是彻底推翻幕府。后藤象二郎曾奔走于京都和江户之间，当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失败后，为了实现“公武合体”，后藤促使德川幕府自发地交出统治权，即“大政奉还”。大政奉还以后，京都的小朝廷成为正式的权力中心，随即就开始征讨幕府。由于后藤象二郎不是坚定的倒幕派，在日后的明治政府中不可能占据主流。

由于后藤追随西乡隆盛，西乡隆盛趁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出国考察之际，改组政府，排除井上馨和山县有朋，把后藤象二郎等非主流派引入政府首脑部，备位执政。当时日本三公（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为宰相正位，参议实际上相当于副总理，类似于中国唐宋的平章事或参知政事，开始只有四人，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各出一人，后来增加为六人。由于当时还没有成立国会和内阁，这六个参议就成了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后藤兼任左院议长，江藤、大木以参议兼任省卿。

明治6年（1873年），留守政府首脑西乡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主张以武力迫使朝鲜开国。同年9月，岩仓使节团归国，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则认为“征韩”为时尚早，主张以推进内政改革、富国强兵为首要。两派爆发激烈论战。同年10月，明治天皇采纳了代理太政大臣的岩仓具视的意见。征韩论争失败后，后藤象二郎与板垣退助、西乡隆盛等一齐辞职下野。

征韩论、明治六年政变后，后藤象二郎与板垣退助、副岛种臣等组织爱国公党，并提出《成立民选议院建议书》，由此开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

明治7年（1874年），后藤象二郎转入实业界，创立商社“蓬莱社”，经营大隈重信所倡言的“士族的商业”。以后藤为中心的士族、鸿池财阀、岛田组为代表的关西商人、上杉、蜂须贺等旧大名成为后藤象二郎广泛的政经人脉。蓬莱社经营业务广泛，包括年贡米买卖·石代金纳业务、府县为替·官金取扱业务、金融业务、石炭业、海运业、洋纸制纸业、近代机械精糖业、神冈矿山。以55万日元买下政府高岛煤矿的经营权，明治9年（1876年）8月，蓬莱社因疏于管理、经营不善而破产，在福泽谕吉的邀请下被三菱财阀的岩崎弥太郎收购。

1875年（明治7年）4月25日——1875年（明治7年）4月28日任元老院议官，1875年（明治7年）4月28日——1876年（明治8年）3月28日任元老院副议长。元老院是日本早期的立法议会，由太政官左院改制而来，设置之初议长一职空缺，副议长后藤象二郎代行议长职权（1876年5月18日，议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到任）。

西南战争（1877年）期间在政府和土佐立志社之间有着复杂的行动。以明治十四年政变后的国会开设之诏发布为契机，国会期成同盟大会的民权诸派在后藤象二郎和板垣退助的领导下创设自由党。自由党是日本最初政党，受法兰西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鼓吹一院制、主权在民、普通选举。后藤象二郎被推举为总理（党首），但他让位于板垣退助，自己任党的常议员。1882年屈服于政府的怀柔政策，在井上馨的暗箱操作下，与板垣退助一起出国游历。其费用是三井财阀在政府指使下提供的，据说后藤知道这笔费用的来源。“外游资金疑惑”引发自由党的混乱。1887年至1889年在帝国议会预备阶段，以“三大事件建议运动”为契机掀起反政府的大同团结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在政府的弹压下日渐衰微，自由党解散，立宪改进党休眠，自由党的领袖、副党首后藤象二郎再次整合自由民权运动各派力量，在临近第1回帝国议会众议院议员总选举、落实帝国议会的议会政治，借修改条约、地租和财政三大问题向政府发难，这是自由民权运动最后的统一运动。

但自由党原总裁板垣退助始终与运动保持距离，立宪改进党的大隈重信也持怀疑态度。政府制定保安条例对运动进行弹压。此后在政府的分化、拉拢下，大同团结运动分裂，1888年2月大隈重信入阁就任外相。河野广中的政社系与大井宪太郎的非政社系之间产生对立。1889年2月，运动盟主的后藤象二郎接受招安入阁，以后藤直系势力为中心结成的国民自由党转变为“吏党”（亲政府的温和派）。

后藤象二郎很早就关注朝鲜问题，曾对金玉均等进行援助。明治16年（1883年），应福泽谕吉的邀请，为了援助李氏朝鲜政府开化党的领袖金玉均，曾向法国公使商借舰队，组织自由党壮士输送到朝鲜半岛，推进朝鲜的政治改革，但计划受挫而失败。

1887年（明治20年）5月9日被授予伯爵爵位。1888年（明治21年）3月22日——1889年（明治22年）12月24日任黑田清隆内阁递信大臣，1889年（明治22年）12月24日——1891年（明治24年）5月6日任第一次山县有朋内阁递信大臣，1891年（明治24年）5月6日——1892年（明治25年）8月8日任第一次松方正义内阁递信大臣。1892年（明治25年）8月8日——1894年（明治27年）1月22日任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农商务大臣。

1891年1月第1回帝国议会审议预算案，政府与民党爆发激烈冲突，在后藤象二郎策划下，民党分崩离析。在第5回帝国议会上，后藤受到攀附财经界、官纪紊乱的攻击。1894年因围绕设立商品交易所的受贿事件的责任受弹劾而被迫辞去大臣职务，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后藤晚年为组织进步党而尽力。1896年（明治29年）3月1日，立宪改进党、立宪革新党、大手俱乐部、帝国财政革新会、中国进步党的99名议员结成进步党，以大隈重信为事实上的党首，形式上以犬养毅、尾崎行雄、大东义彻、柴四朗（东海散士）和长谷场纯孝5人总务委员为党代表，主张“国权扩张”、“责任内阁”、“整理财政”以及强硬外交路线。

明治29年（1896年）夏季，因患心脏病赴箱根疗养。明治30年（1897年）8月4日薨逝，享年59岁。葬于东京都港区的青山灵园。

后藤在明治维新后的友人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发表了题为《后藤伯》的社论，要改变政府现状，涤清诸恶唯有“非常大胆的豪杰，满天下之人物”的后藤伯爵，盛赞其从幕末到维新的至伟功绩。

后藤的主要成绩是在幕府后期整顿土佐藩的国政。并且使土佐藩从公武合体向非佐幕的政治姿态转变，推进大政奉还。但时代潮流倾向于萨长同盟主导的的倒幕，土佐藩很是焦虑。后藤象二郎以坂本龙马的大政奉还策向山内容堂进言，促成同策藩论的大政奉还的实现。然而后藤在向德川庆喜阐述要旨的时候没有提到坂本龙马，有夺人名声、揽功于己之嫌。但大政奉还并非坂本龙马所独创，况且言明是下士出身并犯下脱藩大罪的坂本龙马的提案，山内容堂和德川庆喜接受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凭这一点批判后藤象二郎是没有道理的。相反，如果没有龙马的身份和脱藩问题，他所发挥的与容堂的联络沟通作用将得到全面的评价。

明治维新后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推进民主政治，然而屡屡被政府收买，令支持者失望。晚年在病痛折磨和政治失意中度过。

后藤喜欢路易·威登。明治15年（1882年）至16年（1883年）与板垣退助赴欧洲考察立宪政治期间，曾在巴黎的总店购买路易·威登的皮包赠与板垣退助。他也是路易·威登最早的日本顾客。当时的顾客名簿的购买者栏记录了后藤象二郎的名字。由后藤购买的为板垣所喜爱的皮包，现珍藏于高知市立自由民权纪念馆。

和板垣退助是儿时玩伴，自幼便一起在吉田东洋的少林塾上学，彼此间以“猪之助（板垣）”和“保弥太（后藤）”相互称呼。

坂本龙马的提案被认为是基于船中八策，后藤向山内容堂进言大政奉还。进言之后，在后藤的力说下山内容堂特赦了坂本龙马脱藩罪名。

在二条城的大政奉还之日，萨摩藩、土佐藩、芸州藩（广岛藩）、备前藩（冈山藩）和宇和岛藩五藩国的代表留下来，与德川庆喜促膝谈判时，紧张地大汗淋漓。在一旁的松平定敬目睹了后藤的紧张之态，描述“全程中，从额头到后颈流汗甚多”。后来同僚间有了“后藤の汗咄”的传言。

明治19年（1886年）在热海，明治23年（1890年）在大矶町买了别墅。后又在平冢市袖浜买下别墅（二扇庵）。

佐贺之乱后，大久保利通向后藤索取江藤新平的照片发布通缉，后藤以「这是友人的留念」为由，拒绝出借。江藤新平被捕后，后藤与副岛种臣、板垣退助以自己的功绩为交换向政府极力疏救，呼吁给其减刑。

后藤的妻子小仲，原先是京都先斗町的艺伎，先斗町和只园隔河相望。后藤原先在京都时很少去只园，经常泡在先斗町，当地的人都知道他。后藤当上参议之后，京都就流传起这样的歌谣：“京都三条酒家女，如今参议贵妇人。”六个参议中，木户孝允、后藤象二郎两个参议的夫人都出自京都艺伎，可见艺伎在明治时期的社会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后藤象二郎之子后藤猛太郎是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日活株式会社的前身）的首任社长。猛太郎和新潟县艺伎所生的儿子是实业家后藤保弥太。后藤保弥太的长子后藤省三由于没有办理爵位继承手续，所以没有继承爵位，后藤家的爵位返上。

三菱财阀第2代总帅岩崎弥之助男爵、医学家长与称吉男爵、政治家·实业家大江卓是象二郎的女婿，三菱第4代总帅岩崎小弥太男爵、旭硝子株式会社（世界最大玻璃制造企业）的创业者岩崎俊弥、铁道实业家岩崎辉弥是象二郎的外孙，犬养毅之子犬养健和驻美大使斋藤博是象二郎的外孙女婿。音乐制作人·V3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董事长）川添象郎和德语学者·日本学士院会员岩崎英二郎，评论家犬养道子和共同通信社社长犬养康彦是象二郎的曾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