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原本是泛指先秦时期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中国汉代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特指《六经》。

经学，是指注解经书的学问，所以言及“经学”，首先要明确“经”是什么。《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

然而这里的“经”当然不是指所有书籍，而是专指儒家经典，明确到这一点尚且不够，因为从前的儒者们就因为“经”的包含范围做了很多论辩，甚至兴起了名曰“经名考”的学问，有人以为经只专指孔子的著述，而有人主张经是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本文采后说。

所谓儒家经典，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

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作，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不过一致的方向是同意孔子主导了编辑地位，原始文本则非孔子原作。）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秦代即设有博士官，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于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未能幸免于难。汉代起初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图书馆）；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从此儒学独尊，由于《乐》已无书，《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可以将经学视为先秦原初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六艺”就是“六经”的古称，亦即孔子所指定的教科书——诗、书、礼、乐、易、春秋，在儒家地位上升后，这些教科书被尊为“经”。

“六经”一词，首见于《庄子·天运》，然而直到西汉，也还是记载为六艺（见《汉书·艺文志》），同时在西汉初年，《乐》失传，六艺自此仅余其五。

在董仲舒的努力下，儒学在武帝建元五年取得独尊地位，朝廷从此设立了五经博士，儒学从显学成为官学，终于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而经学也由此成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西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东汉七经：除上述五经外，另外二经究竟为何一向聚讼纷纭，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应为《孝经》与《论语》。

唐九经：即将五经中的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春秋拆做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

开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十二年，于九经上添《尔雅》、《论语》、《孝经》，刻做石经。

宋十三经：北宋时，承继唐代九经定制，但是《孟子》的地位有所上升，南迁以后，《孟子》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升格为经，与开成石经合做十三经。

四书五经：为朱子所定，与五经上增设“四书”，随着朱子学的繁盛，这也成为了儒家经典最为著名的编订方式。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善于把公羊学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孙弘，经过一代代今文经学学者的推阐与实践，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深受汉朝皇帝的重视，始终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逻辑发展的后果即是谶纬泛滥，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古文经学的兴起最早起自《春秋左氏传》，西汉后期曾被立为博士。在王莽当政时期，刘歆极力鼓吹古文经学，并使之立为新朝的博士。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然一直没有被立为博士，属于民间学说，但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超出并压倒了今文经学。由于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一来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也较为简明；二来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三来其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君主专制的维护更有优势，所以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而今文经学只有何休取得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的今文经。

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学由衰落走向分离的时期。在曹魏时期，出现了王学与郑学之争。王学，是指王肃所创立的经学体系。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所以王学获得了司马氏的支持，他注解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传》都被列为官学。王学和郑学之间的纷争，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的意味。这场纷争同时也标志着两汉经学的衰落。

魏晋时期在经学取得成就较大的还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摆脱了汉代用“象数”和谶纬解说《周易》的老路，开创了用义理、思辨哲学解说《周易》的新路，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何晏所作《论语集解》收集了汉以来各家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经学逐渐玄学化。

南北朝时期经学也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立而分立为南学和北学。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南学《周易》尊王弼，摒弃象数、发挥义理，《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撰《春秋左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主服虔。“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从学术风格上讲，南学受玄学影响比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反映了其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学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北朝经学纯粹地墨守郑玄,不杂玄学。

经学由汉而唐，有古今文学，郑学、王学，南学、北学之争。唐代则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著作，同时也是郑玄以来汉学的总结与高峰。

它的编纂一方面成为士人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政府在圣统上的合法性建立，影响了后来明代《五经大全》、《永乐大典》以及清代《四库全书》等等政府主导下的经典编辑，至唐后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无人异词。这个时期的经学也进入了韩国以及日本，成为诸国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运用经学确立了他的政治法统地位。

宋代理学兴起，自晁迥之后，理学家们以重新诠释古代经典的方式，以疑经、改经、删经来进行回归先秦经典的活动，阐发他们的主张，或保守、或激进。此时期，出现以《论语》、《孟子》加上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合称的“四书”，因为被界定为还原圣人思想的需要而被重新定位，成为超越五经的思想著作。

明代延续了宋代的理学路线，一方面政府编纂官方版经典文本，另一方面南方的经学力量逐渐抬头，例如王阳明即是最为重要的明代理学家。明末经学家几乎都带有王阳明式的豪气，纷纷组织学社，发动朝野清议、舆论、弹劾，与腐败的政府、宦官对抗，形成激烈的流血党争，种下明朝灭亡的内部因子。另外一部份的明朝流亡者、海盗、商人与士人，以日本为重要根据地，进行活动，连带将日本的经学进一步推展，例如孔子、孟子、王阳明皆被各藩与幕府所尊崇、朱舜水以《春秋》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响了水户学派的政治论调，进而在明治维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清代初期受到明朝灭亡的影响，士人开始思考王阳明路线的弊病，另一方面因为清朝皇帝实施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经学中较不介入政治的的实学与考据路线，遂特别发达，尤其重视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方式来研究经书，甚至进一步考证某些经书的真伪、划分学术流派，可以说，清代初期的经学思想是被明朝遗老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影响主导的。清末基于时代需求，主张激进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学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最为有力活跃的人物。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曾说明清代经学“凡三变”，清初，以宋学为主；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生）、董（仲舒）之遗文，寻武（汉武帝）、宣（汉宣帝）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又说：“乾嘉以后，阳湖庄氏乃讲今文之学，孔广森治《公羊春秋》，孙星衍于《尚书》兼治今、古文，陈乔枞治《今文尚书》、齐、鲁、韩三家《诗》，魏源作《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凌曙作《公羊礼证》、《春秋繁露注》，陈立作《公羊义疏》，王馆长(按，指时任湖南师范馆馆长的王先谦)作《三家诗义疏》，已成《周南》、《召南》、《邶风》，锡瑞作《今文尚书考证》、《尚书大传疏证》。”

两广总督阮元辑《皇清经解》，收七十三家，记书一百八十八种，凡一千四百卷。此书是汇集儒家经学经解之大成，是对乾嘉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

到民国时代以后，由于大量的西学、政治运动取代了原来的经学思想，两者的冲击之中，产生了诸多主张，一般而言，全面排斥西学的想法已经不复存在，但仍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面西化的路线争执。

胡适在〈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就说：“儒家经典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胡适因把《诗经》当成文学作品，不是一部经典。古代经书的权威性遂下降，经学也就逐渐式微，民国二十年代，何键、陈济棠等倡议学校恢复经学课程，遭到不少反对。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学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改革开放后经学的研究重新被重视。2018年，清华大学成立了中国经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于国内高校率先成立经学研究院，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也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研究历史、把握历史。

经学流派的分类法有数种，二分，三分或四分，本文采取“三分法”，即将之分为“今文学”、“古文学”与“宋学”三派，其中前二者可合称为“汉学”。

三大流派的区别一言难尽，但也完全可以简要概括，周予同先生为皮锡瑞《经学历史》一书所作序的总结十分到位即：今文学家将孔子视为政治家，古文学家将孔子视为史学家，而宋学家将孔子视为哲学家，只要记住这一点，对古代学者的分类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另外，在六经上，今文家主张全为孔子所作，而古文家目之为史料，认为并非起自孔子。

先说今文学部分：借着董子和公孙述的东风，热衷谈论微言大义，为统治阶级提供治术，宣讲“皇权大一统”，甚至不惜采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手段参与国政的儒家迅速上位。

此时，由于秦代对书籍的禁毁，除《易经》为卜书未遭劫难外，其余诸经都已失传，因此只有采取口传笔录的方式加以传承，由于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与由西汉中期以后陆续发现的先秦文字记录的经书有别。因此被称之为“今文学”。

当时各经的传承状况大致如下：

《诗》有齐鲁韩三家，《书》由伏生所传，《礼》由高唐生所传，《春秋》中，公羊为齐学，谷梁为鲁学,各家都各有特点，在此不做大量展开，仅以《春秋》为例，齐学的公羊传求变，重法，可以说是重视霸道，而鲁学谷梁则重视宗法论理，可称重视王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官学的儒学一再得到朝廷支持，宣帝时增加了博士学生的数量，而其后的元帝，以崇儒著称，经学得到巨大发展。

甘露三年（前51年），朝廷召开石渠阁会议增设博士，黄龙元年（前49年），宣帝再度增加博士名额至十二人，史称黄龙十二博士。

同时，官府推重的春秋学也从公羊学转向谷梁学，可见经学也一直在适应社会的需要，发生着变化。

东汉光武帝在新末起义中以恢复汉室相号召，自然承续旧制，建立政权后更增加名额，即“光武十四博士”。作为官学的今文学自然继续发展。

但物极必反，重视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终于走向了繁琐零碎。在此仅举一例：秦近君解尚书，“尧典”二字竟然“至十万余言”。

同时，今文学自从西汉末年以后，逐渐与纬学合流，尤其东汉，纬学更成为“内学”，二者结合更为紧密，在建初四年（79年），出现了杂糅博采，纬学经典化的《白虎通义》，当然，白虎观会议的目的在于调和各派观点，尝试解决今文学驳杂与各派意见不一的产物，因此不独对今文学产生了影响。但古文学派显然没那么迷信。

随着王朝的衰败，作为官学的今文学江河日下，而崛起民间，大师迭出的古文学自此崭露头角。

最后应该一提，在今文学式微的情况下，何休穷十七年心血，成《春秋公羊解诂》，成为了两汉公羊学的总结，其中“衰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影响极其深远。

回头讲古文学：提到古文学，就不能不提刘歆，刘歆及其父刘向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奠基人，是两汉有数的大学者，二人在整理古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流落民间的古文（先秦文字）经书，刘歆认为这也应当列于学官，然而未能成功，此后，他写了一篇《移书让太常博士》(见附录)进行抗议。

这文章自然把今文家都得罪遍了，刘歆只得辞官，眼看是山穷水尽，然而转机却意外出现了，那就是王莽改制。

王莽建立新朝后，刘歆成为了“嘉新公”，这一对学者君臣一心投入学术，全心以学术为指导进行改革，最终失败身死。

前人谈及刘歆，往往说是“虎父有犬子”，大加指斥，然而换一个角度看，他与王莽可谓是惺惺相惜的一对理想家，最终成了自己理想的殉道者。

东汉建立以后，光武请经学大师进京，七人中陈元、郑众、杜林、卫宏四人都是古文家，然而当光武帝提出要设立古文的《费氏易》、左传博士时，今文学家激烈反抗，最终光武决定只设左传博士，然而也引起了反弹，同时预选担任左氏春秋博士的李封病故，于是便不了了之，之后再也没有设置古文学博士了。

因此，之后的古文学一直作为“私学”而存在，然而，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更为科学（他们引入了考据、训诂等科学的研究方法），态度更为严谨，加之大师辈出，也不可谓不繁荣。

古文学中有成就之人甚多，仅举数例：卫宏注毛诗，序中对诗经的艺术分析直到当代尚且具有巨大价值，再如人所共知的神灭论，其滥觞也是古文家桓谭的唯物思想。

贾逵的春秋，既秉承家学，治左传极精，又能顺应时代，在白虎观会议上，不仅顶住了今文家李育的辩难，更用左传附会汉家的天运，得到垂青最后提一下马融，所学极博，举凡经书无所不注，尤其春秋上，成《春秋三传异同说》，堪称集大成之作。同时，诸如汉字的六书理论，重要的《说文解字》一书等，也都为古文家的贡献。

最后要说的，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郑康成，他打破藩篱。通习古今，以古文学为主，遍注诸经。

青年时代遍访山东学者之后，前往关中受业于马融，马融作为一代宗匠，非得意门生不与之见面，郑玄因一次天文历算对答得到马融垂青，尽得真传，在东归之时，马融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得到了这位古文大家的高度评价，后来，他又与弘扬公羊学而贬斥另外两传的今文大家何休论战，何休叹道：“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又令何休叹服，足见其学问之精博。

东汉末年，政治动荡，郑玄抛开政治抱负，一心为学，其人品得到了历代儒生的高度赞誉，而其学术成果更是辉煌，今传十三经注疏，直接、间接取郑玄注者达七种，堪称冠绝古今。

郑玄综治今古文学，形成了郑学，达到了经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可以说是对之前数百年经学积累的一次总结。

皮锡瑞作为一个今文学家，在《经学历史》中也对郑玄高度评价：“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行卓绝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矣。”

经学研究的工作，主要就是注疏经书。所谓“注”，就是对经书字句的意义等加以解释，但有些注因为太简要或年代久远，因此后人为注再作解释，称作“疏”。除了注疏之外，其他如“解”、“考证”、“集解”、“正义”等等，名虽不同，但作法大多类似，都是对于经书的一字一句详加研究，希望能了解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

经书的内容难以理解充满争议，但却又是包括解释宇宙秩序、政治、道德规范、甚至日常生活等等一切的准则以及正当性来源，所以研究经书便成为汉代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加上汉武帝对于经学的奖励推行，使通晓经书的人获得礼遇，使投入经学研究的人更多。在东汉时因此有“遗子金满盈，不如教子一经”的说法。《汉书?艺文志》中，五经与儒家著作仍分列在两个类别，六朝时，逐渐产生从七部图书到四部的过渡，到了《隋书?经籍志》，正式把当时的学术按“群经、史学、诸子、文集”区分为四种，即以经学为首，这种分类方式，一直到清代仍为人所接受。

但是以历史观点来看，经学的研究是透过不可更动的文本，来阐发可以更动的注释，注释活动等同于士人思想的发表与阐述，考虑到经典的神圣性，便可发现政治层面的经学活动是十分复杂的。历代政府取得“法统”之后，均希望能取得经学研究者，也就是知识份子的认同与支持，即为“圣统”，与由家法、师法观念衍生、象征经典诠释主导权威的“道统”不同，圣统的取得象征着一个政府除了在武力上取得统治权之外、同时也在社会文化、价值认同上取得合法性。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朝，以异族的地位，要突破“华夷”的春秋思想并不容易，他们以政治力积极运作，或杀戮（如文字狱）、或笼络（如开科取士、奖励学术）、或诠释（如编纂《四库全书》、《明史》、《大义觉迷录》）、或禁焚，以取得圣统的承认。士人要施展政治抱负，一方面要取得法统上政治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寻求道统上的立论依据，因此往往透过对神圣经典的诠释活动，来影响执政者的施政思考，在“士人与国君互相影响”的前提下，经学成为重要的政治互动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