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是对汉代从师生口耳相传,最终以通行字体——隶书写定的
儒家经典的总称。
今文经是以秦汉通行的隶书记载的经书。如鲁、齐、韩三家的《
诗经》、公羊 、 谷梁传的《
春秋》等。
秦始皇焚书坑儒,原只为禁绝民间之议论,是一个思想控制之政策,而非出于学派垄断之谋,因此民间固无藏书,但官方所藏仍多,可是在随后
项羽火烧咸阳之际,就连秦官方之先秦藏书亦为焚毁,于是儒家经典与儒学的传播同时消失。
西汉自
惠帝起,开始重视儒家经典,派人四处访求老儒,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一一写成书,如《
尚书》出自于
伏生,《礼》出自于
高堂生,《春秋
公羊传》出于公羊氏和
胡毋生。因为这些经典都是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写下来的,故称为今文经,传授今文经的学说叫
今文经学。
郭沫若《
中国史稿》这样论述:“ 西汉初年,政府在京城设立太学、教授《五经》……这些经书为了讲授便利,都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改写,所以叫做‘今文经’。”
西汉立国之初,少数耆老开始讲学,而儒家经典也在口耳传授之际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文字写成,若干儒学大家也开始在西汉政府中得立为
学官,其中,与今文经学之兴起有关的经学博士官,在
汉文帝时立有三位,是传《
诗经》的博士申培公、
韩婴,及传授《
书经》的
伏胜的弟子
欧阳生;
景帝时,又设了三个博士官:《诗》博士
辕固生、《春秋》博士
董仲舒及胡毋生。此时,《诗》有三家,《春秋》有两家,《书》有一家。到了
汉武帝建元五年春,援
公孙弘之建议,置《诗》、《书》、《易》、《礼》、《春秋》
五经博士,于是增加《礼》经博士官及
易经博士官,又依董仲舒之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
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至此,儒家经学的研究遂成为西汉官方所重的学术传统。这些被设为博士官的诸学者,都是在师承传授下的经学研究,其所依之典籍为西汉文字新编之儒经,故可称为今文经学。
汉武帝时,公孙弘又建议博士官可收弟子五十名,同享利禄,而两汉之际,《五经》博士官数及弟子人数皆不断增加,几乎就是一个拥有政治势力的学术团体。他们在对经学解释及对
政府体制、政策之意见上,形成了特殊的观点,与后来发展出的另一批
古文经学研究者的观点多有不同,两派较竞,造成了两汉学术史上重要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历史局面。
秦代不禁《
周易》,汉代最先出现,
田何传之,汉宣、元之际,有施讐、
孟喜、
梁丘贺三家。其中孟喜自称“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以阴阳灾异解说《周易》。
秦代尤禁《诗》、《书》,《诗》可以口授,残缺不严重,但《书》缺略尤多。秦博士
伏生于壁中藏《
尚书》,汉初存二十八篇,以教齐鲁之间。文帝时寻找能治《尚书》的人,因为伏生已经九十余岁老不能走了,汉
汉文帝派
晁错去抄写今文经。后
河间女子献《太誓》一篇,合二十九篇。后学者递相授受,分大小夏侯及欧阳三家。由
夏侯胜、
夏侯建、欧阳容传授。
今文经学传《春秋
公羊传》、《春秋榖梁传》、《春秋邹氏传》、《春秋夹氏传》。
《
公羊传》对后世影响颇大,并直接影响了清末的
资产阶级。其“
大一统”说、“
三世说”、“通三统”说、以《春秋当新王说》、《春秋》改制说、寓褒贬说、“素王”说对后世
儒学影响很大。《榖梁传》强调“尊王”,强调礼乐教化、仁德之治,重视封建宗法对社会的联系。
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议郎
蔡邕等奏求正定《
六经》文字,得到
汉灵帝的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隶书
书丹,镌刻四十六碑,立于
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
偃师朱家圪垱村)前,世称“
熹平石经”。经
王国维考证,石经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
论语》二传,都是今文经书。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
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其中,《易》、《书》、《礼》三经校记不存,无可考。《诗》用鲁诗本,有齐、韩两家异字。《公羊传》用严氏本,有颜氏异字。《论语》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诸家异字。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今石碑已毁,有残石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