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注》是清代康有为为儒家哲学著作《论语》所作的注解，共二十卷。它以鲁《论》的经文为正，其引证以今文家的观点为主，并取正于石经等，以“正伪古之谬，发大同之渐”。此书作于1902年，刊刻于1917年，今据万木草堂丛书本标点出版。

《论语注》除有小序外，共包括二十卷，逐卷对《论语》进行注疏，内容依次为《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在注疏体例上，《论语注》每一卷先在开头解题，然后注明《论语》原文中共几章，再对每一章抄录原文后进行详细注解。注解时往往先解释个别字词的意思，然后引证前代儒学诸家如郑玄、朱熹的注疏阐释句义，然后再以大量笔力由此阐发开去，洋洋洒洒，发表自己的议论，颇有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之势，这些议论往往结合时事，有的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如在《为政第二》的第二十三章进行注解时，作者在对原文“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也’”进行完文字疏通后，议论道：“盖民俗新承，故后王之起，不能不因于前朝，弊化宜革，故一代之兴，不能不损益为新制。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因，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已预知之。然世有三重：有乱世中之升平、太平，有太平中之升平、据乱。

故美国之进化，有红皮土番，中国之文明，亦有苗、獐、黎。…太平大同之后，其进化尚多，其分等亦繁，岂止百世哉？……孔子之道，暗而不明，郁尔不发，为天下裂，岂可言哉！幸微言尚传，赖修明恢复之。”康有为借孔子关于朝代更迭和历史变迁的话，尽力发挥，在阐发孔子所谓“微言大义”的语句时，也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关于社会进化和时代变迁的观点。注解时喜发议论，议论时喜结合时事，这是康有为《论语注》的最鲜明特点。如在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进行注解时作者议论道：“盖乱之害，显在人世，人易知之；巧诈之害，微在心术，人所难知，而其为害于人世人种则一也。此皆乱世之俗，而为害人尤甚。误信惑之，不为反噬，亦为所累。孔子生当其时，故先恶之，若太平世，则自无此矣。”

表述了看待圣人言论也要因时因世而异而不要一昧墨守成规的观点。虽然在本质上，《论语注》只是一部学术著作而不是针对清朝政府的政论文章，但这毕竟是唯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的著作。既如此，这部书在异国他乡写成后，辗转传回中国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我们便可想而知了。早在1898年八月丁酉，慈禧太后便下谕说：“已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学术乖谬，大悖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畔道之言。著将该革员所有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德宗实录》卷四二七）。至二十六年正月，又下谕说：康有为、梁启超“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

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并著各该督抚，逐处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此外如尚有逆等从前所著各逆书，并著严查销毁，从伸国法而靖人心”（《德宗实录》卷四五八）。从这样的上谕发布以后，一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撤消禁令，凡康有为的著作都被统统销毁，《论语注》（光绪年间上海大同译书局刻本）自然也难逃劫远。

另也有东汉郑玄所作《论语注》，今已亡佚。

康有为（1858年—1927年），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文学家、诗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南海（今属广东）人。早年曾受业于广东名儒朱次琦，受到“济人经世”的思想影响。光绪五年（1879年）游香港，以为西方人治国有法度，深为羡慕。八年（1882）往上海，购置大量西方著作译本。光绪十四年（1888年）第一次上书朝廷，提出“变成法”、“通上情””、“慎左右”三项建议，希望朝廷变法图强。从光绪十六年（1890—十九年1893）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以今文经学阐发变法理论。光绪十九年，中清廷举人，二十一年（1895）与梁启超进京应试，因不满《马关条约》之签订，愤而联合六百多举人（一说一千三百余人），领衔上书朝廷，提出“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史称“公车上书”。

同年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之职，坚辞不就。与文廷式等人组织强学会，编印《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胶洲湾，康有为又赴京，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诏至总理衙门与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人谈论变法事宜；进呈《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又上《统筹全局折》。后来，康有为又组织保国会，受到光绪皇帝诏见，与谭嗣同等一起促成“百日维新”，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坚决反对变法，变法法令很难在各省贯彻执行，由于袁世凯叛变告秘，慈禧太后发动的推翻戊戌新政的宫廷政变得以成功，康有为被迫逃亡国外。逃至国外的康有为日趋保守落后，曾组织保皇会，发表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反复阐发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坚决反对资产阶级革命。

1912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康有为仍然对清室眷恋不已。1917年，清废帝溥仪被张勋的“辫子军”重新拥上皇帝宝座，宣布改中华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恢复旧制，康有为被授任为弼德院副院长兼太傅，不久复辟失败旋又下台。1927年，因病逝于青岛。终年七十岁整。

康有为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武器为他所作领导的政治运动服务。他不仅是一位著名散文大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歌，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和宏阔的艺术境界，汪国恒《光宣诗坛点将录》对他的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今诗人尚意境者宗黄、陈，主神韵者师大历，锤幽凿险，则韩、孟启其宗风；范水模山，则谢、柳标其高阁。其纯然乎古代出乎古人者，则南海康有为也。南海平生学术，不以诗鸣，徒以境遇之艰屯，足迹之广历，偶事歌咏，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仅巨刃摩天而已也。反虚入浑，积健为雄，惟南海足以当之矣。”

他的政治论文，都是直接地“为时而作”的，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战斗性，他饱含政治热情，放言高论，笔锋犀利，言人所不敢言，能够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同时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往往先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揭示出问题症结所在，继而又大量列举古今中外的事实，层层深入地去分析问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康有为是清代末期的散文大家，应是当之无愧的。

1898年的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在英国公使的帮助下，经香港逃往日本，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海外流亡生涯。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在日本曾多次派人跟康有为联系，希望他能吸取惨痛教训，把立场转移到革命派方面来；但他坚持改良的主张，拒绝了革命派共同合作的要求，并把“保皇”确定为新的行动纲领。

1899年，康有为自日本赴加拿大，组织了“保皇会”，以后三、四年间，他转徙于日本、加拿大、英国、香港间，并在新加坡、槟榔屿、印度接受英国保护，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写成《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大学注》等著作，《论语注》便是他在1902年居印度大吉岭时潜心著述的作品之一。

由于康有为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僚地主的大家庭中，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打下了良好的中国传统的学问基础，对《论语》等儒家典籍更是十分熟悉。作者在《论语注》中旁征博引，考证字句、阐发意义、发表议论，使得《论语注》成为一部具有很强政治性的学术著作。与他在《新学伪经考》中的观点一样，康有为仍从要用儒家经典作为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的实用目的出发，强调古文经学著作是“伪经”，对《论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他在《论语注·序》中所言的：“其流传，自西汉，天下世讽之甚久远，多孔子雅言，为六经附庸，亦相辅助焉。不幸而刘歆篡圣，作伪经以夺真经，公、谷春秋，焦、京易说既亡，而今学遂尽，诸家遂掩灭，太平、大同、阴阳之说皆没于是，孔子之大道扫地尽矣。

宋贤复出求道，推求遗经，而大义微言无所得，仅获《论语》为孔子之言行所在，遂以为，遂以为孔学之全，乃大发明之，翼以《大学》、《中庸》、《孟子》，号四子书，拔在六经之上，立于学官，日以试士。……圣道不泯，天既诱予小子发明《易》、《春秋》阴阳、灵魂、太平、大同之说，而《论语》本出今学，实多微言，所发大同神明之道，有极精奥者。又，于孔子行事甚详，想见肫肫之大仁，于人道之则，学道之门，中正无邪，甚周甚备，可为世世之法。自六经微绝，微而显，典而则，无有比者，于大道式微之后，得此遗书别择而发明之，亦足为宗守焉。其或语上语下，因人施教，有所为言之，故问孝问仁，人人异告，深知其意而泥其词，是在好学深思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