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立五经博士。博士所用经，本为隶书，隶书乃汉通行文字，故称今文。后散在民间，或藏在墙壁之书，其谓刘歆所造之书，出系汉以前古籀之字，故称古文(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重印新学伪经考序》)。书之文体不同，如古今之版本不同，看似无争论价值，其实不然。今古文之争，可分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形式之争，除文字不同外，尚有篇数之异，例如《尚书》，今文二十九篇，古文四十五篇。

篇数之异，争论尚小，次第排列不同，争论乃大。六经次第，今文家为诗、书、礼、乐、春秋、易，系以内容深浅为排列根据。[注23]春秋古文家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注24]系以成立先后为排列根据。观点不同，主张自异，争论由此而起。爰列两家差异之点如下。(详见周予同《经今古文学》)

1．崇奉孔子；2．尊孔子为受命之素王；3．视孔子为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4．以孔子为托古改制；5．以六经为孔子作；6．以《春秋公羊传》为主；7．为经学派；8．经的传授多可考；9．西汉皆立于学官；10．盛行于西汉；11．斥古文经传为刘歆伪造之作；12．今存《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及《韩诗外传》；13．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有存者。

1．崇奉周公；2．尊孔子为先师；3．视孔子为史学家；4．以孔子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5．以六经为古代史料；6．以《周礼》为主；7.为史学派；8．经的传授不大可考；9．西汉多行于民间；10．盛行于东汉；11．斥今文经传为秦火残缺之余¨2．今存《毛诗》、《周礼》、《左传》；13．《斥<纬书>》为诬妄。(周予同《经今古文学》)

今文家崇奉孔子，尊为素王，无非以孔子为赤统，为汉制法，歆媚时主。因孔子为素王，故以六经为其所作。六经义理，有深有浅，施教先浅后深，即先诗书而后春秋，所以孔子为哲学家、教育家。孔子虽言尧舜，称先王，然非真有尧舜，真有先王，系托古改制宜乎其为政冶家。

古文家崇奉周公，以孔子为先师，故以六经为古代史料，先有《易书》，而后有《春秋》。孔子系述而不作，为史学家，而非哲学家、教育家。

全在此数点，余无关重要。至其内容之争，依上述，今文家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古文家以《周礼》为主。《春秋公羊传》，系托右改制，所谓张三世，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系用渐进及改良之方式，改革社会，类今之右派，初小康而后大同。《周礼》姑不论真伪如何，则无此主张，而用突进及革命之方式，改革社会，类今之左派，直接登诸太平。汉儒如董仲舒公孙宏之徒，崇拜《春秋公羊传》，故对于社会改革采用渐进方式，妥协办法，仲舒尝云：“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汉书·食货志上》)土地只用限田制，奴婢只去专杀之威，官卖盐铁，竟不敢行，后来武帝，毕竟比之略高一筹，毅然行之。然此改革社会，托古改制之限田，等于空托，毫无结果。至于公孙弘，位至宰相，等于伴食，尤于社会无补。当时司马迁尝骂之日：“公孙弘以汉相，布衣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史记·平准书》)先扬后抑，抑至五层地狱，弘之人格，宣告破产。

号称博学多能，民众领导之今文学家，既不能改革社会，而帝王减租，更惠富而非济贫，益使贫富阶级之矛盾尖锐突出。小康未就，遑论大同，尝考今文家之立论，全着眼于上层阶级，非为下层民众。汉儒政治之三大哲学观，孔子为受命素王观，名田制观，以及辕固生与汤、武受命观，圣人先目观，亦莫不然，用意既如比，改革固无成。成，亦如减租，非下层阶级之利。因此，古文家乃乘时之弊，采用突进及革命方式，彻底改革社会，救民于水火，遂发生王莽之变革。

为王莽改革之主谋，系古文家刘歆，包括井田制度、泉府制度与五均制度之周礼而为王莽改革之根据，传亦作于刘歆。《周礼》一书，当时林孝存称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郑康成尊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何休名以“六国阴谋之书”。刘歆为人，哀帝时师丹斥之曰：“……改乱旧章，非毁先王所立。”(《汉书·刘歆传》)王莽地皇三年，公孙禄又斥曰：“颠倒《五经》。”(《汉书·王莽传》)所谓“非毁先王所立”，“颠倒五经”，即叛经叛道。叛经叛道，无异推翻现存社会制度，予以根本改革，以求达到太平盛世。莽之改革，虽权势不足，蓄谋无成，然实章良法美。社会改革，主张不同，乃古今文家内容之争，亦即最重要之争，区区文体篇数以及六经次第，乃其小焉者。（摘自黄现璠撰《汉代学术思想之三变》，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十七期,1941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