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是中国古代私人办理的学校，与官学相对而言。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孔子虽非私学的首创者，但以孔子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历时2000余年，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孔子虽非私学的首创者，以孔子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那时统一的奴隶制国家西周日趋衰落，礼崩乐坏。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原来西周的官吏到各诸侯国去谋出路，各诸侯国甚至各卿大夫的私门需要士为他们服务，争相养士，士的出路渐广，于是出现了“士”阶层。士的培养也就成为迫切的要求，私学便应运而生。士阶层中出现了各种学派，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各个学派为了培养自己的人才，向各诸侯宣传各自的主张，求各诸侯采纳，以扩大政治上的势力。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在学术上各家有长短。历代封建帝王基本上并非专取一家，乃合各家成帝王之术，为巩固封建制度和各个王朝的统治服务。这四家均有私学。到了战国时期，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争雄，“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的声价越来越高，养士的风气有增无减，私学更加盛行。“从师”之风盛极一时，于是私学更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汉武帝时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私学内多传授古文经学。由于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到了压倒官学的地位。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经学专家学习，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学习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极盛，经学大师的学生多至无法容纳，有的可以及门受业，而有的则只要挂上一个名字，便叫做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儒家经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历史。官学虽然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对学术发展的最大功劳在于私学。尤其是儒家以外的各家，所以能保存下来，全赖私学，并形成许多新的流派。

两晋私学颇发达，名儒聚徒讲学，生徒常有几百或几千人。南朝的官学时兴时废，教育多赖私学维持。北魏虽曾一度禁止私学，整个北朝为了促进汉化，官学比较发达，但私学也颇盛。

隋唐官学极盛，私学亦盛。隋朝王通是一个大儒家，门弟子遍及全国，唐代众卿相多出其门下。唐代儒家则以家族、门徒的形式举办私学。而唐代佛教也产生了天台宗、唯识宗、禅宗、华严宗等本土宗派，对佛教哲学进行独立发挥。

宋代，书院成为私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势大，其日久，影响很大。书院初为私立，后来才由政府控制了一部分，作为聚徒讲学的书院开始于五代，宋兴之初最著名的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四书院。后来书院超过了州县学。南宋书院尤多。

西周时期， “学在官府” ，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教育，民间无任何学术可言。后来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官学逐渐走向衰落，文化教育也出现了“学术下移”的现象。原本在宫廷专门掌管典籍、身通六艺的士人纷纷流落出走，其中一部分人成了诸侯的学官，但也有一部分人流落民间，这些人中的有识之士就以个人的身份授徒讲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私学。私学的出现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私学是由于官学的衰落应运而生的，它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到底是谁首创的私学，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一种意见认为，孔子是私学的创始人，一些研究教育史和孔子教育思想的学者持这种看法， 如尚钺认为： “孔丘打破了过去贵族专有的官府之学，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 ” [1]33 毛礼锐、沈冠群在其合编的 《中国教育通史》 一书中也认为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私学的创始人” [2]204 。陈景磐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也认为孔子“首先开私人讲学的风气，是我们私人讲学的创始人”[3]15 。 《孔子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也认为“根据现有比较可靠的资料，说孔子首创私学，理由比较充分” [4]65 。

与上述看法不同， 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意见， 即认为孔子不是私学的首创者， 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这一看法。 孙培青在 《中国教育史》 一书中认为：“私学出现在孔丘开办孔家私学之前，要说孔丘是‘中国首创私学的人’ ，根据不足，也不符合历史。 ”[5]28 在这一书中，作者还提到了与孔子同时期的邓析、少正卯也曾进行讲学活动，并认为私学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到孔丘创办私学时，私学已有初步发展。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不过数百字，作者并没有展开论述。蔡尚思在《孔子思想体系》一书中这样写道： “可以列入首开风气者名单的，如果把略晚于孔子的墨翟也算在里面，那么已知的便不下 10 人，而在历史记载中被埋没的必然更多。 ”[6]179 蔡尚思认为， 早于孔子的，有晋国的叔向；与孔子同时的，有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他同时还提到，孔子曾经向之学习过的老师，有卫国的蘧伯玉、齐国的晏婴、楚国的老莱子、郑国的子产、鲁国的孟公绰等，只有在私人讲学风气相当盛行的条件下，孔子才能跑来跑去拜师求教。以上两部著作均对私学兴起这一问题作了简单的叙述，但并没有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也没有从私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个层面作进一步的阐述。我们认为，孔子并非私学的首创者。对此，本文将从相关的具体史料、私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关于孔子本人的一些记载等方面作简要探讨。

孔子以前或与孔子同时，已经有私人讲学

近年，柳下惠的后人柳哲认为“孔孟推崇的柳下惠才是目前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创办私学第一人” [7] 。柳下惠（前 720―前 621 年） ，鲁国上大夫，曾为鲁士师，姓展，名获，字禽，又字季，因其食采于柳下，死后其妻私谥以“惠” ，故曰柳下惠。柳下惠是我国春秋时期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 “至圣”孔子和“亚圣”孟子皆对柳下惠推崇备至。民国时期王价藩、王亨豫所编的《泰山丛书》丁集所收的《和圣年谱纪事》和《展氏族谱·圣祖年谱》记载： “公元前 667，鲁庄公二十七年， 禽五十四岁， 在鲁教育门人。 ” “公元前 657，鲁僖公三年，禽六十四岁，教育门人日众。 ” “九十岁，从游者逾众，担簦负笈而来者，百余人。 ”由此来看，柳下惠创办的私学已有一定的规模，其中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不能尽知，但就史料记载并结合当时的大背景来看，柳下惠创办私学是有可能的。

孔子之前，私学出现的条件已具备

私学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对私学的兴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经济上，春秋中期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私学出现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崩溃而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阶段，这次社会大变革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的新发展。春秋时期铁器开始被用于农耕及其他方面，而铁犁和牛耕的结合，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商业等也比以前有了很大发展。而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进而导致上层建筑的巨大变革。

政治上，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政治上的巨大变革直接导致了官学的衰落。春秋初期，列国争雄，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的政治局面所取代，周王室非但不能驾驭诸侯，反而受到诸侯的欺凌。王权衰落，礼制破坏，一切都不能按旧制度办了。天子的辟壅、诸侯的泮宫、地方的乡校，久已不闻弦诵之声，名存实亡。黄绍箕说：“周室东迁，王纲解纽，学校庠序废坠无闻。 ” [8]35 在春秋中前期的 200 多年中，官学见于史传记载的只有两事而已， 一是鲁僖公 （前 659―前 627） 修泮宫 （ 《毛诗·鲁颂·泮水》 ） ；另一是郑国子产（前？―前 522）不毁乡校（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 。这么长的时期内可供记载的事迹如此缺乏，说明官学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新的发展，而且走向衰落。 “学校不修”成为普遍现象， “不悦学”的情绪在贵族中相当流行，有些贵族甚至说“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学，则苟而可”（ 《左传·昭公十八年》 ） 。这些现象说明了西周统治者再不能维持他们对学校的垄断地位，也说明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已不能适应新的时势了。

经济、政治的下移必然导致学术的下移。王权的衰落导致学校的荒废，不论国学或乡学都难以维持，日趋衰废，西周王朝的一些学官已陆续离开京畿，散到四处，不少图籍，也分散各地。据《论语·微子》记载：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 这样， 就使原来的教育中心由一个而变为数个。据记载， “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皞氏官名云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 ‘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 《左传·昭公十七年》 ） 。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私人讲学已成为教育发展的新潮流。当时，孔子 27 岁，而据考证，孔子授徒讲学是在 30 岁之后： “孔子年过三十，殆即退出仕途，在家授徒设教。 ” [9]12

通过以上三点内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从以上谈及的经济、政治、文化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来看，早在春秋中期，私学出现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王越在《论先秦私人讲学之风不始自孔子》一文说：“这个时代世卿世禄制度的动摇和士阶层的抬头，是私人讲学的社会条件， ‘学在官府’这一文化传统的动摇， 是私人讲学的学术条件， 而私学讲学又促进了 ‘学在官府’这一传统的打破，并促进了各学派之形成。 ”因此他问道： “是否一定要等到孔子出来， 才能开始私人讲学？在孔子以前，或孔子同时，是否就没有人能够聚徒讲学？” [10] 其次，官学的没落从春秋初期就开始了， “学校不修”在春秋中期已成为普遍现象，孔子30 岁左右开始授徒讲学，应是公元前 521 年左右，那么，在官学没落的这一百多年里，教育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来继续的呢？社会不可以没有教育，知识的传授不可能中断，当旧的教育方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时，一种新的教育方式便会应运而生，来承担培养人才的职能。因此，在春秋初期，应该说已有私学产生，只是史书缺乏记载而已。

孔子本人的一些零散记载确证孔子之前私人讲学之风已出现首先，郑师渠在《中国文化通史》中提出： “大概早在春秋中叶，私学就已经出现。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私学已有相当的数量和一定的规模。 ” [11]330孙培青在《中国教育史》中也提到“私学的兴起，发端于春秋中叶的历史新潮流，到了春秋末叶已发展到初步繁荣的阶段”[5]26 。 孔子生活的年代是在春秋末期，而这一时期私学的初步繁荣说明在孔子之前私学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尽管可能发展十分有限。因为私学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兴起之后马上就会繁荣，因此说孔子首创私学，是不合适的。

其次，孔子曾到各个私学去游学，他的学问也得之于私学。 孔子 “在少年时代除了跟随母亲学习之外，很可能在私学中受到过比较系统的训练” [11] 。孔子曾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 《论语·为政》 ） 。子贡赞扬孔丘“学无常师” ，说明在孔丘办私学之前，已经有人以私人的资格在传授文化知识了。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 ，还曾“学鼓琴师襄子” ， “仅史书记载，他的老师就有五六个之多” [12]16 ，他的这些老师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私学老师，而他也只有在私人讲学之风极盛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四处求学。另外，孔子创办的私学，无论教学形式、教学方法还是教学内容都已比较成熟，应该是借鉴了前人开办私学的经验。

再次， 《史记· 孔子世家》 记载， 孔子 “弟子三千” ，能有这么多的人跟随孔子学习固然是因为孔子是闻达于诸侯的著名学者，但能有这么多的人从学于私学老师，说明在当时跟随私学大师学习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也已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而私人讲学和拜师求教这种风尚的形成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需要一个过程。另外，据《论衡·讲瑞》记载， “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惟颜渊不去” ，说明孔子弟子当中除了颜回之外，其他弟子也曾同时拜其他人为师。 《庄子·内篇·徳充符》记载： “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 ”由此可见，在当时还有一些私学与孔子的私学并存。

长期以来，一些研究孔子和研究中国通史、中国教育史的学者都把孔子作为第一个打破学在官府、开办私学的人，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学者。我们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会，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孔子创办的私学规模很大，这是之前的私学所远远不能比拟的。孔子首倡“有教无类” 、 “启发诱导” 、 “因材施教”等教育方法，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非常进步的。而且从招收学生和教学内容等方面来看，孔子创办的私学已经有一定的系统性，办学形式也比以前的私学更加成熟。另外，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 （ 《史记·孔子世家》 ） ，弟子七十二贤散游诸侯， “大者为师傅卿相， 小者友教士大夫” （ 《史记·儒林列传》 ） ，门徒遍及卫、陈、楚、魏、齐、鲁诸国，使儒学传习辗转，影响扩及夷夏诸邦，这对于扩大儒学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总之，孔子创办的私学在当时规模最大，教学内容最充实，教学经验最丰富，培养人才最多，影响最为深远，因此一些学者把中国教育史上私学的出现都归功于孔子了。二是因为孔子所传授的儒家思想符合统治者的需要。 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使儒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儒家思想作为重要的思想统治工具延续了下来，孔子也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至圣先师” ，关于儒家思想以及孔子的记载必然多若繁星，保留下来的史料也就相对较多。因此，孔子开办的私学的影响远远大于在他之前创办的一些私学，其他的学派也就在历史的长河中变得更加微不足道，甚至慢慢消失而不为人知了。

我们认为，孔子并非私学的首创者，但孔子是开创大规模私学的第一人，他所创办的私学以及提出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认为，就现有的史料来看，很难说私学是由那一个人首创的。因为当时官学的衰落并不只是发生在鲁国，它也同时存在于其他国家。学术下移，文化典籍散落，并不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而是“学在四夷” 。原来在周室，身通六艺的士人流落四方，也不是说全都去了同一个地方。这就说明了在各地都有了适合私学出现的土壤，那么私学在各地都有出现的可能性，我们也就很难确切地说到底谁先谁后了。私学的起源应该像中华文明的起源一样，首先在中原各地萌芽，然后缓慢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历史的新趋势，最终促成了几个大规模私学的出现及其学派的形成。

中国的私学源远流长，在2000年的时间里大致经历了如下兴衰交替的过程。

发轫于春秋中叶，勃兴于战国中期。当时，日渐衰微的官学，已不能满足社会各阶级（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于是私人养士之风盛行；及至战国中期，诸侯争雄加剧，养士之风更盛，私学发展而至勃兴。

蒙学也已出现。魏晋南北朝，儒道佛玄四家私学规模巨大，堪称战国之后私学的再度繁荣。

唐宋时期，官学强盛至极，科举制也日臻完善，高、中级私学的发展受到抑制，但层次较低的蒙学却获得发展。南宋的蒙学已开始分化出村学、义学、族塾、冬学等各种形式。到元代，私学继续得以蓬勃发展，社学、庙学等特殊私学呈现繁荣景象。

明清时期的私学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除蒙学之外，高级私学的发展也呈兴旺之势。但清初的高级私学，明显地受到了当时政府文教政策的限制。

从晚清至1949年，具有民主色彩和自由精神的新式私学开始出现并获较大发展，标志着中国的私学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1．私学的兴盛一般都出现在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且其生存与发展，与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成正比例关系；每当一统化的意识形态重建或强化时，则表现为私学教育特别是高级私学的衰微。从战国、汉魏晋和宋代私学的繁盛来看，私学所涌动的每一次浪潮，均与文化开放、学术争鸣和宗教昌炽相关。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都会同民间财力的积聚，西方文化联袂而来，思想的相对活跃，是近代新式私学炽盛的背景。而秦及前清私学不兴的原因，就在于当时高压专制的文教政策。

2．当考选制度体现了公平竞争精神时，官学则相对发达；而考选死板、偏狭、腐败之时，则私学较盛。例如科举制度，它把读书、应考、做官联构一起，刺激了广大士人求学的积极性，因而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但后来却发展成畸形，学校教育日益失去了主体意识六大书院的崛起。

汉代私学教育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古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在官学制度未建立之前，私学教育承担了几乎全部的教育任务，使中国古代教育从未中断，而且有相当的发展。自秦代焚书、秦末战乱、汉初 无为而治 前后近百年，私学教育从未停顿。古代的文化典籍、科学知识主要通过私学教育得以保存和传播。参与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人才，也大都是私人教学锻炼和培养出来的。

在官学制度建立之后，私学教育成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继续承担着繁重的教育任务。私学生徒数倍于太学生。地方官学发展迟缓，郡国内不过一校或数校。地方私学更远远超过地方官学。官学系统中几乎全无启蒙教育，蒙童教育则几乎全由私学或家学承担。书馆的书师是一批相当庞大的教育大军，担负了数十万儿童的教育大任。成千上万私学教育家和教师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磨灭的。

第二，私学教育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发展。秦代专尚法律，焚书坑儒，以法为教，法家之外的学术成就，在禁私学的禁令中继续得到传播和发展，主要是通过私学。秦末战乱，私学犹存，讲诵弦歌之声不辍。汉初尚黄老之学，官学未立，各种学术流派都以私学方式传播。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后置太学。黄老道法阴阳纵横以至杂家仍以私学讲授。古今经学之争起，今文经学常居主导地位，古文经学常以私学讲授，不断展开斗争，各自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最后促进了两大学派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正是由于古今文经学的反复斗争，私学与官学不断争夺，两大学派互相取长补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克服了各自的片面性。相对而言，官学笃守师法、家法之风盛甚，私学教育却较少受此限制，许多私学大师兼通古今经，表明私学教育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

第三，私学教育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许多经验在官学中应用、推广。

首先，私学教育创造并积累了蒙学教育的经验，尤其是识字、习字教学的经验。识字教学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汉代字书已有多种，它们将汉字按应用范围，分为若干类，有的按偏旁部首归类编写，易读易记，方便了教学。

汉代字书相对稳定，又随之增删完善，在启蒙教育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次，找到了巩固识字成果，并向高层次过渡的桥梁。汉代私学在集中识字、写字之后，马上进入诵读阶段，选择文字通畅，争议较少，切合实用的典籍，如《论语》、《孝经》，令其诵读，不求深究，只要略通大义，粗知文义即可，使 之、乎、者、也 顺口而出，使书上文句如出己口，这方面的经验也为后世所吸取。最后，还有专经研习的经验。私学大师讲授，各以自己所长教授弟子，不仅教经典本身，而且讲授研习方法和心得，提倡质疑问难，这些经验为后世书院教学的张本。私学大师讲学，弟子众多，遂创立了 传以久次相授业 ，高业弟子转相传授的经验，创造了及门弟子和著录弟子的经验，这些都为当时的太学所采用。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方式扩大了授徒名额，满足了诸生求学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增加了实际锻炼的机会。

第四，私学教育重视学风和气节的训练和培养。汉代学风特别重视认真刻苦钻研经典，力求精通章句，并注意实用。这种学风在私学教育中尤为突出。私学教育极重士气节操培养，特别是当政治腐败，朝野风气衰弊时，大批耿直之士不愿同流合污，他们崇尚气节，隐身私学展开斗争。不少人不畏强权，不慕禄位，不惜生命的气节，带动或影响了一代士风。这也是私学教育的重要优良传统，后世书院教学中得到进一步发扬。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教育发展状况的影响，私学教育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私学教育师生主要是封建社会的中上阶层，教育的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导方向和官学教育并无原则区别。一般说来，官学和私学并非对立，基本方向也大体一致。

私学教育的教师、教材得不到切实的保证，往往是有师才有学，无师则学废；教材多由教者自定，能教什么教什么，确有专长的不少，不称职者也大有人在。

私学教育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私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是其突出的优点，但无必要的规章制度毕竟是一种缺陷。

私学教育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虽有不少教师忍饥受寒仍讲学不辍，但无经费保证教学会有严重困难。

因此，笼统地说私学教育在一切方面都优于官学也是不科学的。私学教育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也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进行考察。

私学既是由私人（或民间团体）办理的学校，从而表现出许多与官学迥然而异的特点。

1．私立教育经费基本为自筹，但也不排斥官方资助。早期开办私学的代表人物孔丘元代庙学多为民间捐资或集资兴张謇创办通州师专，马相伯兴办复旦公学，张伯苓、严修开办南开学校，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和一个规模恢宏的学校网等。现代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和育才学校，也主要是通过募捐、集资等形式来解决办学经费。

2．师资。早期私学师资来源于平民学者。私学的宗师，有入仕做官兼领官职或短期为官者，但是，为师的资格不以入仕与否为先决条件。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强化和读书人的增加，许多科举落第者选择教书谋生，这是私学特别是蒙学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

平天下墨子，为培养急公好义、济世利民贵义乡村教师，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创办晓庄学校、育才学校。

孔子受过形同乞丐者，甚至还有犯人和大盗。孔门颜路小孔子6岁，公孙龙宰予昼寝入学率呈上升趋势邴原广泛性的特点：如平民学校和劳动补习学校，都是以普通劳动者为教育对象。陶行知所创办的晓庄学校，招收农民的子弟，为广大农村培养人才；育才学校则是为了培养人才幼苗而从难童救济院和孤儿院中招收有特殊才能

由于私学大多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追求又由于教育对象的广泛性，私学教育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方式上，都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1．蒙养教学。蒙学始于汉代，至宋日益完备，元、明、清又有所发展。中国古代重视教材建设，蒙养教材按其内容可分为五类：一是综合各种常识的识字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最为有名。二是诗文教学的课本，可以《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文钞》为代表。三是历史知识教材，如晋人李瀚编纂的《蒙求》。四是博特常识教材，最为著名的是宋代方逢辰编写的名物蒙求。五是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教材，此类教材多为宋明理学家所编。蒙养教育阶段，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与习惯。近现代私学教育更为丰富。蒙养教学，概括起来是读、写、作三事。读是阅读，包括教书、背书、理书、讲书几个环节。写是习写字，习字教学在蒙学中形成了一定的程序，有切实的要求，具体的指导，有持之以恒的训练。作是写作的训练。相对于近现代新型私学，古代蒙学教学更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方式的讲授法为主要手段。

春秋战国之后，历代私学教育内容体现着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朱学王学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改革传统教育内容。注意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改革传统教学内容。

古代高级私学教学上值得一提的还有稷下学宫期会讲会游士驻足聆听参加辩论。

规约和论辩的主题，由书院或精舍师生共同参加，并吸引社会贤达与会。此制始创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时由吕祖谦在江西信州主持，邀约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刘清之

蒙学的教育对象是不谙世事的蒙童。管理方式

从校址和师资的选择、规模的大小、种类的多少等方面看，唐代私学的办理表现得灵活多样，显示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转轨的便利。如私学仿科举考试采用贴经、诗赋等方法，使人对它刮目相看。唐代私学有经学、文史、诗赋、道玄、科技等五种类型。明代高级私学有结庐授徒讲学和官余教学三种形式。近代新式私学有政治社团、有科技、女子、工矿、师范等性质的学校，学生人数少则数十人，多则数千人。仅现代教育家陶行知所创办的私立学校，就有科普性质的儿童通讯学校，乡村教育性质的晓庄师范，国难教育时期的中华业余补习学校、育才学校，民主教育运动中的夜大性质的重庆社会大学等。

私学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制度田齐齐国君主还在政治和物质上给予学者们以很高的待遇。齐宣王并表示邹衍、淳于髡等各派学者76人皆赐列第为士大夫，并在宽广的大道旁为之修建高大第府以示尊宠。另一方面，稷下学宫的兴盛，也为齐国造就了大量的济世之才，当时齐能成为东方强国，稷下学宫应说是功不可没。

战国以后的历代政府（除秦、前清）都对私学采取了扶植、进而利用的政策，如汉代对著名学者的礼遇，宋代对书院的资助，民国对私立学校的改造等。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对人才的培养、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而秦和前清，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书同文行同伦吏师制度，秦所以速亡，与其高压专制的文教政策不无因果关系。清朝一方面通过开科取士、设制科卧碑文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