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是清代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选集，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此书共八卷（或作六卷），选诗三百一十首，后四藤吟社本又增补杜甫《咏怀古迹》三首。全书收录了七十七家诗，基本上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乐府等诗体编排，所选多为描写生活琐事、个人情怀之作，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风貌，其中有不少是唐诗中的名篇。原书有注释，专注典故；还有评点，指点作法，说明作意，品评工拙。

《唐诗三百首》共八卷（或作六卷），选诗三百一十首，不同刻本有三百二十一首、三百一十七首、三百零二首等多种，常用底本光绪年间的四藤吟社本为三百一十三首。称“三百首”可能是沿袭“诗三百”的说法，只是取其整数而已。此书分体编排，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及乐府诸体，其中古体诗占三分之一，近体诗占三分之二。虽然全部作品只占全唐诗的一百六十分之一，但不少是唐诗传世佳作。此书收录作者七十七人，包括帝王、士大夫、僧人、歌女、无名氏等，大多数为唐诗代表作家。其中杜甫三十九首，王维二十九首，李白二十九首，李商隐二十四首，孟浩然、韦应物、杜牧各有十多首。从体裁来看，李白多收五、七言古诗和乐府，韦应物多收五言古诗，王昌龄多收七言绝句，李颀多收七言歌行；而且古体诗以盛唐为主，近体诗则多选中、晚唐。入选诗作有不少是唐诗中的名篇，大都通俗易解，艺术性较高，便于吟诵；其中不乏描写生活琐事、抒发个人情怀的诗作，间有内容空洞、形式呆板的应制、酬答之作。编者对入选的诗作还有选择地加以批语，简明扼要，对读者多有启发。有的批语虽只点一下，但颇耐回味。

唐诗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不仅被历代诗评家不断研究，而且为广大人民所喜爱。为了满足普通人欣赏的需要，从宋、明时就有人编辑通俗唐诗选本，现存最早的是成于宋谢枋得、明王相之手的《千家诗》。此书虽是唐宋诗合集，但以唐为主，依体编排，收一百二十三家诗二百二十六首，全是五、七言律绝。入选之作，大多通俗易懂，诗味浓郁，情趣盎然，对初学者有益，因此出版后风行全国。但由于选择不精，体例不当，诗体不全，此书也有明显不足。

清康熙年间，曹寅主持编订的《全唐诗》共收录二千二百余人，诗作四万八千余首，“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咸采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云大备矣”。但是常人难以遍读。其后又有沈德潜以《全唐诗》为基础选编的《唐诗别裁》，共收录诗作一千九百余首，也是鸿篇巨著，并不适宜作为普及读本以供赏读。直至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以《唐诗别裁》为蓝本，进一步精选诗作三百一十首编订成书，成就了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唐诗普及读物。

孙洙从小性敏好学，有感于用作家塾课本的《千家诗》选诗标准不严格，体裁不完备，全书体例也不统一，希望以新的选本取而代之，成为合适的、流传不废的诗歌普及读本。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他与夫人徐兰英开始编选唐诗，鉴于编书的初衷，他们二人拟定了选诗的标准：“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也就是说，所选的诗歌必须兼顾内容和形式——既是精品中的精品，同时还要朗朗上口，易于诵读。在编订体例上他们确立了以体裁为经，以时间为纬的纲领。最终《唐诗三百首》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完成。关于此选本的题目“唐诗三百首”，据说是脱胎于民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唐诗三百首》选篇的内容题材颇为广泛，其中最多的是写诗人自身的生活感受和情趣，包括仕宦出处、忧国忧民、迁谪退隐、感伤身世、羁旅游览、登临怀古、亲朋聚散、欢会相思，以至酬赠应答、听音乐、题画图等，无所不有。在表现社会现实方面，则涉及国家丧乱、人民苦难、边塞从军、闺中忆念、男女爱情、烈女游子，以至宫廷朝会、帝王生活、宫女怨情等，方面也多种多样。

《唐诗三百首》中的作品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表现出新的艺术和思想特色。唐代诗歌，尤其是盛唐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强烈地追求“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无比向往建功立业的不凡生活。《唐诗三百首》中的大量诗作就是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的，充满积极乐观的精神。

边塞诗在《唐诗三百首》中占很大比重，岑参、高适等边塞诗人歌颂了将士们抵御外族侵扰的英雄气概，谴责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揭露了军中苦乐不均的尖锐对立，同情人民的苦难。山水田园诗在《唐诗三百首》中也占有一定地位。唐代诗人以王维、孟浩然为首，形成了田园诗派。因为这些诗人的隐居田园，有的是政治失意后的归宿，有的是仕途告退优游养性，有的是当作仕进的捷径，所以书中的写景诗有两类，一类是描写祖国山河的壮丽，如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给人以雄浑的艺术感受。另一类则幽然寂寥，如王维、孟浩然、刘长卿、韦应物等人的一些作品，给人幽邃闲寂的感觉。

《唐诗三百首》中也有一些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这些作品对于统治阶层的黑暗，大胆地予以揭露和谴责，或委婉讥讽，或尖锐揭发。有些作品还提出了妇女问题、商人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如描写宫女生活的诗篇，一方面写出了这些失去青春和自由的女子的哀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宫廷中争宠夺爱、勾心斗角的现象。

《唐诗三百首》中还有一批歌颂愚忠、粉饰太平的作品。总之，唐代初、盛、中、晚的时代风貌、社会风情，唐代人的人生意识、生命追求，生活与审美的体验等，无不真实而生动地熔铸进《唐诗三百首》的高唱之中。这里有爱祖国、爱山河、爱乡土的眷眷热忱，有关注百姓疾苦的人道主义的慷慨之音，有寒士的不平之气，有美好的爱情和纯真的友谊。

浅易通俗，便于吟诵，是《唐诗三百首》的重要特点。编者的初衷是为世俗童稚就学家塾编选一本学诗读本，故所选大都是语言流畅、字句浅显，又便于记诵的佳作。一方面是诘屈难解的少选或不选，如韩愈的诗多“横空排硬语”，只选了四首；李贺、卢仝的诗风格奇险，干脆不选。另一方面是篇幅简短、容易上口的尽量多选，尤其体现在所选的五、七言绝句中。五言绝句如孟浩然的《春晓》、王建的《新嫁娘》、张祜的《何满子》、贾岛的《寻隐者不遇》、金昌绪的《春怨》、李白的《夜思》（即《静夜思》）等，七言绝句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王翰的《凉州曲》（即《凉州词》）、岑参的《逢入京使》、刘禹锡的《乌衣巷》等，都明白如话，人人能解。律诗、绝句多为名家所作，音韵铿锵，节奏和谐，意境深远，词语浅易。乐府和古诗，也多为清新自然，流丽上口之作。和谐的音韵和精炼的语言、深远的意趣互相结合，更增加了艺术美，使人反复吟诵，回味无穷。

其次，取材广泛，体例分明。《唐诗三百首》的选诗标准其实很简单，即序中所说“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所以既选了不少名家的名作，也选了一些非名家的名作。后者如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崔颢的《黄鹤楼》，陈陶的《陇西行》等。编者选诗不受什么神韵、格调、性灵之类门户之见的束缚，他只是选那些内容上能打动人心、艺术上又细腻入微地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心灵实感的名篇佳作。特别是对于爱情诗，沈德潜就囿于“和性情，厚人伦”的传统诗教，他编的《唐诗别裁》对李商隐那些脍炙人口的爱情诗一首不选；而《唐诗三百首》就能打破这种偏见，不仅选了李商隐的《无题》《锦瑟》诗共七首，而且还选了杜牧的《赠别二首》和《遣怀》，这是他比沈德潜高明的地方。所以书中所选少见宗派意识和个人偏好，而能兼顾各种流派和风格。全书虽只选三百余首，但包括了乐府、古诗和律诗、绝句各种体制。入选作品上自初唐，下迄唐末。各体、各家作品分门别类，井然有序，相映成章，诸体并陈，众家争艳，唐诗概貌尽收眼底。

再次，中心突出，主旨明确。先是它的选诗篇目适度。以前的选本，选诗篇目不是太少（如《箧中集》选诗仅二十四首），不能反映唐诗的全貌，就是选诗篇目太多（如《唐诗品汇》选诗达六千七百余首、《唐诗别裁》选诗一千九百余首），难以普及。《唐诗三百首》选诗三百余首，数目比较适中，也适合广大普通读者。同时，编者重视诗的艺术性，并竭力突出“盛唐气象”。凡入选之作，多为艺术精品，同时又以盛唐为主。盛唐诗人几乎无一漏选，对初学者“从顶门入手”，大有裨益，对初、中、晚唐诗人，取其以艺术见长者，都占有相应的数量。对同一位诗人，也能做到主次兼顾。如王维，既选其山水诗，也选其《老将行》和《洛阳女儿行》，于幽闲恬静之外另有雄健与清丽；又如李商隐，既选其六首《无题》，也选其《韩碑》，于风华绮丽之外另有雄浑苍劲。因此，此书既体现出唐诗的盛况，也反映出编者宽阔的襟怀。

值得注意的是，《唐诗三百首》所选的大部分作品，表现感情都很真挚深入，从肺腑中流出，又配上精美的语言艺术，因此往往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例如五言古诗中所选李白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两篇，均写作者和朋友的会晤，通过明白精炼的语言、巧妙的剪裁，把日常生活情景表现得十分真切生动，感人至深。又如五言古诗中韦应物的《送杨氏女》一篇，写作者和女儿的感情，也是如此。至于孟郊的《游子吟》名篇，就更不用说了。此书所选诗歌，颇多这类抒写日常生活中所见所感的篇章，由于它们写出了起初的情景和真挚的感情，表现生动，因而能够扣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弦，唤起他们思想情感上的共鸣。

当然，此书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一是过分重视艺术性而忽视思想性，又受传统诗教影响，对一些思想价值高而艺术性稍弱的作品有所轻视，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均不见选。又如五言律诗选了唐玄宗的《经鲁祭孔子而叹之》、杜甫的《春宿左省》《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二篇，以上三首诗艺术性不高却入选，表现了编者对帝王的尊重照顾和对杜甫忠君思想的肯定。关于马嵬驿兵变题材的诗，选了郑畋《马嵬坡》一诗，中有“终是圣明天子事”句，而不选李商隐讽刺较为辛辣的《马嵬二首》，也流露出编者对帝王的“温柔敦厚”之情。二是选诗因袭别人的多，自选的少。据近人考证，《唐诗三百首》实际是以沈德潜的《唐诗别裁》为蓝本。两书完全相同的多达二百二十二首，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次序编排及突出李杜等盛唐诗人也大致相同，只不过《唐诗三百首》另立乐府一体，又不选长律。某种程度上《唐诗三百首》可视为《唐诗别裁》的一个简编本。这大概也是书成之后编者不用真名的原因之一。此外，此书还偶有一些失误。例如五言律诗选刘眘虚诗一首，刘眘虚是盛唐诗人，此书把他置于大历诗人当中，属时代之误。又如李白《夜思》（即《静夜思》），属乐府中的“新乐府辞”，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此书把它列入一般五言绝句而不入五绝乐府，属体例之误。

由于《唐诗三百首》所选作品精美，照顾到了不同时期的诗人、各种诗歌体裁和风格，既有代表性，又较通俗易懂，所以刊行之后广为流传，在当时“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收到了老幼皆宜、雅俗共赏的效果。它是几百年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唐诗经典选本之一，对普及唐诗知识、传承唐诗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儿童最成功的启蒙教材，它对中国诗歌选编学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都有一定的影响。

《唐诗三百首》问世七十多年后，于庆元在其基础上补入四十八家，选诗歌三百二十首，编为《唐诗三百首续选》。此后，又出现了一些唐诗通俗选本，如刘文蔚《唐诗合选详解》、胡本渊《唐诗近体》等。但是，从影响来说，它们都比不上《唐诗三百首》。又有1853年刊朱梓、冷昌言编《宋元明诗三百首》、近人钱仲联编《清诗三百首》之类纷纷出现，都用“三百首”做书名，可见《唐诗三百首》的影响实在是多方面的。

清代姚莹《〈唐诗三百首〉序》：《唐诗三百首》为蘅塘退士定本，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惜笺注太疏，读者病之。上元陈伯英女史手辑补注八卷，字梳句栉，考核精严，能令读者不假祭獭，而坐获食跖。津逮初学，功匪浅鲜。

清代陈婉俊《〈唐诗三百首〉凡例》：是书原刻旁批，往复周详，有讥其浅陋者，然意在启迪初学，并非概语宏通，其诱掖苦心，不可没也，今悉仍之。

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唐诗三百首》正是一般的选本。这部诗选很著名，流行最广，从前是家弦户诵的书，现在也还是相当普遍的书。但这部选本并不成为古典，它跟《古文观止》一样，只是当年的童蒙书，等于现在的小学用书。不过在现在的教育制度下，这部书给高中学生读才合适。无论它从前的地位如何，现在它却是高中学生最合适的一部诗歌选本。……本书选诗，各方面的题材大致都有，分配又匀称，没有单调或琐屑的弊病。这也是唐代生活小小的一个缩影。可是题材的内容虽反映着时代，题材的项目却多是汉魏六朝诗里所已有。只有音乐，图画似乎是新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从整个选目看，此书选择非常精，在每一诗体中，大量诗人均人各一首，许多大家、名家亦不例外。虽然漏掉了不少名篇，但一般的名篇都还包括在内。从浩如烟海的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唐诗中，能选出一部数仅三百的选本，且范围广，许多诗又经得起推敲，耐人咀嚼，具有鲜明的代表性，确实是不太容易的。后来竟成了一部影响最大、读者最多的唐诗读本。

学者、原岳麓书社编审钟叔河《念楼集》：平心而论，在出现现代人编选的更好的唐诗选本以前，《唐诗三百首》仍不失为一个可读的选本。

文史学家羊春秋《〈新编唐诗三百首〉序》：清代蘅塘退士所编的《唐诗三百首》（实选三百一十三首），流传很广，影响极大，几乎家喻户晓，人手一编，有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谣谚，说明它在弘扬我国的优良文化，普及我们的传统诗歌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的局限，在内容上选了一些封建性的糟粕；在题材上偏重于生活琐事和个人抒情之作，而对于贴近当时社会斗争和时政得失的讽喻之诗，则往往有所忽视。

《唐诗三百首》自问世以来，流传既广，版本亦多，各本卷数及所收诗数互有差异，主要有以下几大系统：

一是蘅塘退士原编本不分卷（六个部分实为六卷），收七十七家诗三百一十首，末有题辞。今存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旌德李光明刊本（所谓乾隆江南状元阁刻本或即此本），藏上海图书馆。

二是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六卷本，补收十一首，共三百二十一首，除释名物外，兼解析章法、疏通文意。有道光十五年（1835）渔古山房刻本和二十一年（1841）姑苏会文堂重刻本。此书后经子墨客卿校订，删削章注，恢复孙氏原评，更辑入前贤诸家评语于眉端，以资品鉴，有光绪十年（1884）湖南学库山房刻本，198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据以印行。

三是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八卷本，篇数仍为三百一十首，补入诗人小传与名物典故诠释。与章燮的注本不同，此本注释十分精当、简洁，而且注释方法也已贴近现代的解释法，而不再是传统类型的训诂学。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灿花阁刻本和咸丰六年（1856）重刻本，光绪十一年（1885）四藤吟社重刻陈婉俊注本，增诗三首，共三百一十三首，中华书局1959年曾据以整理印行，1984年修订再版。

另有清李盘根撰《注释唐诗三百首》六卷，有咸丰十年（1860）三元堂刻本；清文元辅撰《唐诗三百首辑评》，有光绪十一年（1885）排印本；清李国松撰《唐诗三百首笺》，有光绪七年（1881）刊本；清梦侨氏撰《唐诗三百首旁训》，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本。

现代注本中，朱大可《新注唐诗三百首》（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版）、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57年版）、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比较有影响，这三种注本被称为《唐诗三百首》新三家注。此外，还有王启兴、毛治中《唐诗三百首评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步高《唐诗三百首汇评》（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不下百种。

孙洙（1711—1778），字临西（一作苓西），号蘅塘，晚号退士，无锡（今属江苏）人。自幼家贫，性敏好学，乾隆九年（1744）举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历任卢龙、大城、邹平知县和江宁府教授等职。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十七年（1762）两次主持乡试，推掖名士。少工制义，学诗宗杜甫。著《蘅塘漫稿》行世。窦镇《名儒言行录》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