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一个分支，以致良知为基本理论或基本特征的心学学说。其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故称王学，又称阳明学。

　作为身心之学，王学的大前提是心即理，意思是说天理不在心外，它就是心之本体，是人的良知良能。人只要不被私欲、习气所累，让心按本来状态呈现出来，那么它一定是符合天理的。守仁把这个观点彻底地贯彻到道德哲学的一切方面去，全面解释修养中的各种问题与儒家经典中的各个概念、命题，从而形成王学的整个体系。

王学相信理论直觉，在功夫论上主张静坐，即默坐澄心，以为这可以使心体摆脱私欲的干扰，到了一定程度即可让心体直接呈露。守仁在滁州时期曾经重点倡导静坐，后来虽然又提倡存理去欲，事上磨练等等，但直到后来静坐都是王门的重要功课。

格物是理学所讲的重要功夫。朱子认为格物是人德的第一步，人要进行道德修养，就要致知，而要致知就要穷格事物之理。王学与朱子学的对立，在理论上首先表现为对格物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王学认为，物即是事，亦即心所从事的活动，所谓物理就不是外物之理，而是人心之理，它在心内而不在心外。孝之理不在父母身上，忠之理不在君王身上，都只在自己心上。因此“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格物不是格外物，而是格心之物，亦即格念头。念头正了，人在处理事务时件件正确，便是格物。朱子学问务博而缺少头脑，不知恰恰应在心上做格物功夫。

知行关系既是认识论的也是功夫论的重要内容。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表现出认知主义倾向。守仁则与之相反，主张知行合一，知与行都是身心修养这个功夫整体的一个方面，因而是一回事，不能分割。他认为知与行是开始与完成的关系，是指导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知之真切笃实处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因此知之必能行，不行不足以为知。任何将二者分割的理论都是错误和有害的，知先行后造成的恶果即是使人老是求知而不去行，于是终身不行，因而也就终身不知。

守仁晚年提出致良知学说，这是王学的成熟形态，是孟子良知说与《大学》致知说的综合。这个学说明确点出本体与功夫，本体即良知。它是天命善性的自然流露，表现为灵昭不昧，知是非，知善恶。功夫就是“致”，即把良知之天理推至事事物物，使它们都得到天理。致良知既包括致知也包括格物，既包括知也包括行，既包括静，也包括动，因此它以极其简明的语言概括并整合了王学的全部内容。

王学的分化王守仁去世后，王学发生分化。以王畿、王艮为代表的现成派发挥守仁强调用的思想，认为良知原是未发之中，发出来便是中节之和，它是当下现成的，依它而行即能个个圆成，用不着下修证功夫，也不必向本体复归。由于这种现成良知说进一步加强了个体的自尊无畏精神与无视天理的倾向，受到保守势力的抨击和激进派的欢迎。泰州学派的何心隐、邓豁渠、李贽继续发展这一思想成为具有离经叛道的市民思想，超出了理学的界限。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的归寂派，不满现成良知说，以为不把握本体即谈应用，必然漫无准绳，产生偏差。因此在修养功夫中他们强调静默的重要性，要求人们在静中体认本体。这一派在思想上是比较保守的。以邹守益、欧阳德、钱德洪为代表的功夫派既不赞成现成派，也不同意归寂派，在本体与功夫问题上走中间路线。他们认为作为本体的良知不能离开日常践履而存在，因此脱离日用，专求虚寂以便在本体上下功夫是错误的。但是良知也不是当下现成的，它是在做功夫的过程中加以体认和把握的。只有经过由功夫而把握本体，由本体而指导功夫这个无限循环往复的过程，人的道德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王学崛起于明朝中叶，经王守仁及其弟子的阐发弘扬，在明中后期形成一个强大的思潮。王学否定了朱子学天理对人的压抑，使主体性原则升入中天，倡导自尊无畏，解放思想，对于感受压抑，寻求解放的各阶层人士都具有巨大的警醒和鼓舞作用。无怪乎它能席卷大江南北，将朱子学阵脚冲得七零八落。王学本意是要动员士大夫阶层自觉维护封建道德，求得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但是它所孵化出来的主体性原则，却不是它所能控制，在泰州学派那里得到阳明始料不及的发展，超出了名教所能容许的限度，它的倡导者李贽等人因此遭致悲惨结局。

清朝建国，朝廷大力支持朱子学，王学逐渐衰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派和革命派的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鲁迅、郭沫若都曾学习和鼓吹王学，用以激励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新儒学的代表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也都以王学为传统文化的正宗，加以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