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学派由庄存与为先导，刘逢禄奠基。与吴派、皖派一样，其涵盖面不局限于常州府。如曲阜孔广森、吴县
宋翔凤、江都凌曙、句容陈立、仁和龚自珍和邵阳魏源等，他们推崇西汉今文经，研究兴趣在《
春秋公羊传》，援用常州学派的公羊学理论，也隶属于常州学派。常州学派有一个明显特征，其成员多近亲。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庄绶甲、
宋翔凤，他们之间有亲戚关系，是血缘的纽带联结起来的。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就时间而言始于乾嘉，盛于道光年间；就性质言，是对当时经学研究一尊东汉古文经，重视训诂名物，以字解经学风的反拨。就清代学术发展流变来看，常州学者的《公羊》学研究，虽与吴派、皖派乃至稍后的扬州学派在治学上迥异其趣，但其研究汉代
今文经学，本质上仍属于汉学的一部分。因此，从学术流派的角度而论，常州学派是与吴派、皖派并列的以今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术流派。
常州学派的公羊学研究导源于庄存与所著《春秋正辞》，该书据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的“公羊学”，专力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稍后的孔广森著《春秋公羊通义》、刘逢禄著《公羊何氏释例》都是一脉相承地阐抉“微言大义”为宗旨。《春秋公羊传》是一部传解《春秋》的著作，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从唐代起，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公羊传》对整个《
春秋》书法进行了寻绎，它以“大一统”为宗旨，以“尊王攘夷”为着眼点来阐释《春秋》义理，如庄存与、刘逢禄认为“大一统”，要“以诸夏辅京师，以蛮夷辅诸夏”，才是“天无二日，世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显然大一统的核心是“尊君”，是拱奉王室。正是如此，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识。《公羊》学“微言大义”的重点是所谓的“三科九旨”，尤以“存三统”、“张三世”作为解《
春秋》微言大义的统贯。刘逢禄认为《
春秋》就是“立百王之制，能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从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清朝去古虽远，但只要“继体守文”，就能深刻理解《
春秋》之法以制驭其政。唯有如此，“三代之治未尝不可复，其乱未尝不可弭”。这就表明，刘逢禄研究《公羊》，意在“后王有作”。刘逢禄十分重视阐释《公羊》学以“三世”就为中心的变易理论，他重新梳理和明确了《公羊》学的“统绪”，认为《
春秋》三传中，唯《公羊传》才得了孔子真传；汉代董仲舒对《公羊》学的贡献是“讲明而达其用”，东汉何休则有“继绝辟谬之功”；强调《公羊》学说必须以“张三世，通三统之义经贯之”，否则就会“此通而彼碍，左支而右绌”。这样的观点和方法，虽然是依托儒家经典，试图“复三代之治”，挽救这即将倾危的封建古厦，但预示了一种新的、先进的意识，启迪和激励龚自珍和魏源对“三世说”的彻底改铸。龚自珍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改为“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魏源不仅批评孔广森别创“三科九旨”，还将《公羊》学说的变易观点，揉合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之中，提出了“气运之说”来概括历史形势的大变局。龚自珍与魏源对“三世”说的改铸，带有更为直接的“通经致用”思想，对社会政治改良提出新的价值取向。这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所遵循，成为他们理论建设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想传统。从王闿运、皮锡瑞、廖平到康有为、谭嗣同直至梁启超，他们托“公羊改制之义”以倡
维新变法，其思想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龚自珍和魏源。因此，自近代始，儒家经学的研究重点转向今文经学，主要就是《
春秋》公羊学”。
常州学派的今文经研究风格，有别于拘守马、郑
古文经学的吴派和皖派，而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不拘汉、宋门户之见，重在“剖析疑义”。如
庄存与虽与
戴震是同时代人，治学途径却截然不同，他“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治《
春秋》则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榖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邵公所讥信经任意，反传违戾也”。又如
孔广森敢于越出古文经的壁垒，认为“风俗可渐更，仁义可渐明，政教可渐兴，乌乎之托?托之《
春秋》”。
刘逢禄也认定：“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
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
二、不拘门户，兼采汉、宋。清代
今文经学起于
古文经学之后，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考据学风的影响，甚至是从古文经的营垒中倒戈而出的。
庄存与对古文经《周礼》、《毛诗》作“说”，
孔广森受业于皖派大师
戴震、
陈立作《公羊义疏》，沿袭汉唐以来注疏的体式，其内容包含：版本的异同，文字的校勘，语词的音义；更多的是援据各种经、传，甚至将《左传》
杜预注，《毅梁》范于注，与
何休《
春秋公羊解诂》并列。又如
刘逢禄运用考据方法考证出《
春秋》是太史公所据旧名，冒名的《春秋左氏传》仍是东汉以后的以讹传讹，而其作俑者实为刘欲。
庄述祖博考三代、秦汉韵文以明许学，也没有完全放弃汉学，而是同汉学有着若明若暗的联系。龚自珍是皖派大师
段玉裁的外孙，也曾研究过汉学。常州学派的上述治学特征，亦为近代
今文经研究者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