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宋学，又称道学、新儒学。是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由韩愈、李翱开启的将儒学思想由外转而向内，援佛道以证儒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的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个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所以被称为理学。这个思想体系虽以儒家礼法、伦理为核心，却因其融合佛道思想精粹而区别于原始儒学，所以被称为新儒学。到清代时，考据学大兴，清儒们推尊汉儒，对宋代理学家空疏解经的弊病肆意攻击，遂呼之为“宋学”以示与“汉学”相区别。

从西汉到隋唐的一千余年间，由于受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的影响，儒家学者今生偏重于名物制度、章句训诂，讲究的是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争论。反映在察举和科举的各种通经考试上，只问墨义、注疏，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这条治经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走愈狭，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儒学的发展。

历史进入宋代以后，汉唐儒学的这种旧传统出现了变革的必要和可能。

首先，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的推动。宋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特别尖锐，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会危机。

其次，佛、道两教对儒学的渗透。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释、道两教获得了大发展，并对儒学产生了渗透，致使儒学到了宋代，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新养分。

第三，科学技术的进步。宋代的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对文化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有利于广大平民子弟加入到读书人的队伍中去。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出身贫苦，没有旧的经学传统的束缚，易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

第四，科举改革的影响。从北宋中期起，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当时的经义考试，既可承袭旧说，又可自立新说，这对以理解经义内涵为主的新儒学的产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在这种形势下，从北宋中期起，儒学领域出现了新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汉唐学者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遭到废弃，对以贞观年间钦定的《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产生怀疑。群儒奋起，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儒学——包括各种儒家学派在内的宋学。从此，儒学开始哲学化，并越出了单纯研究经典的范围，成为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在内的一门新的学问。

宋学的建构，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开创期、发展期、集大成期。宋学开山祖是周敦颐，他对宋学的贡献有二：第一，他以六经为本，合阴阳五行之说，出入释老，创造性地构制出《太极图说》，形成“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并从中推导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结论，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方向。第二，他提出了“诚”为最高的道德伦理境界，显示出理学的伦理哲学趋向。另一位理学开创人物是邵雍，他将天地万物抽象于象数演化的范畴，构造出一个包括自然和人类历史的世界图式，为后世理学思想中“天理”、“人欲”对立论埋下了伏笔。

宋学发展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张载和二程。张载发挥邵雍之学，认为天地万物与我同体，打通了“外王”与“内圣”之间的方便之门，也为格物致知的理学认识论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二程兄弟则第一次将“天理”粹炼成为脱离物质载体的纯理念，为宋学确立了“理”本体。在充分吸取释道，融合三家思想，体贴出“天理”二字，构筑起宋学完整而严密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的思想体系。

集大成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朱熹。朱熹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创造性地发挥了二程以来的“天理”思想，将之视为最高范畴，“理”的表现是“气”，“气”又派生出万物，这样，万物之中皆含有“理”，即“理一分殊”。由于有了这样的万物生成观，因此，朱熹认为要认识世界，找回“天理”，就可从分析万物下手，识其“气”性，最终得其“理”，这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朱熹将形而上的“理”标举为牢笼宇宙的万物之本，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与宇宙秩序间的完全沟通，为伦理秩序的存在和永恒不变找到了哲学依据。以此为基础，朱熹提出了道德修养为一切人生根本的命题，描绘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士大夫人生图景，决定了宋及其以后儒士的内省性人生特征的发展趋向。

南宋理宗朝时期，程朱理学在宋学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皇帝正式肯定从二程到朱熹是孔孟以业道统的真正继承人，程朱理学成为继孔孟以来的正统思想和钦定的官方哲学。然而，随着程朱理学的势力增强，其信徒在政治上把持了仕途要津，他们因循守旧，反对任何革新，“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在思想上取得了垄断地位，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逐渐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允许士人“务自立说”，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从此以后，包括浙东学派在内的宋学其他各派因此走向衰落，理学本身也缺乏竞争的学说而日渐僵化和陈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