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是中国选才取士的一种制度，确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其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刘向《说苑》：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载适谓之尚贤，三适谓之有功，则加之赏。《尚书大传》：“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贡士，天子命与诸侯辅助为政，所以通贤共治，示不独专，重民之至。”《礼记·射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

春秋战国时，为了富国强兵，出现“军功爵制”，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年—公元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察举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方法。

察举制主要是依靠中央的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上的高级官员, 从平民或低级官吏当中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拔在道德、品行、才能方面符合当时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入朝为官。

“选”的对象为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对象是下级官吏。按规定，他们都必须是品德高尚、学识才干出众的人。由下而上推举官吏的办法，在秦代已有，但作为完整选士制度的“察举制”，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确立。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虽是“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夺天下）的，却深明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治国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辅佐帝业。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诏，说：“天下治乱，在予（自己）一人，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便是察举制度的开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对策者百人，唯（晁）错为高第”。这里说明当时不但有了考试（对策），而且还有等第区别，显示此时察举制度已趋成熟。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士，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取为上第。这正标志着察举制度的完备与正式确立。这时候，汉朝的统治者已从初期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转为积极进取，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法治绳之，达到了学术思想、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结合，使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在与项羽的“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建立汉朝，即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他当上了皇帝，是为汉高祖（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刘邦和他的谋士鉴于秦朝国祚短速，“二世而亡”，思考如何能长治久安。起初，刘邦瞧不起儒生。儒生陆贾与他谈《诗》、《书》，他说：“我马上得天下，《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治国不能靠武力。后来刘邦采纳了萧何、曹参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使乱纷纷的局面得以稳定。

早在刘邦立国的第二年，曾下令“诏举三老”，就是要求选拔年龄在50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协助地方长官推行政令。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下诏，把选拔人才的事情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刘邦了解选拔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他命令郡国向中央推荐人才，记录他们的“行”（品行）、“义”（仪表）、“年”（年龄）。要求郡国按一定标准推荐人才，开启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

汉代在惠帝（公元前194年—前188年在位）、吕后（公元前187年—前180年临朝执政）时期，均曾下令诏举“孝弟力田”，可免其徭役，或厚加赏赐，让他们“为民表率”，做乡官。这是汉高祖（公元前206年—195年）“诏举三老”的延续。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二年，第一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因为这一年发生两次日蚀，他深信这是因为上天对他施政的不满警告，所以文帝希望通过下诏求才，“以匡朕之不逮”。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再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由皇帝亲自考试──“对策”。对策的内容有四项：“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这一次晁错被选为高第，升迁中大夫。

文帝的两次诏举，明确订立了举荐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试办法，也分出了等级，这标志着察举制度正式形成。不过，当时科目仅有一种，没有固定的期限，也没有人数的规定，所以制度还未臻完备。

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前87年），察举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这说明以儒学为正统，从这时开始确立。这实际上是武帝的意见。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举者之一，由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并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罚，又引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治国以宣德政、施教化为主。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用人，他说用“天下之贤人”，量才授官。最后，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术”，对其他各家“皆绝其道”。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这篇对策，武帝听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为第，任为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被采纳。这是董仲舒对察举制正式确立和实行所作的贡献，并奠定了察举制度的基础。

汉代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选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而且，“选举”与“考课”没有区分。察举的对象既有未入仕者（无官职者），也有入仕者（现任官吏）。选举科目的设置，也是对现任官吏的考课内容。总的来看，考试（考课）是辅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这说明汉代对选才、任职官吏的考核还未制度化、严格化。

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年—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说明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诏辟四科，这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四项标准。早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对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这两个时期提出的内容亦大体相同。

汉和帝时期，对汉武帝时期规定的“无论郡国大小每郡岁举两人（孝、廉各一人）”进行了改革。汉和帝认为，由于各郡国人口多少不同，假如每年分配的名额相同，就会造成不公平，于是，他改以人口为标准，人口满二十万每年举孝廉一人，满四十万每年举孝廉两人，以此类推；反之，人口不满二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人口不满十万，每三年举孝廉一人。而对于边远地区，汉和帝给予优待：“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遐荒以人为本。其令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意思是幽州、并州、凉州因为户口相对较少，并因处于边境地区劳役繁重，读书的士子、品行能力出众的官更进人仕途的路子比较狭窄，安抚这些边远的地区应以人为本。令边郡当中人口十万以上的每年举荐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人的每二年举荐孝廉一人，五万人以下的每三年举荐廉一人。通过汉和帝的调整，“举孝廉”制度更加公平和臻于完善。

东汉汉顺帝时（公元125年—144年在位）推行“阳嘉新制”，对察举制进行改革。由于西汉时察举“孝廉”后，被举者可谓前途辉煌，所以高官豪族几乎垄断了举荐之权。鉴于察举制产生种种弊端，汉顺帝时期的尚书令左雄提出了改革方案。

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担任尚书令的左雄，建言改察举之制。内容为：

（一）限年40岁以上才得举“孝廉”，此为“限年法”；

（二）确定考试内容，“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

（三）对有特殊才干者，不限年龄。

当时尚书仆射胡广及尚书郭虞等，提出反驳意见，认为“选举因才，无拘定制”，不需要条条框框。但最后顺帝仍采纳了左雄的意见，颁令实行。从此，年不满40不得举“孝廉”。察举者要到公府考试；然后试用，以“练其虚实”。有名不副实者，治其罪。

至此，考试制度正式确立，这是察举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此后，左雄崇经学，修太学，吸收60岁以上的儒士为郎；公卿子弟不以年龄幼小，凡能通经者授童子郎。造成京城里诸生云集，太学盛极一时。

汉代之后是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到581年，长达300多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分裂纷争，政权交错。这时的选官制度，针对东汉后期大族名士主持乡闾评议及控制选举过程的流弊，改行“九品中正制”。但察举选士的办法仍在实行，不过退居次要地位。九品中正与察举本质上代表着两种选官导向。由于以九品中正为主，所以察举受到它的制约：由察举入仕者，也须经过中正品第，而且，入仕者的成分、升迁、地位等也受到相当的限制。这时期的察举制，仍以举荐为中心环节，而当中有所变化：

（一）除岁科和常见的特科，如：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等继续延设外，其特科的设置更为灵活，范围扩大，增加了许多特诏科目。

（二）察举的对象，由原来的儒生、文吏两途，融合为一，儒生成为主体人选。这改变是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开始的，规定“贡士以经学为先”。

（三）考试范围扩大、黜落程度加深。东汉时仅对孝廉一科的考试、黜落较严，西晋时扩大到秀才科。

（四）门第限制较宽松。魏晋南北朝时，下层人士通过察举入仕者，占了接近一半，在汉代仅占四分之一。至于高官子弟入仕，另有途径，不再通过察举了。总之，察举制的门第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呈下降趋势的。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统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东汉时，和帝（公元89年—105年）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外围郡国则作适当放宽。后来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废除了。

察举岁科之一“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公元25年—57年在位）讳，改作茂才（茂材）。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后来，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年—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如东汉的周举（？—公元149年），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

“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

（一）“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

（二）“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

（三）“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

（四）“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主”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

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

（一）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

（二）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

（三）“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

（四）“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五）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汉代察举制度设立“贤良方正”科，就是这个原因。

“贤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发生天地灾异，是自己犯了过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所以，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而“贤良方正”又多与“直言极谏”相连，这是皇帝“求言”的一种方式，所以称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视此科，被举者皆由他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广泛，包括儒生、有“道术”者，以及官吏等。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名目称为“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时，曾进行两次诏举。

这类目的在于“广开言路”的选才办法，在汉代以后曾长时间实行，后演变为唐代科举的制科之一。到宋代，则以“对策”的方式向全国征求治国之道。

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曾发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不见于诏书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时就有“贤良文学”之举，晁错属此科。可见，贤良与文学有时连称，成为一科，有时分开，各独立成科。不论怎样，此科是以文学为主，主要荐举对象是儒生。

在汉代察举制中，文学一科很受重视，西汉时每次察举“文学”的规模可达一、二百人。王莽时有四科之举：“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文学是其中之一。两汉时期“贤良文学”一科，出了许多名人，包括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

中国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被称为“诤臣”。于是有了“直言极谏”这个词，意思是“正直的言论谏诤”。汉代名臣晁错写有一篇《举贤良对策》，是对“直言极谏”的最好解释。

所以，从汉代察举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此后，举“直言极谏”一直延续下去。但它不是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说明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谏”的说法，是文臣（特别是谏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汉官吏王吉，先举“孝廉”，再举“贤良”，任昌邑王中尉。昌邑王荒淫，他因时常劝谏昌邑王而遭到处罚。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在位）时召为博士、谏大夫，常上疏议论时政得失，但没有受到皇帝重视，只好托病还乡。元帝（公元前48年—公元前33年在位）时召他为谏大夫，担任掌管议论的官员。

《汉书》上说：“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意思是：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正月，下诏选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为官。这时察举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惠帝（公元前194年—前188年在位）死后，少帝立，由吕后（公元前187年—前180年在位）临朝称制，特设“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时，“孝弟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以后“孝弟力田”成为察举的特科之一。

为什么要举“孝弟力田”呢？“孝弟”与“力田”，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长尊敬。古时候中国人很尊崇孝道，因为它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至于“力田”，因为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举选士（举人）的科目之一，可见其仍受重视。

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明经”就是通晓经学。秦朝就有此科，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其实，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汉代的读书人无不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西汉时举“明经”科不按人口，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开始，以人口多少定举数。后来加上年龄限制，年50至年70才可入太学。但在东汉初，年纪轻而精通经学，也可应举“明经”。如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

汉代许多名臣，如孔安国、贡禹等都是明经科出身，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明经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重经之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唐代的“明经”科试帖经，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可见经学在汉代察举制中地位之重要。

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选官时既选拔通晓儒学的儒生，也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因此设立“明法”一科，作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汉武帝时令举“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这是设“明法”科的开始。在此之前，汉初就开始招天下明法之士，辅佐以法治理国政，可见朝廷对律令的重视。由于通晓律令而以明法入仕、位至高官者，汉代不乏其人。如：郑宾位至“御史”，陈咸、陈忠位至“尚书”，吴雄位至“司徒”。郭射“家世掌法律”，世代通晓律令，有七个人当上廷尉，即国家最高司法审判官。唐代科举考试仍设“明法”科，选拔明习法令的人才，为常科之一。

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说，认为天的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符；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亦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

汉朝的君臣们大都认为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察举的特科中设立“明阴阳灾异”一科，选拔有关人才。

由于这一科本身的特点，所以大都在发生天地灾异的年份才开科。如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风雨不时”，令“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是因为皇帝“不德”，造成万民饥馑，少数民族叛乱，特下诏，举明习阴阳等有识之士。

汉代是中国古代地震频繁发生的高峰时期，据统计，从公元96年到125年间的30年中，就有23次较大规模的地震，其中有的就发生在京城附近；以致汉朝的皇帝大为紧张，只好乞求于鬼神术数。大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可以观测地震的“地动仪”，可是并未被举“明阴阳灾异”科。可见，科学与迷信在汉代并非一途。

在隋唐的科举考试中，有文、武两科，武科的渊源就是汉代察举科目中的特科：勇猛知兵法。作战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军作战，这就是此科所选之人才。此科始于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这一年发生日蚀，成帝恐天下有变，下诏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其后，汉朝频开此科，只是名目略有不同。如：

（一）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灾异蜂起，寇贼纵横，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说明这一时期天灾人祸频发，社会动荡不已。所以，“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二）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诏令大将军、三公等各举地方“刚毅武猛有谋，堪任将帅者各二人”。

（三）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诏公卿，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交车”。

从以上可知，主要是在“灾变不息，盗贼众多”的东汉，才急需较多军事征战人才。一般而言，汉代察举制仍以“明经”科为最重要的特科之一。

东汉时，由于察举制的弊端不断涌现，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举的有关科目在人数上时有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荐举名额。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诏，指幽、并、凉州等缘边地区，人口稀少，“良吏进仕路狭”，为此，令缘边各郡人口十万以上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推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推举一人。

不过，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为单位，不论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举人数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国举“敦厚质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

东汉时对“举主”任职年限，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视事（解作任职）一岁以上至十岁”得举。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

汉代察举制度中，对被举者的年龄，在不同时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规定。这里简述东汉时的规定。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诏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举”，规定举孝廉必须在40岁以上。但又规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对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宽限制。上述规定，源于尚书令左雄的意见。左雄在关于察举改制的建议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龄”，即学识、才干特别高的人，年龄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对左雄的意见，但顺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终颁布了诏令。

其实以上的规定也不尽然。如在征诏博士人才时，年龄限制则为50以上。到质帝（公元145年—146年）时，又令郡国举明经之士，年龄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从以上例子可见，东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

汉代察举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确立，但如果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想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而这个机制由西汉武帝开始，至东汉时期发展至高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说明董仲舒是很有远见的学者。而且把养士（教育）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从长远看，对改善行政官员的质素，至为重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都城长安（今西安）设立了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太学的称为“博士弟子”，条件是年龄18岁以上，仪表端正。甄选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关部门

（太常）典选；

（二）由地方郡县长官推荐。

博士弟子在太学里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每一年考试一次，是选拔性考试，通“一艺”（一种儒家经典）以上，可以任官，考获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该名博士弟子会被打发回家，而推选他的人还要受罚。这样严格的制度，不只能培养人才，还直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官员。

太学刚成立时，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以后规模愈来愈大。主要原因是课程（经）门类增多（如《公羊》、《左传》、《尔雅》等等），一种经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时，博士弟子的名额增至3000员，东汉时更多达30000人，为太学规模之极盛时期。

实行了300多年的两汉选官制度——察举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实际情况观察，察举制度确实为汉朝选出了许多人才。究竟什么原因令察举制度能如此成功呢？总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

（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度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

（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此外，汉代察举之得人，还要归功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在此之前，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贤若渴，于是大力推行察举制度，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造就了汉王朝成为当时的文明大国。

但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员之手，人为因素对选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弊端。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

其一，在察举制下，个人的社会背景、家庭出身不再是选士任官的唯一依据。地方士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或有值得称颂的道德品质，就有可能成为察举对象，从而登上仕途。许多出身卑微的人才像主父偃、东方朔、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得到重用，而这在世卿世禄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世卿世禄制下，官职由贵族垄断并世袭，一般人根本没有条件成为官吏。而世袭的贵族往往奢侈腐化，无所用心，于国于民都为害不浅。军功制起初，只要有军功，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能授以爵位，而若没有军功，哪怕他出身再高贵也不能获得爵位，所谓“有功者荣显，无功者虽富贵无所芬华”是也。但到两汉时，有了高爵低爵之分，一般人不可能获得高爵，换言之，家庭出身此时使得爵位越来越无实际意义，百姓对是否拥有爵位也毫不挂心了。

其二，察举制有利于招徕各类人才。察举科目很多，有孝廉、秀才、明经、明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孝悌力田等不下十几种，而且又让熟悉地方情况的州郡长官亲任察举官，这就能把各类人才作为察举对象，选士任官，这无疑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而军功制不利于按才能来选拔官吏。在军功制下，授爵仅以其军功为依据，如此便剥夺了许多非身强体壮的士人之权利。韩非子有言：“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说得很有道理。秦朝又实行“计首授爵”制，多次发生杀良冒功之事（这在《虎地秦墓竹简》中有载）。在军功制的蛊惑刺激下，将士疯狂屠杀，几乎每次战争都要死许多人，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世卿世禄制不利人才选拔之弊则更明显了。在世卿世禄制下，官职由贵族垄断并世袭，出身的小贵族即使是昏庸之辈，甚至是白痴，也可继承父兄的职位。如此弊病大矣哉！

其三，察举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这与军功制相比更加明显。在察举制下，察举权虽下放到地方，但官吏任免权最终由中央掌握，中央仍可自由委派官吏。而在军功制下，极易出现地方诸侯“功高盖主”的现象，对皇权造成威胁。西汉初，分封的异姓王几乎全是军功制的受益者，结果造成地方王国势力强大，中央无法驾驭。地方王国问题遂成为西汉中央集权的最大威胁，这很能说明军功制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的。

其四，察举制在其实行之初一般能保证被察举者的“质量”。被察举者有一年任期，只有胜任者才能转为正式官员。若不胜任，就要被撤换，而且推荐者也会因此受罚，这使得察举人不敢随便乱推荐士人。还用策问形式直接考察士人，其益处自不待言。东汉顺帝采纳左雄建议，用贤才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一考儒家经典，二考文书、表奏。“诸生通章问，文吏考笔，得考选。”公府初试后，还要在端门（御史台）复试，如此严格把关选拔贤才，“南郭先生”们是很难蒙混过关的。

综上所述，察举制相对于世卿世禄制、军功制是一大进步，两汉统治能长达400年之久，与察举制的有效推行有很大关系。

正如凡事有利有弊一样，察举制虽有上述多种优点，但也有其严重弊端。

其一，在察举制下，虽然察举科目很多，但天下之大，贤人之众，不可能把所有贤人都推荐给朝廷，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贤才被埋没在乡村野氓中，终身未得任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浪费。两汉由察举而成为官吏的士人只占总官吏人数的极少部分，而且有许多小人利用察举机会，或贿赂或靠关系千方百计使自己成为被察举对象。还有，被察举者因察举人而走上仕途，必对察举者感恩戴德，并为之效命，这样极易产生宗派行为，形成地方集团。

其二，对士人道德品质的考察是察举制的前提，但这不易作好，因为很难对人的道德品质作出中肯的评价。人的道德品质须通过对他言行的长期考察才能得出较客观的评价，而且这种言行还可能是假的，抑或他以后发生蜕变。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后汉书·许荆传》中那个挖空心思、沽名钓誉的许武；王莽篡汉前，谦恭至孝，有很大的声誉和威望，后来却成为篡汉的历史罪人，正所谓“向使王莽身先死，一生真伪谁复知？”。

其三，察举制广泛推行，地方乡闾因之有了评议之风，“清议”名士好品评臧否人物，不重实际，空发议论。这种恶劣风气还遗留给了后世，在魏晋时尤为明显。“清议”名士中有许多是“刻情修客，依倚道艺，以就声价”者，清议成了这些伪君子攫取名利、捞取政治好处的资本。

其四，察举制在其后期，弊端日益严重。到东汉中后期，地方选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如此使得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符实，“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社会上出现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官僚门阀集团。此时的察举制已蜕变为变相的世袭制，成为那些公卿大族维护自己势力，维持特权的工具了。而“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证明，不论是何种官僚制度，一旦变成世袭制，它便很快就要腐朽下去。”（朱绍侯语）魏晋时产生极端腐朽的士族便是两汉察举制严重弊端所致的。

综上所述，相比于世卿世禄制、军功制，两汉的察举制有着明显的优点，这也是我国的封建社会能在两汉时期获得初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察举制也存在着严重弊端，在其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家急需各类人才，因此很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选举制度之得失，努力做到唯才是举、因才制宜、人尽其才，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摘要：两汉时期，选拔或委任官吏以“尚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察举选官制度。察举是一种自下而上选拔官员的办法。主要是根据人的“德行”，通过举荐和策问，在经过一定的考试后，授以相应官职。通过察举制度，两汉选出了很多贤良之才，对巩固两汉统治、促进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两汉察举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两汉时期察举制创立内容影响

战国时，许多诸侯打破“世卿制”，召集和选拔贤能者担任官职。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建立了军功爵制，按军功选拔官吏，直到统一六国。西汉建立后，在继承前朝“尚贤”思想的基础上，为适应封建专制政体的需要，对官员选拔方法叉进行了变革。于是，察举制度应运而生。

一、察举制的创立

察举制是以远古“尚贤”思想为基础，在对先秦诸子百家“尚贤”理论进行继承发展并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的。在中国古代，尚贤思想历史悠久，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就是体现着“选贤与能”精神的一种远古选举制度，殷周时期仍有保留。春秋战国时期也强调尚贤、贵贤、选贤，而秦朝尚贤思想曾受到冲击。西汉建立后，统治者看到了秦朝法治绝对化的种种弊端，为了更好地巩固封建政权，尚贤思想再度受到重视。这就为察举制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两汉时期，举贤思想很好地付诸实践，形成了系统化的察举选官制度。高祖刘邦于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发布求贤诏书，开了察举制之先河，之后至文帝时，察举制度大体形成。文帝于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于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正式建立了以儒术取士的较完备的选官制度，并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首次颁布了“令郡围举孝廉”的诏书，规定各郡国每年必须依照规定的数目向朝廷推荐。但在诏书颁布之初，各郡国对荐举人才并不十分积极。因此，武帝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下诏书，要求各地诸侯、郡守必须向朝廷及时举荐贤良，否则将“议罪”。对不举荐者议罪为：“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在武帝的大力倡导下，察举制逐步确立和发展，成为汉代选拔官员的一种主要方式。

二、察举制的内容

察举是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先由皇帝下诏，令三公九卿、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各地品德高尚、才干出众、学识渊博的平民或下级官吏推荐给朝廷，由朝廷直接任官，或经过某种形式的考核、面试（直至皇帝亲自策问）择优录用。被察举的对象主要是官府官吏和各级学校的学生。汉代察举科目很多，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尤异等，以及临时规定的其他科目。但是在这众多的科目中。以前四种为主流。

1.察孝廉。察孝廉源自高祖于二年（公元前205年）宣布：“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此后，吕后与惠帝也曾多次诏举“孝悌力田”。到武帝时。岁举孝廉逐渐成为一项明确的制度正式确立下来。孝廉即孝子廉吏的简称。孝与廉均是传统社会所提倡的两种重要的德行。汉代统治者对察举孝廉非常重视，使其成为汉代察举中的常科。武帝时，根据岁举孝廉的办法，各郡国每年应当向朝廷荐举规定数目的人才。这一数目的确定是根据郡国平均而定的，但曾因各地人口多寡不一而出现了矛盾。于是，到东汉和帝永元便改为以人口为标准，二十万岁举孝廉一人。后又对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制定了优宽政策。

2.举茂才。茂才是察举的另一重要科目。西汉时，茂才名秀才，东汉因避光武帝刘秀之讳，改为茂才。西汉“茂才”仅属特科。或单独举行，或与“贤良”、“直言极谏”并举，“光武中兴”后，才成为常设科目，和“孝廉”并举为岁举。然而孝廉为郡举，茂才为州举，且数量较孝廉为少，故茂才的规格高于孝廉。

3.举贤良和举文学。贤良方正始于文帝，武帝即位曾“诏丞相、御史..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此后的两汉皇帝都颁发过举贤良方正的诏令。贤良方正多与“能直言敢谏者”相联系，但与州郡岁举孝廉不同，武帝之后此科成为特举，多实行于遇到灾异之后。文学即经学。最初常同贤良、方正、有道等科目连在一起，单独举文学起自昭帝。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月）“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贤良文学与经学联系密切，属于诏举之列。在两汉时期经常进行，也是选官的重要途径。

三、察举制的影响

两汉选官将选贤思想很好地加以贯彻。察举制的实施对两汉社会的发展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1.察举与考试相结合，使国家得到较多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察举的科目较多，范同也很广，通过察举出来的人才。还需要通过一定的考试才能够被量才适用。如武帝时代是新的选官制度确立的时期，也是选官制度峰持最好的时期。当时统治者求贤若渴，能够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所以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这蝗优秀人才不再是出身贵族或地主之家，而是大多出自社会下层。他们能够很好地了解百姓心声，体会民间艰苦，因此也就能很好地向朝廷直言极谏。可以说，察举制度的实施，对汉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兴盛王朝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2.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极力提倡孝道观念。这在官员选拔中也有所体现。察举中以察孝廉为主，在众多科目中占据主流，也是官吏入仕的正当途径。因为汉代统治者认为，孝与廉是相并行的两种传统道德品行。孝是廉的根本，只有在家中孝敬父母，与父子兄弟互相关爱，入朝为官后才能以百姓为重。孝是成为廉吏的基本前提。两汉时期，朝廷对举荐孝弟力田是非常莺视的。《汉书》记载，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即政府让地方官荐举子孙孝敬父祖、弟弟顺从兄长而又致力于农事的民人—孝弟力田者，免除其劳役。少帝（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特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这种官爵秩很高。为的是让他“劝历天下。令各敦行务本”。西汉政府极力宣扬孝的精神。并通过察举的形式使社会中行孝之人得到实惠。通过行孝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使得民间孝的观念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使民间父子兄弟互相关爱，保障了社会的稳定。

综上所述，察举制是在汉代集权制国家中产生的，它为汉王朝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有效充实和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