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文学是汉代选官取士的重要科目之一，与“贤良方正”类同。文帝十五年（前165）“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汉书·晁错传》。昭帝始元五年（前 82），“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汉书·昭帝纪》）。贤良与文学又有区分。文学在当时即经学。东汉灵帝时立鸿都门学，以书画辞赋为文学，已不同于科举之贤良文学，被视为“材之小者，匡理国政，未有其能”，为士人所不齿。

汉代察举贤良属于特举。此科具体名称不固定，一般称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察举贤良方正始于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此后，两汉屡有诏举贤良方正之令。有时贤良方正连言能直言极谏者；有时单举能直言者.有时贤良方正连言可亲民者，即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有时贤良方正又与有道术之士相联，于是，有道曾为东汉察举的独立科目。在汉代，贤良方正常与文学相连称，有时以贤良与文学并立为二科，有时则连称为贤良文学。实际上，贤良与文学相似，都是指通经达变之士，文学实指经学。东汉灵帝时曾立鸿都门学，也以文字诏举，专尚书画、尺牍、辞赋，然多为士林所非，视为滥进。此后，诏举贤良不再与文学连称。

汉代诏举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主要是表示广开直言之路。按照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各种灾异都是上天对人世帝王的谴告，灾异降临，表明帝王有过，必须自我检讨，并下诏书求贤，征求意见，匡正过失。所以诏举贤良方正多在日月之蚀，冰雹虫害、瘟疫流行之机。所以，贤良之举属于特举，非为岁举，但与其他特举科目相比，则是察举次数较多的科目。

察举贤良是依照皇帝诏令的规定，由公卿诸侯王、郡守等高级官吏举荐，送至朝廷，皇帝亲自过问，分别高下，授以官职。有时一策即毕；有时还有二策、三策，如董仲舒即连对三策，而授以江都相。每诏贤良对策者常达百数人。在汉代所有察举科目中，皇帝对贤良方正一科极为重视。有人说，论轻重以贤良为重，论得人以孝廉为多。这是有根据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