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都门学，是世界第一所文艺专科学校，由汉灵帝创立于东汉光和元年（178年）二月，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是汉代学习、研究文学艺术的高等专科学校。

鸿都门学的创立主要在于东汉后期豪族官僚阶层离心倾向的急剧膨胀，导致了桓灵时期专制皇权发起党锢，以期实现对外朝豪族势力的压制以及皇权支配下的秩序调整。但党锢之后，豪族世家虽受冲击却凭借其渗透于中央、地方间的内在根基，对东汉政权的运行体系仍发挥重要影响。面对这一现实，灵帝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对朝政的有效控制，必须跳出以往用扶植内朝来实现对外朝业已膨胀离心势力的制衡这一惯性思维，在既有的内朝难以完全依靠、外朝难以彻底制约的情况下，引入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以实现朝政的平稳运行和皇权对其的高度控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灵帝创立了鸿都门学。作为皇权高度控制下的新型政治群体，鸿都门生既可充任侍中寺这一内朝核心机构参与决策，又可任职地方，出任地方机构中的行政要位的这一职权规划，实际反映出东汉统治者对于外朝豪族官僚政治限制的进一步加剧，即希望凭借鸿都门生这股新型政治势力从中央、地方两个层面对长期把控于此的豪族官僚群体所构筑起的权力体系进行打击甚至突破。

东汉桓灵二帝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大致呈现出如下面貌：

一是以谶纬之学来装饰的儒家经学已经不再是士人的学术信仰。

二是异端思想蜂起，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况。

三是以文学为代表的各门艺术在汉末大放光彩，其成就也走向了历史上的辉煌。

鸿都门学的创办发端于汉灵帝编撰《皇羲篇》。

《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

可见，在编撰《皇羲篇》期间，灵帝令征召之士待制鸿都门下是鸿都门学设置的前提条件。

灵帝自造《皇羲篇》，招用了一些能为文赋的儒生，他们凭借“小道末技”投灵帝所好，灵帝对这些人也不免宠爱有加，让他们待制鸿都门下，准备予以重用。这自然引起了正统士大夫官员的不满与反对，然而这反倒激发了灵帝正式办学的决心。

鸿都门学于光和元年（178年）二月初九正式创办。

《后汉书·灵帝纪》和《资治通鉴》卷五十七均记载：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己未，地震，始置鸿都门生。”两部权威书籍的记载相同。

按二月己未应为初九日，所以灵帝正式设置鸿都门学的具体时间应是光和元年二月初九。

有关鸿都门学的情况，古籍保存的几段记述大体相同。

《后汉书·蔡邕传》载：“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御览》卷九十二引《续汉书》说：“初置鸿都门生，本颇以经学相引，后考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相课试，至千人。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典州郡，入为尚书、侍中，封侯赐爵。”

鸿都门生招收的大多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士族看不起的，“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之人，他们经由州、郡、三公荐举，考试合格即可入学。

关于鸿都门学教官的设置，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鸿都门学一经设立，就特置了“鸿都文学”，“文学”一职原为地方郡国学校教官的称谓，借此称呼设置鸿都文学，其设学官之意已明。如曾亲自操办鸿都门征召之事的侍中祭酒乐松后来就是三十二位鸿都文学之一。

鸿都门生凭借文艺辞赋之长而备受灵帝的宠信，享有极高的待遇。他们入学后享有俸禄，相当于正式吏员。

鸿都门学生毕业后或出任地方最高长官，或在朝廷中枢部门任职，甚至封侯赐爵，“各受丰爵不次之宠”。

鸿都门生出路之好，甚至连太学博士都望尘莫及。因此，鸿都门学曾经一度繁荣，学生至千人，出现了“诸生竞利，作者鼎沸”的盛况。

鸿都门学以研究文学艺术知识为主，不同于以儒学为主要学习内容的其他中央官学。

鸿都门生以自己专长的尺牍、辞赋及鸟篆为主要研究对象。

“尺牍”是古代书信的名称，由于当时的书信都刻之简牍，长约一尺，所以称“尺牍”、“尺翰”、“尺简”、“尺牒”等。它原来是一种实用文体，使用广泛，有一定书写格式，包括“章”、“奏”、“表”、“驳”、“书”等类。至汉代，尺牍中已有不少精彩散文。

辞赋是东汉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当时文学大体上已与儒学分离，辞赋也成为当时文士的一种专业。“尺牍辞赋”既可理解为尺牍体辞赋，也可分别作尺牍和辞赋，无论哪种解释，都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文学性。

鸟篆又称“虫篆”、“虫书”，是古文字六体之一。《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小学类说：“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近人吕思勉曾解释说：“鸟篆之形，诸家无说，窃疑其当上丰下锐，如鸟之喙。虫书画圆，鸟书画方，其由漆性胶黏，缣帛亦不滑易，以致画之上半截与下半截，粗细不能一律则一也。”

鸿都门学虽然设立时间不长，却出了一些著名的书法家，他们主要擅长鸟虫篆和八分书，代表人物有师宜官、梁鹄、毛弘等。

梁鹄，学艺于师宜官，终以书法见长，而成为鸿都门生。曾先被任命为选部尚书，继而出任凉州刺史，堪称鸿都门生中“出典州郡,入为尚书”的典型。

独尊儒术唐代的科举和设立各种专科学校开辟了道路。

汉灵帝刘宏爱好文学、书法，他引召太学生中能为文、赋者待制京城洛阳鸿都门下，以后又将许多善尺牍和工书鸟篆者都加以引召，于是有数十人。

光和元年（178）设立了鸿都门学，专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三公举送，并进行考试，人数多至千人，学成后多授予高官。鸿都门学冲破了太学自建立以来将经学作为唯一教育内容的藩篱，是一所最早的文学艺术大学。

鸿都门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豪族官僚阶层对其的内在抵制、鸿都门生政治理想的让步、现实土壤及配套制度的缺乏等现实困境均导致鸿都门生对于东汉政治的参与并不能够真正实现统治者赋予其身的政治目的，鸿都门学的运行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这也使得鸿都门学的推行虽在东汉王朝具体官制的人事任用方面，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阶层流动的关卡，但基于这一政治革新的失败，其所带来的社会效应与政治影响实际是非常有限的，而对其创立意义的考察更多还是应反映在灵帝政治思维的革新性上。

首先，鸿都门学开辟了世界教育史上官办专科学校的新纪元。世界上的专门大学，特别是专门的文学艺术大学，当以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为最早。具有文学艺术性质的鸿都门学在当时的儒士官僚看来，程度不高，学问肤浅，但它打破了旧学校的传统，为后世，尤其是为唐代各种专门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其次，它突破了“独尊儒术”政策的藩篱，为艺术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鸿都门学提倡文学艺术的研究，并以文学艺术与儒家经学相抗衡，打破了以儒经为唯一教学内容的旧传统，不仅丰富了当时学校的教学内容，成为隋唐书学、文学，宋代画学的嚆矢，也体现了一种重视人之才华的倾向。

最后，它提拔下层人士，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鸿都门学对其招生对象只有才艺要求而无身份地位的要求，出身微贱之人也有机会得以被选拔任用。此后，我国古代取士除以儒经为主要依据之外，还有了以诗文取士，汉灵帝重用文学之士应为其导源。

鸿都门学的设立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对当时以及曹魏三祖时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辞赋之士的身份在政治上完成了由“俳优”到“封侯赐爵”和“图像立赞”的转变。

二是鸿都门文学取代歌颂文学成为文学的主要内容。

三是以“连偶俗语”为代表的创作风气取代“质木无文”的诗学风气成为文学在艺术上的主要追求。这种文学风气影响着以曹操、 陈琳、孔融为代表的作家。

魏太祖前期文学成就的取得“就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它的发展同当时的思想比较解放有直接关系”，更与之前的思想解放有着密切的关系。鸿都门学的设立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它是自安帝以后儒家思想走向衰退，博士倚席不讲后，传统的治经方式有章句之学转向“观其大略”的趋势和异端思想开始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来讲，鸿都门学的设立正是这种社会思潮的结果。

同样，鸿都门学的建立也促进了思想解放潮流的加剧，其对社会，尤其对文学艺术而言则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鸿都门学的设立在于选拔人才，以“尺牍辞赋”作为政府选取官员的方式，直接影响到文学地位的提高。

第二，正因为鸿都门学所选拔的多为处于社会上的寒族之士，他们由于出身以及在经学教育的缺失导致了其所创作的辞赋作品带有明显的民间色彩，即所谓通俗化的特点。

第三，鸿都门学士的作品“连偶”的句式，对文学走向华靡方向不无影响。范文澜《文心雕龙·时序》注：“东汉辞质，建安文华，鸿都门下诸生其转易风气之关键与。”陈寅恪甚至提出了“阉宦尚文辞”的论断，可说当时“尚文辞”的风气已经形成。

第四，由于鸿都门学的课试内容为“尺牍辞赋及工鸟篆”，这无疑成为士人所追逐必备的才艺。加上汉灵帝爱好音乐，这也掀起了文人对音乐这门艺术的追求。

鸿都门学的设立是东汉政府在选拔制度上的一次革新，更是当时社会解放思潮的一个集中体现。这种制度性的政策确立，直接地成为魏太祖时期文学繁荣的重要背景因素。张可礼以为“没有建安时期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建安文学”。如果仅仅把建安文学的繁荣归结到建安时期思想的解放，有人以为不妥，因为建安年间的思想解放与鸿都门学以来的思想解放是一脉相承的。准确地说是桓灵二帝以来长期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平以来这种思潮的加剧一方面解放了文学家，促使他们向着“才艺兼该”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文学领域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