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区，是指武陵山及其余脉所在的区域（包括山脉也包括其中的小型盆地和丘陵等），位于中国华中腹地，是中国现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武陵山区东临两湖，西通巴蜀，北连关中，南达两广，是中国各民族南来北往频繁之地。武陵山区幅员辽阔，因其地区大部分地处武陵山脉而得名。区内聚居着汉、土家、瑶、苗、侗等民族，汉语方言的西南官话使用量最大，少数民族的语言有苗语，侗语，土家语，瑶语，瓦乡话等。武陵山区大部分地带属于扶贫攻坚规划里的新概念武陵山片区。

武陵山区是以武陵山脉为中心（包括山脉也包括其中的小型盆地和丘陵等），以土家族、苗族、侗族为主体的湘鄂渝黔四省（市）毗邻地区，总面积11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300多万人，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1100多万人，约占总人口的48%。本区域是中国区域经济的分水岭和西部大开发的最前沿，是连接中原与西南的重要纽带。本区域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也是重要的经济协作区。

值得注意：武陵山是一个连续体系，概念不能任意扩大，虽然武陵郡最早镇守于沅陵县，但是沅陵县的山区在中国地形图上明显是雪峰山的北部余脉，远离武陵山，怀化市只有其西北部分地带属于武陵山，大部分区域属于雪峰山区。类似：黑龙江省里不是所有的江都叫黑龙江，只是突出主要的那个。

注意：武陵山区是自然地理概念，而武陵山片区是扶贫攻坚规划里的新概念，范围上是交叉关系。

历史上的武陵郡管辖武陵山区域和雪峰山区域（中国这两大山脉之间在怀化地区境内还有没有正式命名的、人戏称的“武雪山脉”，从沅陵县到接近广西龙胜县），不能把里面的雪峰山区域也说成是武陵山区的，不能乱用概念，武陵山是连续的整体，与雪峰山之间相距很远的，武陵郡曾镇守在雪峰山区域的沅陵县和溆浦县。

战国时期

武陵地区开始纳入楚国版图，第一个行政区域是楚黔中郡。黔中之名始见于《战国策》：“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杨宽在《战国史》中说：楚黔中郡“因黔山得名，辖境有今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设置经过：楚威王时设郡。”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说：“秦黔中故郡城在（沅陵）县西二十里”。史学专家认定秦代黔中郡郡址是沅陵县太常乡窑头古城。该城坐南朝北，南城墙保存完好，其次是西城墙。古城南城壕和西城豪系在沟中挖成，城壕底部发现较多的战国陶片和绳纹瓦片，可辨器形有战国晚期的豆和绳纹罐等。经大规模钻探和局部发掘，确认环城东、西、南三面的护城河长230米，城址总面积约为67000平方米。

西汉时期

西汉建立以后，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隶属荆州刺史部，“武陵”这个名词便在历史上长期使用。何谓“武陵”《后汉书·先贤传》载：太守赵厥问主簿潘京：“贵郡何以名武陵”潘京答道：“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东移出，遂得见全。先识易号，《（左）传》曰：‘止戈为武，高平曰陵。’于是改名焉”。武陵郡设置时间，《水经注·沅水》载：“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黔中城，（辰州）府西二十二里，《括地志》秦黔中郡治此。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移理义陵，今溆浦县也。”武陵郡郡治设在义陵县，在今湖南省溆浦县。西汉时，武陵郡又称“义陵郡”。清《光绪湖南通志》载：“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取楚巫、黔及江南地置黔中郡。汉高祖二年改为义陵郡。”其来历因晋代常林《义陵记》云：“项羽弑义帝（楚怀王孙心）于郴，武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高帝闻而义之，故曰义陵郡。”《史记·高祖本纪》又载：“（汉高祖二年），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可见，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已经设置武陵郡。西汉武陵郡所辖区域与秦代黔中郡略同，共辖13个县。《汉书·地理志》详载：“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户三万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万五千七百五十八。县十三：索，渐水东入沅。孱陵，莽曰孱陆。临沅，莽曰监元。沅陵，莽曰沅陆。镡成，康谷水南入海。玉山，潭水所出，东至阿林入郁，过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无阳，无水首受故且兰，南入沅，八百九十里。迁陵，莽曰迁陆。辰阳，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莽曰会亭。酉阳、义陵，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莽曰建平。佷山、零阳、充，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清代《湖南通志》又云：武陵郡含“今湖南之常德、澧州、辰州、靖州、永顺，贵州省之铜仁、镇远、黎平、思州（今岑巩县）、思南、石阡、都匀（等府），四川之酉阳（州），湖北之宣恩、来凤、长阳、长乐（今五峰县）、**各县地，治义陵，今溆浦县地。”西汉武陵郡辖今湘西北、鄂西南、渝东南及黔东北、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各县辖区如下：

（一）索县：县治在今常德市鼎城区断港头乡，含今汉寿县、鼎城区东北部和沅江市。明代《常德府志》载：“汉寿城本名索县城，汉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更名为汉寿”。

（二）孱陵县：县治在今湖北省**县，含今安乡县、津市市、澧县一部分、南县、华容县、岳阳县及湖北省**县。

（三）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城区东部，含今武陵区、鼎城区大部分和桃源县地。《水经注》卷三十七载：“沅水又东迳临沅县南，县南临沅水，因以为名……县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旧唐书·地理三》载：“武陵，汉临沅县地，属武陵郡。”龙山县里耶秦简说：“出驽臂三，输临沅”。

（四）沅陵县：治在今沅陵县，含今沅陵县、泸溪县、吉首市及永顺县、麻阳苗族自治县一部分。清代《同治沅陵县志》记载：“汉高帝五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治义陵，领县十三，始置沅陵县。”

（五）镡成县：治在靖州县，含今洪江市、洪江管理区、会同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绥宁县一部分和贵州省天柱县、黎平县。

（六）无阳县：治在芷江县，含今芷江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鹤城区及贵州省万山特区、玉屏侗族自治县、岑巩县、三穗县、镇远县、施秉县。清代《乾隆芷江县志》记载：“汉高帝置武陵郡，领县十三。其一曰无阳，即今县治所由基也。”

（七）迁陵县：治在今保靖县龙溪乡四方城，含今保靖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各一部分。清代《同治保靖县志》记载：“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始置迁陵县隶之。”龙山县里耶秦简说：“迁陵以邮行洞庭。”

（八）辰阳县：治在今辰溪县，含今辰溪县、凤凰县、花垣县、鹤城区、中方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石阡县。

（九）酉阳县：治在今永顺县王村镇，该镇已经发掘西汉墓葬11座。西汉酉阳县含今永顺县、古丈县、龙山县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黔江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及贵州省德江县、思南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各一部分。清代《光绪湖南通志》载：“酉阳，高帝置，今永顺、龙山、古丈等县地。”《明史·四川土司》载：“酉阳，汉武陵郡酉阳县地，宋为酉阳州。”据《旧唐书·地理三》载：“彭水，汉酉阳县，属武陵郡……务川，（思）州所治，汉酉阳县，属武陵郡。”

（十）义陵县：今溆浦县。

（十一）佷山县：治在长阳县武落钟离山麓都镇湾镇，含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及鹤峰县一部分。

（十二）零阳县：治在今慈利县零阳镇，含今慈利县、永定区、石门县、临澧县和澧县一部分。《旧唐书·地理三》载：“慈利，本汉零阳县，隋改零阳为慈利县。麟德元年，省崇义（县）并入。”明代《万历慈利县志》记载：“汉高祖已亥，改黔中郡为武陵郡，置零阳县、充县……零阳城在（慈利）邑东三里，即古之零阳县也，今有城址。”

（十三）充县：县治在今永定区城古人堤，含今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慈利县西北部、鹤峰县南部、来凤县、宣恩县（东门关以南）、咸丰县一部分。

东汉时期

刘秀建立东汉以后，把王莽更易的郡、县名称恢复为原名。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武陵郡，秦昭（襄）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洛阳南二千一百里，十二城。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临沅；汉寿，故索，阳嘉三年（134年）更名，刺史治；孱陵；零阳；充；沅陵，先有壶头；辰阳；酉阳；迁陵；镡成；沅南，建武二十六年（50年）置；作唐。”东汉武陵郡辖境与西汉武陵郡基本相同，管辖12县。变更了西汉的无阳、义陵、佷山3县；新置了作唐、沅南2县；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年），分孱陵县地新置作唐县。作唐县治在今安乡县安全乡，辖今安乡县、津市市和澧县一部分。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沅南，建武二十六年置。”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沅南，建武二十六年置。”沅南县治在今桃源县兴隆街乡，辖今桃源县南部。改索县为汉寿县，辖今汉寿县和鼎城区东北部。东汉时期，荆州刺史部辖武陵郡，治所设在汉寿县；武陵郡治所迁至临沅县，在今常德市市城区。东汉末期，朝廷始将州刺史改为州牧，“州”遂成为一级行政区划。这样，秦汉时期的郡、县二级制变成了州、郡、县三级制，武陵郡辖于荆州。东汉末年，荆州为州牧刘表割据。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荆州武陵、长沙等四郡。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孙吴大将吕蒙率军夺得荆州。此后，武陵郡长期属吴，直到280年吴亡归晋。吴国统治时期，荆州治所迁到今湖北江陵；武陵郡治所仍在临沅县，共辖临沅、吴寿、龙阳、沅南、沅陵、辰阳、黔阳、迁陵、镡成、酉阳和舞阳等沅水流域11县。

两晋南朝时期

晋代，沅水流域仍设武陵郡，据《晋书·地理志》载：“武陵郡，汉置，统县十，户一万四千。临沅，龙阳，汉寿，沅陵，黔阳，酉阳，镡成，沅南，迁陵，舞阳。”武陵郡治仍设临沅县，改东吴时期吴寿县为汉寿县。南北朝时，宋、齐、梁、陈分别设置武陵郡，由原隶属荆州改隶郢州（州治在今武汉市）。陈时，割武陵郡的沅水中上游新置沅陵郡，沅水下游仍为武陵郡辖区。

隋唐时期

隋朝统一中国后，改行州（郡）、县二级制。据《隋书·地理志》载：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后，改武陵郡为“朗州”。但是，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又把朗州更名为武陵郡。隋还把临沅县、沅南县及汉寿县合并为“武陵县”，为“武陵县”建县之始。隋代，武陵郡治设在武陵县，在今常德市市城区。

李渊建立唐朝后，逐步削平群雄。武德四年（621年），唐将李靖统领水陆大军征服萧铣政权，武陵郡归属唐朝版图。唐太宗按照地理形势把全国划分为10个道，唐玄宗时增加为15个道。武陵郡初属“山南道”，后属“江南西道”，玄宗天宝年间又改属“山南东道”。据《旧唐书》载：“朗州下，隋武陵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朗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武陵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朗州。天宝初，割属山南东道，旧领县二……武陵……龙阳。”清代《光绪湖南通志》亦载：“隋罢（武陵）郡，改沅州为朗州，治武陵县；大业初，改武陵郡。唐复为朗州，天宝初又改（为）武陵郡，乾元初复为朗州。”

可见，历史上的武陵郡始设于汉代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废止于唐代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长达960多年。此后，宋代鼎州、元代常德路、明清时期常德府、建国以后的常德地区、常德市与唐代天宝年间武陵郡辖区基本相同。

民国时期

1930年，中国国民党为配合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将全国划为若干绥靖区，在绥靖区中心城市设立绥靖公署，负责指挥区内军事和控制区内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全国共设绥靖公署十余处。。绥靖公署设主任一人，一般为上将军官，由国民政府特任，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受军政部部长和参谋总长指挥。根据规定，绥靖区内部队、地方县政府及水陆公安警察，保安队和民团，绥靖主任可随时指挥调动。绥靖公署内设参谋长和参谋、经理、军法等处，承绥靖主任指挥，分管各项事务。

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1939年4月29日-1945年），潘文华（1945年10月22日-12月31日），宋希濂（1949年9月-12月19日）。成立于黔江。1945年7月裁撤。参谋长唐星。

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管辖：黔江，酉阳，永顺，芷江，涪陵，铜仁六专区

永顺专区，专署驻永顺县。辖永顺、龙山、大庸、保靖、桑植、古丈等6县。

恩施专区，专署驻恩施县。辖恩施、利川、建始、来凤、咸丰、巴东、鹤峰、宣恩等县。

酉阳专区，专署驻酉阳县。辖酉阳、秀山县、黔江等3县。

涪陵专区，专署驻涪陵。辖涪陵、南川、酆都、石柱、武隆、长寿、彭水7县。

芷江专区，专署驻芷江县。辖芷江、会同、怀化、黔阳、绥宁、靖县、通道、晃县等8县。

铜仁专区，公署驻铜仁县。辖铜仁、玉屏、石阡、江口、思南、印江、德江、沿河、松桃等县。

沅陵专区，专署驻沅陵县。辖沅陵、泸溪、溆浦、辰溪、乾城、凤凰、永绥、麻阳计8县。

新中国时期

根据国务院（国发〔2009〕3号）文件要求，协调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邻地区发展，成立国家战略层面的“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是加快推进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等聚居主体的武陵山老、少、边、贫地区经济协作和功能互补的迫切需要，是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是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低碳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

武陵郡历史上管辖中国两大山脉——西方的那个连续体大山专称武陵山区域，区别于东方和南方的雪峰山区域。类似：黑龙江省里不是所有的江都叫黑龙江，只是突出主要的那个。另外，在怀化市境内，武陵山与雪峰山之间有个长形大山脉没有正式命名、人戏称“武雪山脉”——从沅陵县延伸到通道县并接近广西龙胜县，很长，沅陵县东部在这个无名大山脉的北部上。

武陵郡曾镇守于怀化市沅陵县和溆浦县，但是在中国地形图上，怀化市只有其西北部分地带属于武陵山，沅陵县的山区情况特殊。溆浦县更是在雪峰山的主山脉上，都远离武陵山，怀化市大部分区域属于雪峰山区。

渝东南地区的“一区五县”：黔江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丰都县。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

宜昌市所辖：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秭归县。

湘西州所辖县市为：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

张家界市辖区县为：永定、武陵源两区和慈利、桑植两县；

常德市部分区县为：石门县、桃源县；

怀化市所辖县市区为：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会同县，溆浦县，辰溪县，中方县，洪江市，洪江区。

武陵郡历史上曾镇守在雪峰山区域的沅陵县和溆浦县，但是，历史上的武陵郡管辖武陵山区域和雪峰山区域（中国两大山脉），不能把里面的雪峰山区域也说成是武陵山区的，不能乱用概念，武陵山是连续的整体，与雪峰山之间相距很远的。类似：黑龙江省里不是所有的江都叫黑龙江，只是突出主要的那个。

铜仁市辖区县为：碧江区、万山区、玉屏侗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南县、江口县、石阡县、德江县；

遵义市所辖县：正安县、道真县、务川县、湄潭县、凤冈县、余庆县。

基本涵盖了其地理区位内自然功能与经济社会基础水平的同质性区域。

《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章程》规定，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成员实行准入制。

武陵山区是我国三大地形阶梯中的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带，位于北纬27°10'—31°28'，东经106°56'—111°49'，是云贵高原的东部延伸地带，平均海拔高度在1000米左右，海拔在800米以上的地方占全境约70%。武陵山脉贯穿黔东、湘西、鄂西、渝东南地区，长度约420千米。武陵山脉是乌江、沅江、澧水的分水岭，主脉自贵州中部呈东北—西南走向，主峰梵净山高2494米。该地区气候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类型，平均温度在13℃-16℃之间，降水量在1100-1600毫米，无霜期在280天左右。

武陵山区包括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张家界、沅陵、怀化等地，湖北西南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四川东南部黔江、石柱、秀山、酉阳、彭水等地。

元后明清两代正式进入武陵山区造成起义频繁，明清苗疆保卫战主要重大战役。

一、莽山之战由苗族首领谭应贞、杜回子领导，数万义军对阵二十余万明军决战于莽山。四十八山九溪十八峒的苗族瑶族均遭到血腥屠杀，“大兵征剿，后民十亡六七”，原来瑶人聚居地蕨子坪，因杀戮殆尽，地成废墟，故称“绝子坪”。

二、苗族卓巴同首领领导。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卓巴同领导乖西、巴香一带苗族人民“不服输税”，反抗官府80余次。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春，土官刘德秀逼税，死于苗民之手。二年义军与明军决战于西巴香山箐，三万余对阵十二万，巴同阵亡。

三、公元1430年至1433年（宣德五年至八年），苗王吴石尔、白大虫领袖领导的湘西苗民起义，三次打响麓川之役与十二万明军血战四年，腊尔山“其酋吴不尔，觇官军少，复掠清浪（现岑巩），杀官吏”，“而吴不尔（现苗王城吴氏祖先）等遁入石各野之堡新寨，结筸子坪苗王龙不登等及纠合镇溪梢（现湖南吉首）裹顺义军众攻劫湖广五寨（今湖南凤凰）长官司民寨、白崖等处，为患滋甚”。吴不尔与筸子坪苗族龙三、白大虫领导的武装结合，把起义推向高潮。明宣宗于惊恐之余，调集贵州、湖广、四川数十万明军增援，吴不尔等苗王义军前后抗击明军三十万之众，打响数十余次大战役。

四、其后公元1436年至1460年（正统元年到天顺四年）湘西南芷江、麻城苗民李天宝，以城步长安坪为根据地，李天宝在上堡建都，称“武烈王”（1455）；闻讯而来的湖南、云南、四川官兵七万余人血腥围剿，李天宝被捕杀。

五、湘西草子坪（今湖南省吉首市）苗族在龙母叟，龙求儿（1538）与龙许保、吴黑苗（1545）的率领下，发动大小规模不等的起义反抗。其中龙母叟一龙许保的斗争先后延续了10多年时间，他们在斗争中提出“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的战术策略，与明官军进行敌来我去，敌去我来；敌进我藏，敌退我出；敌强我退，敌弱我攻的巧妙斗争。当1548年明朝调集湘、黔、川三省官兵与土司兵16万人，分10路围攻义军两年之久后，苗民起义军却在龙许保率领下于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突然出击黔东北，连破麻阳县、思州府，印江县，石阡府，俘获前述二县知县及思州的知府，震惊了官府。最后以龙许保被叛徒出卖而告终。

六、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腊尔山地区遭受特大旱灾，粮食颗粒无收。百姓赖以取掘草根树皮度日，而明军各卫所驻军和地方官吏，不但不以悯恤，反而横征暴敛，激起了苗族同胞的愤恨，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龙塘的龙许保（民间称龙西波）、新寨的吴黑苗又在新寨称“王”，树起义旗（现起义旗还保存完好无损），迫使明王朝再度调集贵州、湖广、四川号称兴师十万明军进行“平苗”，苗族义军“据城防守、潜伏林篝、昼伏夜行”，“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于是“破思州府，执知府李允简等去、知事王月谦、府史孙文丙”，“据印江县，虏知县俆文伯”，“陷石阡府，虏推官邓本忠，焚掠帑藏狱市、知府张邦瑞携印逃”，攻平头、战黄蜡、击铜仁、破省溪、取施溪、夺万山、入麻阳、围凤凰、逼永绥等等，与明军血战13年之久。使明军总督张岳被停职降薪，戴罪督征；都御史万镗奏折“苗贼巢穴猩峱、所居悬崖，鸟道莫可攀跻，且竹篝丛生，弥望无际，贼从内视外则明，每以伏弩得志，我从外视则暗，虽有长技莫施”；贵州“日费千金、入不敷出、官无俸薪”。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明廷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采纳参政蔡复一建议，筑了一条从铜仁滑石亭子关到湖南保靖喜鹊营的“边墙”（今南长城的一部分），并在落潮井设“前营”，廖家桥设“后营”，对苗王城苗王辖区的苗族进行军事封锁和力量瓦解，并规定“东苗（熟苗）不能西进，西苗（生苗）不能东入”“凡生苗轶入府县城或屯堡，擒送帐下，把缚虏囚，置高竿，集健卒乱箭射杀之，，复剖裂肢体，，烹啖诸将士。罪轻者裁去耳鼻使去。”但是苗王城辖区的苗族同胞，仍不屈服，反抗仍然不断，长期秘密地“俘劫屯军”和“熟苗”地区开亲及经济贸易往来，为腊尔山地区苗族反抗明朝斗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七、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湖西苗民还捣毁禁锢他们的边墙。当大顺军来到湖北荆州、襄阳等地时，湘西筸子坪一带苗族纷纷响应，进攻当地营汛，杀明军官守备、参将，参加李自成队伍，汇入反明斗争的洪流。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攻克湖北荆州后，当时“湖南苗僚，尽归于闯王”，苗王城辖区的苗族同胞也积极响应，同仇敌忾。进攻沅洲、新开、盈口、怀化等地营汛，将“苗疆边墙”（即中国南长城）推倒。大顺军1643年（崇祯十六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在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后来，李自成因病去世害怕影响士气为了稳定军心，被苗人秘密葬于湖南张家界或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和粤北湘南的莽山或别的地方无从考证，但可确信的是苗人任为其守墓及守护着其的宝藏。有如吴黑苗的陵墓被苗人守护保密五百余年一样才被公开解密，苗人重情重义守信用李自成的陵墓及宝藏将被苗人保密千年。

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贵州松桃，湖南永绥（今花垣）、凤凰、干州（今吉首）等地苗族农民在白莲教反清宣传的影响下，为反抗官府、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与压迫，由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半生（本名吴天半）等人领导，发动起义。起义苗民提出“逐客民（指满、汉地主、官吏）、收复地”的口号，以“穷苦人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为号召，各地苗、汉、土家、侗族人民奋起响应起义势力很快发展到黔东北、湘西及川东三省接壤的广大地区。同年二三月间，清政府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率领七省兵力十余万人，分路镇压。起义军以“敌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的战术，四处出击。

吴八月在干州狗拜岩战役中，歼灭福宁所率六千余人，福宁仅以身免。吴半生在凤凰厅大鸟巢河一带，阻击福康安达半年之久。八月，聚集在平陇的起义军推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清政府为摆脱困境，采用剿抚并用的措施。九月，吴半生被奸细俘获。十二月，吴八月因叛徒出卖被俘。嘉庆元年（1796）六月，石三保又被叛徒诱至坳溪被俘。由于起义领袖相继遇害，起义军开始失利。九月，清廷委任额勒登保代替先后病死军中的福康安与和琳为统帅，调集重兵围攻起义军，至十二月，起义军的最后据点石隆寨失陷，石柳邓战死于贵鱼坡，起义失败。

土司是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

土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司既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治所（土衙署），又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狭义的土司专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

容美田氏宣慰司（从三品），忠建田氏宣抚司（从四品），忠峒田氏宣抚司（从四品）

施南覃氏宣抚司（从四品），沙溪覃氏宣抚司（从四品），散毛覃氏宣抚司（从四品），唐崖覃氏宣抚司（从四品）

沙溪黄氏宣慰司（从三品）

漫水向氏宣抚司（从四品）

桑植向氏宣慰司（从三品），慈利覃氏安抚司（从五品），茅冈覃氏安抚司（从五品）

永顺彭氏宣慰司（从三品），保靖彭氏宣慰司（从三品）

酉阳冉氏宣慰司（从三品），石砫马氏宣慰司（从三品）

思州田氏宣慰司（从三品），思南田氏宣慰司（从三品）

土司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在土司统治境内，各大小土官不仅是地方上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最高军事长官，他们都各自拥有一支数量不等的军队，俗称为“土兵”，其编制单位有营和旗两种。

营：是土司的正规部队的编制，依其势力大小，土司拥有“营”的多少不等，宣慰司一般拥有五营土兵，称为前、后、中、左、右营。其中以中营最为重要，通常由应袭长子率领，其他四营则由境内大姓或土司亲属、心腹担任首领。营兵皆须经过严格挑选，通常是先招集各村寨壮丁，共同举行祀天仪式，然后斩杀白牛，置牛首与白银于桌上，“有敢死冲锋者，收此银，吃此牛首，勇者报名，汇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入营者均有一定的俸禄。“其兵丁每名领工食银两三两六钱，米三斗六升，皆民间派”。营兵的职责主要是“各保关寨”，土司在其辖区边境的重要关口，均设有兵丁把守，如遇其他土司入侵，兵丁就施放狼烟报警，此起彼应，使土司能很快纠集土兵拒敌。如本本境土民出境，则须持有土司衙署签的“领单”，无单者不许出境。

旗：是土司寓兵于农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凡境内居民，均编入旗内。旗与营之间没有明确规定的隶属关系，营的多少是以人数确定，而旗的多少是根据地域来划定。故各土司即使官职等同，所拥有的旗也有多少之分。如

永顺土司有五十八旗，散毛土司有四十八旗，保靖土司有十六旗，桑植土司有十四旗。各旗均有名号，名号一般具有象征性或吉利性，也可用地理方位来命名。比如永顺土司五十八旗名号为：

辰、利、东、西、南、北、雄；将、能、精、锐、爱、先、锋；左、韬、德、茂、亲、勋、策；右、略、灵、通、镇、尽、忠；武、敌、雨、星、飞、义、马；标、冲、水、战、涌、祥、龙；英、长、虎、豹、嘉威、捷；福、庆、凯、旋、智、胜、功；设、谋。

各旗号名连在一起念，就象一首七言诗，琅琅上口。旗设有旗长，又称为旗头。旗长战时率旗内壮丁出征，平时则管辖旗内民户，负责收取租税，差发徭役等事务。旗内土民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于民，以习耕凿。

土司对土兵的训练十分严格。“永顺司治西二里许，有校场坪，土人常于此处演武。又西北五里，有博射坪，又北里约射圃，地势均较宽敞，土人每于此博射”。常常利用“赶仗”（打猎）之机，结合进行军事训练。“一人博虎，二十人助之，以必毙为度，纵虎者必罚。猎他兽亦如之，得禽则倍赏当先者”。出征前，要举行仪式，“系牛于神前，以刀断牛首卜胜负。牛进则胜，退则败，而复进者失败而后胜，以此为验”。土兵如战前逃脱，则斩其手足，战斗中如畏缩不前，则斩首。

土兵有严格整齐的阵法，一般以二十四旗排列为阵，各旗精选二十五人，以一、三、五、七、九人数排列五排组成尖队，其余土兵跟随其后欢呼助阵。如第一排人倒下，则第二排马上补上来，三、四、五排及后面助阵者也作相应调整补充，以保证队形的完整不乱。队形的严谨和随后土兵们的呐喊助阵以及不断地补充调整队形，有力地提高了士气。

其阵法图示如下

旗队列（二十五人）

○第一排1人

○○○第二排3人

○○○○○第三排5人

○○○○○○○第四排7人

○○○○○○○○○第五排9人

共计25人

司队列

△第一旗列25人

△△△第二旗列75人

△△△△△第三旗列125人

△△△△△△△第四旗列175人

△△△△△△△△△第五旗列200人

共计600人

旗长与总司长官均在本旗或本司队列后阵，如某土兵畏缩不前，则斩某土兵，如某旗畏缩不前，则斩旗长。如第一旗列败，第二旗列补上；第二旗败，第三旗列补上，；以此类推至第五列，如仍败，即不前进。这种阵法被誉之为“乱战必捷，人莫敢撄”。在封建王朝的征调中，土兵往往攻无不克，成为封建王朝军事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化是经济的先导，是旅游的灵魂。打造“大武陵旅游圈”必须开发利用武陵文化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具有旅游功能的吸引物。武陵地区各族祖先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了颇有特色的武陵文化，包括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和名胜文化“八大系列”。武陵文化以“八大系列”为主体，积淀了大量的文物古迹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和名胜文化资源，既是旅游发展的助推器，又是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一是以濮文化、巴文化、楚文化、苗文化、越文化和汉文化为源头的“历史文化”。武陵地区是中国人类起源地之一。湖北省长阳县发现的人类上颌骨和牙齿化石距今约20万年。湖南省石门县发现的人类左腿股骨和下颌骨距今约3万年。武陵地区已经发现虎爪山遗址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数百处，夏商周三代，武陵地区为濮人、巴人、楚人、苗人、越人、汉人等多民族聚居区，致使武陵文化具有“多元文化时空叠合”特点。秦汉三国两晋时期，武陵地区隶属黔中郡、武陵郡管辖。南北朝时期，千古名篇《桃花源记》的问世和武陵仙境“桃花源”的初创标志“武陵文化”形成。唐宋元明清时期，“武陵文化”逐步发展。历代祖先留下了许多文物古迹和诗词曲赋等历史文化遗产。

二是以土家、苗族和侗族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文化”。武陵地区各族先民创造了奇特的民族语言、丰富的民间文学、独特的民间艺术、浓郁的民俗文化以及传统的民族体育。不仅有溪州铜柱、老司城遗址、马田鼓楼、芋头侗寨、大水井古建筑群、贺龙故居、湘鄂川黔**根据地旧址等4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有桑植民歌、民间故事、梯玛歌、薅草锣鼓歌、土家族打镏子、土家族摆手舞、土家族撒儿嗬、苗族鼓舞、土家族毛古斯、傩愿戏、花灯戏、目连戏、恩施扬琴、南曲、挑花、土家织锦、蓝印花布、苗族服饰、苗族银饰、白族扎染等6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是以民间信仰和儒道释融为一体为特征的“宗教文化”。武陵地区各族群众民间信仰的主要形式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道教传入武陵地区始于西晋，著名道观有真源观、桃川宫、五雷山道观、天后宫、景星观、紫霞观、高贞观、太和观、朝天观、祖师殿和白衣观等。佛教传入武陵地区始于西晋，著名佛寺有香积寺、药山寺、钦山寺、大同寺、洛浦寺、乾明寺、大兴寺、玉泉寺、黄陵庙、石墨寺、太平山寺、天门山寺、普光寺、兴国寺、宝峰寺、观音庙、夹山寺、龙兴寺、仙佛寺、天庆寺和香山寺等。

四是以贺龙、周逸群、贺锦斋、袁任远、廖汉生创造的“红色文化”。

五是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服饰为标识的“服饰文化”。土家老年男子穿满襟衣，头裹青布巾；中青年男子穿排扣对襟衣，裤脚缀梅花条。土家老年妇女头包青布帕，身穿矮领滚花边满襟衣；中年妇女穿右开襟矮领衣，套绣花围裙，裤脚用色布缀3条梅花边，穿绣花鞋；土家姑娘穿外托肩上衣，裤子绣五色花，戴瓜子耳环和银手圈。苗族男子头包布帕，大如斗笠；穿对襟衣，裤短而大。女子用花格帕包头，层层缠绕；穿无领大袖满襟衣，胸前绣花；下着短而大的宽脚裤，边缘滚花边；喜戴银饰和项圈。侗族老人穿无领右衽衣，着宽长裤，系束腰带。妇女穿无领右衽带子衣，下着百褶裙，袖口、裤脚镶花边，系绣花胸围，插银簪，包花帕。白族男子包白头巾，穿白色对襟衣，套黑马褂。女子戴“风花雪月”帽，穿白色大襟衣，套黑丝绒短褂，系绣花飘带。

六是以湘西北“湘菜”和渝东南“川菜”为特色的“饮食文化”。湘菜由湘江流域、洞庭湖区和湘西山区三种地方风味组成。洞庭湖畔常德市的名菜有蒜香黄鱼、红烧甲鱼、冬笋野鸡和冰糖湘莲等。以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怀化市为中心的湘西山区菜系以烹制山珍野味见长，名菜有土家酸鮓肉、腊味合蒸、炖腊野鸡、麻辣竹鸡、油炸蜂蛹、砂锅狗肉、板栗炖鸭肉、泥鳅钻豆腐和岩耳炖土鸡等。渝东南黔江、酉阳等5个区（县）原属四川省辖地，这些地方的土家、苗族人民擅做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牛**棒鸡丝、毛肚火锅、干烧鱼、麻婆豆腐、锅巴肉片和香酥排骨等川味菜肴。川菜发源于巴蜀，调味以麻辣著称。

七是以转角楼、吊脚楼、鼓楼和“三房一照壁”为标志的“建筑文化”。土家族建筑是正屋配单转角楼和正屋配双转角楼，如永顺县王村镇、龙山县里耶镇、慈利县江垭镇、慈利县溪口镇、永定区王家坪镇、桑植县两河口乡、桑植县苦竹寨、利川市鱼木寨、恩施市崔家坝镇、石柱县西沱镇、酉阳县龚滩镇、铜仁市东山古建筑群、思南县思唐古建筑群。苗族建筑是吊脚楼，如吉首市德夯、凤凰古城、黄丝桥古城和松桃县寨英村古建筑群。侗族建筑“三宝”是鼓楼、凉亭、风雨桥，知名鼓楼有横岭鼓楼、阳烂鼓楼等。张家界市白族民居建筑以“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家庭院落为代表，造型为青瓦“人”字屋顶。

八是以“大武陵旅游金三角”长江三峡、张家界、梵净山为龙头的“名胜文化”。武陵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齐全。既有武陵源、桃花源、黄龙洞、宝峰湖、茅岩河、九天洞、天门山、江垭温泉度假村、万福温泉、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土家风情园、宜昌三峡大坝旅游区、三峡人家风景区、车溪民俗风景区、神农溪、柴埠溪、小南海等20多处5A、4A级旅游景区，又有长江三峡、武陵源、桃花源、猛洞河、德夯5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还有世界地质公园张家界、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

在武陵山深深的腹地，满眼所见的，是山连着山，山套着山，山衔着山，山抱着山。千山万岭，峰峦叠蟑。农民们在狭窄的坡地上种瓜点豆，连一尺见方的泥土都不肯放过，统统被垦为耕地。山里汉子在那里犁地，三五步便到了头，半站在悬崖边，既不能进，也不能退，于是，人们只得从泥土里提起沉重的犁辕，使劲儿往后拉，身子后坐，几乎悬空在山崖外。

这里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秀丽的风景，其中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奇峰石怪，为五大佛教圣地之一；

乌江画廊、龚滩古镇穿越其中；张家界，酉阳桃花源、阿蓬江为世界著名的国家森林公园；

湘西凤凰古城，湘西秦里耶古城遗址；黔江的小南海为世界保存完好著名的地震遗址；

恩施的清江河、黔江的阿蓬江和龙山的酉水河，为土家族的发源地；

怀化市境内的沅陵为古辰州治所所在，洪江区有保存完整的明清商业古建筑群“洪江古商城”，芷江侗族自治县机场为二战中后期盟军远东最大空军基地，抗日受降纪念碑，会同县新中国第一大将粟裕的故里、溆浦县为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故里，怀化还有有抗日战争最后一战“雪峰山战役”遗址等。

这里山同脉，水同源，树同根，人同俗，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不为外人所知，但是这里的民族却有着悠久的历史，为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今，武陵人已经走出“有武陵人捕鱼为业”；陶渊明的千古名篇（酉阳）桃花源记中所说的“武陵”便为重庆市酉阳县，而桃花源就在该县的桃花源风景区；他们正在走出大山，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革，这块土地正在成为中华大地腹心地带的一颗倍受关注的璀璨明珠。

1、201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湖南考察。这是3日下午，习近平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同村干部和村民座谈，调研扶贫开发工作；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三件事要做实：一是发展生产要实事求是，二是要有基本公共保障，三是下一代要接受教育。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想方设法，把现实问题一件件解决，探索可复制的经验。

2、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湖北恩施调研。他走进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码头、农民工宿舍，冒雪探访深山农户，进入街边商铺，并召开多个基层座谈会，深入倾听百姓心声，共谋发展之计。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5年前李克强就来过这里，这次进山又路过龚延强老人家。总理说，几年不见，我来就想看看乡亲们生活有哪些变化，还有什么困难和心愿。得知老人家里收入在增加但还不宽裕，他说，党和政府同大家齐努力，相信能脱贫、会致富。新年快到了，给乡亲们送上节日祝福。

3、2012年六一前夕。温家宝武陵山区专程看望当地留守儿童。表示了中央对贫困地区的孩子的关爱。3、

4、2011年5月31日至6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先后来到贵州铜仁地区，重庆秀山县，湖南湘西州、张家界市等地，深入农村乡镇、工厂企业、城市社区和高等院校，就加快推进扶贫开发，促进武陵山区发展进行调研。

5、2011年11月29日上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武陵山片区率先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

2011年10月，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出台。《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2011年10月获得国务院批复。11月15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我州吉首召开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启动会，这标志着该规划正式开始分步实施。该规划明确了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的总体要求、空间布局、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是指导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重要文件。规划的逐步实施，蕴育着我州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扶贫攻坚的新机遇。

规划确定的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区域范围包括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四省市11个地（市、州）的71个县（市、区），其中湖北11个、贵州16个、重庆7个，湖南省除了我州8县市之外，还包括怀化市的全部县市区、张家界市的全部县区、邵阳市的8个县区、娄底市的3个县市、常德市的石门县、益阳市的安化县。片区国土总面积17.18万平方公里；2010年末总人口364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53万人，农村人口2792万人。该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积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

规划的总体要求包含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四个方面的内容。指导思想提出：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不断优化发展环境；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着力改善农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不断夯实农村发展基础；着力促进人力资源开发，不断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着力发展社会事业，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努力形成全社会扶贫和全方位协作新格局，促进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率先实现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目标。规划明确了6条基本原则：坚持加快发展与扶贫攻坚相结合；坚持加快发展与改革创新相结合；坚持加快发展与保护生态相结合；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坚持统筹协调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坚持自力更生与国家支持相结合。规划明确了5个方面的战略定位：扶贫攻坚示范区、跨省协作创新区、民族团结模范区、国际知名生态文化旅游区、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规划确定了10年间的主要发展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在“十二五”期间高于10%，“十三五”期间高于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在“十二五”期间高于7%，“十三五”期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在“十二五”期间高于8%，“十三五”期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率在“十二五”期末达到38%以上，“十三五”期末达到45%以上；人均教育、卫生、社保和就业四项支出在“十二五”期末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60%以上，“十三五”期末达到80%以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在“十二五”期末达到80%以上，“十三五”期末达到90%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十二五”期末下降到6.4%。以内，“十三五”期末下降到5.9%。以内；森林覆盖率在“十二五”期末达到57%以上，“十三五”期末达到60%以上。

规划第三章空间布局提出，要构建“六中心四轴线”的经济带格局，依托铁路、高速公路，发挥6个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强与重庆城区、武汉市、贵阳市、长沙市和长三角地区、成渝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等周边重点城市和重要经济区的联系。六中心，即黔江、恩施、张家界、吉首、怀化、铜仁6个中心城市；四轴线，即重庆—黔江—恩施—武汉，贵阳—铜仁—怀化—长沙，万州—黔江—铜仁—凯里，宜昌—张家界—怀化—柳州。规划明确，设立武陵山龙山来凤经济协作示范区，建设步骤为：到2012年，做好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在同城建设、统筹城乡、公共管理等方面协作发展取得初步成果；到2015年，在城乡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新进展，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到2020年，全面建成一体化发展体系，成为武陵山片区的重要城市和经济增长极。规划明确了吉首市的发展定位；是与长株潭经济圈、湖南各城市对外联络通道上的节点城市，建成商品贸易集散地和以民族风情旅游为主导的生态园林城市，重点发展绿色食品、烟酒、医药、旅游等支柱产业，到2020年城区人口规模达到35万人。

规划第四章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方面，明确了“两环四横五纵”的交通主通道。涉及湘西州的有黔张常铁路、黔江经龙山至张家界高速公路、遵义—铜仁—吉首—岳阳铁路、枝柳铁路石门至柳州段扩能改造工程、铜仁凤凰机场扩建工程等重大交通项目。在水利建设方面，涉及我州的重点水利工程有：雷公洞水库、大兴水库以及吉首、永顺、泸溪等县市的城乡供水、灌区改造、城镇防洪工程。

规划第五章产业发展。本章把旅游产业摆在第一节，凸显了旅游产业对片区发展的重要性。规划提出，以中心城市为依托，构建渝东南山水生态旅游组团、渝东鄂西山水风情旅游组团、张家界湘西风情旅游组团、湘西南山水文化旅游组团、梵净山生态休闲文化旅游组团5大特色旅游组团；着力打造12条精品旅游线路。规划要求，改善旅游交通条件，加快景区设施建设，提升城镇旅游服务功能，推进旅游产品多元化开发。

在产业发展第二节特色农业方面，提出要加快推进区域性特色农林产品基地建设，明确了油茶基地、茶叶基地、蚕茧基地、烤烟基地、高山蔬菜基地、魔芋基地、柑橘基地、中药材基地、干果基地、肉类基地、优质楠竹基地11大基地。规划要求，要完善农业技术支撑体系，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培育一批绿色名、优、特农产品品牌。第三节加工制造业方面，明确了农林产品加工业、生物医药产业、矿产资源加工业、机械工业4大类。在民族文化产业一节，要求推进民族文化品牌传承与保护，大力扶持民族文化精品工程，加强民族文化设施建设和民族文化及自然遗产保护，发展民族工艺品。本章对产业化扶贫单列一节论述，要求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技术协会，发挥各种合作组织、致富带头人、经纪人等在带动贫困户和协调企业方面的纽带聚合作用，促进企业和贫困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加大扶贫贴息贷款的投放力度，完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形式。鼓励企业在贫困村建立产业基地，为贫困农民提供技术、市场、信息等服务，积极推行订单农业，促进农超对接。

规划第六章改善农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分为小城镇与村庄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人居环境三节。本章提出要支持一批特色小城镇发展，引导农民建设富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传统风貌的住房；对生存条件十分恶劣的村落实施异地搬迁，把发展特色产业和移民搬迁相结合；要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所有乡镇到县城公路达到三级标准，100%行政村通公路，其中95%以上的行政村通沥青（水泥）路；要制定专门规划，实施山丘区小水窖、小水池、小塘坝、小水渠、小泵站“五小水利”工程；要实施水、电、路、气、房和环境改善“六到农家”工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规划第七章就业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实施“雨露计划”：引导和鼓励贫困家庭新生劳动力继续接受高、中等职业教育或一年以上的技能培训；组织贫困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参加以取得初、中级职业资格证书为方向的就业技能培训；培训贫困农民各种实用技能，扶持他们参与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的能力；以提高科技素质、职业技能和经营能力为核心，培养贫困村产业带头人代领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能力和带领当地贫困人口发展生产、参与市场竞争、共同致富增收的能力。

规划第十章改革创新分为三节：深化体制改革、扶贫机制创新、协作机制创新。本章提出，要探索扶贫投入增长机制。建立财政资金、信贷资金、社会帮扶资金对片区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结合土地利用制度创新、林权制度改革和旅游业产业发展，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和财政政策将片区资源环境优势转变为扶贫投入稳定来源的具体变化。

规划第十一章政策支持，对财政、税收、金融、投资、产业、土地、生态补偿、帮扶政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优惠举措。要求加大中央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有关专项转移支付向片区内重点区域倾斜；省级财政要提高转移支付水平。

规划第十二章组织实施，要求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建立跨省协调机制；加强基层组织保障；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本章第二节规划管理还明确要求省、县两级要编制相应的实施规划，推动片区发展扶贫规划的落实。

因在地质与地形、自然条件、经济生活、民族文化等方面，武陵山区相对自成一体，各民族长期交错杂处、共同生活基础上形成了许多共性，被费孝通先生概括成“武陵山民族走廊”。

历史上，这个地方一直是苗族、土家族、汉族等民族的聚居地，民族关系复杂。但是，各民族都把国家统一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大一统”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历代王朝都对武陵山民族地区采取特殊的治理政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创建了带有自治色彩的管理制度。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依据。

清代以来，该地就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每个时代都有重要的著述流传于世：康熙初年的《抚苗录》、乾隆年间的《楚南苗志》、嘉庆年间的《苗防备览》、光绪年间的《湖南苗防屯政考》、民国年间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等，都已经成为我国学术史上不朽的著作。同时，每个时代还有大量地方志书、私家著述、民间抄本、宗教经师们的经书、以及各个档案馆里收藏的数以万计的档案资料等。这些文献资料全方位地反映了历史上湘西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体现了当地各民族与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体现了历史上中央政府对湘西的开发和管理。这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