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于明末天启七年（1627年）的陕北起义，至康熙三年（1664年）夔东十三家完全失败。又称明末农民战争、 明末民变、晚明民变等。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如：福王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朱常洵就藩时，还得到明神宗上等良田四万顷。朱常洵还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百姓有了灾荒，舍不得拿出钱来赈济。

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例如；1588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1627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

明中期以后，国家财政的破产和赋税的加派，不断提取太仓银两供自己享用，甚至把外库的藏银输入户部，导致国家财政内外交困，面临破产。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军费开支，朝廷不断地加派赋税，明朝统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以征矿税为名，派遣了大量矿税监，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加重百姓负担，加速了阶级矛盾激化。

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他们依靠政治权势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辅地区设立了许多皇庄。宗室诸王、勋戚、太监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县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明末农民起义爆发的表面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剥削程度的急剧加重，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社会各阶层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加派激化矛盾。而其深层次矛盾则在于明朝中后期的制度体系—宦官和赋税制度。

屯田制中的军屯制度到后来弊端暴露无遗，首先是克扣粮饷，明后期，将领克扣士卒粮饷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他们用脧削所得，过着糜烂生活，且向兵部官员、监视太监和纪功御史等人行贿，营求升迁或开脱罪责；其次就是军队的屯田多被军官、豪强和内监占夺，使得军队失去了粮食的来源，这就决定了霸占军田的人同士卒的矛盾必然激化，平时摩擦甚多，战时更不可能做到上下齐心；第三就是军纪败坏‘，军纪败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杀良冒功”，于是官军往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滥施屠杀。史籍中所说，“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第四是明末的兵变是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万历以来，军队由于缺饷而哗变的事件已时有所闻。天启年间，福宁、杭州等地也先后发生兵变，还有援辽军队哗变于河北玉田县的事。

参见：明朝小冰河时期、明末鼠疫

17世纪开始的中国气候，此时的明朝处于明朝小冰河时期，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整个明末时期始终伴随着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

明中后期，随着吏治的全面败坏，驿递制也弊窦丛生。大小官吏往来于道路时，令驿站提供超过实际需要的供应，其超过的部分折成银子纳入私囊，如此便加重驿站人员的负担。后“在刘懋的主持下，朝廷颁布了新定的使用驿递规章，同时宣布裁减驿站经费。随着驿站经费的裁减，驿夫枵腹、驿马倒毙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了。大批原来依靠驿递勉强维持生计的壮丁被迫逃亡，其中相当一部分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

参见：王二起义、李自成起义、张献忠起义

陕西长期以来是全国社会矛盾的焦点，明朝藩王对农民横征暴敛，农民生活比其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争的地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以陕西为中心，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士兵兵变，手工者罢矿不断发生，为明末农民战争准备了必要条件。

李自成从小就因欠债被迫给姓艾的地主牧羊。后在银州（现米脂县）当一名驿卒。21岁那年，他打伤了地主，逃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饥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他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首义后各地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陕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全陕响应。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建立了临时性革命政权。但是，农民起义军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成份复杂，缺乏推翻明朝政权的明确目标，就全国范围来看还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在陕西府谷等地首举义旗，从崇祯元年至崇祯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境共有义军100余部。千部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亦加入义军，并成为骨干。此时义军作战，自发性、盲目性强。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战略。但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杨鹤为此入狱，洪承畴继督陕西，改用“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义军。

各部义军先后东进，李自成、张献忠约在1630年前后也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李自成也杀死贪官造了反，在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中当“闯将”。

陕北起义震惊了明朝统治者，崇祯帝准备利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瓦解农民革命。在明军剿抚兼施攻下，陕西战场义军除壮烈牺牲外，不少首领接受了朝廷招安，呈现出时降时叛的复局面。

崇祯四年（1631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为避开明军主力，王嘉胤率军入晋，起义中心转移到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王嘉胤牺牲后，王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在山西继续战斗，农民起义军由分状态进入协同作战阶段。

崇祯六年（1633年）冬，王自用作战牺牲，起义军在高迎祥领导下与明军展开了激烈博斗，损失较大。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24营10余万人突破官军包围，转移到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与明军周旋，明军不得不分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义军势力壮大，宣告了明朝招抚政策破产，明廷为改变“事权不一、相互观望”之被动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方针。

崇祯七年（1634年），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统一指挥陕晋豫川及湖广官军，由四面分进合击，企图一举尽歼各部义军。义军相继转进汉中，围剿落空。明思宗撤陈奇瑜，以洪承畴继任五省总督。当其调动官军入陕，重新组织围攻时，除李自成仍坚持流动于陕甘外，其他各部再次转进河南。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洪承畴率主力出关追击。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开封市西南）等地，连连受挫，被迫转入西部山区。

崇祯八年（1635年），明朝派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两面夹攻起义军。起义军深深感到，只有联合作战才有力量，各路起义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义军分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参见凤阳之战），焚毁皇陵。

高迎祥、张献忠等乘官军被牵制于陕之机，三度进入河南。明廷认识到在义军流动作战情况下，全面围剿，势难成功，又改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方针。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当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此时，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明廷为加强陕西攻势，令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张各部，令洪承畴专力进攻陕北的李自成等部。七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被俘牺牲，余部走归李自成。此时，清军入边，破昌平等16城，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中原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

高迎祥牺牲后，起义军逐渐形成为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领导，活动在湖北、徽、河南一带；另一支由李自成领导，活动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

崇祯十年（1637年），明思宗朱由检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理，并增派禁军12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十余座，但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返陕时在洪承畴优势兵力围攻下，起义军蒙受了很大损失。李自成兵败梓潼，守岷州（今甘肃岷县）、临洮。同年，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麻城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为保存起义军力量，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农民起义陷入低潮。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军两路入边，京师戒严，洪承畴、孙传庭率军入卫，西北官军减少。

张献忠经过一年休整，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联合罗汝才、张天琳等先后再起，破房县、保康，在罗猴山（今湖北竹山县东南）歼灭明军主力左良玉部。朱由检杀熊文灿，派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军进剿。

崇祯十三年（1640年）初，罗汝才曾在香油坪击败官军，但不久与张献忠先后败于玛瑙山及夔州，被迫转进四川。杨嗣昌率主力追击入川。李自成乘机于十一月进入河南，迅速发展为数万人。农民军首义至此时，优势官军始终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农民军则处于反围剿、求生存的地位。各部时分时合，忽东忽西，寻找空隙及薄弱点进行袭击，以调动疲惫敌人，在有利时机，形成战役战斗上的局部优势，出其不意打击削弱敌人，在战斗中保存并发展自己。

经过十三年的游击流动的作战，逐渐集中，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在多次反复起伏的战争实践中，渐趋成熟。特别是李自成，吸取知识分子意见，开始实施“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政治上实施“免粮”、“安民”、“平买平卖”政策并大力开展瓦解敌人的宣传工作，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军事上实施运动流动作战，开始向盲军战略要点进行机动进攻。

崇祯十四年（1641年）年初，攻占洛阳。李自成夺取洛阳后，收缴了一批武器辎重，大大改善了农民军的装备，并使自己拥有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他没收了福王府中金银财货和大批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开仓济贫，大赈饥民，令饥民远近就食。李自成张献忠相继攻占洛阳、襄阳，宣告了明朝围剿政策的破产。张、罗联军在四川大败官军于开县黄陵后，以一夜300里之速度，摆脱追击官军，于二月间返楚袭破襄阳（参见襄阳之战），杨嗣昌畏罪自杀。罗汝才因意见不合走附李自成。张军在信阳战败，转进安徽。李自成在崇祯十四（1641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间，三攻开封（参见开封之战），五歼官军主力，攻破襄阳，并在汝州之战中全歼孙传庭主力：破潼关，入西安，尽占秦、陇全境及晋西山区，并收编大部三边官军。此时，张献忠亦已攻下汉阳、武昌。战略形势发生质变，农民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

崇祯十七（1644年）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即向北京进军。二月入山西，仅在宁武一战，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师城下。十七日，官军三大营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监开门献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检自缢，明王朝的统治被农民起义推翻。张献忠部亦于当年八月攻占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参见：忠贞营、夔东十三家、联寇抗清

李自成进京后，面临的形势是如何消灭明朝残余势力，其中力量最强的是盘踞在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本待归降大顺，崇祯十七（1644年）四月初，忽闻大顺军在北京逮捕明勋戚大臣严刑追赃助饷及自身家眷被拘的消息后，击走唐通，部署防御，并向关外清军乞兵。与清军联合镇压起义军。四月，李自成亲率大军攻打吴三桂，在山海关激战（参见山海关之战）。在满汉军队联合进攻下，李自成失败，撤回北京。二十九日匆忙称帝，建国大顺，次日退出北京。李自成撤出北京后，有计划地实施战略退却，将北京城劫掠一空，经山西平阳、韩城进入西安。

清军在顺治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正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次年七月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十一月牺牲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

面对清军的南下，大顺军余部出现在抗清斗争最前线。李自成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战死于九宫山后，他的余部分为二支，一路由郝摇旗、袁宗第、李来亨等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一带及湖北兴山地区；另一路由李过、高一功领导，活动在湘鄂赣地区。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明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

张献忠阵亡后，以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为主的大西军余部自顺治四年（1647年）应黔国公沐天波之约入滇平定土司叛乱；大西军余部占据滇黔二省全境，川省一部。

1652年永历政权接受孙可望和李定国联合抗清的建议，定都安龙府。不久，以大西军余部为主体的明军对清军展开了全面反击。

虽然农民军和南明政权联合一起抗清，但是南明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农民军也倍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南下，何腾蛟在湘潭被俘，六天后在长沙被杀。次年清军重新占领湖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掉。明军在四川、湖南、福建三个战场上没能扩大战果，陷入了与清军相持的局面。顺治十三年（1656年），孙可望秘谋篡位，引发了南明内讧，李定国拥永历帝至云南，次年大败孙可望，孙可望势穷降清。孙可望降清后，西南军事情报尽供清廷，滇黔虚实尽为清军所知。清军集中兵力镇压农民军，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清军下昆明，占据云南，永历帝逃亡缅甸，二月，吴三桂及赵布泰、尚善等率清军与李定国部战于滇西磨盘山。这实际上已标志着南明灭亡，此时南明在中国境内已无任何立足点。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十五日，永历帝与其子朱慈煊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李定国在真腊得知永历帝死讯，亦忧愤而死。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夔东十三家抗清失败，李来亨全家自焚，明朝在大陆的抵抗结束，明末农民军余部完全失败。

明末农民战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斗争最尖锐、对后世影响也最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

明末农民战争最典型的战术是流动作战，具有很大优越性，义军时分时合，神出鬼没，使明军疲于奔命。明军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因督抚与武臣存在矛盾，军政腐败，军队没有战斗力，且分兵作战，在具体战役中往往只有起义军的几分之一，常常失败。

农民军在战略策略上运用恰当，渑池突围完成了战略转移，后来从流动作战转为阵地战，避免了不利条件，变被动为主动。起义军军纪严明，战斗力较强，与明军形成鲜明对比。

1949年后，传统的史观认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遏止土地高度集中的发展，使得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起义中提出的“均田”口号，是唐宋以来农民战争的一个新发展，它直接触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第一次，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明末农民起义，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农民军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楚王等数十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整家杀掉。至于郡王及将军之下，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山西一地仅是缩影。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乱杀闻名，但是他兵锋过处，那些明朝皇族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在攻克洛阳时，福王朱常洵被活剐与鹿血掺在酒中，名“福禄酒”，开怀畅饮。在襄阳，张献忠俘获襄王朱翊铭，尽管朱翊铭跪地乞生，而张献忠并没有放过他的家族。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将其活沉西湖，楚王宫殿楼阁近千间也被付之一炬。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均被杀。攻克重庆，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

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明末起义军诛戮明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在城乡绅，亦无噍类。”

农民军到处散布“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口号，“均田免粮”这种极端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只能进一步导致大顺军用拷掠追饷来筹集军费，以致在进军北京途中，特别是进入北京后，大肆对明朝的政要、权贵、富商、绅士等严刑拷打，勒索钱财，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

而农民军均田口号不反映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只是要求减轻赋役而已。农民军的“割富济贫”政策，也“并不意味着农民阶级重新分配封建地主的土地”，而是分夺地主阶级的“浮财”，把地主的“粮食、金银、衣物等可动之产取来分别赈济贫民”。

明末农民军在武装斗争中能不能自觉地正面提出否定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这一点一直值得后人关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史学界曾开展过一场关于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的讨论。有的学者怀疑明末农民军是否提出过“均田”口号，受时局影响更谈不上将其付诸实施。

所以“均田免粮”这一朴素口号除具有鼓动和号召民众的战时作用外，在当时的小农社会里到底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到底能持续多久，还需认真思考，不能将“均田免粮”的实施过于理想化。

部分学者指出，农民军迫于生计，反抗暴政值得称扬。但是有文献指出，农民军的烧杀抢掠比官军更加让人发指，虽然封建统治阶级所写的历史对农民军有污蔑，但是也无法掩盖农民军借着反抗官府的旗号在各地作恶的事实。例如张献忠在四川等地多施行暴政，屠城无数，几乎将四川人杀绝；而所谓纪律严明的李自成，在武关屠城；其所过之处，“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他在攻破偃师后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

农民军所过之处，明朝皇族、亲王、郡王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宫殿，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明朝太原总兵姜瓖亲见亲闻，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南疆逸史》也说：“明之天潢，迨闯献之祸，屠戮几尽焉。”

在古代史书中，各种民间起事都被记作“盗贼”。当1949年后史学界研究历史其中许多方面都采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原理树立，把“农民起义”至高无上的地位后，就将所有的“盗贼”一概理解为“起义”。其实这些盗贼中很多是在太平岁月聚众劫掠的大盗，破坏性极强，没有任何“起义”的纲领。

明末农民战争，就其规模之大和影响之深来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革命运动之一；在亚洲和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一次罕见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同时，由于它发生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所以它有着鲜明的特点和重大的历史作用。

明末农民起义军和明清军队经过30余年的反复较量，推翻了明朝，打击了清朝，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它同中国建社会历史上所有的农民战争一样，仍以失败告终。但明末农民战争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斗争之 激烈、影响之深远，却为已往之农民起义所不及。

农民战争对于明代旧有的生产关系和封建秩序进行了猛烈地冲击与破坏，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开辟了道路。继立的清王朝以明亡为借鉴，革除了明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诸多弊政，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措施,由此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农民战争还改变了土地剥削关系，而且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李自成农民军还注意到城市工商业问题，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的口号，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反映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要求。

李自成农民军第一次明确提出“均田”的口号，深刻触及到封建社会的土地问题，促进了农民自发地争取土地的斗争，对清代的农民起义有重要的影响。

明末农民战争通过侧面还带动了中国史学界对明清之际的研究，特别是是中共建国以来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三十多年来所出版的专著、论文和通俗读物，其数量之多，恐怕只有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才能与之匹比。

不仅在国内研究明末农民战争，而海外一些历史学家也热衷于此。

明末农民起义部队伴随战争流动而来的演剧活动，本身也是艺术共同体的大迁徙，一次地方戏曲声腔间的传播、更新与再融合。史料发掘表明，不仅明末农民起义部 队中存在大量的戏曲演出活动，而且从其间的士兵籍贯构成、演出剧目内容等要素可以推知，明末农民起义部队中演出的正是产生于西北地区的梆子腔。他们的演剧活动，客观上带动了地方戏曲声腔的传播，为清代花部戏曲的繁荣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也给中华戏曲艺术的生态更新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契机。

20世纪上半叶，毛泽东、蒋介石在研究和反思明末农民战争的过程中，联系其所处的背景，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毛泽东站在农民的立场，肯定了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并从其失败中找出现代中国革命应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而蒋介石则站在明王朝的立场，指斥农民战争，并从明灭亡中得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刻，要“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

明末农民战争也带来了消极影响，亦有人指出农民战争不仅不是历史动力，它们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甚至比腐败、无能的统治阶级危害更甚。其实，一些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人民群众，

明末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使得一个统一的明王朝灭亡。旧有的秩序被打破，在以后十几年的岁月里，让中国再也无法统一组织起来对抗清军的入侵，最终导致农民军和南明军一起被清军消灭。后来的清朝由于社会矛盾复杂，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防范广大汉人的反抗，统治秩序越来越保守、死板，甚至出现剃发易服的文化断层。

明末农民战争的作用也是消极的，农民战争持续了近20年，不仅对明王朝就有的制度和的统治秩序造成了重创，也破坏了战区内各地的农业生产和发展。明末农民战争的战场，一方面人口伤亡众多，农业生产环境遭到破坏，农业再生产链条断裂。

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且没有推动生产力。

明末农民军较之历朝农民军，并无过人之处。

农民军所过之地，当地的士绅和儒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部分私人收藏的图书，和书院馆藏的史料典籍都遭到破坏。有的散佚甚至是尽毁。

由于领导农民战争的一些主要领导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所以更有人指出，所谓“明末农民战争”的“农民”二字更需要商榷。

部分学者指出：李自成自崇祯七年六月从兴安车箱峡突围之后，即在陕西活动，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均未出关，不在河南和安徽。因而，以李自成在会上排解马守应与张献忠之争、提出分兵定向战略为重要内容的河南荥阳大会，应属子虚乌有；李自成也根本没有参加和领导攻凤阳、焚皇陵、围滁州的几次战役。李自成很早即是一支独立部队首领，并不是高迎祥的部将，即令曾为高的部将，为时恐怕也是很短的。说高迎祥牺牲后，李自成统率其众，遂自称闯王，全不可信。

研究明末农民战争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明末农民起义军是否实行过“均田”政策。近年来史学界正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有关李自成军实行均田的史料记载最明确的是《罪惟录》，其中说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实行过“贵贱均田之制”，这说明了“均田”是一种制度；根据《出劫纪略》中关于李自成“割富济贫”这条史料，又论证了农民军确实实行过均田制。但农民夺得土地以后如何实施“均田”制度的，确无记载。

参见：屠蜀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四川可谓是遭到兵祸最厉害的省份，多方势力都在这里绞杀，将天府之国变为人间地狱，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关于屠蜀的凶手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当时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所为，一种和入关之后的满清军队在四川的连年屠杀有关。还有人认为是南明军和地方地主武装所为。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对明末农民战争有着巨大的影响。据现有资料显示，《水浒》影响于农民起义，最早始于明中叶，至明末农民战争达到高峰，农民军均打着“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来反抗官府。

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如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起义、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元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进入北京后，内部发生很大变化。

这次农民战争所以最终失败，主要有下列四个原因：

第一，由于清兵入关，满、汉地主阶级逐渐结合起来，整个国内形势起了不利于农民军的变化。

第二，农民军特别是张献忠的农民军流寇主义作风严重，不重视根据地和政权建设。

第三，农民军李自成部的主要将领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进北京后，无组织，无纪律，生活腐败。许多将领犯了严重错误，有的将领被胜利冲昏头脑，产生骄傲自满、麻痹轻敌的思想，忽视了地主阶级猖狂反扑的危险。还滋长了腐化思想，政治上处理不当，军队纪律松弛，战斗力下降，不能抵制金钱酒色的侵蚀，逐渐消失原来的革命意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是农民战争的常见的历史现象，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也曾自称为建文帝的后裔。

第四，李自成、张献忠死后，农民军内部不能团结，争权夺利，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