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蜀又称入川屠蜀、屠川、蜀祸，是指中国明末清初之际的四川人口由于受战乱和灾害骤减现象。古谚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

17世纪中叶张献忠和清军先后攻入四川。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西进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在大西政权前期，虽手段强硬，但军纪尚可。后因四川各地明朝势力反抗强烈，张献忠于是决定杀戮报复。其死后，清军势力开始介入。康熙三年（1664年）清朝集合十万大军围剿农民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在川地多杀戮。等待清军平定四川大部时，镇守云南的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起兵反清，四川再次成为战场，八年之后，清军彻底平定四川。经过数十年的动乱和战役，使得四川人口大减。

注：关于张献忠屠蜀过程，详见词条张献忠“人物争议·屠蜀”段内容，本段不再大篇幅介绍。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汪兆麟献策屠蜀。次日，屠城成都，先杀男子，后逼妇女投江，被屠戮者不计其数，《纪事略》中说“不下四五百万，实际数不可考”。不久，又以“特科”的名义，骗四川的乡绅、士子、医卜僧道杂流到成都，后全部屠杀，被杀者万余人。

顺治三年（1646年）年正月，大杀大西军中的川籍士兵，除十四岁以下者全部尽杀。该年上半年，派兵分剿成都府属三十二州县，定例每杀一人，剁两手掌、割两耳及一鼻解验，准一功，妇女四双手准一功，小孩六双准一功。直至五月各地剿杀部队才全部回成都。

顺治三年（1646年）春，张献忠在彭山江口大败于明军杨展，败退成都。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明总兵曾英进军成都，张献忠遂弃成都，向川北转移。由于受到进剿追击，张献忠于是将成都劫掠一空，另有一说说张献忠在撤军时，嫌士兵太多于是大戮士兵，并杀尽军中随军妇女，但此说和其他文献相矛盾，较不可信。

当时“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圣教入川记》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张献忠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到他临死时只有25人”。

对于张献忠“屠川”之说，清朝时的书籍中，其可信度有些值得怀疑，有一些历史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史料多半出自清朝的官方正史和御用文人，有严重的污蔑、栽赃的倾向。

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既可出汉中定西北，又可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民众而自毁长城。

以张献忠经营四川的第一年情况来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实的。1644年，张献忠进军成都时，明朝守土官员曾问张献忠入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团结所有有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打击的对象仅限于与大西政权为敌的官绅，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

他在攻打泸州的檄文中说：“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失。”

保存至今的大顺二年（1645）《大西驳骑营都督府刘（进忠）禁约碑》郑重声明：“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不许擅自招兵，扰害地方；不许往来差舍擅动铺递马匹兵夫；不许地方武职擅受民词；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不许无赖棍徒具词诈告，妄害良民；不许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违者按碑律斩杀。这是张献忠起义军注意纪律的铁证。

与张献忠接触频繁的西方传教士曾统计过，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于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识分子，在张献忠攻克成都后，或“入学”，或“习举业”，以至于当大顺二年“开科取士”时，“应诏者不下数千”。

如果张献忠入川后发动大规模屠蜀或镇压官僚士子事件是真的话，上述原明官吏转到大西政权寻求保护，或是知识分子在新朝积极考取功名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就是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例如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清政府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但是，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找到了一块张献忠立下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是劝人畏天行善的，根本就没有一点杀气。而某些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其污蔑、泼粪之意，不言自明。

在梓潼七曲山大庙，是中国第一座文昌帝君庙。奉祀主神自然是文昌帝君张亚子，但在大庙的风洞楼上还塑了一尊张献忠的绿袍像，附近还有有一座张献忠家庙。每年二、八月时，梓潼居民都要到塑像前参拜一番。当地传说是明朝崇祯年间，官逼民反，张献忠领兵对抗朝廷，到了梓潼后，杀贪官、开米仓，解决百姓长期的缺粮之苦，因此虽然朝廷大举围杀张献忠，四川百姓对于张献忠却有拥戴之心。

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砸毁，其后，又有人重塑，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张献忠如果屠蜀，当地百姓为何对他如此崇拜。

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居御林院编修。他们的书有多大可信度值得怀疑。

而官方编纂的《明史》这部正史都漏洞百出，先是记载蜀地有三百余万口，后又记载张献忠杀了“六万万”蜀人。

1646年，即清人入关后第三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中箭身亡后，满人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用了残酷的屠杀来征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再确凿不过的证据。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进攻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0年，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川境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千里已无人烟的四川，又何能抵抗清军十多年。

《续编绥寇纪略》和《明史》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六亿）人，这数字明显夸大，当时的中国总人口还不到一亿，这些事实说明清政府的宣传存在明显夸大的成分。然而也有人指出“六万万”的意思，其实就是六十万。

尽管历史上农民起义有乱杀的现象，但张献忠屠杀到四川只剩下6万人是不可想象的。

对此，《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有如下论述：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

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

此外，将屠川责任全推给张献忠一人也是不合理的，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烬馀录》记载：

“献贼”即张献忠，“摇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圣教入川记》却率直地写道：

1980年3月3日至3月6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邀集有关的史学工作者和专家，举行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学术讨论会。会上讨论了张献忠在四川“杀人”问题的真相，张献忠在明末清初农民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张献忠失败的原因等三个问题。到会同志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各抒己见，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正确评价张献忠，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到会同志一致指出，过去清廷统治阶级把张献忠诬蔑为“杀人狂”、“杀人魔王”等等，流毒既广且深，特别在四川留下的恶劣影响更不容忽视。至今无论城市、乡村，举凡四十岁以上的四川人，大多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所谓八大王“剿四川”的传说影响。

清军在四川也是乱杀。清军平定四川2年后，清军因镇压陕西、山西起义，无暇全力顾及四川，1648年四川复反，清军又出兵围剿。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揭，给清廷奏章说入川的清军将领乱杀无辜，要不屠城，要不就把男的杀光。

张献忠死后，主要余部由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等率领南撤，经重庆、遵义，再到云南，于是四川本地各地军阀割据。入川的清军，先后在豪格、鳌拜、吴三桂、墨尔根、李国英、高民瞻的统领下，一方面镇压农民军，一方面与明朝军队交锋。

各军阀名义上效忠南明永历政权，互相之间却征战不休，连年征战更加加剧了四川的惨况，后孙可望又回兵平四川征讨各军阀使四川安定下来，川地生产逐渐恢复。1652年，陕西、山西起义已定，清廷派吴三桂重征四川，吴三桂平四川忠于明朝各军阀，击败南明蜀藩刘文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陷渝城（重庆）后，才算彻底平复四川，此间多方势力反复争夺使四川人口再次大规模流失。

清军对人民的镇压非常残酷。在清军与残明军队争夺攻伐的过程中，广大人民也颇受其害。

总的说来清军在四川大规模的屠杀破坏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领兵进入四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第二次是康熙时期为了镇压夔东十三家农民军；第三次是平定三藩之乱。

（1）清军首次屠蜀（顺治三年1646年—顺治十六年）。

豪格率领清军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于西充袭杀张献忠。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王先谦在《东华录》如是记载“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依据这则史料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数万级”都是大西将士。然而在《清史稿》中却有不同的记载：“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馀所，斩首数万级。”

表面上看两则史料并无太大不同，区别只是《东华录》中说清军“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而《清史稿》中则是“平其垒百三十馀所”。但仔细分析其中却有争议：张献忠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清军偷袭，而且张献忠率军北上目的地是陕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固守西充，更不可能有意识的针对清军修筑大量的堡垒和清军打阵地战。

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清军平的“垒百三十馀”并不是大西军队所修筑的，而是那些在川北与张献忠对抗的乡绅地主所领导的堡垒。清军为了粮食而进攻这些堡垒，张献忠放弃成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川西因战乱灾荒而缺粮，入川的清军同样面临这一问题，那些堡垒里恰恰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一点从清军在简阳地区的掳掠可以得到印证“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

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战死，清军“斩首数万计”。清军打败大西军之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如前所述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较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这里却发生了巨变。

顺治四年（1647年）春，李国英率清军入成都，后留其将张德胜守之，发生内讧。明降将齐联芳杀张德胜，张的部下“多遁回川北”，而齐联芳及其部下一千多人，亦遭清军邀击被杀。于是，“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不仅如此，清军还因粮食缺乏，用残酷刑罚，强迫人民纳粮，如顺治四年清兵为南明军队打败，败退过简州时，清军“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

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清军因孤军深入，不得不撤出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由于四川军民的反抗及粮荒，同年年底，清军不得不放弃四川的大部分控制区，向保宁集结，在撤退过程中清军竟大开杀戒，大肆屠杀平民百姓，“十一月，（南明军）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而后，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

清军甚至还大量地以人为粮，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清总兵马化豹的《塘报》中说，他带领的清兵攻打樊一蘅、杨展等部明军，“战守叙府（宜宾）已八个月，叙属府县止傕（催）稻谷四十八石、粗米九石，何以聊生？嗷嗷待哺。所部官兵俱将骡马宰吃，日逐禀泣，难堪度日。凡捉获贼徒，未奉职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本职若敢妄言，难泯官兵之口。”这是清军将领的军情报告。地主阶级诬说农民起义军以人为粮，原来，以人为粮的正是他们自己。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进攻中江、潼川（三台）、射洪，“斩获无算”。

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在川北进攻民寨打粮时还是如此残酷“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无数，……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

顺治九年（1652年），清军在保宁“擒斩（王）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攻开州（开县），“阵斩贼二千有余”。

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高民瞻攻成都，起义军南撤，清军“追至新津河，阵斩及溺死无算”。吴三桂军驻川南时，也是“骄横日甚，而部下尤淫杀不法”。至此清军才占领四川大部分地区。

从顺治四年至此的十多年里，满、汉地主在四川大量残害人民，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清将李国英入四川后，接纳阆州生员刘达为其幕僚，并派他到西北去办买战马，这时，他离开了阆中。顺治十五年，刘达返川交差、回到阆中故里后，给李国英的一封信中，对比了离川和回川前后目睹的情况。他写道：“返乎三巴，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涂。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篙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这些变化，都是在张献忠去世之后，都是满、汉地主在四川的残暴罪行不能算在农民起义军头。

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

（2）清军二次屠蜀（康熙三年）。

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四川平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1651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

然而康熙三年（1664年），二十万清军的大围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四川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事后清朝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

（3）清军三次屠蜀（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的第三次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军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就是军纪甚差。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整个四川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这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难。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这时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康熙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

有了康熙的纵容，入川的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屠杀四川平民百姓。据康熙十九年（1680年）富顺新任县令钱绍隆《详请禁病害文》中所载：“……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里甲胥役具皆潜逃不知去向。职随出告示招抚，无如一路逃兵来牵宰耕牛，攫取鸡豚，稻米豆谷，悉皆抛散……即至极幽极深之地，无处不到。如相近内江一路，……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兵丁驾船抢掠，……一路人见此辈带刀前来，无不骨拆心惊魂胆俱丧也。又泸州，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间，庶几可持无恐。无如兵之所过，遍山搜寻。其妇女望见惊走，媳弃其姑，母弃其子，童稚不能相随者弃置山谷,越日走视，为虎所伤而死。……（妇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尸在草野，经月不收……此皆历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

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

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其实南明只有杨展是真正为了四川人着想，只可惜杨展因为他管辖的地盘逐渐富裕，在1648年被袁韬和武大定杀害。

早在张献忠去世以前，南明官军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拼命的反扑，残酷屠杀人民。史载明军“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劫杀，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

顺治三年（1646年）底，张献忠去世后，四川大部分地区为残明官军占有。他们变本加厉，镇（审核）压革命，搜杀人民，并且，互相攻伐，争权夺利，扩充地盘，拥兵自雄，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苦难。

顺治四年（1647年）六月，南明官军王祥部总兵王命占领顺庆，“其始也，每家给免死牌一张，需银若干两。其继也，每牛给牛票一张，需银若干两。未几，而牵其牛，掠其人，掘其粮，焚其室，胥西南之民而兵之。”

顺治六年（1649年），南明官军曹勋部驻雅州，“其兵亦不易得食，于是纠合焦英等队外掠西道，内掠雅边，豆、麦、高粱搜括无一粒。遗黎草根、木皮充腹，迨尽，僵尸满路，城乡至显设卖人肉汤锅。”故当时亦有“宁遇恶虎，不遇曹部”之谚。

至于残明官军之间互相争夺中，对于人民的扰害，清初杨鸿基的《蜀难纪实》中说得相当具体。它写道：“（残明官军）闻贼北去，相与倡言恢复，牵率而西。凡贼杀戮之余，恣其拷掠。方至简（简阳）、汉（广汉）间，不虞尚有余贼，回兵一击，大溃而奔，不敢复西。而惟盘踞于资、内、富、隆、沪、合之间，日以挞粮为名，四出抢掠，其难更酷于贼。……每得一人，榜刺炮烙，必得财物而后已，……故民虽免于兵刃而死于拷掠者十常八九也。时蜀土不耕已二年余，粮罄尽，民惟拾穞谷、采野蔌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又说：“时蜀疆无寇，向之仗言恢复者皆出而据土自雄。于是，杨展据嘉定，省东州县、上下川南皆其属，惟永、泸不与焉；王祥据遵义，以津、合、彭、黔为边境，而时扰于境外，侯天锡据永宁（叙永），马应试据泸卫，而时往来于泸、富之间，曾英部将余（于）大海、李占春据涪州之平西坝，上而长垫，下止醴都，川北则以近清，而不敢问，其忠、万，则忠州世弁谭文、谭宏及谭诣号三谭所有。其他聚一乡、保一砦，或孤立自守，或臣附于他人者，固难仆数也。使其各保境安民，积粮养士，以待时清，则蜀难从此亦可止矣。无如此曹贪乱乐祸，不肯少悛，日寻干戈，忍相吞噬。当此千里无烟之日，孑遗落落，值其蹂躏，呼天罔应，入地无门。”杨鸿基，是顺治、康熙时四川富顺县人，他的这一段概括的描述，正是当时残明官军在四川残害人民的真实缩影。

当地地主武装也是这样，如雅州“黎神武等所为，残忍妄诞，凡有俘获及挟仇相害者，但云从贼，无不手刃之。”这些地主武装，在其辖区内大肆掠杀人民，如顺治二年十一月，南明监建黎军范文光“驻节雅州”，“分兵劫掠”，以致“雅民剥床见肤，各星散逃去”，“又纵兵掳掠，雅安民遭害甚惨”，所以当时有“宁逢赤眉，不逢文师，宁遇恶虎,不遇曹部。”之谣。在人民看来，农民起农民军（“赤眉”）比地主武装好。

为了争抢粮食，一切仁义道德都已经不存在了。有个冯氏家族写了本《冯氏历乱录》，在书里对当地摇黄土军任意肆虐和清军开道杀人都有描写。清军攻周时缝草便杀，据欧阳直的《蜀乱》记载，摇黄土军杀人，吃人之事也干不少，在一座庙里，他们抓大头的小孩，将其四肢绑住，用头撞钟，看其被撞得脑浆迸裂以此来取乐，是“更甚于献忠”。张献忠的军队是支有军纪的军队，所干之事都是有目的的，而摇黄土军就是毫无纪律的土匪了。 由此可以看出，张献忠所毒害的主要在川西一带，川南是南明和摇黄的地盘。随着清军入川，他们之间互相争夺，为了地盘和粮食，导致川南“孑遗者百无一二”。

而其他一些农民军残余力量例如摇黄军也在四川各地屠城。劫掠妇女，残害老幼，使得满地尸体。

战乱的同时还有天灾，而实际上四川发生的自然灾害无论涉及的区域面积，严重程度还是持续时间同样远远低于陕西、河南。

清同治十年的《仪陇县志》载：“仪邑自明季之乱，几至靡有孑遗，其逃在山谷者，又值饥馑频仍，人相食，继以虎灾，道无行人，昼常扃户。”

《蜀碧》：“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死者朽卧床榻，无人掩葬”。顺治五年（1648年），内江“瘟疫大作，人皆徙散，数百里无人烟”。同年，川北又遭大旱，饿死者日无计。

《铜梁县志》载1868年，该地“瘟疫四起，染者呕吐交作，腰疼如断，两脚麻木愈二三时之毙”。

欧阳直的《蜀乱（蜀警录）》记四川虎患，“蜀中升平时从无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内江奔溃，余途次草中，月下见四虎过于前。又于叙南舟中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一虎浑身纯白，头面长毛，颈上披须，长径尺。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虎之口，而蜀人几无噍类矣。嗟乎！死于贼与饥也，犹曰人死于虎也，非天乎！。”

彭遵泗《蜀碧》载：顺治初年四川“遭乱既久，城中杂树蓊郁成林……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顶逾城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毙即弃去，不尽食也。白昼入城市，遗民数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经数日，而一县之人俱尽残者”。

顺治七年四川地方官员向朝廷奏称，顺庆府“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奈频年以来，城市鞠为茂草，村疃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 噬。……据顺庆府附廓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506名，虎噬228名，病死55名，现存223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现存32 名。”

沈荀蔚《蜀难叙略》载：顺治八年春“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乃闻川东下南尤甚。自戊子（顺治五年）已然，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 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若取水，则悉众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终有死者。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 兵饥谨疫疠者，又尽于虎矣。虽营阵中亦不能免其一、二。”

乾隆《富顺县志·卷5》记载，清初“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不见一人驰逐之。其胆亦张，遇人即撄，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焉。残黎之多死于虎”。

道光《綦江县志·卷10》记载，綦江“群虎白日出没，下城楼窥破残人户。……行者虽五、七同群，执器械，前后中间必有一失。”

《明史》记载是六亿人被害，而《后鉴录》记载是七亿人。

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里说从崇祯初年开始，四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685万人口死亡，残存的居民仅50万左右。

其实除了《后鉴录》之外，其他的资料很多都并没有将全部责任推给到张献忠身上，如《蜀龟鉴》记载：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四川南部死于张献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于瘟疫、虎灾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遗之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遗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明朝军阀的屠戮平民、清军的滥杀无辜，南明，张献忠，摇黄土军和各路强盗土匪，再加上灾荒，瘟疫，虎患，人吃人，逃离等天灾人祸，才是导致川人减少的真正原因。

明末清初在中国各地发生的动乱之中，尤属四川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蜀这一词就很清楚的说明了当时四川在人力、物力方面所遭受的惨重损失。

连年兵荒马乱导致的生产大面积停顿，人民大批量地逃亡，都是导致四川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人口锐减的原因，按顾诚说法，“直到张献忠去世，大西军转入云贵时，四川遭受的破坏还是比较有限的”。

屠蜀使四川的经济与文化遭到摧毁，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战乱，永远无法准确统计，长年的战乱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百姓弃田舍逃亡，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川人死于饥馑、瘟疫又倍于刀兵。

屠川事件几乎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了四川的文化与生产力。尤其是对四万贡生——中国文明与文化传承者的屠杀，给后人留下了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的空白——从此再无四川人。

为了恢复四川经济，清初鼓励全国各地向四川移民，于是开始了长达100余年的“湖广填四川”。不过也有人指出湖广填川是假的。

孙祚民：统治阶级把这一事件称做“蜀祸”，以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诋毁不遗 余力，直至很久以后，在人民中间还存留着某些影响。

冯广宏：四川的兵祸之始，追到源头总与张献忠脱不了干系。

黄位东：明末清初期间各方势力在四川进行疯狂屠杀，将天府之国变为人间地狱，给时人带来了难以抹去的伤痛。

胡昭曦：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清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