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环境，是指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

历年世界人居日主题 为了唤起各国政府和全社会对解决人居问题的重视，号召全世界为人居发展作出努力，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第四十届联大一致通过决议，确定每年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世界人居日（世界住房日），并每年确定一个主题。

联合国人居中心从1989年开始创立“联合国人居奖”，这是全球人居领域最高规格的奖励。“联合国人居奖”自创立以来，一直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每年，联合国人居中心都要收到大量各国政府推荐的参加人居奖评选的项目材料，被推荐的候选者可以是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或项目，内容可涉及人类住区的各个方面，如住房、基础设施、旧城改造、可持续人类住区发展、灾后重建、住房解困等。为了确保人居奖的权威性，人居中心聘请了一批资深的官员和专家组成评委会，对所有候选者的申报材料进行严格的评审和筛选，最后选出获奖者。每年的获奖数量由人居中心视情况而定，一般在10个以下。历年的获奖者均为在国际、地区或国家一级的人居领域内成就突出并有广泛影响的机构/组织、个人或项目。。截至2003年，全球共评出联合国人居奖121个。我国从1990年开始组织申报联合国人居奖，我国共获联合国人居奖12次。 他们是： ——1990年，唐山市政府因灾后重建的巨大成就荣获联合国人居中心颁发的“人居荣誉奖”。 ——1992年，深圳市住宅局获“联合国人居奖”。 ——1995年，上海市因实施解决居住特困户项目而荣获“人居荣誉奖”。 ——1996年，建设部长侯捷荣获人居奖“特别荣誉奖”。这是中国首次以个人名义获奖。 ——1997年，中山市长黄子强获“联合国人居奖”。 ——1998年，沈阳市长慕绥新获“联合国人居奖”。 ——1998年，成都府南河综合整治项目荣获“联合国人居奖”。 ——1999年，大连市长薄熙来获“联合国人居奖”。 ——2001年，杭州市政府获“联合国人居奖”。 ——2002年，包头市政府获“联合国人居奖”。 ——2003年，威海市获“联合国人居奖”。 ——2004年，厦门市获“联合国人居奖”。 争创“联合国人居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获得中国人居奖项，二是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申报资格，三是获得联合国人居会议申办权。

“世界人居奖”是国际上一项颇有影响的大奖，由英国建造与社会住房基金会于1985年创立，作为该基金会对1987年“国际住房年”的献礼。自该奖设立以来，已评选出了30多个优秀项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英国建造与社会住房基金会一直与人居中心合作密切。 设立“世界人居奖”的目的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表彰那些能够为其他地方所仿效的成功而又有所创新的人居项目（主要侧重于住房项目）。每年这个奖项都吸引了一批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加以仿效的高质量的创新项目参加竞争。 “世界人居奖”每年评出两个获奖项目。自1985年起每年都在“世界人居日”全球庆典上颁发。围绕该奖项的竞争旨在发现那些为人们提供可持续性未来的人居项目及那些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存的住房问题提供既现实而又富有想象力的解决办法的人居项目。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要寻找的项目都是那些能从更广泛的层面上看待住房问题的解决，并涉及到除住房问题外的其他相关领域，如失业、能源损耗、可持续性未来等等的人居项目。中国北京的菊儿胡同改造项目曾于1992年获得此奖。

联合国人居委员会

联合国人居委员会是根据第32届联大通过的第162号决议于1977年10月12日正式成立的，是联合国系统内专门负责推动全球人类住区发展的机构。联合国人居委员会设58个理事国，每届任期4年。名额按地区分配，其中：非洲国家16席、亚洲国家13席、东欧国家6席、拉丁美洲国家10席、西欧国家及其他国家13席。人居委员会现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对全球人居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多年来，人居委员会一直与我国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应我国政府的要求，人居委员会于1988年12月31日正式接纳我国为理事国。

联合国人居中心

联合国人居中心是于1978年成立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协调人居发展活动的领导机构，它支持并与各国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通力合作，促进全球人居事业的发展。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工作着重于以下几个重点领域：

1．住房和社会服务 世界各地区的大部分低收入者都缺少获得适当住房和社会服务的途径。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有6亿城市居民居住在质量很差的住房里，而且饮水、卫生、排水和垃圾收集等都很不完善，造成了其生命和健康持续受到威胁。每年，有几百万城市居民被武力逐出家门，使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日益增加，而据估计无家可归者已达1亿人。 人居中心促进在住房和社会服务方面制定政策、战略和创建供应体系。通过制定恰当的住房政策，实行社区参与以及通过鼓励政府取消那些妨碍人们获得土地和住房方面所存在的机构和法规上的限制等手段，人居中心鼓励全面和逐步实现住房权。

2．城市管理 到2000年，全世界有一半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地区。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是农村人口规模的2倍。迅速的城市化、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城市大范围扩张以及特大城市的迅速扩大等现象，是我们这个年代最主要的一些变化。所以，几乎每一个国家当今社会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管理好其城市。 认识到在使城市地区变得生产力更高，更公平以及更具可持续性方面，地方政府能够成为最有效的合作者，人居中心与地方当局和其他城市管理机构密切合作，致力于在城市一级实施“人居议程”。

3．环境和基础设施 城市发展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机遇，因为城市已具备在有限的空间内，高效率地容纳大量人口。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环境和基础设施规划与管理，城市就会变成严重的健康、环境以及经济问题的来源，而这些问题是由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害引起的空气污染、水污染、不良的卫生状况和灾害等带来的。 人居中心通过以下途径寻求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即向各国政府、地方当局和社区提供帮助，用于规划、实施和维护城乡住区中的基础设施及服务设施，尤其是在供水、废物处理、卫生、交通和能源方面，帮助制定当地的环境政策。

4．评价、监测和信息 人居中心通过其全球城市观测站，结合两个主要的监测手段：最佳范例项目和城市指标项目来审议和监测全球实施进展情况。监测的结果将发表在两年一期的《世界城市状况》的报告中。 人居中心通过其设在世界各地的信息办公室等办事机构、定向公共信息资料、国际互联网及其两本主要定期出版物：《全球人居报告》和《人居辩论》来促进采取提高对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城市议程的认识，从而达到在一个日益城市化的世界里有关共同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方面的政策转变。

联合国人居署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至此联合国人居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联合国人居中心的职能将由联合国人居署来行使。联合国人居署相对于联合国人居中心而言，不仅地位得到提高，而且职能将更为广泛。 联合国于1996年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了联合国第二届人居大会，会上通过了指导世界各国人居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人居议程》。2001年6月在纽约召开的人居特别联大会议上，又通过了《新千年人居宣言》。这些都表明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对于全面改善全球人居状况的关注和决心。然而作为实施《人居议程》的联络和监督机构，联合国人居中心却由于其地位和职能上的制约，影响了它履行联大赋予的职责。 鉴于这种情况，许多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呼吁联合国应加强对联合国人居中心的重视。在2001年底召开的第56届联大会议上，由77国集团加中国提出的一项关于“加强联合国人居委员会的职责、地位及加强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地位、作用和职能”的决议草案获得通过，从而使联合国人居署得以诞生。

人居环境是人类工作劳动、生活居住、休息游乐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场所。人居环境科学是以包括乡村、城镇、城市等在内的所有人类聚居形式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着重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全面地、系统地、综合地加以研究，其目的是要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更好地建设符合于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

人居环境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人类的生存方式不断变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从被动地依赖自然到逐步地利用自然，再到主动地改造自然。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最初以采集和渔猎等简单劳动为谋生手段。为了不断获得天然食物，人类只能“逐水草而居”，居住地点既不固定，也不集中。为了利于迁徙，人类或栖身于可随时抛弃的天然洞穴，或栖身于地上陋室、树上窠巢，这些极简单的居处散布在一起，就组成了最原始的居民点。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在相对固定的土地上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农耕与饲养，而且形成了从事不同专门劳动的人群：农民、牧人、猎人和渔夫。农业的出现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劳动分工向人类提出了定居的要求，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乡村人居环境。

这种真正的人居环境最早出现于新石器中期，如我国仰韶文化的村庄遗址。随着生产工具、劳动技能的不断改进，劳动产品有了剩余，产生了私有制，推动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劳动分工——手工业、商业与农牧业的分离。手工匠人和商人寻求适当的地点集中居住，以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于是，距今大约5500年前，以担负非农业经济活动为主的城镇应运而生。尼罗河下游的底比斯、孟菲斯，两河流域的伊立、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莫哼卓达罗，黄河流域的亳、殷、镐京等，就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城镇。

作为人类栖息地，人居环境经历了从自然环境向人工环境、从次一级人工环境向高一级人工环境的发展演化过程，并仍将持续进行下去。就人居环境体系的层次结构而言，这个过程表现为：散居、村、镇、城市、城市带和城市群等。

人口规模的变化显示了人居环境规模演化的基本特征。这个演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漫长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缓慢发展，不要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各种人居环境的规模基本上处于缓慢增长状态。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世界各国先后进入城镇化时期，城镇规模急剧扩大，而乡村规模相对稳定（某些地区甚至有所缩小），形成人口从乡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的向心移动模式。另外，随之兴起的第三产业以生产服务、科技服务、文化服务和生活服务功能等从多方面支持了城镇化，并进一步扩大了就业门路，赋予城镇新的吸引力。上世纪60年代以后，人居环境规模的演化进入第三个阶段。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主导城镇化的进程正处于上升时期，城镇人口，尤其是大城市人口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状态。1952年我国有大城市19个，1985年增加到52个，增加了1.74倍，大城市人口从3231万人增长到6941万人，增长了114.8%。在发达国家，这一阶段却出现了新趋向。由于人口的高度密集，城市环境质量下降、用地紧张的矛盾不断加剧，城镇化的速度已大大减缓，甚至出现了大城市人口减少、小城镇人口增加，市中心区人口减少、郊区人口增加的逆城市化现象。

伴随着人居环境的演化，其地域形态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乡村地域形态的演化较简单，从零散分布的农舍到以中心建筑物或主要街道为线索布置的各类用地，就基本上完成了地域形态的演化过程。城镇地域形态的演化比较复杂。我国古代城镇基本上是以权力机构为中心的对称棋盘格形式，这与欧洲以教堂、宫殿或广场为中心展开布局的城镇同属原生城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不断成长扩大，东西方城市殊途同归，都趋于树木年轮一样的单核同心圆式城市。资本主义早期，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城市恶性膨胀，但城市仍固守原来的中心，地域的扩展从摊大饼式的漫溢发展转为沿交通线的蔓延，城市地域形态逐渐演化为单核多心放射环状。在近现代，为了克服城市病，人们设想以大城市郊区的“飞地”为新的成长核来分散中心城市的压力，从而出现了多核城市和星座式城镇群。人们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城市沿既定方向作极轴形扩展有很大优越性，于是产生了定向卫星城、带状城市和锁链状城镇群等。

城市化（或称城镇化）是世界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简单说来，当代世界城市化有以下四个特点：

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195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29.2%，1980年上升到39.6%，增加10.4个百分点。预计2010年将达到51.8%，即在世界范围内，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超过居住在乡村中的人口。同时，从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数开始超过发达国家，到2020年两者之比将为3.5 : 1。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已构成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体。

大城市化趋势明显、大都市带出现当代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城市化趋势明显，其后果不仅使人口和财富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出现了超级城市（Supercity）、巨城市（Megacity）、城市集聚区（City Agglomeration）和大都市带（Megalopolis）等新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

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 战后，若干发达国家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个全新的规模庞大的城乡人口流动的逆过程开始出现，这就是所谓的郊区城市化。50年代后，由于特大城市人口激增，市区地价不断上涨，加上生活水平改善，人们追求低密度的独立住宅，以及汽车的广泛使用，交通网络设施的现代化等原因，郊区城市化进程加速。同时以住宅郊区化为先导，引发了市区各类职能部门纷纷郊区化的连锁反应。

70年代以来，一些大都市区人口外迁出现了新的动向，不仅中心市区人口继续外迁，郊区人口也向外迁移，人们迁向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整个大都市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国外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逆城市化。逆城市化首先出现在英国，美国出现逆城市化的时间稍晚。

面对经济结构老化，人口减少，美国东北部一些城市在80年代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积极开发市中心衰落区，以吸引年轻的专业人员回城居住，加上国内外移民的影响，1980—1984年间，就有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等7个城市在市域内实现人口增长，出现了所谓的再城市化。

城市人居环境的不断变迁，引起了许多专业和社会人士对理想城市的探索和讨论。本节中选取了一些影响较大和较具典型性的理论予以介绍。

19世纪末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城市恶性膨胀，居住条件的恶化成为压抑城市居民的巨大阴影。于是人们开始怀念旧式小城的安宁生活，发出了“回到自然中去”的呼声。在这种背景下，霍华德（E. Howard）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想模式（图8-1）。该模式基本上属于单核同心圆状结构：6条干道自中心城向外延伸，地域的职能分化按同心圆层展开。中心区为一空旷的公园，既可作休憩用，也是公众集会的场所。四周是公共建筑群，布置行政、文化、娱乐等市级公共机构。外层是公园绿地带，再外层是商业区，开展零售、批发业务与商业展览等。商业区外层是宽阔的林荫大道，附近有学校、教堂、小型休憩场地等。花园式的住宅群布置在最外层，再向外就是广泛的永久性绿地，有森林、草地，也有农耕地。在《芝麻与百合花》一文中，霍华德表达了他的理想：“按照健康和伦理道德的要求，对现有房屋进行改建。建设新的坚固和美观的住宅。这些住宅在一定的环境中成组地组合，与周围环境完全协调。城墙把整个城市围起来，郊外不再有有害健康的贫困地带，城内有美观的、充满活力的街道，城外则是敞开的田野。城墙外面，有观赏花园和水果园组成的绿带，这样城市任何地点的居民都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来到这里呼吸新鲜的空气，身处于绿色环境之中，享受广阔的地平线，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田园城市是生活居住质量高度理想化的模式，虽然在实际上很难将其推广，但它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却相当深，在世界上许多城市的构筑方式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田园城市的影子。

格伦的理想城市 本世纪初，因大城市过分膨胀，城市空间过度集中而导致住宅缺乏、交通阻塞、中心拥挤、建筑混乱、城市环境恶化等种种令人头疼和诅咒的“城市病”，1943年芬兰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发表了《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他把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提出城市秩序的概念，认为城市如细胞一样是有机的，其肌理如同细胞的肌理，如果发展过快或过量，就会打乱系统有机秩序，因此要进行有机疏散。其精髓就是把城市无秩序的集中变为有秩序的分散，即避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而是把密集的城市区域分裂成一个个的集镇，形成“多核区域”，各区域相对独立，彼此之间以大片的绿化带或河流间隔，这样不仅充分且较均匀地分散了城市人口，减缓旧城区压力，而且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使城市规划及建设融入了大自然中，与自然互为一体。

1973年，格伦（V. Green）提出了一个组合型城市地域结构模式。根据多年城市规划与环境设计的经验，格伦认为：通过科学的规划与控制，一定用地规模的城市可以容纳较多的人口，并创造出高质量的城市生活。他将城市地域分为城市景观与技术景观两部分。前者的功能是居住、轻型加工、行政管理、商务、教育科研和文化娱乐等；后者的功能是采矿冶炼、重型加工、交通运输、供水供能、仓储、污染物处理和防灾等。城市景观可采取细胞群布局方式，并保持适当距离，以免干扰。据此，格伦提出了一个诸多微型单元按一定方式排列组合的理想城市模式。该模式城市景观部分含一个核心区和若干个排列有序的次级单元，技术景观由若干个散布在外围的专用地组成，隙间为大小不等的绿地。每个次级单元相当于一个小城镇，内含一个单元中心和三个分区；每个分区含一个分区中心与三个社区；每个社区含一个社区中心和三个街坊。该模式可大可小，次级单元的个数视人口多少而定。如一座200万人口的城市可分为30个次级单元，内含90个分区、270个社区、810个街坊，约25%的人居住在各级中心，其它散布在各个街坊。这样大规模的城市需用地346km2，其中将近30%为城市景观，将近10%为技术景观，其它60%多为绿地。这样，城市景观内的人口密度达2万人/km2，人均占有绿面积为107m2，人口容纳量相当大，环境质量也相当高。

我国有学者提出一种“园林城市”的理想模式。这是一种单核多心模式，同时含有圆环和扇形两种结构。市中心——居住区中心——居住小区中心构成全市三级中心。居住区含6个居住小区，每个小区可视情况分为2~4个居住单元。各级中心可分别布置不同等级的公共设施和商业服务机构。这样，各级中心不仅是公共活动中心、购物中心，也给居民在闹市中提供了一片休息、游乐的绿土。公共建筑外围为大片住宅群，间有学校、医院和无污染的轻型、小型加工厂。每个居住区占地150公顷左右，人口规模4~6万。以居住区为单位，向外延展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扇形面。居住区的外围是绿化带（如防护林），最外层是工业、仓库或对外交通用地。动、植物园、苗圃、郊区绿地从各扇形面之间呈楔形插入市区，并通过林荫带直接与市中心连通。园林城市是以园林绿地系统为线索组织各城市功能的，其好处有四：

“园林城市”模式 · 生活用地与生产用地的组织比较合理，二者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必要的隔离

· 生产性用地虽然布置在最外层，但不形成完全封闭环，不会对城市的发展造成很大限制

· 适宜按照放射环状道路系统组织市内交通

· 园林绿地系统点、带、面相结合，与城市建筑环境浑成一体，达到了“园中是城，城中有园”。不过这种园林城市比较适合中小城市，而对于大城市来说并非最佳的结构模式。

如前所述，人居环境涵盖所有的人类聚居形式，通常可以把它分为乡村、集镇和城市三大类，其中镇是处于城市和乡村的中间过渡类型，因此，常有“城镇”、“村镇”并提的情况。城、镇、村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的差别首先是人口数量的差别。划分城、镇、村的人口指标因国家而异。在我国，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可设市，2千~10万的可设镇，2千人以下的居民点为乡村。其次是人口劳动构成的差别。城市和镇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人口为主，乡村以从事第一产业的农业劳动人口为主。第三是人口密度的差别。一般说来，城市人口比较稠密，乡村人口比较稀疏。

经济活动的差别城镇是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集聚的地方。乡村除了少量第三产业活动以外，耕作业、林果业、放牧业、渔猎业等第一产业占绝对优势。从另一方面来讲，城镇土地只与城镇经济活动发生间接关系，为城镇居民的工作与生产提供活动空间，其利用主要是物理机制。乡村土地与农业经济活动发生直接关系，深刻地参与生产的物质与能量循环，其利用主要是生物化学机制。

社会文化结构的差别城市居民的民族与宗教色彩、文化与职业构成都很复杂；乡村则比较单一。城市拥有众多的学校、科研单位和文艺、体育、娱乐、卫生设施与机构；乡村则比较少。城市建筑风格追求美观精巧、多元和谐，并力求开拓高空和地下空间；乡村建筑则朴素自然、简单实用，一般很少有高层建筑。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很有规律，习惯于在工作日严格地按时间表作息，周末则购物、娱乐、社交。除出差和远游外，城市基本上可以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有很强的季节性，农忙时，日出即起、日落即归，农闲时则可自由安排时光。乡村难以提供人们所需的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和文化娱乐设施，因此不定期地“进城”成为农民生活中的要事。

区域中心地位的差别城镇多是某特定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各种类型、各种级别决策机构的聚集是城镇的一大特色。乡村只是区域聚落体系的最基本单元，不具备中心性地位。

景观的差别城市景观的多维多面性是乡村无法比拟的。在城市，有规模宏大的公共建筑，有密集分布的住宅楼群，有成片如林的厂房烟囱，有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有人群熙攘的商业大街，有错落有致的园林绿地……事实上，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城市景观是景观环境的一大组成部分。与城市相比，村、镇景观比较单一。“十”字型或“井”字型的主干街道，中心区几座公共建筑，成片的平房，稀疏分布的几座厂房，构成了集镇景观的主体；绿树和菜地，构造朴素的农舍和简单的生活、生产服务设施，再加上几条小路和一条小河，就组成了具有田园诗意的乡村景观。

l 将城市人居环境在地域层次上划分为近接居住环境（微观城市人居环境）、社区环境（中观城市人居环境）和城市环境（宏观城市人居环境）。其中以住宅为核心的近接居住环境又分为两个部分：住宅和邻里环境；社区环境为居民社会活动的主要环境，其地域范围相当于一个居住区；城市环境相当于整个城市系统环境。在地域层次划分的基础上，以城市人居环境的住宅、邻里、社区绿化、社区空间、社区服务、风景名胜保护、生态环境、服务应急能力8个方面为评价对象，充分考虑到评价指标选择的代表性、不可替代性和多层次性，选择29项指标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表8-4）。

l l 将城市人居环境划分为两部分：人居硬环境和人居软环境。所谓人居硬环境是指一切服务于城市居民并为居民所利用，以居民行为活动为载体的各种物质设施的总和。包括居住条件、生态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三项内容。人居软环境是指人居社会环境，指的是居民在利用和发挥硬环境系统功能中形成的一切非物质形态的总和，是一种无形的环境，如生活情趣、生活方便舒适程度、信息交流与沟通、社会秩序、安全和归属感等。两者之间存在如下关系：硬环境是软环境的载体，而软环境的可居性是硬环境的价值取向。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呼应程度，即以各类居民的行为活动轨迹与其所属的软、硬环境是衡量人居环境优劣和环境、社会、经济三种效益统一程度的标尺。限于工作重点，只讨论了硬环境的评价指标（表8-5）。

（另有单项指标的权重和满意度的统计特征表格，在此略去）

l l 引入满意度评价：如前所述，城市人居环境既包括硬件设施，也包括心理层次上的软环境，故而具有其复杂性和不可度量性，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与一般评价也大不相同，因此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定上并不一味追求定量化——以定量化为先决条件进行城市人居环境的评价要求所选指标均可进行某种形式的定量计算，会导致评价结果仅仅反映城市环境的硬件设施和总体环境，而不能准确反映人居环境的方方面面。出于此初衷引入满意度评价并在评价方法上选择公众问卷调查以克服定量化问题。遵循全面性、层次性、针对性和可比性四个原则，选择5个准则、56个因素作为调查与评价因子（表8-6）。

l l 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依据以人为本、层次性、区域性、可操作性以及稳定性与动态性的原则，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一个三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包括三类：聚居条件、聚居建设和可持续性。聚居条件包括人口、资源与人工构筑等，体现舒适的居住条件、适宜的人口密度和良好的资源配置等内容。聚居建设包括生态环境的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从侧面反映了城市的环境质量、生活、生产的方便程度和服务水平。可持续性包括社会秩序稳定、智力能力和经济能力三方面，反映了城市各项人类活动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调能力和发展潜力（表8-7）。

生态城市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有关其评价的指标体系也具有多样性，但是这些建立在生态学理论基础上的评价指标又具有统一性。因为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人为改变了结构、改变了物质循环和部分改变了能量转化的、受人类生产活动影响的生态系统，同时还是社会、经济和自然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表8-8表述的指标体系具有很大代表性。它包括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和关系协调三部分。结构合理是指适度的人口密度，合理的土地利用，良好的环境质量，充足的绿地系统，完善的基础设施，有效的自然保护；功能高效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物力的经济投入、人力的充分发挥、物流的畅通有序、信息流的快速便捷；关系协调是指人和自然协调、社会关系协调、城乡协调、资源利用和资源更新协调、环境胁迫和环境承载力协调。

此外，《美国城市文化》一文在研究今后50年的环境变化时，曾对世界16个城市进行“城市舒适度”的评比，共列了23个项目，分别予以评价，最后进行总分评比。归纳起来，其标准可分为下列3类：

· 良好的自然条件及其利用。包括美丽的河流、湖泊，大公园（群），一般树丛，富有魅力的自然景观，洁净的空气，非常适宜的气温条件等

· 良好的人工环境的建设。包括杰出的建筑物，清晰的城市平面，宽广的林荫大道（系统），美丽的广场（群）、街道的艺术、喷泉群、富有魅力的人工景观等。

· 丰富的文化传统及设施。包括杰出的博物馆、富有盛名的学府、重要的可见的历史遗迹、众多的图书馆、剧院、美好的音乐厅、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可口的佳肴、大的游乐场、多种参与游憩的机会、多样化的邻里等。

参与评比的城市在前两方面比分接近，可以说大部分城市均具备条件。评比结果，巴黎、伦敦、罗马名列前茅，它们评分在第三方面，即城市喷泉、剧场、街道艺术、私人画廊、可见的历史遗迹和参与游憩的机会等项多于其他城市。

城市人居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是个拥有多种功能的有机综合体，上述指标体系的纷繁复杂性反映了这一点；同时城市人居环境系统本身又是统一的，这表现在从总体来看，指标体系的相似性。从环境舒适度的角度讲，可对从不同角度制定的指标体系作如下归纳：

l l 各指标体系中有四个因素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性：住宅条件（室内和室外）、生态环境质量（包括绿化和大气、水等环境质量）、基础设施（道路）、服务设施（服务网点等）。

l l 不同角度出发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着差异，对于人居环境舒适度评价的研究也有着不同的借鉴作用。从居住环境角度出发的重点在居住小区，侧重小区内部居民生活的完善；从人居环境角度出发的指标体系考虑了整个城市对居民居住环境的影响，这种逐步扩大研究范围的方法很值得借鉴，能生动反映居民生活特点；而侧重在生态城市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的指标重点则是城市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和潜力，对环境舒适度而讲，具有间接的支撑作用。而城市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仅在部分指标中有所体现，没有一致的见解。

总的来说，环境舒适贴近人的生活，上述指标只能反映城市的整体状况，对环境舒适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作为环境舒适的指标必须进一步细化。其细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例如对园林的指标不能仅限于人均公共绿地和绿化覆盖率，应该包括居民的可达性指标，诸如到不同公园、应用不同的交通工具所需的时间，居住区内部小游园的面积控制等。另外，对城市人文环境或者说城市软环境的评价也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