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作者不明，一般认为非一人之作。资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记载。原书名不详，书中文章作者也不知是谁，成书推断也并非一时。刘向编撰后，删去其中明显荒诞不经的内容，按照国别，重新编排体例，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共245年间，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或者说记录了当时的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内容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同时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情况和社会面貌。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战国时期占有绝对比重，不记载前代旧事。有人认为刘向选取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起止时间。由于曾历经包括宋、元、明多个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补，加之传抄和翻刻时的错讹。现存版本与最初版本差别可能很大。

全书共三十三卷，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的“策”论。约十五万字。

《战国策》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或主线，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据称形成之初便有多个版本。

据说西汉刘向在校理皇家书库时，对所见的“中战国策书”，包括六种记载战国纵横家说辞的作品，即所谓的中书六种，包括《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语》《修书》，和“国别者八篇”等材料进行了编撰。因书所记载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狂相轧倾夺之说也”，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名称沿用至今。

书名战国指时期，这点并无多少异议。争议点主要在“策”字上，刘向在给皇帝呈奏的《书录》中云，该书是有关“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因而定名，书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谋”之意。可有部分后世学者依然对书名的含义产生了质疑，如叶德辉和王国维认为“策”应为“简策”之意，“策”有长短，故又名《短长》。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是“策略”。

《战国策》成书以后，东汉学者高诱曾为其作注。但由于此书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到了北宋时，已经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访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补足了三十三卷的简数。南宋时期，姚宏搜罗了尚能见到的版本，在曾巩版本的基础上，重新校订整理并加注释，被称为“站本”。和姚宏同时的鲍彪也进行编订并注释，元代学者吴师道为其作补正，一同流传，但鲍本质量上并不如姚本。现今所见到的版本，多属姚本。

今本共三十三卷。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497篇。

（参考资料来源）

古《战国策》原本早已亡佚。东汉延笃可能是第一个对《战国策》作专门研究的学者，他所作《战国策论》（又称《战国策音义》）一卷据称内容简略，早亡佚。同时期的高诱则开始为此书做较详细的标注，大概恢复有十篇左右。他注的《战国策》有策文三十三篇，需注释之处有双行夹注，所注内容中有关于《春秋后语》的注，对个别字词、人名、地名等也进行了注释。他的版本也被认为是原书流失后历史上第一个较正式全面的《战国策》版本。北宋时，曾巩奉旨“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并加以校补，这是所谓的曾巩的“校勘本”或“校补本”，使得刘向原有三十三篇的旧貌基本得以恢复，不过这个“复完”指的是无整卷佚失，字句段落乃至整章佚失仍不在少数。之后各本“均祖南丰”，即以曾巩校本作为后世衍生各本的共同祖本。

与曾巩差不多同时，还有王觉、刘敞、李格非等人也在校勘。宋哲宗元祐年间，孙朴入馆阁校勘，以曾巩三次所校定本为基础，参考苏颂校本、钱藻校本、刘敞校本、集贤院校本等，于元祐八年（1093年）“遂为定本”。

南宋初年，剡川（今宁波奉化）人姚宏从孙朴族子孙悫处得到孙朴的校本（可能还有他的弟弟姚宽，但姚宽的作用存疑，应该只是参与整理），该校本“似非元书”，即可能是辗转过录本。姚宏以此本为底本进行了校订，并称自己这个校本为续注本。而且这个版本据说是最先注意《战国策》佚文问题的，姚宏在题辞中提到，许多异形字“皆武后字，恐唐人传写相乘如此，诸公校书改用此字，殊所不解”，尽管知道刘向时期不可能有这些文字存在，他还是客观严谨地保留了下来。尽可能保留了早先版本的原貌可能是姚本最大的特点之一。

不过姚本在元明时期并不流行，甚至在元代就已经成了稀本，原因可能是由于姚宏“以伉直忤秦桧，瘐死大理狱中”，以至于“其书尚未盛行于世，故鲜未见也”（《战国策·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序》）。但据考证，姚本至少也有三个版本：南宋绍兴年间初刻本，又称“梁溪高氏本”；清同治八年（1869年）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光绪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补斋重刻本。

与姚宏差不多同时的缙云（今属浙江丽水）人鲍彪的校注工作是从历史学角度入手，除径改文字以便阅读外，还大规模改编了原有的篇章结构，他将原书按国别分为十卷，国别下标君王世次，策文隶下。分别为西周策卷、东周策卷、秦策卷、齐策卷、楚策卷、赵策卷、魏策卷、韩策卷、燕策卷和宋卫中山策卷。全书除中山策之外，分别隶属于十一国五十五位王侯之下，俨然是一部完整的战国时期国别史。此外还参考《史记》等书另作新注，虽有疏漏，但比起高注更为详细。此后《战国策》版本分为“姚本”与“鲍本”两大系统。鲍本的大规模修改导致这个系列的版本已非《战国策》刘向编定本原貌，但改编之后文通字顺，又经吴师道为之校正错讹，遂成为元明以至清代中期以前的较为通行之本。不过这个版本因调整策文次序，增删改动、武断穿凿之处也不少，而很是被时人或后人诟病。吴师道就评价说“能分次章条，详述注说，读者眩于浮文，往往喜称道之”。说的直白些，就是这个版本通俗易懂，对一般读者来说“皆习用其书”。

元泰定二年（1325年），吴师道据姚宏注补鲍注之缺，正鲍注之失，重新补校了《战国策》（又名《战国策校注》，共十一卷），这个吴补注鲍本被《四库全书》誉为“古来注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简称鲍吴本，1922年，它首先被《四部丛刊》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战国策》即据此影印，今通称鲍本。

吴师道注本和鲍彪本在明和清初流行。剡川姚氏本《战国策续注》直至18世纪中叶才流传开来。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卢见曾发现梁溪高氏本并翻刻了一个宁刻本，即卢氏雅雨堂刻本。自此，姚氏本开始流行并逐渐取得《战国策》注本的正统地位。

清嘉庆年间，黄丕烈购得一部南宋初刻本，“楮墨精好”，认为是梁溪高氏本。他以此为底本进行勘校，并将重刻本列入《士礼居丛书》，为《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即“士礼居刻本”。至此，《战国策》两宋以来姚氏本、鲍氏本两大版本系统合流。清同治八年（1869），湖北崇文书局重刻出版此版本。这个版本从此也成为了较为通行的印刷底本。包括清光绪二年（1876）四川尊经书院刻本、清光绪三年（1877）永康胡氏退补斋刻本、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经纶元记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化三味书室刻本、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元年（1912）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民国元年（1912）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民国三年（1914）上海鸿宝斋书局影印本（据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石竹山房士礼居丛书影印本、民国五年（1916）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六年（1917）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博古斋士礼居丛书影印本、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扫叶山房影印本、民国十四年（192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二十一版）、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影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锦章图书局仿宋影印石印本、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九年（1930）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袖珍缩印本、民国三十一年（1942）尊经书院重修本、民国上海会文堂书局影印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本，等等。

清代时期也有不少学者对《战国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但较之以前的版本而言，不算太有名，主要是一些修正和校正。包括张琦的《战国策释地》、顾观光《战国策编年》、吴曾祺的《战国策补注》、王念孙的《战国策杂志》，以及日本关修龄《战国策高注补正》等。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对《战国策》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救亡图存方面，甚至产生过颇多争议的战国策派，只有金正炜撰的《战国策补释》对高、姚、鲍、吴、黄诸家有所校正，并杂引《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古籍为《战国策》作补释。其独特之处就是省去原文，直接注解，有不少个人见解在其间。

明末天启年间，钱谦益得宋版《战国策》两部，均为姚本，因先后从梁溪（今属江苏无锡）安氏、梁溪高氏处得之，故后分别以“安氏本”“高氏本”称之。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在于“高氏本”开卷先目录、刘序，曾序在卷末，当为初刻本；“安氏本”开卷先曾序，继之以目录、刘序，当为修订后的重刻本。“安氏本”原本今已不存，高氏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藏清初影宋抄本一部，据称为“安氏本”影抄。此书三十三卷，汉高诱注，宋姚宏校正，共一函四册。

近代所见质量较高的有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何建章《战国策注释》等书。

春秋战国时期，用刘向的话是“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这个时期，井田制度被破坏并最终被废弃，铁制农具和畜力出现，私田大量产生，产生了大量的自由民和自耕农，“公田不治”，“私田”开辟，冶铁业和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和手工业产能快速增长，传统的社会秩序被不断打乱、打破，社会底层的民众与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弱化。井田制及其相随的赋税制度动摇，私有工商业严重冲击着“工商食官”的垄断局面。束缚手工业、商业的体制失去支撑。冶金业、制盐业、手工业、交通业繁荣起来。商业打破地域、行业、人员限制而逐渐兴盛，商人的经济诉求突破了国家地域，扩大到各个区域，有些商人凭借经济实力还跃身高层，导致“小农经济成为立国基础，各国政权组织相应的发生变革，废弃了原来由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叹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

这种社会经济基础发展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王室衰微，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国家联盟逐渐解体，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旧有的奴隶制度宣告瓦解，社会制度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争霸战争频繁，整个社会已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时代的变易，导致了原先春秋时代天子与霸主共同维持的诸侯之间相对和平的局面消失，当时的各国，“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各诸侯国也相继进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拉开战国变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全面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开始变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试行“胡服骑射”，开始变法。经过这一系列政治改革，世卿世禄制被废除，按勋封爵、选拔官员制度被确立。

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者和新兴社会思想的代表者的士人阶层的崛起。战国时期，旧的生产关系迅速瓦解，奴隶主阶级日趋衰亡。经济上的改革使得原来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获得了自由，自主意识得以提高，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层贵族开始下移，下层庶民则有了上升机会，地主阶级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崛起，而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也使部分农业生产者产生了文化的要求，脱离土地束缚的农民有可能通过读书积累知识进一步上升为士，战国时“朝为素衣，暮为卿相”的情况时常发生，这进一步鼓励了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时，武士为求得政治上的发展也将眼光投向文坛。同时，各诸侯国和各个势力集团基于各种目的也在千方百计搜罗人才。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一些饱学之士开始更多的关注政治和自身发展，并将眼光聚集到时代的发展和新的社会现象上，率先打破旧的传统，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横议之士”。他们关注自身和社会的变革，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权势地位的人之后，为其出谋划策，从而获得生存的条件。“策士”集团或阶层开始形成。

思想和文化方面也产生了剧烈的动荡，宗法制解体，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与宗法制的解纽相应，盛行五个多世纪的礼乐制度逐渐衰落。礼制崩溃，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诸侯大夫的宴会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钟鼓赋诗的雍容风雅。“法治”代替了“礼治”，毕竟在这一时期，“法治”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礼治”已经行不通了。如刘向所言“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侍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的关系尚可通过盟会加以协调，而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谋相夺。而各诸侯国君和贵族们也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或合纵，或连横，明争暗斗，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斗争。顾炎武评价这一时期是“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在这一时期，统一的趋势代替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兼并战争以空前的规模展开。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军事科学和战略思想，外交战略和策略方针应运而生，而设计或运作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纵连横的游说之士登上了历史舞台（司马迁则认为“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长短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换言之，他认为“长短纵横之说”的兴起使得各诸侯国之间出现誓盟不信、符信失约的现象，而纵横家就是这些“长短纵横之说”产生的主体。），左右了战国中后期的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外交。这些游说之士抓住历史机遇和主君的心理进行各种游说，他们的说辞普遍具有注重饰词，喜好激扬，崇尚铺张的特点。目的是要破坏各诸侯国间的均势，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业。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词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敢把自己的脑袋赌上，毕竟策士面对的是能够随意操控生死大权的人，他们的游说是有一定的冒险性质，稍有不慎即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说，游说人主某种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们要胆识过人才行。不提对着秦王敢说出“布衣之怒，天下缟素”的唐雎，即使是“诈伪反复”之如张仪，也具有这种过人的胆识，这也正是这个时代让后人钦佩的原因之一。

不过游说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耍嘴皮子和赌命，毕竟，游说的对象普遍是各国的高层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动对方，必须对游说对象，所在国或势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当了解才行，没有平时积累的知识和较为自如的交流，获取和运用这些信息是很难的。这意味着要成长为合格的游说之士，需经过长时间专业的学习和培养。幸好战国时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礼崩乐坏”之后，春秋时期主要由王室控制的文化局面也发生了变化，“旧法世传”分解为私门之学，“道术将为天下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各家各派讲学兴盛，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各家之间也相互批判辩论，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也成为了谋臣策士进行游说的一大助力。他们可能是这样锻炼自己：一是锻炼实用主义思维，通过借鉴兵家思想等诸子百家对战争的态度准确分析当下复杂的列国形势，寻求最佳的游说方式，养成尚奇通变的逻辑思维；二是培养游说技巧和谋略，当时私人讲学和授徒之风盛行，游说之士可能通过研读揣摩某些谋略典籍和拜师学艺来学习论辩方法、技巧谋略。《战国策》的原稿或者说原始资料很可能就是这些游说的个人或团体使用的教材或讲稿，内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在对象顽固坚持己见的情况下，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

《战国策》的最初版本已无法考证，只能推断为部分人基于各种目的将体现游说策士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的论辩及游说辞令记载收集起来，让纵横家们复杂的思想内容和敷张扬厉的说辞流传于世。这一过程中最早的编者可能基于当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和游说谈资为基础，有意无意甚至可能很随意的改窜增删，并夹杂了不少拟作。这降低了原书的史学价值，却提升了文学价值。

到汉朝时，诸子百家的典籍折损很大，特别是经历了战国时的真伪纷争、秦时的几近灭顶，已经混乱驳杂、真伪难辨，于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孝武帝时，则“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而到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在这般背景下，书籍的创作、流传和整理工作便会难度加大，伪作频出，更兼有其它乱象，需要仔细辨别。到汉成帝时，各种书籍的藏本数量大增，便需要有声望的饱学之士承担整理工作。刘向属宗室，又是当时公认的名家大儒，便顺理成章地承担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战国策》便是在古书典籍大规模整合的境况下出世，刘向在每一部书校对完成，便会梳理内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称《刘向别录》，其中《战国策叙》记录了《战国策》整理成书的过程“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换言之，成书之前的《战国策》是大量内容错乱、互相重复甚至冲突的档案资料，而且原始资料书号不一，编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刘向做了细致复杂的编纂工作后，编成《战国策》一书的最初版本。

《战国策》中刻画了许多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据统计全书涉及的人物约六百多名，其中事迹较为详细、形象鲜明者不下百来人。前后入选教材的，就包括讽齐王纳谏的邹忌、说赵太后的触龙、客孟尝君的冯谖等。其中，包括“三叠式”的结构艺术手法，从而表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冯谖刚开始寄身孟尝君门下，虽自称“无好”“无能”，但又因地位、待遇低于其他门客而多次提出高标准要求。“三唱”中冯谖这个人物形象的“贪而不足”描绘得很传神，反衬出孟尝君的宽容大度，同时也是冯谖故意试探孟尝君的方式，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式试探孟尝君值不值得他为之效力、赴汤蹈火。果不其然，孟尝君的礼贤下士、宽容大度让冯谖为之巧凿“三窟”，终身无忧。“三唱”“三窟”，这“三”，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情节叙述方式，在曲折的情节展示中，人物心理活动丰富，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又如苏秦，对这一人物主要通过对人物本身的行动，言论做细腻的描绘来塑造苏秦。当苏秦说秦惠王时，口若悬河，力言“非战不足立大功”，这表现出他有一定的才识。失败后，狼狈而归，受到家庭的冷淡，就常情说，必然会灰心丧气，可是他却更加埋头钻研，在读书过于疲惫时，甚至“引锥刺股，血流至足”。一年以后，再度出游六国，果然取得“卿相富贵”。记叙苏秦时，就是把他放在一个个矛盾冲突中，让他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充分表演，充分展示灵魂深处的东西，从而使其个性得以展现。通过这些描述，苏秦的聪明、自信、刻苦、深于世故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现。

战国策士们在游说时非常注意运用多种修辞使辞采更加动听、传神，用绚丽的词汇，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那些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使之鲜明可感。为打动人心，往往无所顾忌地分析形势，直陈利害，甚至不惜夸大其辞乃至危言耸听。从而使说辞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战国策》的骈词俪句应用一直有其独到之处，甚至有“常用排偶句法，夸张其词”的说法，有的学者因此称其为“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就偶对数量来看，其总数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二，1204对，仅次于《左传》的1321对。其偶句、偶字总量分别为2179句、10851字，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一。不过覆盖面相对较低，只有一半，而且已有的也是集中于有限篇章，偶字骈化率已接近被尊为“骈体之祖”的《谏逐客书》，李斯该文的骈化率为49%（346字/706字）。

骈辞俪句使得《战国策》第一，词锋更为犀利，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当秦王以实力不强、准备不足予以拒绝时，苏秦并不甘心，而且使用带有刺激性的言辞进一步撺掇对方，最后竟至于进行斥责，企图以激怒秦王来使其接受自己的计策。“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述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让人感受到论者之语气由缓而急、由弱而强。第二，词情更为浓郁。

比喻是先秦散文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之一，在《战国策》中的使用也尤为广泛。它使抽象、深刻的道理变得浅显而具体，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使话语更具感染力。全书多使用简洁的短句，因此所使用的比喻也是简短的，一个字或一两句话的比喻十分常见。如《秦一·张仪欲以汉中与楚》一文中，有“张仪欲以汉中与楚，请秦王曰：‘有汉中，蠹。’”的记载，这便是个典型的单字喻，亦是明喻，“蠹”指蛀虫，意在说明汉中于秦国，就像蛀虫于树木，早晚会成为祸害。

单句喻的使用是最普遍的，常常带有“犹”、“若”、“譬如”等标志性喻词，如《楚一·荆宣王问群臣曰》“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这部分有个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江乙将昭奚恤比作狐，企图动摇楚王对他的信任。再如《秦三·范雎至秦》“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范雎将良犬比作强秦，将跛足的兔子比作东方六国，取悦秦王的同时也使得秦王能够认真思考自己的建议。

除明喻外，还有暗喻，如《赵三·赵惠文王三十年》中有“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的比喻，将三万兵士比作宝剑，强国军队比作柱石，表明用兵人数需得与时变化的观念。

《战国策》语言还具有放言无忌的特点。战国策士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他们奔走游说，就是为取得功名富贵，对于这一点，他们也从未加以掩饰，因此，这也形成了《战国辞》说辞语言表达直截了当，绝少掩饰的特点。除了敢于直接表露自己的心迹外，许多文章甚至毫无忌惮，语言粗野，甚至不避讳谈论个人隐私。如《韩二·楚围雍氏五月》一文，楚围雍氏。韩国派使臣求救于秦，见到秦王后，韩国使者尚靳说明唇亡齿寒的道理。秦宣太后对尚靳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她又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堂堂秦国太后，竟然会对使臣说出这样的话，不觉羞耻，毫不遮掩，这场景恐怕也只有在《战国策》一书中能见到。

描写往往是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生命力所在。《战国策》中的细节描写简洁传神。如描写邹忌，只有“八尺有余，形貌昳丽”八个字，简单勾勒出邹忌身材高大、貌美艳丽的样子，具体长得怎样并无实写，只有一句：可与城北徐公媲美。徐公又长得如何，同样未知。这些未定的内容反而丰富了作品语言的张力。

还有楚怀王的宠姬郑袖，《楚二·楚怀王拘张仪》中，郑袖第一次作为“王之幸夫人郑袖”上场，老道的靳尚一句“自亦自知且贱于王乎”，然后鼓唇摇舌的一番分析，郑袖显得手足无措，急切地向靳尚求教，“愿委之于公，为之奈何”，由此章末“郑袖遽说楚王出张子”中的一个“遽”字，足可见郑袖面临失宠危机时的慌乱。此章内容至此戛然而止，不见描写郑袖运用何种手段如何向楚王游说，是梨花带雨还是娇嗔含笑全由读者想象，从而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战国策》单纯的叙事方面笔墨并不多，大多以对话出现，其文约而事丰，以对话的形式将人物的主张以及行动联系起来，将故事情节用一种场景转换的方式来实现。叙事者常常将观点隐没在语言或是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其中包含有自己的态度和评判。评述文字的部分显然是文本的隐含作者，他通过叙事者特有的叙事视角来进行叙述从而“陈其势，言其方”。如《齐三·孟尝君在薛》楚国军队攻伐孟尝君的封地薛，孟尝君恳请淳于髡谋解薛之危。淳于髡面见齐闵王说“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齐王和其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叙事者显然是站在一个全知视角下，对即将发生的事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评价，对事情的发展以及淳于髡的反应都了如指掌，并给予掌局者般的评价。《战国策》的故事很多都是如此，通过人物的言行将隐晦的观念和犀利的评论结合起来。

《战国策》就说理而言，一味从一方面说理论证，论证稍显单薄，也缺乏有力的说服。如果将两个对立面放到一起，比较优劣，对比说明，结论更为可信。

《战国策》对人物的描写十分广泛，涉及到610多个，构成事件超过540个。不仅是太后、国君、贵族，还涉及到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如此众多的人物要进行全方位的描写并不容易。这方面，书中很擅长运用矛盾设定和对比来展示，像《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的父母、嫂子、妻子在苏秦穷困潦倒和荣归故里时的态度对比，折射了当时社会人们的势利心态。苏秦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他的至亲之人都不和他说话，态度十分冷淡。而在他衣锦还乡时，苏家人郊迎三十里。而他的嫂子“蛇形匍匐”，前后态度对比明显，而一句“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突出体现了苏秦家人的势利，也道破了世态炎凉。

由不得苏秦都感慨“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不过，苏秦衣锦还乡后对家人的讥讽，固然是人之常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尖酸刻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中国封建时期小知识分子的通病。还有商鞅，他通过制定和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诸侯畏惧”。然而，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被处以车裂后示众，“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这前后两个场面的鲜明对照，充分揭露出一切以利禄为皈依的世态炎凉。

《战国策》还擅长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对比，以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中，为了突出荆轲刺秦王的镇静，勇敢，作者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作为对比的次要人物秦武阳。秦武阳是燕国勇士，号称“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然而，当他站在高大巍峨的咸阳宫陛下，等待秦王接见之时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被咸阳宫中声势浩大的场面和秦王显赫威严吓着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荆轲先是回头一笑，安慰秦武阳，然后走上前去，用合情合理的解释消除了秦王与群臣的猜疑，使大祸消弥于突发之前。通过两个人的对比，突出了荆轲临危不惧，沉着冷静的性格。

《战国策》说辞的“文辞之胜”在外在结构上表现为语言上的韵散结合，句式错综变化，张弛有度，铿锵有力的节奏感带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力。可以说，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敷张扬厉，气势纵横，内在的技巧之一便是排比。排比可使节奏鲜明，说理更加严密、叙事更有表现力。在《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进言秦“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苏秦认为秦国有统一六国的实力，希望秦王能用他来完成宏图伟业。而秦惠王却认为自己实力欠缺，尚未到征伐的时机，“羽毛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婉转地拒绝了苏秦的请求。

对偶也是，能够有效增加说辞感染力和说服力。如《赵二·秦攻赵》中有一段苏秦游说秦王，“怀重宝者不以夜行，任大工者不以轻敌。是以贤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辞顺。”苏秦将多个对偶句铺排，以齐国为前车之鉴说明秦国如果不休兵戈，必会有无穷后患。还有《楚四·庄辛谓楚襄王》庄辛的一段说辞“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鳝鲤，仰啮菱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这段说辞中，先是四个整齐的四字句，简洁明快，紧接着以散句相随，放慢言辞的节奏，正所谓“张弛有度”。整篇说辞或韵或散，韵散结合，使得文辞富于变化而不显得单调。这种句式的使用，或并列，或正反，有长有短，中间用连词转折。不但说理紧凑绵密，而且抑扬顿挫，读之富有节奏感，可谓声情并茂；听之抑扬顿挫，极具冲击力。还有《赵二·王破原阳以为骑邑》中“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者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九之用，不知阴阳之宜。”这一段辞令，全是对句，或并列，或正反，有长有短，中间用连词转折。不但说理紧凑绵密，而且抑扬顿挫，读之富有节奏感，听之抑扬顿挫，可谓声情并茂。

《战国策》一书不乏自相矛盾或与其他资料矛盾之处，比如苏秦，在《战国策》中主名为“苏秦”的，《史记》往往都作“苏代”、“苏厉”，或冠以他名。《齐四·苏秦自燕之齐》除措辞有些许差异外，内容与《史记·田齐世家》基本一致，但《战国策》的主名是“苏秦”，《史记》则为“苏代”。还有《燕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与《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内容差不多，但两者主名不同，很难说到底主角是苏秦还是他兄弟。甚至《战国策》自己都前后矛盾，比如《魏一·苏秦拘于魏》一章，记载了苏秦拘于魏而苏厉为他向魏王游说的故事，而这部分内容在《燕一·苏代过魏》中却成了“苏代过魏，魏为燕执代。齐使人谓魏王”苏秦变成了苏代，苏厉变成了“齐使人”。这种主名的混乱，除了传抄、整理时的无心之失，更多反映了苏秦故事不同层次之间的对立与交叉，以及传抄、整理和使用者，根据各自立场对于这种对立的处理与调和。

《战国策》常常根据内容的需要随时引用经典著作、成语和民间谚语，把古语、今语、口语、警策语等融为一体。可以说，它的语言说服力很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引用，这个引用不局限于书本等某个特定范围，但一定要有说服力才行。比如那些策士们都好引俗语，因为俗语来源于生活，流传于民间，往往积累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朴素愿望，具有简练、形象，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特点。如《楚四·庄辛谓楚襄王》便引用了亡羊补牢的俗语，“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犹未迟也。’是庄辛借此说明及时止损的必要性。

策士们还喜欢引经据典，像《诗经》等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典，适当的引用不仅可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值得信服的依据，而且可以展示自己的知识储备，使论辩具备说服力。如《秦三·应侯谓昭王》引用了《诗经》，“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借以劝说秦王要巩固威信，加强权力。

《战国策》寓言与同时代的其他诸子作品中的寓言不一样，诸子作品中的寓言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大都是用来阐述诸家思想学说体系的工具，附印着各家学派鲜明的思想色彩，而《战国策》中的寓言却往往是一些游说之士在政治和外交场合中的顺口说出来的即兴之作。这些寓言基本遵循一个结构，即针对一个论点展开故事，在故事的结尾加以论述点明主题，并且形式上常以对话展开，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不仅能拉近交谈者的心理距离，而且使论述的展开自然不生硬。

《战国策》中寓言题材一般分为拟人化的动物寓言、类型化的社会寓言和附会古人的历史寓言三大类。目的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游说君主、消弭灾祸，劝告君王莫信谗言、表白忠心，推荐贤才、贬退小人。内容浅显易懂，形象鲜明，寓意深刻，从而增强了辩词说服力。比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苏代只用这样一个小寓言故事，就说明了“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免除了燕国的一场兵祸。有人统计过《战国策》中共有寓言故事74则，其中56则寓言有明确的寓言讲述者，18则无使用语境，无使用者。

如此多的寓言使用并非没有理由，与西方国家注重抽象思维不同，中国古代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较差，在战国时期，严格意义的理论思辨文字尚未产生，而受夏商原始卜筮原始思维的影响，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即易象思维，因而，在说理时更多的采用形象说理的方法。另外，当时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即使贵为君王，学识也不见得多高，比如梁襄王就曾被孟子评为“望之不似人君”。因此要想让这些“浅薄”的游说对象接受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就要善于引譬设喻，通俗易懂的比喻和寓言自然成为了最好语言工具。

根据寓言故事的角色，《战国策》的寓言故事可分为人物寓言44和动物寓言30则。比如“忠且见弃”（《秦一·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楚人有两妻”（《秦一·陈轸去楚》）、“管庄子刺虎”（《秦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画蛇添足”（《齐二·昭阳为楚伐魏章》）、“同舟而济”（《燕二·或献书燕王》）、“鹬蚌相争”（《燕二·赵且伐燕章》）、“狐假虎威”（《楚一·荆宣王问群臣》）等。

战国时代的策士们与《战国策》中的寓言是相辅相成的，策士们在游说活动中如何通过自己的说辞获得游说对象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在游说时，根据游说对象的主、客观情况对说辞进行调整，适当加入寓言故事，在听者乐于听闻的状态下达到游说的目的，提高了游说的成功率。而且策士面对的大多是地位极高的人，措辞一定要委婉，因此时常需要故事来隐喻。动物们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其生物性和人类的社会性巧妙地合二为一，便达到了诙谐幽默的语言效果。如经典的“狐假虎威”，将昭奚恤比作聪明狡猾、虚张声势的狐狸，将楚王比作实力强大、天威在上的老虎，既宽慰了楚王忧虑疑惑的心情，又不动声色地暗讽楚王不明事理。策士作为《战国策》寓言最主要的创作者、讲述者和传播者，使得原本零散、不成系统的寓言变得定型、凝练且意义确定，同时，在游说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承担了传播者的使命，也扩大了寓言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策士们使用寓言故事来帮助自己完成预期的政治目标。当然，这并不代表寓言会对诸国政事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对各国局势产生影响。像《魏四·魏王欲攻邯郸章》使臣季梁出使途中闻魏王欲攻邯郸之消息，便中途返回去见魏王，他用著名的“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看似在讲述自己在途中的所见所闻，实则是在委婉地向魏王表达自己对魏攻邯郸的看法，“魏攻邯郸犹至楚而北行，所以不如勿攻”这就是季梁给出的建议。这样的战争于魏国无任何益处，还会影响魏国的长足发展，不战就是最好的选择。

《战国策》中很多寓言故事都是与战争主题密切相关的，似乎策士们使用的寓言故事都起到了预期效果，它或劝两国停止攻伐，避免第三国坐收渔利；或劝本国保存实力勿与他国开战等。

除了排难解纷、却敌存国，策士毕竟也是凡人，他们也拥有普通人的情感，在人生失意之时，在面对国君的“君德浅薄”、仕途的坎坷等诸多问题之时，他们也需要抒发内心愤懑。而在这过程中寓言故事就是很好的工具，寓己志于故事中、表达个人不满、郁闷的情绪。如《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齐》，甘茂逃离秦国时遇到苏代以“江上处女”自比，并直言“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逐我也。”曾官至丞相的甘茂将个人姿态放得很低，愿投奔苏代，也就是想得到苏代引见入齐之意。为自己寻找下一个可以谋生的去处。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后期以前对《战国策》的研究，主要涉及成书情况、书名讨论、作者争论、文本校注、篇目选评及版本流传等方面。而对其寓言的讨论主要散见于《战国策》注本及选评本中。明代后期到清代盛行点评之风，很多古文选本开始收录并点评《战国策》，尤其是其中的寓言，如《天下才子必读书》就点评《西周·苏厉谓周君》“于中间描写善射者‘百发百中’、‘一发不中’，而意已尽出，此为善用笔也”。日本学者关修龄曾经点评《西周·司寇布为周最谓周君》“信货良剑以喻周最，以太公喻周君也，言何不立最为太子哉”。

战国时期诸侯莫不崇尚霸道王权，争胜图霸。而争霸之时对人才异常看重与提拔，一介布衣可能一番话就“说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这种经历令士人无不传相仿效，都试图借其才学与智谋而实现名誉地位的追求。这期间，或真或假的产生了许多关于策士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的游说故事。《战国策》的原始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了当时此类故事之多。

编纂故事的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了学习与模仿策士游说的事迹。士人既要仿游说之形，亦须仿说辞之意，更要结合劝谏者所需，多方揣摩、设身处地，做出一番筹划算计。所以，他们在学习纵横名士的游说事迹之时，会将既有之事踵事增华，令固有人物改头换面，或以未有之境想象虚构等，创作出无可考证的情节与言辞。这也就是为何战国时大量的游说故事并非属于实录史实之作的原因之一。这种虚拟作品不重视情节是否完备、内容是否可靠等方面，它通常只是借助于一种有效的言说形式，而创作出针对不同接受对象的游说辞令。

不过既然是游说，这类故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大多是“举四海生灵之命，尽簸弄于游士三寸之舌”，属于揣度人主之思、演练谏言技巧的描述，甚至可说具有某种模式。譬如不同作品中包含相似或雷同的情节段落的情节模式化，或者在某些作品中反复出现类似的言辞表述形式的言辞模式化。像《齐三·齐王夫人死》，齐王的宠臣薛公想知道新王后人选，“乃献七珥，美其一”。然后“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这主意很绝，但故事情节却与《楚四·楚王后死》的内容差不多，楚王后死后，楚王宠臣昭鱼献五副耳环予楚王，其中一对特别精美。“视善珥所在，因请立之”。两则套用同一故事模式，人物行事相类，情节近于重复，模式化创作痕迹昭然。

全书言辞的模式化更多，像散见于全书的苏秦、张仪之事：张仪为连横之事，接连游说于齐、楚、赵、魏、韩、燕诸王，题目都是千篇一律的《张仪为秦连横说某王》；苏秦也一样，《苏秦（或苏子）为某国合从说某王》。各篇皆以“张仪（苏秦）谓王”的言说形式展开，说辞的内容、形式、语言风格都十分相似，“某国方圆（土地）多少，各地哪些名城，兵甲多少万，此乃大王争夺天下之资”，然后统统都是“某王曰：敬奉社稷以从”收尾。内容基本上都是在苏秦（张仪）诸篇的基础上进行了反向的修改，模式化极为明显。还有著名的“张仪欺楚”，且不提楚怀王是否会蠢到因同样一块汉中之地，再次被秦国受骗，仅就内容而言，它与《秦二·齐助楚攻秦》实际上是一个故事，只不过更换了人物和背景。以至于有人评论说，“《国策》对于谁以地欺楚的不同记载，实际上还保留了传说的早期状态，所以主名未定。到了司马迁手里，张仪已成为名声显赫的箭垛式人物，所以《史记》就干脆把它记在张仪的账上了。”

模式化虚拟的在叙事中，更重于展示士人是如何参与政局之中赢取利益、怎样耍弄心机打动诸侯，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士人谋得实际利益。因此这些作品中，对历史形势的描述经常与当时不符，比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所对应的历史形势明显应当是秦昭王时期的（秦惠王时期的巫山、黔中属楚，代地属赵），这种时序的冲突与事实的矛盾，说明这篇说辞当是后人虚构拟托的。还有《魏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有“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一句，如钱穆评论“时秦尚未称王，何遽筑帝宫”（秦国称王是公元前325年的秦惠文王时期，而当时的赵国君主赵肃侯死于公元前326年）。除此外，文章中常常会有游说对象反应的设置，大多是臆测，显示自我游说成功，像纵横诸篇，其中频有诸侯信服，允诺献地、罢兵等描述，与当时形势大多不符。以代表性的“苏秦”系列推断，署名苏秦的这七篇都应该是同一系列，都是战国末期的模拟之作。应当是先有“为燕间齐”系列故事，战国末期的作者们在这一系列的基础上，广为搜罗虚构，创作出了与张仪相对的苏秦合纵诸篇，然后再按照苏秦的行文逻辑，反向而述，创作出了张仪诸篇，因为作者并不熟悉他所设置的“苏张纵横”所处的七国历史、地理情况，因而导致错误连篇。

不过虽然是虚拟，这些作品却大都布局精巧。如《东周·东周欲为稻》苏秦为西周君主应对不同情况设计两种对策，《秦二·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冯章为秦王推演出佯许汉中之地予楚的成效，如此谋算得当的安排，显然不会是策士在言谈间的随口杜撰。

《战国策》的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至战国中、后期，史传领域在艺术构思上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浪漫想象的因素。不论是套用情节模式或是因袭言辞模式，这些故事同文学本身的虚构性发展更具有内蕴关联。因为它们毕竟已经更加大胆地步入了脱离实录、积极改创的尝试之中，不仅使文本具有了更丰富的观赏性与趣味性，亦为后世作品中虚构、刻画、描摹、铺张、渲染等创作方式带来了开拓性的启示。

《鬼谷子集校注·内揵》有注曰：“内者，进说辞；揵者，揵所谋也。”进说辞就是纵横家的游说手段，是进行游说的基础，“一言之辩，强于九鼎之言；三寸之舌，胜过百万之兵。”这就是战国策士运用纵横捭阖的策略和说辩艺术，游说天下诸侯的真实写照。《战国策》倡导“策略至上”，而这些谋略，不外乎投其所好，巧言进谏；因其所惧，危言耸听；掩短诵长，弄虚作假；挑拨离间，阴谋暗算；倾诈翻覆，诱敌至败；夸言其长处而以利诱之，攻击其短处而以威逼之。这就是所谓的纵横捭阖之计，长短倾侧之术。而对策士们来说，“计谋”的得逞，主要靠“说”。纵横家们凭借精妙的论辩技巧，多变的游说策略，奔走游说各国诸侯，一方面为国君们出谋划策；另一方面谋求个人的功名富贵，游走于各国，在当时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谓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王充《论衡·效力》也认为“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这里在肯定纵横家重要政治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其出色的语言艺术。可以说，高超的论辩水平和机智敏捷的反应速度是策士们游说人主必不可少的能力。

《战国策》中说服和劝谏的场景，许多都发生在臣下与君王之间，而且大多是比较紧要的时刻，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说服者和劝谏者带来杀身之祸，至少也是无法达到目的，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苏秦舌灿莲花，可还是“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最后只能是“去秦而归”。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说服上位者接受自己的意见，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本领，这可能也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普遍具有较高语言艺术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秦二·齐助楚攻秦》，张仪开场便表示“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这种对楚王的崇敬和仰慕的表示有助于化解楚王的戒备之心，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还有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使说服过程更有趣味性，如《齐二·昭阳为楚伐魏》，陈轸在劝说楚国大将昭阳在取得对魏国的胜利后不要继续攻打齐国的时候，就讲了著名的“画蛇添足”。最终完成了使命。再有就是进谏时需要熟谙君王心理，要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共鸣，如《赵四·赵太后新用事》“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触龙以叙家常的方式，启发太后明白爱子必须为之计深远的道理，切中要害，终于说服太后同意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而赵太后甚至把孩子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慈母形象，也在这种对话中得到了一种反衬。

《战国策》中说服对象大多地位极高，如果没有很好的逻辑性，很难说服对方。逻辑严密的推理过程，层层推进，更能使人信服。如《齐一·楚威王战胜于徐州》，张丑先帮助楚王分析楚国获胜的原因，接着分析了齐国驱逐田婴的后果。整个推理过程逻辑严密，帮助楚王理清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楚王因弗逐”。而且，说服对象具有很高的地位也意味着策士一句话说不对就可能有杀身之祸，因此《战国策》中拟人的使用尤其频繁，甚至因此诞生了许多寓言故事，策士将无生命的物什人格化，既使说理形象生动，又避免了直谏的风险，使相关人能够认真听，听进去，即使不成危险也小很多。如《齐三·孟尝君将入秦》中，苏秦将桃梗和土偶拟人化，讲述了它们雨后各自的归宿，借以告知孟尝君：秦国乃虎狼之地，而孟尝君好似无所依傍的桃梗人，一旦入秦，命运便是凶多吉少。其中利害，孟尝君一听便知。

《战国策》中的谋臣策士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大量运用推理。其中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比喻推理。当然也不乏逻辑谬误和诡辩。在推理和诡辩过程中，让整个文章表现出相当的逻辑艺术。比如《赵四·赵太后新用事》就是一个标准的三段论，大前提“人主之子，不能恃无功之尊”，小前提，长安君就是这种，结论，长安君是无功不能自立。类比推理也很多，这也是该书主要特点之一，比如《齐一·邹忌修八尺有余》，作为美男子的邹忌发现自己其实不如城北徐公，而他身边那些人更多是为了各种目的而奉承他，由此推出，齐王肯定会受到更深的欺瞒。由于类比双方有许多共同点，使得这个推理有很强的说服力。齐王也认识到自己受蒙蔽之深，因而下令纳谏，革除弊政。

铺陈夸张是《战国策》语言的一个主要特点，策士们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主观感情或突出事物本质，或渲染气氛。当然，夸张要运用地恰到好处，不能使听者反感，最佳的效果便是明知夸大，却能引起兴趣且具说服力。如《楚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中，张仪的游说可以说是将夸张用到了极致“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这种近乎吹牛般的夸张令楚王心生畏惧，最终答应了连横一事。而在《齐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苏秦如法炮制，“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若风雨”。苏秦称赞齐国土地辽阔，精兵众多，粮食无数，都城临淄经济发达，富饶程度前所未有。纵然是夸张，也使得齐王心悦诚服。当然，夸张还有一个效果，就是让听者听到不利之处，产生恐惧感，主动采纳游说主张的方法。如《秦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甘罗吓唬张唐说“应侯欲伐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绞而杀之。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处”，张唐立刻表示“请因孺子而行”。很多时候，让对方胆战心惊和给对方很大的利益诱惑一样有效。

游说是一个需要主体、客体都参与进去的活动，如果只是“诲尔谆谆，听我藐藐”，那么再舌灿莲花，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机智的策士们便在耍点语言技巧，游说之前先留以悬念，以此引起执政者的注意，也为自己的游说争取到主动权。比如《齐一·靖郭君将城薛》，靖郭君将要在薛地筑城，很多门客进言都被拒绝，而一位不知名的齐人却为自己争取到三个字的机会，他只说了“海大鱼”，然后转身就走，靖郭君却因此把齐人留下，让他把话说完就走。可以说，揣摩主君心理是策士必备的功课，毕竟游说对象高高在上，往往个性骄纵，若想游说成功，需得善解君意，而欲使论辩达到应有的效果，投其所好是必需的。如《楚三·秦伐宜阳》中陈轸劝诫楚王不要据守宜阳就是，楚王好打猎，陈轸便以狩猎的作比，“猎者知其诈，伪举罔而进之，麋因得矣”，指出再狡猾的麋鹿也逃不过有经验的猎人，最终自投罗网。韩相必定守不住宜阳，楚王不如以静制动。

语言普遍具有模糊性，《战国策》中策士为了某种目的，常常装聋卖傻，刻意曲解对方话语中模糊或多义的部分。像《齐四·齐人有冯谖者》中冯谖，去薛地收债前询问孟尝君家中有何所需，在得到“视吾家所寡有者”这句指示不明确的话后后故意曲解，一把火烧了封地辖民所有的券契，然后告诉孟尝君，“臣所以为君市义”。不过这句话的艺术在当时并没有显示，而是在几年后孟尝君被免职时，他的封地百姓“迎君道中”时孟尝君才明白，“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见之”。还有如《东周·温人之周》，魏国温邑有人冒充本地人去东周，在受到审查时，他巧妙地引用《诗经·小雅·北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天子的臣民，是东周国的主人，并非客游此地，这一引用非常奏效，使仍以天下之主自居的周君无言以对，只好放他出境。这句话是完全的断章取义，和原文抱怨自己劳作不休还没地方可跑路的原意根本不相干。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招贤纳士、礼贤下士成为这个时代的突出现象。在《战国策》里，这种现象侧重表现为尚“士”。有长于图谋划策、运筹帷幄的“谋士”，有善于奔走游说、应对辩难的“辩士”，有不惜舍命而报主的“勇士”，也有为人排忧解难、高行义节的“义士”。士”虽然包含人格，但指主要靠智慧、学识、才能谋生的知识分子，所谓“学以居位曰士”（班固）。《战国策》集中叙写的战国时代“士”的活动，塑造了“士”的形象，甚至有“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的评价。

首先是“士”的地位问题。“士”属于臣民的一部分，最早的“士”可能指的是“农夫”，商周时期则是归于低层次的贵族阶级（农工商士“四民”之中最低级者），在君王面前属于被统治者。但在战国时期，即使统治者也认识到君王高高在上的地位最终又是由臣民的拥戴和效力决定的。比如战国末期代赵孝成王执政的赵威后明确提出“民本君末”的命题“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既然“民为本君为末”，那么“士”作为“民”中的精英阶层，辅佐君王治理国家进而称霸天下，地位之高自然不必多说。齐国颜斶就提出“士贵耳，王者不贵”。

《战国策》中的“士”与《论语》中所说的学识渊博且品德高尚之人有所不同，是所谓的“策士”，首次出现于《史记》中，虽然这个词大量出现于历史典籍中是在宋代以后。含义多指“纵横家”，学界笼统的把战国纵横家作为战国时期活动的士阶层，这个界定包括范围争议均很大，除苏秦、张仪这种在列国中翻云覆雨的（此二人在今本497章版本中，苏秦及兄弟出现60章，张仪出现51章，若去掉重复，则涉及苏秦、张仪的策文约有百余章，而且这些策文较为均衡地散见于各策之中，犹如《战国策》一书的骨架），还包括能够在君主身后运筹帷幄，为君主出谋划策的“谋士”，如司马错，有人认为还应该包括具有侠义精神，视死如归的勇士如荆轲、聂政、豫让等；和像鲁仲连、王斗这样崇尚道义，形象光辉高大的义士。

战国时期，外交斡旋激烈，战争频繁残酷，国际间的联盟很不牢固，各国都在探索各自有效的应对和发展模式。在此形势下，为了解决危机、制定政策、指导国家活动，策士的作用显得越来越大，于是，各诸侯、卿大夫争先恐后地养士，做好发展的智力储备工作，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所说“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其在国家政治决策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众多策士的理论观点经常不一致，为了辨明是非等用意，各国政要所养之士通常都动辄数十上百，多者如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号称“门下三千客”。

《鬼谷子集校注·内揵》曾经指出“内者，进说辞；揵者，揵所谋也。”进说辞就是策士的游说手段，是进行游说的基础，士们凭借精巧的论辩技术，多变的游说策略，奔走游说各国诸侯。不过士虽然以建言献策为业，但“尽忠直言”是个高风险的活动，在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面前，进言也必须讲究机智和技巧，否则可能有杀身之祸。齐国草民狐咺、贵族陈举对国事直言不讳，都被闵王处死。所以在《战国策》中，经常可以看到士人以三寸之舌鼓动君王的机智，有时候甚至会带点诡辩论的色彩，像《楚策》“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就是“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

战国时期是前所未有的思想道德变化的时期，传统观念被彻底改变和颠覆。《战国策·刘向书录》将周代思想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周，这是一个道德礼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叙人伦，正夫妇……仁义之道，满乎天下。”“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第二个阶段是东周的春秋时代，这是道德礼义走向解体的过渡阶段。西周的道德礼义“余业遗烈，流而未灭”。“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天子之命，犹有所行……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时代，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个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国与国之间以势力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以自己的才智纵横捭阖，迎合不同的国君，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已司空见惯。“由此给思想界带来的结果是：“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战国策》反映的就是这个阶段“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奇事异闻。因此，《战国策》是一部反映战国乱世策士为诸侯国君兼并他国效力服务的“乱世之书”。

《战国策》一书从成书开始起，用一般的观点来形容就是“腹黑”，一般认为是“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主张对他们吸收技巧而排斥其思想，换言之，认为《战国策》不可“放而绝之”，认为其赫赫文采足以让人忘记辞令之下隐藏的不堪之事。“吾有以转《国策》，而不为《国策》所转 ，安在《国策》之不可读，而读之可不必注哉”。

不过，也有人认为所载游士计谋论说虽有“机变之巧”，然其“机变”之中仍贯穿着不变的道德礼义，这是其论说的道义制高点，只不过这些道义在战国时代未必被广泛践行而已。诚如刘向所说“虽有道德，不得施谋。”

战国时代思想和文化高度融合，多元思想有了培育的土壤，诸多哲学门派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使得策士们大多有着自觉认识世界的意识，这种哲学意识散落在《战国策》的寓言中，通俗易懂，简明畅达。《秦三·应侯谓昭王》就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万事万物皆是相对的。

不过，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周代原有的道德礼义不能得到有效贯彻，但并不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道德，或不崇尚道德。相反，在《战国策》中，可以看到不同阶层的人都在宣扬和守护传统道德，不过这种道德在现实中常常遭到挑战，“不得施谋”，只能借助某个特定的场合或机会才能提出或施展。比如精通音律的魏文侯有一次在饮酒时听出钟声有瑕疵，谋士田子方就批评“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

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是传统中国一切伦理关系的起点，《战国策》很注意突出友悌之道，兄弟之伦。如《韩二·韩傀相韩》，韩国大夫严遂礼贤侠客聂政，而聂政初始为“臣有老母，家贫，不敢当仲子之赐”谢绝，这是宣扬了孝；聂政在母亲死后，觉得“乃市井之人，而严仲子乃诸侯卿相也，……，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已者用”，决心报答严仲子的恩情刺杀韩傀，这是宣扬了聂政之义。行刺过程中刺杀韩国国相，误伤韩国国君韩烈侯。这样的大罪即使是出嫁了的姐姐也必然遭受牵连，在自度无法脱身的情况下，“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毁坏自己的身体以免被认出牵连家人，这不仅是宣扬了侠义精神，也暗含了孝悌之道。而聂嫈听说弟弟死后，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决然地前去韩国辨认聂政的尸首，是为了显扬弟弟的名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进一步衬托了这种精神。

《战国策》所处时代与后世不同，君权思想并不重，当暴君出现时，臣民就有权利顺应天意民心推翻他，即天命的变革。比如齐闵王，“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无诛乎”。

民本思想是《战国策》中非常可贵的部分，在战争频发，百姓朝不保夕的年代，若是能稍加维护平民的利益，统治阶级便会尤为受欢迎。如《宋卫·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所言“治无小，乱无大。教化喻于民，三百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如果为政者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即使是在小事上，也会丧失信用，带坏社会风气。只有为政的遵守法治、赏罚有信，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才会凸现秩序和正义，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还有被金圣叹誉为“奇绝之文”的《齐四·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赵威后以一组长偶、三个问句暗寓治国理政须“以民为本”的观点。

战国时代是一大变革时代，旧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交替，原有统治阶级担负不起这种社会变革的重大责任，需要招徕贤能之士。各国纷纷开始搜寻能够帮助变法的人才。如秦国的商鞅、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齐国的邹忌、赵国公仲连、韩国申不害等，都为各国带来了富国强兵的体验。经济力量强大、私学兴盛和学术中心形成、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养士、学术自由交流融合，使“士”阶层逐渐成为各国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

《战国策》中的“士”严格说来包括两种，一种是贵族，尤其是做官的贵族，因为贵族本身知识水平较高，他们失去封地或原有的特殊待遇后，需要自己谋生。而常年养尊处优谋生手段有限，知识就成为他们最贵重的本钱。孔子就开启了私人教学的先河。这样，有知识的贵族即使没落也得以生存下去，如《吕氏春秋》所言“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另一类则是“策士”，这个群体是融汇形成，成分驳杂，并非一类纯粹的个体。称呼也并不固定，通常被称为“游士”、“说士”、“辩士”、“权变之士”、“智谋之士”，甚至那些著名的“诸子”也可被称为“辩士”。因他们是当时合纵连横政治活动的直接参加者，《汉书·艺文志》直接称其为“纵横家”。“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这就是“合纵连横”的解释，该策略实际上是当时诸侯国之间制定的能够改变国际格局的战略决策，纵横家就是从事外交活动的主体。事实上，纵横家的活动不仅仅限于此，兼并与反兼并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形式的一种，另外的外交斗争、军事斗争以及改革变法都有纵横家的参与。这些斗争形式看似独立，各有各的内容，实则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而且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士人阶层在当时和后世还有点区别，第一个就是“游”。士人们常常从一个诸侯国到另一个诸侯国活动，以获取富贵。只要有君主赏识，出仕并没有国别的限制，完全可能方才还在母国服务，转身就去原来的敌国，条件很宽松，没有或很少有歧视异邦学者的行为。即使孔子、孟子、墨子这种大学者，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这与当时列国争雄，需要抢夺人才有关。第二，追求人格平等。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以前，士人大多是低级贵族乃至平民甚至可能是奴隶等“贱民”，春秋末年以后，对士的需求和依赖使士人的地位提高，他们对时势有自己的分析和思想，要通过君主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这种自觉的行为与以前俯首听命大不相同。第三，不掩饰重利的价值观。很多策士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甚至有些十分贫穷。这部分策士进入策士行列不可避免地以追求较高的待遇，较高的社会地位为目的，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心理。苏秦就表示“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他的人生目标很明确，就是追求权势富贵。像《东周·东周欲为稻》，苏秦两边劝，最后“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苏秦既没有忠于东周，也没有为西周着想，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这次的计谋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而已，并没有考虑之后西周再利用水控制东周该怎么办。他只是两面陈说利益，自己从中渔利。等到苏秦挂六国相印后更是直接感慨“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这种对追求利益的赤裸裸的表达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礼乐制度下的规范和道德，更不见容于后来大行其道的儒家。第四，有自己的道德底线。纵横家中不乏“朝秦暮楚”者，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更有鲁仲连这种淡漠名利高洁不群的，在《赵三·秦围赵之邯郸》中，当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时，鲁仲连到处奔走游说，解除了赵国之难，赵国解围之后，赵国君主要封赏鲁仲连，可鲁仲连却再三辞让，“终身不复见”。即使出了名反复无常的张仪为报苏秦对自己事业的谋划帮助，也会发誓说“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第五，身体力行。战国的“诸子”大多属于坐而论道，惟有纵横家把他们的主张彻底地贯彻到实践中当中，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战国时期“其实也就是纵横家的时代”。

在不同时期，策士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在战国初期，社会处于转型期，发展经济、变法改革、强化政权，巩固统治者已有地位、扩大政权基础是这时期的首要任务。策士以内政的参与为主要活动，影响力较小。在战国中期，随着国际国内斗争日渐激烈，战争不断扩大，策士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没有策士的参与，各国和卿大夫们甚至举步维艰，策士的活动进入繁荣阶段，大批著名策士，如苏秦、张仪、陈珍、郭隗、甘茂、楼缓、虞卿等，登上历史舞台。而战国后期，秦成为战争的主导国家，决定了战国末期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策士较多地集中在秦国，为秦国的统一服务，包括范雎、李斯等。

影响较大的战略思想是“合纵连横”（连关中之为横，合关东之为从），这也成为战国时期外交的精华。它使新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对立，两大敌对集团的政治斗争为战国七雄之间的混战引进了新的因素。合纵连横实质上就是当代所谓的地缘政治思想，它是春秋联盟战略的发展，是战国社会变动的特定产物。如《齐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所言“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纵横运动支配了战国中后期的国际关系。七国几乎所有的外交与军事策略无不围绕着纵横的分合而运转，秦则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战国策士们奔走游说也无非是纵、横两种主张。所以有“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的说法。

战国故事甚至可以为后世提供诸多借鉴，比如汉代，淮南王刘安在与伍被商议谋反之事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令楼缓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春秋时列国交战不守关塞，这里“成皋”“轘辕”“伊阙”“武关”反复见于《战国策》，是战国时韩、楚距秦的重要关塞，而“招山东之兵”来对抗中央的构想则完全复制了战国时六国攻秦的计划，由此可见刘安对战国形势的熟悉。

可能和当时社会中仍有母系氏族社会社会习惯的孑遗有关，战国时期身居高位参政议政的女性比例远比后世高，《战国策》在这方面有较为直观的反映，像楚国的南后和郑袖（这俩人历史上是否为一人存在争议）、秦国的秦宣太后、赵国的赵太后、中山国的阴姬和江姬等都是。不过这些女性在政治参与中缺乏独立性，更多的还是以美色或巧言换得君王宠爱，命运的本质上仍然只是男性权力的附庸和玩物。虽然有少数女性（尤其是太后）确实有实权，但这类女性的部分实权更多局限于对后代或主君的影响或掌控，这些权利更多地来自于其伦理地位，代表着父权家长。

在《战国策》中参政女性的族姓大部分都不可考。这可能与《战国策》的成书主要目的是游说，因此取材所载参政女性资料缺乏足够信息，还有一个可能性在于春秋过渡到战国之际，姓氏制度发生了变化，而且正在过渡期。

春秋时期女性参政的范围大多局限于与自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上，诸如立嗣、政治婚姻等。到了战国时期，参政范围扩大，甚至出现了比如郑袖说服楚怀王释放秦臣张仪（楚二·楚怀王拘张仪）。就此类事件本身而言，女性己经出现了直接干预外交事务的现象，春秋时期虽则也有出现，但大都与夫国、母国有关，到了战国时期的楚国郑袖这里，女性对外交事务的干预已经超出了血缘、亲属的范围，是单纯的以参政所带来的利益为出发点。从利益回报而言，这些干预外交所带来的外交利益也成为了女性参政的驱动力。还有秦宣太后，也是参政掌权的典型代表。秦武王死后，秦宣太后利用外戚的势力替她与其子争夺下了王位，其子又尚且年幼，这为她将其子秦昭王的权力架空，临朝称制四十余年打下了基础。从她可以收受他国养地，接见外国使臣之事来看，秦太后拥有的权力是全方位的，对内可以任命大臣，对外可以左右外交。

对于《战国策》中提及的女性，后宫就如同她们的权谋场，她们在后宫中利用或创造某种优势与其他女子进行博弈以期达到自身目的，与策士谋臣们游走各国游说君王以显声名赢权利非常相似，但史书中对于这种工于心计的女性却往往评价不佳，她们的争强好胜被认为是挑起了后宫争斗甚至是影响了国家安定，并因此受到否定。如《秦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中秦公子异人借华阳夫人得以回国继位，这些女性在历史记载中着墨不多，但在史家的叙述中却成了推动历史事物走向的主导者，甚至是两国之战、国家衰亡的罪魁祸首。在宠姬形象乃至女性形象背后是一整套男性话语体系，而由楚怀王宠郑袖所导致的国家衰亡也在暗示着美人乱政、女色误国的先验命题。

刺客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经常作为斗争的工具的来使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一大批刺客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刺客的事迹最先出现于《左传》与《战国策》等书中，对于他们的记述基本上都是历史和文学糅合在一起，很难区分。

《战国策》中的刺客中比较知名有豫让、聂政与荆轲三人，在记载刺客事迹上也表现出与《左传》中对刺客一笔带过的方式不同，能够比较全面的记载刺客的姓名与所发生的事件，记载的篇幅明显变长，对刺客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更为生动具体。《战国策》因此成为先秦史传文学中最先出现的一篇中以一个刺客形象作为中心，并将具体的形象塑造展现于一个大的故事情节中的著作。

《战国策》还记载了个别的隐士，如颜斶。但《战国策》对隐士的思想似乎并不赞同，至少是不置可否。如《齐四·齐宣王见颜斶》似乎对隐士的思想大为赞赏，而《齐四·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又似乎对赵威后杀绝隐士的思想深表赞同。可见，《战国策》提及隐士，其兴趣不在于推崇隐逸思想，而是因为颜斶的言论雄辩，驳得齐宣王君臣哑口无言，可资纵横家效仿。

古代版本中，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可能是仅有的加了很丰富的注音的版本。他的作品成书于元代，处于近代汉语阶段，与现代汉语语音已经很接近。

通过对该书注音中反切上字和直音的考察，可以发现声母变化的一些规律。他的注音中已经有不少语句能够体现轻重唇区分现象。例如：“披其枝”（秦三·范睢曰臣居山东），披：普靡反（《广韵》：敷羁反，《集韵》：攀靡切）。“披、普和攀”同属于滂母，“敷”属于敷母；“靡”与“羁”属于平声支韵。滂母是重唇音，敷母是轻唇音，在《广韵》中两母可以互切，而在《集韵》中就都换成了滂母，这说明轻重唇已经有了区分。还有声调的一些变化规律，主要是“全浊上声变为去声”和“入派三声”。比如“欲与我诛者袒右”（齐六·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袒：荡旱反（《广韵》：徒旱切）。“袒”属于旱韵，“旱”属于上声韵，但是吴氏注曰：“循习作徒案反，属于去声翰韵。”与承袭古书注音的上声不同，当时已经变成了去声，这说明在吴师道所处时代“全浊上声”已经有了“变为去声”的趋势。还有“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提（同“掷”）：侄帝反（《广韵》：直炙切）。“掷、直、侄”都属于澄母，“帝”属于去声霁韵，“掷”和“炙”属于入声昔韵。宋代之后，入声逐渐归入三声，全浊声母入声字变为去声，此时，“帝”和“炙”可能已经是同韵了，所以这里可以互切。

《战国策》成书以后，其内容的真实性就一直饱受争议，甚至可说它的性质与定位是《战国策》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刘向本人是把它算作《六艺略》部分，“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换言之，刘向认为这部书是纵横家“策谋”的大总汇。四部归类法出现后，多将其归入史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便把《战国策》与《史记》并列为史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战国策》当为史类，更无疑义。”。但对于这一分法，历代多有不同看法。《隋书·经籍志》就认为《战国策》并非正史，而将它归入杂史之列，“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词》《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谓之杂史。”，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中第一次取消了《战国策》“史”的地位，而归入子部“纵横家”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此后，高似孙《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都把《战国策》归入子部。甚至就名称而言，“策”指“书册”还是“策略”一直有争议。还有人认为《战国策》“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历史书”，可能是“策士”阶层的修习教材，长短不一，故称为《长书》《修书》《短书》，合起来是《短长》，内容是有关策谋和国家大事的，所以叫做《国事》《事语》《国策》。

单纯就内容而论，《战国策》的记事很多未标注年月，这就严重贬损了其史学价值，而且记事不分轻重，仅对所谓的“奇策异智”津津乐道。最为重要的是该书记事不以实录为宗旨，很多内容明显是虚构的文学故事，比如入选中学教科书的“唐雎不辱使命”就是（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曾有人评价说“大抵观战国之事者，取其大旨而已，不必字字为据”。也有人考证，全部作品中，时地错讹或言辞虚妄的作品至少有97章。这个比例相当不低。比如《张仪说魏王》及《张仪说韩王》等文均有“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之言，秦称帝乃周赧王二十七年，张仪早已卒于赧王六年，相距二十余年。因此，《战国策》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战国史料，很多人认为它不能称为“史书”。有人干脆把《战国策》称为“一部收集和杜撰奇谋妙语的故事大全”。

与同时期的其他史书或史学材料印证，可以认定至少一部分是真实的，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自不待言，还有比如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该书27章中11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皆为佚书），文句也大体一致，对修订和补充《战国策》有很高的价值，但该帛书是否可信也不能完全肯定，《战国纵横家书》估计为汉高祖刘邦后期或汉惠帝时的写本，且“为司马迁、刘向等所未见”。毕竟现今所见《战国策》已非刘向所编《战国策》，而刘向所编《战国策》亦非战国纵横家文献之原貌，只能说按照秦汉学术的层累判断，帛书可能更接近于原貌，也更具可靠性。比如其中有十六篇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这些文献几乎将司马迁在《史记》的记载全部否定。比如，苏秦张仪年代孰先孰后，《史记》记录显示这俩人是同龄人，然而帛书记载，苏秦的年代大体应比张仪晚一代人。而从《战国策》中所记载的事件来看，张仪又是晚于苏秦多年。

至于苏秦、张仪其他的故事是否可靠也难说，比如早年苏秦、张仪是否是同学，《战国策》和《史记》就截然不同，可能是秦汉之际乃至更晚在齐地鬼谷传说的影响下开始流传的。比如“张仪的受笞，入秦为相、报仇，所有这些重大情节，与范睢的故事如出一辙，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战国策》真实性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有关苏秦张仪的策文，毕竟关于这两人的文本在《战国策》《史记》《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乃至《战国纵横家书》之间都有互见重出的现象。

日本学者将《战国策》的策文（其称之为“记事资料”）分为两种：“将采用书信、奏言、对话等形式，而且有历史背景的、比较可靠的资料称为‘故事’，将并非书信、奏言形式而是概括几个故事的形式称为‘传说’。”这一做法基于《战国策》史料的驳杂性、层次性，回避了史学、文献学方面一些难以解决的争议，而将全部文本看做是“故事”或“传说”进行研究。

明清时期考据之风大兴，《战国策》研究在这一时期全面展开，包括黄不烈的《战国策札记》、金正炜《战国策补释》、顾观光《战国编年》、张琦《战国策释地》等。

20世纪以来的《战国策》研究，大致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新文化运动之后，疑古风潮兴起，罗根泽和金建德等人提出《战国策》是刘向缀合蒯通书及《史记》等书而成的“伪书”，后来，又展开了对苏秦、张仪等人的历史辨伪研究。搜集逸文方面，则有诸祖狄的《战国策逸文考》。这次高潮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战国策》的文本来源及作者的问题，并承续前人对该书进行整理校注。第二次高潮是1973年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出土，这次以出土文献的利用为主要特色，主要关注《战国策》所载材料的原初归属、记事真伪、系年次序、版本流传等问题，主要参与的学者为杨宽、唐兰、徐中舒、缪文远、诸祖耿、郑良树、郭人民等。第二次高潮在21世纪的头几年基本结束。

这两次高潮总体上都属于史学与文献学研究领域，但是就算单纯从史学或文献学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还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讨论的都是古籍整理的一些最基本问题，而且由于材料和证据的缺乏，很多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比如《战国策》、《史记》以及《战国纵横家书》所载不同苏秦事迹的考定，在学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即使在文学研究领域也一直没有深入的研究，只好略略地谈了一些艺术特色和语言艺术方面的问题。

“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

“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北宋文学家李格非）

“六经，治世之文；《国策》，乱世之文，然有英伟气，非治世、衰世之文之比”（南宋理学家朱熹）

“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清代史学家章学诚）

“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清代学者陆陇其）

“乱乎圣人之经”（清代学者程夔初）

“今夫鸟喙、砒石，毒药也，国医恒用之以收捷效，不善用之，则钟乳参著，或至杀人也；我以仁义用纵横之言，可以排难；我以忠诚运游说之知，可以纳诲；吾有以转《国策》，而不为《国策》所转，安在《国策》之不可读，而读之可不必注哉”（清代学者王崇炳）

“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南宋学者鲍彪）

“其辞铺张而扬厉，变其本而更加恢奇焉”（清代史学家、史学家章学诚）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书中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有人统计多达204个，比如一尘不染，大庭广众，两败俱伤，南辕北辙，亡羊补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羽毛未丰，引锥剌股，门庭若市，返璞归真，狡兔三窟，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安步当车，不遗余力，不翼而飞，侧目而视，高枕无忧，汗马功劳，画蛇添足，挥汗成雨，三人成虎，龙阳泣鱼，转祸为福。这些成语不一定全是后世通用的四字形式，有些是从句子中提取出来，如《西周·苏厉谓周君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百发百中。”提取出“百发百中”，《齐四·齐人有冯谖者》：“狡兔有三窟，……，未得高枕而卧也。”提取出“狡兔三窟”和“高枕而卧”；有为后世提供了成语内容的，如《秦四·或为六国说秦王》：“于是夫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整理为“积少成多”；有从故事中归纳总结的，如《燕二·赵且伐燕》：“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总结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有意思相同而表现形式不同，如“百发百中”与“百步穿杨”、“毂击肩摩”与“摩肩击毂”、“南辕北辙”与“北适话楚”（这种情况是否算一个成语存在争议）。

《战国策》语言的手法对汉赋有一定影响，包括：委婉托讽，铺陈，夸饰。不少学者认为书中那些纵横家的进言本质便是辞赋，换言之，后世辞赋直接源于《战国策》说辞。在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楚四·庄辛谓楚襄王》一篇直接被归入“辞赋类”。《子虚赋》、《大人赋》的浪漫主义色彩便是继承于此。他在《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在称赞秦国的强悍实力时，是以推崇四境之固作切入点，这种手法对后世京都赋影响极大，《两都赋》、《二京赋》等都是先分述京都四方的景象，而后描写京都的富庶之态。北宋的苏洵曾在《谏论》中提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文风的渊源。

对汉赋产生较大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汉初和战国两个时代的某些社会矛盾和审美观念的相近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战国策》作为史书必须要受真实性原则的制约，史官须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对待史实，而汉赋更多的也是如此，不像其它文体那样注重表现主题，所以往往容易采取史家的笔法。

《战国策》对史书有一定影响，因为在这部书中才出现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雏形，到《史记》时这种纪传体正式形成。更重要的是，原书作者（或作者们）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往往加以自己的评论和观点，如《齐一·邹忌修八尺有余》在篇末用一句话加以总结：“此所谓战胜于朝廷。”，还有《楚一·江乙说于安陵君》篇末也有“君子闻之曰：‘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这其实是借他人之口表达作者观点。这些评论，或直接表达，或借他人之口，长者一二百字，短者七八字，多是据事而论，可以说这些评论已经奠定了后世“论赞”体体式的基础，汉代司马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太史公曰”这种论赞形式，开了后世论赞之先河。

《战国策》的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和文采，以及着力推动叙事发展的人物语言，均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同样是记载乱世的小说《三国演义》，魏蜀吴三家谋士为求利益，将纵横家再现于世。三国中的名篇“诸葛亮舌战群儒”中，诸葛亮论辩咄咄逼人，以独到的政治眼光对当下局势做出准确判断，同时短句、排比对偶句的运用使得语言简洁明快，理直气壮。不仅在风度上压倒对方，论辩语言和论辩技巧也更胜一筹，以致对手有口难言，可以说是受战国策士语言风格的影响颇深。此外，由于全书一些篇章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小说因素，其内容和写作手法也启发和影响了后世许多种类的小说，诸如讽刺手法对谴责小说的影响，侠肝义胆对侠义小说的影响，虚构夸饰对传奇小说的影响，以人系事对史类小说的影响，铺张扬厉对赋小说的影响，引类譬喻对寓言小说的影响等。

《战国策》作为先秦典籍距今已有几千年的时间。其中的语言在发展中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予一些新的形式和意义，但是在变化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古代汉语的一些特点，这对于研究古汉语有其意义。比如当下表述语义时多以双音节词为主，但是在上古汉语中是单音节占主要地位，即一个词只需要一个音节就可以表示清。《战国策》成语中也体现了单音节占优势的特点，每个单独的音节都可以表示一个意思。如“”《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切齿拊心”每个音节都表示一个词的含义，意为咬紧牙齿，拍击心胸。形容痛恨到极点。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最紧张时期，国府统治区曾有一个涉及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文化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文化流派，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因核心人物创办的《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其产生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关心国族存亡与文化发展的知识分子之深重的危机意识与强烈的焦虑感所导致的结果。他们抱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的主旨，认为“战国以前的‘刚道文明’、‘士大夫’精神值得认真继承；这种刚道文明在秦汉以后渐趋消亡，中国文化也因此变成了一种‘无兵的文化’；随着皇权统治日益巩固，民众地位严重下降，导致中国社会如一盘散沙般缺乏向心力”。这个流派思想在后来争议较大，有一段时间甚至被认定为法西斯学派。

《战国策》作为先秦时期作品，很多文字的书写和意思同后世迥异，比如《赵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中“参分赵国壤地”，而《史记·赵世家》所记为“三分王之地”，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策纵横家书》所记为“疎分赵壤”，疎，同疏，古文中指分散，即瓜分的意思。

《战国策》一书传递千年，历经多次改版重修，很多文字发生了错误，如《赵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中“年谷丰盈，众人喜之，而贤主恶之”。按常理，粮食丰收是任何君主都期望的，何况“贤主”，《史记·赵世家》所记为“贤主图之”，“图之”解释得通，《战国策》此处当有误。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末年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奉命领校秘书，撰《别录》，其后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治《春秋榖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战国策》是一部汇编文集，原文章的作者已不可考，清代牟廷相最早提出《战国策》作于蒯通，20世纪30年代，罗根泽也提出类似观点，还有人认为由《蒯子》 和《主父偃》拼合而成。而中书六号《国策》等，是各种抄藏本的题名不同；刘向编录《战国策》时，依据的蓝本，特别是“国别者八篇”，蒯通的论战国权变的八十一首。但这些说法都缺少确凿证据，仍然只是一种推测。因为《战国策》文体不一、内容重复冗杂，不仅不像是单人创作，甚至不像是有组织的集体创作。

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战国策》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如李叔毅指出“《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研讨扭转危局之术的人所搜集的学习资料。”何晋也认为，“《战国策》是好些批零散的材料……编著这些材料的人，大部分是学习揣摩游说辞令的游说之士。”或者说，《战国策》是战国纵横家演讲稿或学纵横者所著的可能性最大。

全书在刘向之前的编辑和整理应包括私人和官方两个层面。私人整理可能是游士群体进行的。官方层面应该分为诸侯王和中央政府两个层级，地方诸侯王中以淮南王刘安与《战国策》关系最为密切，刘向所见《修书》即出自淮南地区。汉武帝对战国故事的分类抄录，也为刘向编校工作奠定了基础。

《战国策》成书年代同样难以考证，可能在秦统一以后，还有人认为成书于汉初，因为书中“于秦之秽事，不甚避讳。《秦策》详记吕不韦立子楚事，《楚策四》更言嫪毐乱秦事。皆秦人所忌讳者，则其著作时期当在汉初矣”。换言之，《战国策》中一些史实乖违的故事，无论是游士练习之作还是出于后人揣拟，它们被收入《战国策》中都体现了编辑者并不熟知相关史实，这也从侧面表明战国故事编辑、整理的时间不会太早。还有一个侧面证据是成书于汉初的《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存在交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