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颂（1020年12月10日－1101年6月18日），字子容，福建路泉州同安县（今属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中国北宋中期官员，杰出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10日），苏颂在福建路泉州同安县芦山堂（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城关）出生。

苏颂自少警敏，刻苦求学。在他少年时期，父亲苏绅历任显职，按例，苏颂可以不经科举而以父荫得京官之职。但他推辞不就，专心科举，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成功考中进士。及第之后，被授为汉阳军观察判官，未就职，于是改授宿州观察推官。次年（1043年），升知江宁县。他主政地方之初，便能做到为政有法，深得监司王鼎、王绰、杨纮等人的称许。

后来，苏颂因“丁外艰”而离职服丧。丧期满后，出任南京（应天府）留守推官，受到南京留守欧阳修的倚重，欧阳修将政务委托给他办理。而闲居睢阳的前宰相杜衍也非常器重他，对其悉心传授平生经历。三年任满，正赶上父亲苏绅病逝，苏颂离职服丧，将父亲葬于京口，并从此移居润州丹阳。

皇祐五年（1053年），苏颂被召入朝中，授“试馆阁校勘”，开始校正和整理古籍的生涯。不久迁大理寺丞。至和元年（1054年），改任同知太常礼院。嘉祐二年（1057年），改任集贤校理、校正医书官。嘉祐四年（1059年），兼任殿试复考官，次年（1060年）调太常博士，仍兼校正医书官等职。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廉静自守”，专心校正编撰古籍，由此广泛接触有关文献资料，为他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创造了条件。

宰相富弼、韩琦也认为他贤能，特意询问他有何要求。苏颂不为自己求取京官，反而恳请出外供职，由此更受到富、韩二人称叹。嘉祐六年（1061年），苏颂离开朝堂，出知颍州。嘉祐八年（1063年），获召入朝，任“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适逢仁宗崩逝，需要修建山陵，主管部门向各郡征收一时难得的物资。苏颂对他们说：“遗诏务从俭约，怎么可以强制下面交纳当地不出产的东西。”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被改调为三司度支判官。累迁尚书工部郎中，又出任淮南转运使。在去淮南前的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苏颂先任辽朝使臣的伴送使。当苏颂一行行至恩州时，突遇驿馆起火。由于他遇事镇定，举措得当，没有发生混乱，辽使未曾受到大的惊扰，因此很得新即位的宋神宗的赞赏。苏颂入朝时，神宗对他“劳问甚宠”。数月后，苏颂被召入朝，奉诏修起居注。同年任贺辽太后生辰使，出使辽朝。在此期间，接连判尚书礼部祠部司、三司都磨勘司、太常寺等事。

熙宁元年（1068年），苏颂升任知制诰。熙宁二年（1069年），拜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历任同知审刑院、提举官告院、判司农寺事。又任辽朝贺生辰伴使。熙宁三年（1070年），奉诏“权同知贡举”。

在“李定匿丧事件”中，苏颂抵制宰相王安石越级提拔秀州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三次拒绝草拟任命诏书，神宗震怒，将苏颂撤职。但苏颂几次拒绝草诏，都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是他坚持“举之于众，试之于事，功实著风而后命之”的用人原则，而破格提拔李定违背以前的法令。第二是李定不够破格提拔的标准，他“素无声称”，不能因偶有奏对称心，就破格提拔。第三是先做一般提拔，放在皇帝身边考察，如果确有奇谋硕画，再破格提拔也不迟。

熙宁四年（1071年），苏颂出知婺州。熙宁六年（1073年），转知亳州。熙宁八年（1075年），再知应天府。

苏颂在地方时，关心民瘼，体恤百姓，深为神宗所知。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苏杭再次发生自然灾害。在选任地方长官时，神宗称“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命其知杭州。

熙宁十年（1077年），苏颂自杭州被召回，参与修撰《仁宗实录》《英宗实录》。八月，时任秘书监兼集贤院学士的苏颂以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身份再任贺辽主生辰使。

元丰元年（1078年），苏颂权知开封府，以严法治理。但因不处置牵连祥符县令李纯的犯法僧人，遭御史舒亶以“故纵”罪弹劾，于次年（1079年）正月被贬为秘书监、集贤院学士、知濠州。

元丰三年（1080年）至元丰四年（1081年），苏颂自濠州接连调知河阳军、沧州等地。

元丰四年（1081年），苏颂再度被召入朝，奉命判尚书吏部兼详定官制。任内尽心改革官制弊病，并建议创吏部“四选法”。次年（1082年）任辽贺正馆伴使。

宋哲宗元祐（1086年－1094年）初年，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旧党执政，苏颂被授官刑部尚书，又转为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后调翰林学士承旨。元祐五年（1090年），进位尚书左丞。

元祐七年（1092年）四月，苏颂升任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正式成为宰相。

苏颂为相期间，“奉行故事”，循规矩办事，以使百官守法遵职为要务。他选贤任能，并告诫边臣不要轻易开启战事。

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苏颂反对外调大臣贾易未果，而上章坚请辞位，被罢相任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六个月后出知扬州。次年（1094年）转知河南府，苏颂推辞不就，哲宗不允。后因母亲陈太夫人去世，恳请南归，于是又授为知扬州。

绍圣二年（1095年），苏颂屡次上奏告老，被拜为中太一宫使之职，居于京口。绍圣四年（1097年），苏颂再次请辞，才得以太子少师职致仕。

绍圣绍述期间，已辞相的苏颂因一直以来不立党援、以礼自持的表现得到了哲宗庇护，又因闽籍关系免于变法派排轧。这正说明了他的坚定和稳健，也表明他确实是个成熟的政治家。

宋徽宗即位后，进拜苏颂为太子太保，增加食邑四百户，实封食邑一百户。累封为赵郡公。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庚辰日（1101年6月18日），苏颂自撰遗表，同日，在润州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徽宗闻讣讯，为其辍朝二日，追赠司空，并遣使抚恤其家，“葬事官给”。

崇宁元年（1102年）十一月，苏颂被葬于润州丹徒县义理乡乐安亭五州山的东北阜。

宋理宗时，追赐苏颂谥号为“正简”。

苏颂步入仕途，从地方到中央，最后位及宰相，为官五十余年，政绩颇丰。

知江宁县时，切实参与了庆历新政的实施，清查了富户漏税行为，核实丁产，编成户籍，按册课税，既增加了国库收入，又减轻了穷人的负担。任南京留守推官时，被留守欧阳修赞许为“处事精审”。

在任地方官时，苏颂尽其所能，为民造福。如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时，他“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兴修水利，保田防灾。

知沧州时，黄河泛滥。他又上奏指出只修堤防不注意疏通海口的危险性，并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较好的解决办法：“臣窃见沧州东北有三堂泊，纵广百余里，下连海道，地名黑龙港……其西与御河破藏口及范桥镇相去不过三五十里，可以分引河流，东注泊内。既满溢则由黑龙港以入海，其势甚易。”在杭州任内，把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使用，造福百姓。

在淮南转运使任内，苏颂见到因饥荒造成哀鸿遍野，灾民嗷嗷待哺的惨景，于是立即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臣窃闻近日甚有近北灾伤人民流移往邻路州逐熟……今并淮诸郡，虽稍登稔，若食口既多，必致物价腾踊。万一将来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归业之期。坐食贵谷，便见所失。彼时须烦县官赈救，为惠差迟，则其敝益甚矣。臣以为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价，若物货之平，则莫若为粜给，使之常食贱价之物，则不觉转移流徙之为患也。”不仅想到荒年中对灾民的赈济，而且想到赈救后物价如何保持平稳，流民如何归业安居等等。

当时各地争修寺院，神宗也滥赐匾额，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经济负担。苏颂又为百姓请命，请求“朝廷明立条约，今后不许特创寺院宫观”，对违法而建的寺院“并令州县检括指挥一切毁拆”。

元丰四年（1081年），苏颂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参加了官制改革。在革除宋代官、职和差遣的弊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代元丰以前，官用来定品阶俸禄；职为殿阁、文学之士及待制等，以示尊宠。唯差遣为实职，可行使权力。这样造成了官称与实职不符，机构混乱，冗员过多等弊病。苏颂在这方面提过许多有益意见。

在《奏乞将常平仓等公事付逐路转运司其提举官改差充本司勾当公事》中，他提出把发放青苗钱的提举常平司归各路转运使管辖，这样，不致政出两门，使州县长官不知所从。这也是他为当时机构改革所提出的很好的建议。

熙丰变法期间，苏颂在中央任职时，仔细研究新法内容，并积极提出建议，希望可以有针对性地施行。地方任职时，苏颂如践行庆历新政一般，虽然未表明态度，在行动上却是支持的。在因反对超擢李定一事被贬后，苏颂政治态度变得谨小慎微，为政越发老成，秉持中立。

苏颂在资历、能力、政绩、政治态度适应了“调停”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需求，最终在元祐时期成为宰相。他为相时，严格执行典章制度，要求百官守法，忠于职守；量才用人，杜绝不正之路；防止边将邀功生事，其“弭兵息民”的主张影响了当时的政局。尤精于典故，朝廷每有新的典礼制作，必请苏颂审查。

苏颂一生两次出使辽朝，每次往返时间多达四个多月；三次任接待辽使的馆伴使。

苏颂首次使辽，是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第二次使辽，为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他在两次使辽、三次伴使的与辽国打交道期间，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辽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土民情、外交礼仪等情况，及时向朝廷提供。

苏颂十分注意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外交礼仪等，并向朝廷反映了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彼（辽）讲和日久，颇窃中国典章礼义，以维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离贰之意”，但也必须注意其“叛服不常”。并根据宋、辽两国的实际，提出与辽朝和睦修好的外交政策，深得朝廷赞许，坚定了宋朝对辽推行友好政策的信心。

元丰四年（1081年）八月，神宗命他编写一本与辽朝往来有关各种礼仪和文件程式的书籍。元丰六年（1083年）此书编成，神宗亲自赐名《鲁卫信录》，其中保存了大量宋辽间的交往史料。

主词条：水运仪象台

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苏颂奉命检验当时太史局等使用的各架浑仪。他于元祐二年（1087年）八月请求“置局差官”，组成了“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经过他的寻访调查或亲自考核，而确定下来的。

苏颂接受这项科技工作后，首先是四出走访，寻觅人才。他发现了吏部令史韩公廉通《九章算术》，且通晓天文、历法，于是立即奏请调他来从事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工作。接着，他到外地查访，发现了在仪器制造方面学有专长的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奏调他“专监造作，兼管收支官物”。然后，又考核太史局和天文机构的原工作人员，选出“夏官正周日严，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张仲宣等”，协助韩公廉工作。

苏颂发现人才后，还进一步放在实践中加以考察。例如调来韩公廉后，他经常与韩公廉讨论天文、历法和仪器制造，告以张衡、梁令瓒、张思训仪器法式的大纲，“问其可以寻究依仿制造否”。韩公廉回答：“若据算术，案器象，亦可成就。”于是，苏颂让韩公廉写出书面材料。不久，韩公廉写出《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1卷。苏颂详阅后，命韩公廉研制模型。韩公廉又造出木样机轮一座。苏颂对这个木样机轮进行严格实验，然后奏报朝廷，认为其“激水运轮，亦有巧思，若令造作，必有可取”。

苏颂对研制工作是慎之又慎的。他认为，有了书，做了模型还不一定可靠，还必须做实际的天文观测，即“差官实验，如候天有准”，如此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以免浪费国家资财。经过多次实验，证明韩公廉的设计“候天有准”，于是在元祐三年（1088年）五月造成小木样呈进朝廷，并赴都堂呈验。宋哲宗指派翰林学士许将等进行试验和鉴定，至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许将奏报木样机轮“与天道已参合不差”，这时苏颂才开始正式用铜制造新仪。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工作，终于制成了有世界性贡献的水运仪象台。

苏颂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一座高12米，宽7米，像三层楼房一样的巨型天文仪器。苏颂在说明中说：“兼采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台有二隔，置浑仪于上，而浑象置于下，枢机轮轴隐于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以水激轮，轮转而仪象皆动。”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装置。它兼有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以及随天象推移而有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准确报时的三种功用。它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而且在三个方面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使许多中外科技史专家为之叹服。

首先，置于水运仪象台上层观测用的浑仪，通过“天运单环”与“枢轮”相联，使浑仪能随枢轮运转。这与现代天文台转仪钟控制天体望远镜随天体运动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水运仪象台的这套装置是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转仪钟的远祖。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这一点给以高度评价：“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

其次，水运仪象台顶部设有九块活动的屋板，雨雪时可以防止对仪器的侵蚀，观测时可以自由拆开。水运仪象台的活动屋顶是现代天文台圆顶的祖先。所以，苏颂与韩公廉又是世界上最早设计和使用天文台观测室自由启闭屋顶的人。

第三，水运仪象台的原动轮叫枢轮，是一个直径1丈1尺，由72根木辐，挟持着36个水斗和36个勾状铁拨子组成的水轮。枢轮顶部设有一组叫“天衡”、“天关”、“天权”、“左右天锁”的杠杆装置，枢轮靠铜壶滴漏的水推动。当漏壶的水滴满一个枢轮水斗时，“枢权”失去平衡，“格叉”下倾，枢权扬起，轮边铁拨子拨开“关舌”，拉动“天衡”，“天关”上启，枢轮下转。由于“左右天锁”的擒纵抵拒作用，使枢轮只能转过一辐，以次循环往复，等时运转。天衡系统对枢轮杠杆的这种擒纵控制与现代钟表的关键机件——锚状擒纵机构（俗称卡子），具有基本上相同的作用。所以说水运仪象台的天衡系统是现代钟表的先驱。

李约瑟在深入研究了水运仪象台之后，曾改变了他过去的一些观点。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我们借此机会声明，我们以前关于‘钟表装置……完全是14世纪早期欧洲的发明’的说法是错误的。使用轴叶擒纵器重力传动机械时钟是14世纪在欧洲发明的。可是，在中国许多世纪之前，就已有了装有另一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

苏颂主持创制的水运仪象台是十一世纪末中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国际上对水运仪象台的设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水运仪象台为了观测上的方便，设计了活动的屋顶，这是现代天文台活动圆顶的祖先；他把张衡开创的用漏壶流水稳定性来控制齿轮系机械传动，发展成了使水运仪象台望筒随天体旋转的最初的转仪钟，并且还设计调整到使太阳经常在望筒的视场中。这样，只要在黄昏把望筒对准了太阳，日落星现后，就可以直接测读出太阳和恒星之间的赤经差或似黄经差。在欧洲直到1685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才利用时钟机械推动望远镜随天体旋转，但这已是苏颂身后600年的事了。

此外，水运仪象台中开始实践的反映天球旋转的齿轮系机械作为一种代表时间流逝的新装置，发展为世界上最早的水运钟表的擒纵机构，向全世界证明了钟表的发明权不是属于欧洲而是属于中国。李约瑟在评价这一点时说：“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发明的，那恰好是在欧洲人知道它以前六百年。”从水运仪象台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力学知识的应用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苏颂和韩公廉在完成水运仪象台之后，又研制了一台单独的水力推动的浑天象。人钻入天球内观看，在天球上凿孔为星，十分逼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存在也是前无古人的。

主词条：《新仪象法要》

水运仪象台完成后，苏颂于绍圣初年（约1094年－1096年间）把水运仪象台的总体和各部件绘图加以说明，著成《新仪象法要》一书。

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有关天文仪器和机械传动的全图、分图、零件图50多幅，绘制机械零件150多种，其中多为透视图和示意图，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正是根据这些图纸，现代科技史家王振铎、李约瑟等人才能较准确地复原出水运仪象台的全貌。如从这些图纸和说明文字中可以知道，水运仪象台枢轮的运转规律是齿轮系从6个齿到600个齿的传动；每25秒落水一斗，每刻钟转一周，一昼夜转96周，而昼夜机轮、浑象、浑仪也转一周，这与地球运动是大致相应的。

又如，通过这些图纸，可以知道水运仪象台第一层木阁内是昼夜钟鼓轮，有不等高的三层小立柱，可以拉动三个木人的拨子，以关拨作用拉动本人的手臂，到一刻钟时，木人出而击鼓，时初摇铃，时正敲钟。而第二层木阁内是昼夜时初正轮，第三层木阁内是报刻司辰轮，第四层木阁内是夜漏金钲轮，第五层木阁内是夜漏司辰轮。要是没有这些珍贵的图纸，我们就难以弄清木阁内的机械木人是如何按时击鼓、摇铃和敲钟的。因此，《新仪象法要》中所附机械图是了解苏颂天文著作及其成就的关键，同时也是进而释读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同类著作的钥匙。

苏颂为了能更直观地理解星宿的昏晓出没和中天，又提出设计一种人能进入浑天象内部来观察的仪器，即假天仪。具体设计仍由韩公廉推算完成。它是用竹木制成，形如球状竹笼，外面糊纸。按天上星宿的位置，在纸上开孔。人进入球内观看，外面的光从孔中射入，呈现出大小不同的亮点，好象夜空中的星星一般。人悬坐球内扳动枢轴，使球体转动，就可以更形象地看到星宿的出没运行。这架仪器是近代天文馆中星空演示的先驱。

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还绘有多种星图，如“浑象紫微垣星图”、“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北极星图”、“浑象南极星图”、“四时昏晓加临中星图”、“春分昏中星图”、“春分晓中星图”、“夏至昏中星图”、“夏至晓中星图”、“秋分昏中星图”、“秋分晓中星图”、“冬至昏中星图”、“冬至晓中星图”等，计十四幅。

这十四幅星图中，最有价值的是前五幅。其中“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角宿到壁宿的星官，“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奎宿到轸宿的星官，“浑象紫微垣星图”，是以北斗七星为主的布列于浑象之北上规的183颗星，“浑象南极星图”和“浑象北极星图”则是以天球赤道为最外界大圆的南天星图和北天星图。苏颂为了星图绘制精确，采取了圆横结合的画法。横图分成两段：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秋分到春分，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春分到秋分。另外，在把球面上的星辰绘制到平面上时，苏颂发现了失真问题，于是他采用了把天球循赤道一分为二，再分别以北极和南极为中心画两个圆图的方法，从而减少了失真，这是星图绘制中的一项新成就。

苏颂星图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全天星图中保存在国内的最早星图。保存至今的唐代敦煌星图，在时间上比苏颂星图要早，但苏颂星图比敦煌星图更细致和更准确。如敦煌星图绘星1350颗，苏颂星图绘星1464颗；敦煌星图主要依据《礼记·月令》的资料，并非实测；而苏颂星图则是根据元丰年间的实测绘制；敦煌星图是从玄枵（子）开始，按十二次的顺序作不连续排列，中间夹以说明文字，有关分野问题也不科学，苏颂星图则从角宿开始，按二十八宿顺序，作连续排列，并完全去掉了有关分野等不科学的成分。

就所列星的数目而言，苏颂星图的贡献也是值得称道的。如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是1022颗，要比苏颂星图少422颗，因此，西方的科技史家蒂勒、布朗和萨顿等甚至认为：“从中世纪直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苏颂精通历法，解释了宋、辽历法的不同。这在中国历法史中有重要地位。《苏魏公文集》“历者天地之大纪赋”和“冬至紫蒙馆书事”等诗及《新仪象法要》有历法内容。

苏颂诗作颇多，仅收录在《苏魏公文集》中的诗歌就有587首，且多是律诗、绝句。长律多达1400字，可谓“律诗之最”。

苏颂的大部分诗作是奉和之作，其中有一些是与诗人欧阳修、苏轼的奉和诗篇。但也不乏名篇佳作，如具有现实主义笔触和真挚情感的《前后使辽诗》就是他的上乘之作；《和土河馆遇小雪》“人看满路琼瑶迹，尽道光华使者行”，反映为使者送行的盛况和使者的高尚、复杂心理；《和就日馆》“戎疆迢递戴星行，朔骑奔驰束火迎”，“每念皇家承命重，愧无才誉副群情”，生动记述辽方迎接宋使的情形，反映诗人忧国忧民、惟恐任务完成不好的心情。此外，如描绘“青山如壁地如盘”的北国风光，“牧羊山下动成群”的劳动景象，“依稀村落见南风”的异国风情等。这两组外交组诗，在宋人诗歌中可谓独一无二，除文学意义外，更具珍贵的史料价值。

苏颂接触药物学工作是从嘉祐二年（1057年）任校正医书官开始的。最初他参与编撰《嘉祐补注本草》，后来又领导《图经本草》（也称《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他在领导这一工作时，采用了发动广大医师和药农呈送标本和药图，并写出详细说明的方法，改变了以往从书本到书本的脱离实物的弊病，从而为纠正药物的混乱与错讹作出了重大贡献。

嘉祐二年（1057年），苏颂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把唐《新修本草》与宋初《开宝本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他并不满足一般的推进，而是要在用药领域有新的开拓，并彻底解决本草从书本到书本，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的弊病。

为了改变本草书中混乱和错讹状况，他建议：“诸路州县应将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果、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采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昭凭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并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朝廷采纳了苏颂的建议，并委任他编撰《本草图经》。

《本草图经》的标本、药图和说明文字来自四面八方。为整理这堆积如山、其乱如麻的原始材料，苏颂提出了六项原则。前三项原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研究明白；后三项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轻易舍弃来自基层的资料，也不急于作出判断，而是两说并存或存疑待考。这也是他的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在嘉祐六年（1061年）完成了《本草图经》21卷。

《本草图经》在前代药图散佚殆尽的情况下诞生，在药物学上有重大价值。它不仅对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使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可以确认无误。如牛膝，《神农本草经集注》说：“其茎有似牛膝，故以为名。乃云有雌雄，雄者茎紫色而节大为胜尔。”以此很难判断出是什么植物。《本草图经》则写得十分具体：“春生苗，茎高二三尺，青紫色。有节如鹤膝，又如牛膝状，以此名之。叶尖圆如匙，两两相对于节上，生花作穗，秋结实甚细。”使后人可以根据匙形对生叶，细实穗状花，节部结牛膝三大特征，断定为苋科植物怀牛膝。

为编写《本草图经》而进行的全国性普查，其另一重要意义是扩大了药源。如菟丝过去从朝鲜进口，现知冤句（山东荷泽）也产此药。奚毒原知只有河南嵩山少室出产，而从提供分析的样品中知道四川也有等。

《本草图经》在生物学上也有较大贡献。它对动植物形态进行了准确生动的描述，如：乌贼鱼，“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轻虚而白。又有两须如带，可以自缆，故别名缆鱼。”真切地反映了头足纲乌贼科动物的特点。

《本草图经》在矿物学与冶金技术方面也有一定贡献。它记载了丹砂、空青、曾青等105种矿物药。丹砂条的描述说：“丹砂生符陵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又似云母片可析者，真辰砂也，无石者弥佳。过此皆淘土石中得之，非生于石床者。”这里不仅说明了丹砂这种矿物药的产地和特点，而且简要介绍了丹砂矿的开采过程。

《本草图经》中关于冶金技术也有许多记载，如关于钢铁冶炼的工艺过程：“初炼去矿，用以铸泻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做鍱者，为鑐铁，亦为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做刀剑锋刃者，为钢铁。”这简要描述了宋代三种钢铁的冶炼方法及其不同功用。又如对炼银的方法记述说：“银在矿中与铜相杂，土人采得，以铅再三煎炼方成。”对灰吹法炼银的工艺说：“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铅银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这是关于灰吹法炼银的最早最详尽的记载。《本草图经》是当时最新最全的药物志和药物图谱，明人李时珍推崇它“考证详明，颇有发挥”。

《本草图经》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的本草书。李约瑟对《图经本草》给以极高的评价：“他（苏颂）在1061年撰写了《图经本草》，这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地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15世纪才出现的大事。”

欧阳修：①才可适时，识能虑远。珪璋粹美，是为邦国之珍；文学纯深，当备朝廷之用。②子容处事精审，一经阅览，则修不复省矣。（《宋史》引）

杜衍：如君，真所谓不可得而亲疏者。（《宋史》引）

富弼：若吾子出处，可谓真古之君子矣。（《故观文殿大学士苏公行状》引）

赵至忠：身虽夷人，然见义则服，平生诚服者，唯公与韩魏公（韩琦）耳。（《宋史》引）

梁焘、刘安世：翰林学士承旨苏颂学问该博，练达典故，神宗朝任知制诰，以不草奸人李定为御史词落职归班，遂有重名。（《宋史全文》引）

范祖禹：颂博文强识，详练国朝典故。（《宋史全文》引）

苏轼：①温文而毅，直亮不回。（《苏颂刑部尚书》）②卿历事四朝，允有一德。徒论徐公之奢俭，莫见子文之愠喜。（《赐光禄大夫守吏部尚书兼侍读苏颂上表乞致仕不允诏》）

苏辙：①卿家世名臣，少小笃学，在昔图史，包括无遗，本朝典章，指陈可数。中以直道，废于一时。终守金石之姿，不为燥湿所变。白首在列，丹心甚明，进辖中台，断自吾意。勉服休命，勿为固辞。（《苏颂免尚书左丞不许不允诏二首》）②结发翰墨之场，白首忠信之节。议论如此，志意不衰。擢任柄臣，盖旌耆德。（《苏颂再免左丞不许不允诏二首》）

曾肇：是生仆射，为宋世臣。德以承家，学维发身。其学伊何，海涵山蓄。问无不酬，钟叩龟卜。其德维何，玉质金相。见于言行，规圆矩方。不竞不絿，则维其常。当义必争，君子之刚。身有诎信，色无欣戚。吾维党雠，人孰恶斁。晚跻鼎轴，师保东宫。五朝元老，勇退齐终。乐安之亭，栖魄于此。尚对前休，公多才子。（《苏丞相颂墓志铭》）

苏象先：祖父生平节俭，尤爱惜楮墨，未尝妄费寸纸。每剪碎纸为签头，稍大者抄故事，令子孙辈写录。常云此陶侃竹头、木屑之意。（《魏公谭训》）

邹浩：公学问渊博，无施不宜，其大者，固已发于朝廷，垂之典册，其小者，亦足以警动一时，诱掖后进。……公亦喜为讲道，或终日清谈，亹亹忘倦，客有退而记录其言至盈编帙者，平生于人无纤芥仇怨。（《故观文殿大学士苏公行状》）

王称：大防敦重，挚鲠直，颂德量，相母后于垂帘之日，不加敛而天下富，不言兵而天下服，使元佑之政，有嘉佑忠厚之风，可谓贤矣，方绍圣之际，公卿名大夫悉遭其诋毁，而独颂岿然不为谗邪所汚，盖所谓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其贤尤可尚也。（《东都事略》）

王淮：立贤无方，汤之执中也。必曰闽有章子厚、吕惠卿，不有曾公亮、苏颂、蔡襄乎？（《宋史》引）

朱熹视苏颂为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多次加以称赞：

脱脱：大防重厚，挚骨鲠，颂有德量。三人者，皆相于母后垂帘听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岂易致哉！……颂独岿然高年，未尝为奸邪所污，世称其明哲保身。然观其论知州张仲宣受金事，犯颜辨其情罪重轻，又陈刑不上大夫之义，卒免仲宣于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岂非所为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欤？（《宋史》）

刘定之：①所尚于君子，其大端四者焉：言有章也，行有则也，孝于家也，忠于国也。②凡是四者，公皆有之，可谓君子也。

纪昀等：史称颂天性仁厚，宇量恢廓，在哲宗时称为贤相。平生嗜学，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於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宫等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是其学本博洽，故发之於文，亦多清丽雄赡，卓然可为典则。……而颂文翰之美，单词只句，脍炙人口，即此亦可见其概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毕沅：颂器局闳远，礼法自持，虽贵，奉养如塞士。明于典故，朝廷有制作，必就而正焉。（《续资治通鉴》）

苏万灵：其为伟然君子长者，以为世范，盖德泽之留贻至深远矣。

李约瑟：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他是一位突出的重视科学规律的学者。（《苏颂与<新仪象法要>研究》题词）

卢嘉锡：探根源，究终始，治学求实求精；编本草，合象仪，公诚首创。远权宠，荐贤能，从政持平持稳；集人才，讲科技，功颂千秋。（为苏颂科技馆的题词）

苏颂于皇祐五年（1053年）被召试馆阁校勘，又调集贤校理。他在馆阁任职长达九年，因整理藏书成就显著，不久授秘书监之职，统管国家三馆秘阁图籍之事。苏颂家藏书多达数万卷，其中许多是连秘阁都没有藏本的，但他还从秘阁传抄书籍每日两千言，并亲加校雠。苏颂致仕后，时任丹徒县尉的叶梦得闻名而来，借其藏本回家传抄。南宋时吕祖谦亦曾亲见其藏书。

宋神宗曾仰慕其藏书之富，问道：“卿家一定有奇书，为什么父子都以博学知名？”苏颂回答：“臣收书数万卷，从任小官时搜获的很艰辛，又都是亲自点校题写，使得家中阅读的风气不衰，如此所阅之文应当更加广泛。”他曾撰《书帙铭》，告诫子孙要“唯苏氏世，宦学以儒。何以遗后，其在此书。非学何立，非书何习。终以不倦，圣贤可及”。其孙苏象先著有《谭训》，记苏颂藏书事迹甚详。

苏颂在天文仪器、本草医药、机械图纸、星图绘制方面，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有诸多原因。例如他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组织集体攻关；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地提拔任用人才；勤于实验，设计多种方案，反复进行实验；勇于实践，大胆地进行全国性药物普查；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时研究不通的问题，宁可存疑，决不附会。而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他在科学上以全面掌握前人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开拓进取和创新的精神。

苏颂领导科技工作的一大特点是能深入钻研业务，力求精通他主管的工作。嘉祐初年领导编写医书时，他研读了从《内经》到《外台秘要》的历代医药著作，并亲自校订了《神农本草经》等多种典籍，使自己通晓了本草医药知识。他领导研制水运仪象台期间，对两汉、南北朝、唐、宋各代的天文著作和仪器也作了研读与考察。他还勤于向自己的下属学习，如向韩公廉请教历算，与局生亲量圭尺，和学生躬察漏仪。由此，他从一个对天文仪器、机械设计、本草医药知之不多的外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专家。

宗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九岁的苏颂参加省试。试题是《斗为天之喉舌赋》，主考官是宰相盛度，盛度对苏颂的学识十分赞赏，并将其试卷列为上等之作。可是，苏颂的闻字四声用错，被复核试卷的考官查出，苏颂故未被录取。事后，盛度对苏颂的父亲苏绅说：“贤郎已高中，而点检试卷者谓以声闻（去声）为闻（平声），为不合格，竞因一字之差未能中第，真乃憾事。”苏绅听后，唏嘘良久。可苏颂并未因此事而心灰意冷，他认为考官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对待学术就必须要严格要求，即使是一字之差也要认真对待。

苏颂从失误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决心励志自强，以不断增长才干。从那以后，他便奋起学习音韵之学，由于他的孜孜不倦，在古代训诂学中竟然开创了许多新的见解，以致苏颂成为了宋代最博学的人之一。如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朝廷进行科举考试，有一个叫暨陶的人，因呼叫考生名字的考官对“暨”字的读音不准确，竟然没人答应。神宗环顾左右，只见群臣面面相觑，都不知所以然。无奈之下，神宗就询问当时也身为考官的苏颂，苏颂说“暨”字的读音错了，然后给出正确的读法，按苏颂的读音呼叫，暨陶果然出列。神宗很是赞叹，苏颂就顺便讲解了暨姓古代有何名人，生在何地，有何历史渊源等等，满朝无不叹服。

苏颂为人至孝。他侍奉祖母、母亲，都亲自为她们调食，到老不变。苏颂供养姑姐妹及外族数十人，并及时给他们婚嫁。妻儿有时衣食不继，但大家相处融洽，亲密无间。此外，苏颂还以自身的事例教育子孙。任颍州郡守时，“每以旦日，升堂拜其母，乡人风化焉。”宰相富弼因此称他为“古君子”。

苏颂平生荐举了许多人才，但他从不收受“苞苴”（赠礼）。据苏颂回忆，只有朝奉郎孟安序每年都会带一斤双井茶给他，他也愿意接受，并深感珍贵。吕大防与苏颂同相时，提议按惯例将“累任京局”的苏颂之子苏嘉以“宰相子弟，例除馆职”，苏颂不但不愿，反而批评说：“馆阁乃是朝廷育才之所，怎可令我的子弟按惯例得到。”

宋哲宗时，边臣禀奏：“得到情报说阿里骨（青唐唃厮啰政权统治者）已经死了，还不知道要立何人为国君。契丹官员赵纯忠为人谨慎诚实，值得信任。希望乘他们局势未定之际，派遣数千名精兵，拥戴纯忠进入青唐，立为国君。”朝臣大都同意，只有苏颂说：“真相如何还不知道，如今要越过国境去立契丹君主，倘使他们拒绝不肯接纳，不会损害我国的威严吗？应该慢慢地观察事态的演变，等到定局之后再去安抚他们不迟。”结果阿里骨果然没有死。

苏颂在执政时，见哲宗年纪小，每逢大臣有事上奏，都取决于宣仁太后。偶尔哲宗有话要说，有时没有人加以应对，只有苏颂在奏报太后后，必定再禀告哲宗；哲宗凡有要事宣读，苏颂必定告诉诸大臣，让他们俯首听命。后来哲宗亲政，元祐旧臣都遭贬职，御史周秩想一并弹劾苏颂，哲宗说：“苏颂素明君臣之义，不要轻率议论这位国家的元老。”

宋人邹浩在为苏颂撰写《行状》时，将其谱系追溯至上古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颛顼，西汉将领苏建、南北朝时的西魏名臣苏绰等均被追认为苏颂的先祖。据邹浩记述，苏氏始居河内，后徙居武功（今陕西武功）。武功苏氏的一支传至唐代中期任光州刺史的苏奕时，开始定居于固始（今河南固始）。苏奕之孙苏益，唐末自固始随将军王潮入闽，仕于王氏建立的闽国。苏益之子苏光诲随留从效夺取泉州，被任命为漳州刺史。待到陈洪进执掌漳泉后，召回苏光诲，将其软禁于同安的大宅中，苏氏自此为泉州同安人。苏光诲所生的苏佑图，即为苏颂之曾祖。

表格参考资料：《叔父卫尉寺丞景陵府君墓志铭》（苏颂自撰）、《故观文殿大学士苏公行状》、《苏丞相颂墓志铭》等

表格参考资料：

苏颂著述颇丰，著有《苏魏公文集》72卷（有1988年中华书局版）、《华戎鲁卫信录》229卷、《本草图经》1卷、《新仪象法要》、《苏侍郎集》等。今人辑有《苏颂全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收录《苏魏公文集》、《新仪象法要》、《本草图经》（尚志钧辑录）及苏颂后代记述苏颂遗训、轶事的《丞相魏公谭训》。

关于苏颂的里籍，一般公认为福建路泉州同安县（今厦门同安），但自宋代起，亦有不同说法。当代学者未加详细辨析，就著书撰文，造成现代许多有关苏颂的著述也对其里籍其说不一，其主要分歧有以下四说：

（一）同安说。见苏颂儿子的好友曾肇所写的《赠司空苏公墓志铭》。《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分册》（邓广铭主编）、《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陈振主编）、《中国宋代科学家苏颂》（颜中其、管成学编）等均持此说；

（二）南安说。《宋史·苏颂传》载此说，《四库全书总目·新仪象法要》《丹徒县志·苏颂传》沿袭，当代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张钰哲主编）、《中国古代科技名人传·苏颂与新仪象法要》（张润生等著）及《福建科学家小传》（陈龙等著）等持此说；

（三）丹阳说。苏颂在自写里籍时，既不写同安，也不写南安，却题为丹阳。如《题维摩结像》《题右军帖》《题胡考甫书华严经》的署名均作“丹阳苏子容”“丹阳苏颂”。《江苏古代科学家》（苏伯春编著）亦将苏颂列为江苏丹阳人；

（四）晋江说。主要依据《宋史·苏绅传》：“苏绅，字仪甫，泉州晋江人。”苏颂子随父籍，所以被《中国人名大辞典》（臧励和等编）列为晋江人。

管成学等著《苏颂里籍考》，经过对同安所存遗迹及苏颂本人文章的考证分析，确定了苏颂为同安人。

关于苏颂的出生地，有两种说法：

《苏颂里籍考》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推测”，没有文字记载。但《苏氏同安族谱》却写着苏颂生于同安的芦山堂。故而苏颂应生于同安。

主词条：苏颂故居

苏颂故居“芦山堂”，在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同镇城区西北隅葫芦山南麓，占地1700平方米，苏颂高祖定居于此，“芦山”也就成为入闽苏氏的“雅号”，迄今迁台湾、香港、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苏氏后裔，皆源于此。

现存的“芦山堂”，在民国元年（1912年）时重建，为三进双护厝府第式建筑，面积750平方米，故居内现有苏颂坐式塑像、苏氏族谱以及苏氏后裔八大名人画像。新建有苏颂科技馆，馆中陈列了他在各方面的功绩，还有苏颂首创的世界第一座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模型。

2007年3月，芦山堂苏颂研究会举办第六届世界苏姓恳亲大会暨苏颂学术研讨会。2020年12月10日，纪念苏颂诞辰1000周年暨第九届厦门（同安）苏颂国际文化节活动在同安举办。

苏颂祠堂，即苏公祠，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孔庙西南侧，始建于南宋，系朱熹任同安主簿时所建的。厅内尚存清以前所立的苏颂神位碑，上镌“宋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进赠司空、封魏国公，谥正简、字子容、讳颂苏公神位”，及清代嘉庆年间重修碑记一方。

主词条：苏颂公园

苏颂公园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文体中心旁。2008年10月动工建设，2011年12月建成开放，公园占地面积19.1万平方米。苏颂公园以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为主线，以苏颂的生平事迹为重心，展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在众多科技和工程领域的突出成就，有《本草图经》石墙、水运仪象台及介绍苏颂生平的六组文字石框。

2002年8月2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古代科学家》（第四组）纪念邮票1套4枚，第3枚就是苏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