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中国历史学家、著名宋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学术泰斗，被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1907年3月16日出生于山东德州临邑。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3月16日，邓广铭出生于山东省德州临邑县齐家庄，兄弟六人，邓广铭排行第二。民国二年（1913年）入读私塾，历时七年半。

民国九年（1920年）秋，邓广铭考入临邑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在学三年。在校期间首次接触到新文化思潮。初读《胡适文存》，“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这许多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名字，也都在我的脑子里占有了地位。”（《自传》）

民国十二年（1923年）夏，邓广铭考入设于济南之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后来成为著名诗人、文学家的臧克家、李广田等结为同窗好友。在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校长王祝晨倡导下，邓广铭阅读大量介绍新思潮的报刊杂志，如《创造月刊》《京报》《语丝》《现代评论》等；校方还特地延请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如沈尹默、周作人、梁漱溟、王星拱等人来校作短期讲学，使学生们的眼界大为开阔。

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邓广铭加入由高年级同学创办之“书报介绍社”，得以恣意浏览南北各地所出之新书，受到了“真正的启蒙教育”，并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起了无限憧憬之情，并且了解到治史考史工作之大有可为，对于其后的治学道路，起到了一些导向作用。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邓广铭升读后期师范（相当于高中）二年级。因反对军阀张宗昌任命之守旧派新校长，参与发起全校学生罢课，被开除学籍。是年冬，邓广铭至北平，旁听北京大学英语课程。

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因学费无着，邓广铭又返回山东，四处谋求职业。民国十九年（1930年）秋，邓广铭再次从山东前往北平，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旁听一些课程，一方面入读一私立中学毕业班，以期取得高中毕业文凭，报考大学。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邓广铭报考北京大学，但未被录取，考入辅仁大学英语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邓广铭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为周作人学术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做详细记录。9月，由北平人文书局出版。同年夏，邓广铭考取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名家累累，有胡适、傅斯年、孟森、钱穆、顾颉刚等人，极一时之盛，为邓广铭的早期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邓广铭与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师大中文系学生王余侗等共同编辑文学刊物《牧野》，于该刊发表《创刊号题词》及杂文、文学作品多篇。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秋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北京大学三年级的邓广铭与同班同学傅乐焕、张公量共同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名义上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子水主编），开始于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国闻周报》及《益世报·读书周刊》等报刊发表书评等类学术文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秋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邓广铭就读北京大学四年级，期间选修胡适“传记文学习作”课，以《陈龙川传》作为毕业论文，获指导教授胡适赞赏。

邓广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胡适将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长就是由胡适兼任的。傅斯年当时从这一届的文、史两系毕业生中物色了几位有培养前途的人，要他们去史语所工作，其中也有邓广铭。但由于此时史语所已经迁往南京，邓广铭表示自己还是愿意留在北京大学，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强。留校以后，邓广铭在文科研究所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与罗尔纲一起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二是协助钱穆校点整理他为编写《国史大纲》而搜集的一些资料。

在毕业后的一年间，邓广铭确定了他毕生的学术方向。在胡适给他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所写的评语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陈同甫与辛稼轩交情甚笃，过从亦多，文中很少说及，应予补述。”这就是邓广铭研究辛弃疾的最初契机。另外，他选择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一书的《自序》中，他如是说：“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几年前，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当初选择陈亮做传记，其中隐含的一个动机，就是“当时日寇步步进逼，国难日亟，而陈亮正是一位爱国之士；后来我写辛弃疾，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这是那一代学者身上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责任感。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刊出，获得胡适、陈寅恪、夏承焘等大家之好评，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研究资助。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北平逐渐为日军占领，北京大学决定南迁。邓广铭转往“北平图书馆”继续研究工作，受到赵万里先生多方帮助。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夏，邓广铭于北平西北城寓庐撰成《辛稼轩年谱》编例。同年秋，邓广铭应北京大学师友召邀，准备南下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邓广铭编写完成《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初稿；编成《辛稼轩诗文抄存》。同年夏8月，邓广铭奉傅斯年之召，自天津遵海而下，经上海、香港、越南河内绕道前往云南昆明，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高级助教。途经上海的时候，邓广铭拜谒任教于之江大学的夏承焘。是年冬，夏承焘为《稼轩词编年笺注》作序，称“予友邓君恭三治文史，瞭然于递嬗之故，出其绪余，为《稼轩年谱》，并笺其词，曩余获见一二，惊为罕觏。顷恭三自北平游滇，道出上海，乃得读其全稿。钩稽之广，用思之密，洪兴祖、顾嗣立之于昌黎，殆无以过。”

此时陈寅恪已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研所专任导师，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邓广铭与陈寅恪同住一楼，朝夕相从，“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邓广铭晚年在谈到他的学术师承时说，自从踏入史学之门，“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不过从他一生的学术轨迹来看，陈寅恪对他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邓广铭完成《稼轩词编年笺注》例言于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并旁听陈寅恪的课程，实际上邓广铭成为陈寅恪的助教，日夕亲其謦欬。邓广铭《自传》说：“这对我来说，收获之大确实是胜读十年书的。从陈先生的处事接物方面，我也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的风范”。在昆明期间，邓广铭与毛子水先生切磋往来颇勤。12月，邓广铭随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此后两年间，邓广铭从事于《宋史》部分志、传之校正工作。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邓广铭征得傅斯年的同意，应聘前往重庆，以便把仍滞留于北平的妻女接出。经友人何兹全介绍，邓广铭去CC派刘百闵主持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任编审，主编《读书通讯》。发表《<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等作品。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7月，邓广铭经傅斯年鼎力举荐，被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在复旦讲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颇受学生欢迎，两年后就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邓广铭的《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三部著作也相继由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社刊行。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邓广铭带领复旦大学史地系高年级学生参观在重庆举行之文物展览，曾昭燏亲自解说，李济作总结报告，学生获益良多。邓广铭又徇学生之请，请傅斯年、郭沫若至史地系作学术演讲。《韩世忠年谱》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陈龙川传》再版。发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辛稼轩交游考》《〈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正》等篇文章。邓广铭还应重庆胜利出版社之约，撰写《岳飞》一书。为更加完善，邓广铭再回李庄，搜集有关岳飞资料；是冬，《岳飞》写成。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邓广铭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8月15日，抗战胜利之日，邓广铭《岳飞》印出发行。邓广铭回忆说：“这两件事情的巧合，使我永远难忘。”（《自传》）重庆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在其未回国就任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长。邓广铭应傅斯年先生邀约，决定回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当时有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若是在别的大学做了教授，到北大只能降格做副教授，当傅斯年提出名义问题时，邓广铭并无异议。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7日，邓广铭由重庆飞返北平，自次日起，应代理校长傅斯年要求，协助工作，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无聘书、无薪给之兼任秘书。8月，校长胡适就职后，邓广铭仍兼任校长室秘书。10月，任天津《大公报》副刊《文史周刊》执行编辑（胡适主编）。同月，北京大学正式开课，邓广铭任史学系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及“隋唐五代宋辽金史”课程。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邓广铭发表《〈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辨》。同年出版《辛稼轩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稼轩诗文抄存》（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杜、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香港中华书局重印）。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邓广铭发表《〈宋史·职官志〉考正》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陈寅恪为之作序，称誉云：“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完成〈〈宋史·刑法志〉考正》。协助胡适、黎锦熙订补《齐白石自述编年》，自《白石诗草》及其朋辈的著作中搜辑出有关白石生平的资料，邓广铭与二先生共同写成《齐白石年谱》。发表《汉武帝的“王霸并用”的治术》、《西周初年的封建》、《北宋旧党人士的“两截底议论”》、《辛稼轩晚年的降官和叙复》及《揭发“国定错误”废除“国定课本”》等篇文章。

1949年1月初，邓广铭将《齐白石年谱》定本寄交已经离开北平的胡适。3月，邓广铭与胡适、黎锦熙合编之《齐白石年谱》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2月，邓广铭的《〈宋史·刑法志>考正》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50年，邓广铭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51年，邓广铭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由是年起，北京大学史学系、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天津《大公报》编辑副刊《史学周刊》，邓广铭代表北京大学史学系参与其事。秋，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之文理学院各系与北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迁至燕京大学原址，北京大学史学系改称历史系（由翦伯赞担任系主任）。此后多年间，邓广铭负责讲授《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史》《宋史专题》及《史学方法论》、《唐宋农民战争史》等课程。期间发表《论岳飞》《论钟相、杨么的起义和岳飞的绞杀起义军》等文章。

1952年，邓广铭发表《论王莽的代汉和改制》《试谈唐末的农民起义》等文章。1953年，《大公报》停刊，《光明日报》创办《史学》专刊，邓广铭在范文澜、翦伯赞领导下，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编辑，邓广铭仍代表北京大学历史系参与其事。其间，《王安石》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并发表《“铜活字”和“瓢活字”问题》《翟让究竟是在哪一年起义的》等文章。

1954年，邓广铭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当时学校因批判胡适之唯心主义，批判胡风之“反革命文艺思想”，停课甚久。于其间，邓广铭将旧著《岳飞》大加修改，易名为《岳飞传》。还发表《唐代租庸调法研究》、《爱国词人辛稼轩》等文。1955年，邓广铭出版《岳飞传》（北京三联书店版）。

1956年，由周一良、张芝联介绍，邓广铭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初稿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撰成二书之《题记》。《辛弃疾（稼轩）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等文章。

1957年夏，反右运动起，北京大学停课数月搞运动。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出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版，1962年上海中华书局、1978年、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除此之外，邓广铭还发表《论赵匡胤》、《评向达教授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文章。

1958年，邓广铭在双反运动（后改为“拔白旗运动”）中受到批判，历史系集中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点、资产阶级史学方法”。邓广铭因在教学过程中提出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与目录学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而受到批判。“历史系学生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拔掉我这面白旗。结局是宣布不许我再上课。”（《自传》）《光明日报·史学》专刊改由北大历史系独负编辑之责，专刊之领导仍为范文澜、剪伯赞二人，由邓广铭、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任执行编辑，实际上以邓广铭为此四人小组之组长。一直到1963年，邓广铭才重新获得为学生授课的资格。但此后迄至文革结束，学术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1959年，郭沫若、翦伯赞相继在《光明日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引起学术界讨论与关注，邓广铭旋即在《史学》上引起了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一场讨论，影响及于全国，后因陈伯达的干预而中止。期间，邓广铭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设计工作。邓广铭与王振铎合作，为科学出版社《中国古代科学家》一书撰写《苏颂》篇（1963年修订再版）。

1960年，邓广铭参加由周扬领导之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建设之讨论会。1961年，翦伯赞在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建设讨论会上接受编写《中国史纲要》之任务，其后邓广铭即以全力编写该书之宋辽金史部分。邓广铭发表《也谈关于岳飞和赵构的一段资料》。

1962年初，邓广铭于苏州“南林饭店”讨论《中国史纲要》稿；是冬，《中国史纲要》之《宋辽金史》《元明清史》部分由人民出版社先行印出。

1963年，邓广铭恢复为北京大学学生讲课资格。邓广铭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刊出孙达人批判“让步政策”之文章，继而引起一场讨论。邓广铭发表《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及《唐宋庄园制度质疑》等文章。

1964年秋，邓广铭至顺义县天竺公社楼台村参加“四清运动”。1965年夏，邓广铭由顺义县返回北京。

1966年，全国性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高等院校一律“停课闹革命”。邓广铭旋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免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职务，成为革命之“对象”。自9月开始，邓广铭或在北京大学劳动基地太平庄劳动，或回校于“劳改大院”住牛棚参加“改造”。其后虽曾一度获准至北京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中之《宋史》标点工作，但不久邓广铭即被校内“新北大”、“井冈山”两派组织押回北京大学，进行批斗。

1969年10月，根据军宣队决定，邓广铭与北大教职工一起下放至江西鄱阳湖畔之鲤鱼洲，从事围湖造田劳动。

1971年5月初，邓广铭被遣返回北京大学。同年九·一三林彪叛国逃亡事件后，北京大学大批师生员工返校。

1972年，在军宣队领导下，邓广铭在昌平献陵村“开门办学”，参加劳动。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华，在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角荣时，“据说曾称赞他访华的勇气，与宋代宰相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中之‘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颇相似云云”。于是，人民出版社派员与邓广铭商洽，请邓广铭将旧作《王安石》中叙述“三不足”精神之处加以扩充，争取当年出版。邓广铭坚持“旧作必须进行大量修改，只扩充‘三不足’精神部分绝难了事。”（《自传》）。其后，邓广铭受到“评法批儒”与“批林批孔”诸闹剧之干扰，出版社要求《王安石》一书须富于“时代气息”，因而一改再改。

1975年，邓广铭《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8年，邓广铭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在教学科研工作中拨乱反正。邓广铭还将1954年改写过之《岳飞传》重新大幅度修订，修订工作亘时五载，改写部分占全书百分之九十以上。发表《剥掉罗思鼎“史学权威”的画皮》《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等文章。

1979年，邓广铭痛下决心抓本系师资力量建设，同时力排众议，聘请校外专家学者来系兼课。《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一书，经删削有关“儒法斗争”与“批林批孔”的内容后再版发行。邓广铭发表《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黄龙痛饮”考释》等篇文章。

1980年春，邓广铭与郑天挺、周谷城、白寿彝、刘大年共同被推举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同年秋，“1000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严中平，另一副团长王毓铨）。同年冬，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出任该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同年中国宋史研究会于上海成立，邓广铭被推举为会长。发表《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以及《论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区别》等文章。

1981年，邓广铭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呼吁成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以求“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同年辞去北大历史系主任职务。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辽宋西夏金史主编。发表《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以及《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等文章。

1982年，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古史中心）成立。邓广铭担任该中心主任近十年之久，“在此十年之内，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自传》）邓广铭还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后改任顾问）。于河南郑州参加并主持第二届宋史年会。发表《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等文章。

1983年，邓广铭代表社会科学界，任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同年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改任顾问）。同年，《岳飞传》（增订本）、《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修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夏，邓广铭于民盟中央举办的第二期“多学科学术讲座”作“两宋政治经济问题”学术讲演。秋，邓广铭于杭州参加并主持第三届宋史年会，发表《略谈宋学——附说当前国内宋史研究情况》讲话。是冬，邓广铭率大陆宋史学者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一次国际宋史研讨会，海内外学者共聚一堂。海峡两岸学者得以直接见面，交流学术意见。邓广铭、程应鏐主编之《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表《三十卷本〈陈龙川文集〉补阙订误发覆》、《陈亮反儒问题辨析》等文章。

1985年5月，邓广铭与徐规共同发起，北京大学与杭州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为祖国大陆举办的第一次宋史国际学术盛会。《岳飞传》（增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邓广铭发表《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考》《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等篇文章。

1987年4至5月，邓广铭应日本学术振兴会之邀，访问日本。于石家庄参加并主持宋史学会第四届年会。在求实出版社《中国古代史讲座》发表《两宋辽金史简述》；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校点增订本《陈亮集》。发表《中国文化的继往与开来》等篇文章。

1988年，邓广铭退休，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赴广东中山大学参加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于闭幕式上发言。与学生漆侠合著之《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1989年，邓广铭主持编辑出版《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发表《关于周敦颐的师承与传授》《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前言》以及《胡适与北京大学》等篇文章。与张希清合作校点之《涑水记闻》于中华书局出版。

1990年，邓广铭发表《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大金国志〉与〈金人南迁录〉的真伪问题两论》、《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以及《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翦伯赞》等篇文章。

1991年8月，邓广铭与漆侠联合发起，北京大学与河北大学共同主办第二届中国国际宋史研讨会。10月，值胡适诞辰百周年纪念之际，邓广铭赴香港参加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之“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题为《胡著〈说儒〉与郭著〈驳说儒〉平议》之学术报告。是年辞去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之职。发表《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探索》《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辛稼轩归附南宋初衷和奏进<美芹十论>的主旨——纪念辛稼轩诞辰八百五十周年》《陈傅良的<历代兵制>与王銍的<枢廷备检>》等文章。

1992年春，邓广铭于开封宋史学会年会上，辞去宋史研究会会长一职，被推举为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表《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略论辛稼轩作于立春日的<汉宫春>词的写作年份和地点——读郑骞教授<辛稼轩与韩佗胄>书后》等文章。撰《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自传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第十公寓。

1993年3月，邓广铭南下杭州参加岳飞诞辰八百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题为《岳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之学术讲演。发表《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校点本《宋诸臣奏议》弁言、《读〈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书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史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峰》以及《我和北大》等篇文章。

1994年，《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唐代租庸调法研究》等学术论文三十九篇，附录包括《自传》《主要著述目录》等。

1995年，《辛稼轩诗文笺注》（邓广铭辑校审订、辛更儒笺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邓广铭发表《〈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我与胡适》等文章。邓广铭编辑《邓广铭治史丛稿》，12月，撰成该书自序。

1996年，邓广铭发表《〈永乐大典〉所载〈元一统志·陈亮传〉考释》《为王安石的〈明妃曲〉辨诬》《略论王安石“为天下理财”的主张及其实践》《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之我见》以及《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等文章。8月8日，邓广铭与冰心、柴泽民、王蒙、贾兰坡、季羡林等五十五人联名上书国家主席江泽民，呼吁紧急拯救三峡文物。

1997年，邓广铭《王安石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及其个人行藏》、《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发表。3月，邓广铭完成“四写王安石”工作。5月，《辛稼轩年谱》（增订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6月，《邓广铭治史丛稿》作为《北大名家名著文丛》之一，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作者之学术论文四十八篇。7月，邓广铭因病住入友谊医院。卧病中修改完成《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一文，校读《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校样，安排了有关《宋诸臣奏议》的出版及本人学术全集的编纂事宜。10月，《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原计划继续修订《岳飞传》《陈龙川传》《辛弃疾传》等三部著作，由于卧病而未竟其志。

1998年1月10日9时50分，邓广铭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一岁。1月17日，遗体告别仪式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邓广铭为黎东方《细说中国历史》所作序文、与刘浦江合作之《〈三朝北盟会编〉研究》刊出，《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发表。

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底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邓广铭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从事对《宋史》的考订工作，后来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钦若、刘恕诸传的考证文字，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从他民国三十年（1941年）7月8日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来看，他当时似乎有一个对《宋史》全书进行通盘考订的庞大计划，信中称他“已认整理《宋史》为毕生所应从事之大业”，“单论《宋史》各志一百六十二卷，即绝非三二年内之所可理董毕事者，并本纪、列传、世家等计之，势须视为毕生之业矣”。其实他那时已作过考订的亦不止后来发表的那些篇章。在同一封信中还说：“现札记之已经写出者，为《职官志考校》约十万字，《食货志考校》方成四万余字，全部写完后亦可得十万字左右，预期八月末或可成。其列传部分亦曾写就四五万字。”另外在《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凡例”中，还提到对《河渠志》和《兵志》也做了考订，但大概都没有最后定稿。

宋代杰出人物的谱传研究（陈亮—辛弃疾—韩世忠—岳飞—王安石）是邓广铭宋史研究的一大特色，他最早研究的宋代人物是陈亮。先后发表《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邓广铭撰写了《岳飞》一书，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广征博引，考证辨析，钩沉发覆，匡误纠谬，把岳飞传记的写作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

邓广铭自20世纪50年代始，倾注了巨大心力，历经半个世纪四写王安石。文化大革命期间迫于时代要求完成了《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20世纪80年代初修改后再版，“儒法斗争”烙印依然明显。邓广铭在四写王安石之前对一些相关问题已作了新的探索：《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1980年）、《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1986年）、《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1991年）、《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1993年）、《〈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1995年）、《略论王安石“为天下理财”的主张及其实践》（1996年）。年过80的邓广铭四写《王安石》花了很多功夫做史料的考订和辨伪工作。1997出版的第四版《王安石》只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该书铺展出颇具特色的熙宁变法改制图景，凸显出一个抖落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政治改变家形象，使王安石以其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于读者面前。

1980年，宋史学会宣告成立，邓广铭教授出任会长，在他的努力之下，开创了宋史研究的新局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宋史学界悄然向实证学风转向，实证性的专题研究已占据宋史研究的主导地位，热衷辨析史事，究心典章制度，蔚然成风，这不能不与邓广铭的大力提倡密切相关。

邓广铭担任执行编辑期间除了做好编辑的本职工作，还为史学界发掘和培养了不少后辈人才。不少青年作者投稿到《史学》专刊，邓广铭对他们的来稿看得非常仔细，常常鼓励他们参与到学术讨论的实践中去，在《史学》专刊许多青年学者得到鼓励和认可，在历次学术讨论得到锻炼，从此坚定地走向史学研究的道路。邓广铭网罗各地人才，张广达、王永兴、吴荣曾、吴小如都由他收入北大历史系麾下。以下为邓广铭培养的部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历史教育人才的培养有赖于一定的途径和方法。邓广铭长期从事高校的历史教学工作，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60余载。在课堂上为学生提出了许多关于历史学习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学习中国古代史的“四把钥匙”的理论。具体来说这四把钥匙分别是：年代学、历史地理、职官制度、目录学。

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此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是傅斯年。邓广铭上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一门“传记文学习作”课。这门课要求每位学生做一篇历史人物的传记，胡适开列了十几个历史人物供学生选择，其中宋代人物有欧阳修和陈亮。邓广铭在此之前曾写过一篇有关浙东学派的文章，于是便决定写一篇《陈龙川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1936年春，邓广铭完成了这篇12万字的毕业论文，得到胡适的很高评价，胡适给了他95分，并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写朱陈争辨王霸义利一章，曲尽双方思致，条理脉络都极清晰。”胡适还到处对人称赞这篇论文，“逢人满口说邓生”，这对初出茅庐的邓广铭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这件事情对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邓广铭在《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经说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是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而在他们三位之中，对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则是傅斯年先生。”邓广铭与傅斯年的师生渊源始于大学时代。傅斯年的本职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0年，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因采用一中学教师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作为自己的讲义，受到学生攻击，因而去职，遂由傅斯年代理系主任。在邓广铭入学后不久，系主任一职便由研究西洋史的陈受颐接任，但傅斯年仍长期担任史学系兼职教授。

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的“史学方法导论”这门课给邓广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邓广铭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傅斯年的史学观念对他的影响时说：“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提出这一治史方针，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声明这是办所的宗旨。”如果说邓广铭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主要是受胡适的引导，那么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则留下了傅斯年史学观念的烙印。不过要说傅斯年对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十年。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间，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把邓广铭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因价格不菲，邓广铭原本不想买的，傅斯年却非逼着他买下一部，并先由文研所垫付书款。邓广铭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从此以后，邓广铭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母校北京大学。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为台湾大学校长，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台大任教，以充实该校的师资力量。就在这年12月中旬胡适飞往南京之后，傅斯年屡次以北大校长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名义致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指明要邀请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邓广铭。当郑天挺询问邓广铭的意向时，他这样回答说：“如果单纯就我与胡、傅两先生的关系来说，我自然应当应命前去，但目前的事并不那样单纯。胡、傅两先生事实上是要为蒋介石殉葬去的。他们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关系都很深厚，都有义务那样做。我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并无任何关系，因而不能跟随他们采取同样行动。”尽管邓广铭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未来的新政权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但他根本就没有作去台大的打算。

忠诚于学术是邓广铭的一贯原则，尽管有时候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让李新主持中小学历史地理地图教材的编写工作，李新为此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历史学家讨论编写条例，其指导方针是由吴晗起草并经周恩来批准的“八条”，“八条”的基本原则是要根据新中国的疆域来解释历史，将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国与国的矛盾看作是国内的民族矛盾。邓广铭在会上坚决反对这一原则，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不能根据现实去曲解历史。因为“八条”是总理批准了的，所以他的意见显得很孤立，但他始终坚持己见，结果会议不了了之。后来有人向上面反映说：邓广铭把会议搅黄了。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据说毛泽东在会见田中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二战后的日本历任首相全都反华，而你却要来恢复中日邦交，这很类似于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美帝、苏修对你此次来访极力反对，而你却置之不顾，这又颇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气概。于是人民出版社就来找邓广铭商量，请他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对50年代写的那本《王安石》加以补充和修改。次年，人民出版社依照当时的惯例，将邓广铭此次重写的《王安石》印出百来本讨论稿，送到各大学和研究机关进行讨论，而反馈回来的意见，都说对“儒法斗争”反映得很不够，于是出版社要求他再作修改。最后这部书稿终于比照“儒法斗争”的需要改定出版了。

2022年8月29日，邓广铭诞辰115周年学术纪念展开幕式暨邓广铭手稿资料捐赠仪式在北京大学校史馆序厅举行。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原常务副校长郝斌，北大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历史学系原主任、中古史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克垚，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副校长孙庆伟，邓广铭先生的女儿邓可蕴，邓广铭先生的女儿、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等嘉宾出席展览开幕式暨手稿资料捐赠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