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乐焕（1913年～1966年5月23日），山东省聊城县北门里人，辽金元史学家，与冯家升、陈述并称为“辽史三大家”。其八世祖是清代第一状元傅以渐，其曾祖父傅普，祖父傅眆安，父亲傅斯骥。青少年时期曾在济南读书，后因父丧而一度辍学。

傅乐焕，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长于辽金史研究。祖籍山东省聊城市。1913年生于山东济南 。青少年时曾在济南读书，因父丧而一度辍学。1930年冬，得堂叔傅斯年之助，到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充任书记员。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37年应聘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抗日战争时期，随研究所迁徙长沙、昆明、重庆等地，从事语言研究工作。

1942年发表《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极有参考价值。该项研究成果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他也被聘为副研究员。1947年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留学，继续从事契丹、蒙古及中亚民族史的研究工作。1950年，以《捺钵与斡尔鲁朵》一书获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拒绝来自各方面的利诱，排除种种干扰，于1951年毅然返回祖国，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先后在研究部、历史系工作，曾任历史系副主任、院工会副主席等职，兼任中国科学院陈垣侄女结婚，并陆续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舒心的生活环境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份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校点《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事业做出了划时代贡献，并以此跻身于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辽金史学专家之列。

从30年代初到“七七事变”前是北京大学史学系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史学系的专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陈垣、顾颉刚、钱穆、胡适、傅斯年、姚从吾、蒋廷黻、雷海宗、陈受颐、周作人、陶希圣、李济、梁思永、汤用彤、劳干、唐兰、董作宾、毛子水、郑天挺、向达、赵万里、蒙文通等人，阵容非常强大，可谓极一时之盛。

学生当中也人才济济，桃李芬芳。仅1935和1936两届毕业生中，就涌现了王树民、全汉升、何兹全、杨向奎、李树桐、高去寻、邓广铭、王崇武、王毓铨、杜呈祥、张政烺、傅乐焕等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北大求学期间，傅乐焕遇到了对他此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就是他的堂叔傅斯年。胡适自1932年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至“七七事变”后才去职。在此期间，他为史学系讲授过中国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概要等课程。傅乐焕上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一门“传记文学习作”课，受益匪浅。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先后开设了《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汉魏史择题研究》等五六门课。其中“史学方法导论”这门课给傅乐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如果说傅乐焕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主要受胡适的引导，那么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则留下了傅斯年史学观念的烙印。

不过，要说傅斯年对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十年。1936年，傅乐焕毕业后应聘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随研究所迁徙长沙、昆明、重庆等地，始终在傅斯年的指导下做历史研究工作。他长期从事辽、金、元，特别是辽史研究。虽然辽朝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和史官，但是他的史官从未像同时代的宋和后来的金代史官那样尽职和具有专业才干。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直到辽朝后期还没有按中国模式确立一个固定的都城及宫廷和官府。契丹宫廷总是不断迁徙，皇帝从未放弃在帝国内的定期游徙和定期前往他们的四季行宫。这种形势的政府不利于正常保存国家的档案。各级政府的个人专断形式，加上辽朝管理体制被分割为北面官和南面官，前者用契丹文记录部分公务，后者则专门使用汉字，更使资料不易保存。辽朝灭亡之后，只有少量公文存留下来，可惜没有一件留存。

在这种资料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傅乐焕费尽周折，于1942年发表《辽代四史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作为宫卫的斡鲁朵，始终跟随着皇帝四时捺钵。四时捺钵是否有相对固定的地点，据傅乐焕多方考证，辽诸帝四时捺钵，分为两个时期：太祖至景宗时期，捺钵地点如下：太祖：春·东楼；夏，北楼；秋，西楼；冬，南楼。太宗：春，土河；夏，沿柳湖·凉淀；秋，无考；冬，上京一带。世宗：无可考。穆宗：春，潢河；夏，庆州；秋，庆州；冬，庆州。景宗：春，无定所；夏，沿柳湖·燕子城；秋，庆州诸山·炭山；冬，上京·西京。上述诸帝四时捺钵的地点，基本上在西楼·东楼·南楼·北楼之间。

辽圣宗至天祚帝时期，捺钵地点大体如下：春捺钵主要地点：长春州之鱼儿泊；夏捺钵主要地点：永安山·炭山；秋捺钵主要地点：庆州伏虎林；冬捺钵主要地点：永州广平淀。圣宗以后诸帝捺钵的地点，除春捺钵为长春州之鱼儿泊外，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地点分别在永安山·庆州伏虎林·永州广平淀，为辽太祖时期的北楼·南楼·东楼。大体上沿袭了辽太祖时期的捺钵地点而稍有变更，只是春捺钵的地点变为鱼儿泊。契丹皇帝每年四时，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于四地之间。

作为宫卫的斡鲁朵，也随同契丹皇帝往返四地之间。皇帝四时捺钵的地点，大体上自辽圣宗之后是基本固定的，所以，斡鲁朵是有相对固定地点的。由于这篇论文论证翔实，不仅对了解辽朝疆域和地理极有价值，并且揭示了辽朝制度的特色以及对后来金、元、清三代的影响，该项成果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1947年由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傅乐焕又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他在那里继续从事契丹、蒙古及中亚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完成了《捺钵与斡鲁朵》一书的写作，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先后在研究部·历史系工作，曾任历史系副主任·院工会副主席等职，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和学术委员。1966年5月23日“文革”中在北京陶然亭被迫害而死。

傅乐焕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辽金元史，尤其是有关宋辽、宋金关系的问题。他对辽金文献史料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关于《辽史·兵卫志》的史源，关于《大金国志》和《金人南迁录》的真伪等等。虽然他对辽金史的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有很多精辟和独到的见解。譬如糺军问题，是辽金元史上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早就认为辽朝并无所谓“糺军”，谋部族糺实际上也就是某部族军，这一论点为后来的专家研究成果所证实。

关于宋辽外交关系研究、幽燕文化对北方草原发展的影响、宋辽之间的文化交流等等，傅乐焕也发表过卓有见地的成果。他在《宋辽聘使表稿》的论文中，根据《辽史》《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宋辽使臣，自澶渊之盟次年（1005年），迄宋朝败盟攻打燕云（1122年），再加上宋太祖太平兴国间短暂的几年，凡一百十八年间，宋朝出使聘辽者，得1600余人。而辽朝派往宋朝的使节虽不如宋人记载之详，大约也相当这个数字。这些使节往来都要经过燕京。辽方使臣自然也是这种情况，他们必须由燕京出境，而回国时，这里又是入境第一站。在这种情况下，燕京能首当其冲地获得大量南北信息。宋人了解辽朝必先通过燕京，辽朝了结宋朝也必首自此地。双方使臣，大多为朝廷重吏，其观察事物的能力和本身的文化素质一般都比较高。如宋朝的政治家王安石，科学家沈括，以断狱清明著称的包拯以及文学家苏辙、苏宋等，都曾使辽至燕京，其余文人学士，达官名流更是不计其数。这就使燕京的文化信息量不仅大，而且水平高。这些人把宋朝的文化、制度、科学、技术及时带往燕京；又从燕京把契丹人民的各种创造传往中原。随着辽帝国汉化程度的加深和政治中心的南移，幽燕对南北双方的政治影响、经济和贸易乃至文化交流、对外关系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辽朝五京的建制都是辽帝国领土扩张，并与汉文化、汉地、汉人或其它地域族群的摄取有很大的关系。傅乐焕从制度史和政治史的角度来透析辽朝政治，指出“四时捺钵”或“斡鲁朵”（即行宫）是辽朝的施政中心，尤其是其决策之地，而五京仅是压制州县、统驭汉人、渤海之措施，与契丹之汉化、辽代之政治影响较小。

中国的史学传统，有秉笔直书的董狐，也有曲笔阿时的魏收。司马光着《资治通鉴》，事必考信，时必考确，故称为良史而为后世师法。历史书不少是伪书，或是真伪参半的书，写成信史难。因而信史可贵。

傅乐焕对史料严格审查，对史事记载进行内证外证，排比对勘，直到水落石出，决不妄加猜测。例如十至十三世纪期间曾先后在北中国建立国家的契丹、党项和女真族，经过七八百年的历史变迁，早已不复以单一的民族形态而存在，但他们的遗裔却并非毫无踪迹可寻。本世纪以来，探寻契丹、党项、女真人遗裔成为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历史时期的民族演变与民族融合，同时又涉及到民族识别与民族归属，确实值得我们予以深切的关注。

1930年，达呼尔人阿勒坦噶塔在他所著的《达斡尔蒙古考》一书中，提出达呼尔是塔塔尔部的后裔。此书问世后在达呼尔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达斡尔蒙古”说盛行一时，直到五十年代仍有许多达呼尔人自认是蒙古族。应当说明，“达斡尔蒙古”说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满清时期，达呼尔被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享有优越的政治地位。辛亥革命后，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在当时“五族共和”的口号下，一些达呼尔知识分子为了依附于一个大族，遂竭力主张蒙古分支说。

由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引起的有关达呼尔族源问题的讨论，傅乐焕为此次民族识别工作撰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一文中，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根据掌握的情况，还不能对达呼尔的族源问题下一定论，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都缺乏足够的证据。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对达呼尔族族源的推测只能主要依赖于历史传说，自然很难得出一个确信无疑的结论。持契丹遗裔说者虽然指出达斡尔人在语言、民俗等方面与契丹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胡系的各个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间的共同点。要想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应该寄希望于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对达呼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的填补。然而，对该作出结论的问题，傅乐焕也决不含糊。在考证史料和史事上，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优长，有独到的功夫。例如为了查清黄河河源和二湖名称问题，傅乐焕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基础上，引证的庞博，考证的精赅，并去黄河源头作了考察，得出了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支脉各姿各雅山的结论，提出玛曲是黄河正源建议。二湖名称和位置应恢复为扎陵湖在上（西），鄂陵湖在下（东）。1985年黄河管理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傅乐焕等专家学者的意见，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确认玛曲为黄河正源。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西南隅的玛曲曲果。河湖海拔4698M，东径9559/24//，北纬35度01/18//。1999年10月24日在河源树立了江泽民书写的碑辞黄河源标志。

傅乐焕一生中曾多次参与报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他对学术事业的另一种形式的贡献。早在1933年，他刚考入北大不久，就与北大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和师大中文系学生王余侗共同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牧野》旬刊。大学三年级时，他又与同班同学邓广铭、张公量为天津《盖世报》主编《读书周刊》。1942年，他在重庆参与了中国文化服务社主编的《读书通讯》。

1946年，上海《大公报》请胡适主编《文史周刊》，遂由傅乐焕担任执行编辑。从1951年起，清华历史系、北大史学系和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为天津《大公报》主编《文史周刊》，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代表就是傅乐焕。1953年，《大公报》停刊，《史学周刊》改组为《光明日报》的《史学》双周刊，傅乐焕又积极参与期间。

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光明日报·史学》担负着引导史学界学术方向的重任，由《史学》发起的关于曹操评价、让步政策、清官等问题的讨论，在当代中国史学史上曾发生过重要影响。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得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

傅乐焕从事辽金元史研究三十余年，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辽金元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大都与他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在这个领域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学统。他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

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分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校点《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主要著述有《辽史从考》、《康熙年代的中西关系》、《康熙年间两个来华的葡萄牙使节》、《中西编年史文献资料》等，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国内外较有影响的辽金史学家。“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害，被摧残致死。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沉冤得以平凡昭雪。承他的生前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广铭教授的支持。他们是当年北大的同窗，为众所推服，傅乐焕不苟言笑，邓广铭（恭三）颇恃才傲物，张政烺则书生气十足。同学们戏言曰：“乐焕不乐，恭三不恭，张政烺不懂政治”。1984年，中华书局将他生前编著的论文集《辽史从考》勘印出版，以示纪念。

主要著述还有《康熙年代的中西关系》《康熙年间两个来华的葡萄牙使节》《中西编年史文献资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