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干(1907年1月13日－2003年8月30日)，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累升研究员。主攻汉代历史。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

劳干（1907—2003），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人，1907年出生于陕西省商县。193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31年，在北京对居延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1936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干、余逊二先生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

劳干曾在甘肃西部的敦煌及宁夏的居延海做过古文物考察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劳干从南京辗转内迁至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居住李庄达5-6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先后迁回原处。

1942年4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共同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赴西北地区敦煌和黑水流域进行考古调查，作为团员的劳干，主要考察了敦煌的阳关、玉门关及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他写下五言古诗《居延故址》：“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废垒高重重，想见悬旗旌。今兹天海间，但有秋云轻。归途遇崎岖，枯柳相依凭。长河向天流，落日如有声。刺草凝白霜，古道纷纵横。岂伊车辙间，曾有千军行。吊古宁复而，世乱思清平。谁为画长策，赢此千载名？”

这次考察对劳干研究居延汉简帮助极大，奠定了以后工作的基础，也促使他后来写了《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1943年）、《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1944年）、《两关遗址考》（1944年）、《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1948年）、《论汉代玉门关的迁徙问题》（1960年）等重要论文。这些文章都是根据汉简所记，结合文献史籍记载，再加上实地考察所得，从全方位、多角度对汉代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其研究成果是研究汉代历史和文化的主要参考资料。

1943年，劳干根据保存的部分居延汉简反体照片，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也以石印出版，这是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

1949年，劳干去台湾，兼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60年他又根据新出简文照片又对《居延汉简考释》一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之部》。

1984年，居延汉简图版在台湾再版时，劳干写了序言：“它（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相同，都属于中国边塞上的记录，还牵涉到政治、经济和一些生活问题。这些记录有的是琐细而无关宏旨，有些却非常重要，有的可补文献上之不足，有的可纠正文献上的错误，或给文献中不明白之处作一个较好的注释。”

1907年出生于陕西省商县。

193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49年去台湾，兼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到美国加州大学任教授。1975年从加州大学退休后为荣誉教授。1982年被聘为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

劳干的研究范围以汉代为中心，上及上古，下及北魏晋南北朝。任职中央研究院时，敦煌的木简以及居延的木简都已发现。敦煌木简已有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的研究成果。居延汉简是一个更大的部分，尚需人开始研究。到了近些年，新的发现不仅是汉简，而且秦简也发现了，足见其从前以汉代为出发点是有眼光的。劳干做了不少有关秦汉的政治制度研究，写了不少论文，从中央官制到地方官制都有所论列。如《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既找出了汉代中央机构决定权所在，又找出了汉代宦官和外戚所以能够掌权的关键。如《秦汉九卿考》，说明了秦汉九卿制的演变。睡虎地秦简发现以后，证明了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此外，还著有《居延汉简考释》《汉晋西陲木简新考》《秦汉史》《敦煌艺术》《成庐诗稿》《劳干学术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等重要著作。在中央研究院集刊、院刊、清华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其中部分在大陆报刊上发表。台湾出版的《湖南文献》以《中央研究院湘籍院士劳干先生访问记》为题介绍了他的治学经历和主要成就。

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开简牍研究之先河。后人不断对敦煌汉晋木简有所考订、补充、修正，如1931年张凤编著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等。但是，由于原简实物流散国外，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直到1930--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之后，这一局面才有了明显的改变。这些文书档案记录了居延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学者利用丰富的汉简资料研究汉代的历史、地理等各个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其中劳干的贡献最为突出。

劳干在新史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将汉简当成完完全全的史料，希望从这些“直接史料“考订汉史，不仅对居延汉简作了释文，还考察了历来从文献资料上不得其详的边郡独特的制度，诸如烽燧、官制、戍卒、屯田等，将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中的事项个别提炼出来，利用从简牍归纳出的记事内容，对这些事项进行系统的考证，所著《居延汉简考释》六卷（释文四卷、考证二卷）及后来写的一系列文章，代表了简牍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可以说，劳干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

劳干于1934年就参与居延汉简的整理工作，并最早出版了释文和图版，这使他得以在居延汉简与汉史研究上利用新材料，解决许多千年聚讼不决的疑难问题，是居延汉简研究的先驱，对后人影响极大。他的相关考证和专题论文开启了以后相关研究的先河，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获得学术界极高的评价。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说：“关于秦汉史的研究，以劳干先生的成就最大，所发表的论文，……俱极精审，发前人之所未发。”

由于劳干《居延汉简考释》出版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条件之恶劣，可以从该书所用的粗糙土纸和石印方法可以想见，且只印300部，流传不多，再加上所收简牍不全，又没有图版，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抗战胜利后，劳干又重新整理，将旧版释文根据照片重新核对，校改，加上简号索引，于1949年在上海出版了铅印本。

居延汉简全部图版迟至1957年才在台湾公布，即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这是一万余枚居延简影第一次公诸于世。于是居延汉简的照片和释文有了比较准确的本子，也反映了他最新的研究心得。

劳干的居延汉简研究方法，基本上承袭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而来。他在自序中说：“自斯坦因获汉简于长城遗址，王氏国维作《流沙坠简》一书发其端要，钩深致远，多所创获。“其中他根据简牍内容来进行分类整理的方法，即是沿袭王国维的简牍分类方法而稍加变通而成的。

劳干在1944年的考证中以性质和用途分简牍为五大类：（一）文书书檄、封检、符券、刑讼；（二）簿册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钱谷、名籍、资绩、器物、车马、酒食、计簿、杂簿；（三）信札（四）经籍历谱、小学、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五）杂类无年号者、有年号者。在1960年的修订本中，劳干又重分简牍为七大类66项，其中新增的条目如下：（一）简牍之制封检形式、检署、露布、版书、符券、契据、编简之制；（二）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三）有关史事文件举例汉武诏书、五铢钱、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四）有关四郡问题四郡建置、禄福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五）边塞制度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与“客“；（六）边郡生活粮食、谷类、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着、缣帛、蟾褕、社、古代记时之法、五夜；（七）书牍与文字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与《急就篇》，共包括释文简10156枚，图版605幅。

不标准但有划时代意义，劳干的分类方法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标准也不尽科学，但在简牍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中外学者沿着这一思路，以出土地点、年代、书写格式及人名为标准，不断尝试建立新的分类方法。应该说，他们都是在继承了王国维、劳干分类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科学化的结果。“简牍文书分类，既要依据其出土地点、形制和书式，也要分析考辨其内容、题楬，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在全面的多因素考虑下，优选出合理的、科学的分类法。“

劳干居延汉简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汉简资料与汉代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以简证史方面取得了成就。徐苹芳评价道：“他（劳干）在《流沙坠简》的基础上使简的分类更加详密，大体上概括了居延简的类别。他研究的范围广泛，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在王国维所创立的方法上更加完善，通过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来恢复汉代历史。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劳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劳干的考证文章的特点，都是证据扎实、充足，论证严密，故在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评价。他自己说：“在许多论文中，也只是先去找问题，找疑点，然后再尽量的搜求证据。至于结论如何，我自己多半是不知道的，有时把结论规定好了，又重新换过，有时所得的结论并非原来所预料的结论，甚至有时还是不大喜欢的结论，为着阐明事实的真像，也时常放弃了可喜的、有趣的结论，而归到平常的、毫不惊人的结论。”

河西四郡设置年代及屯田、赋税研究河西四郡的具体设置年代，不仅《史记》与《汉书》记载互异，即便是同一本《汉书》，纪志之载也有所不同。此后史籍，或从《武帝纪》，或从《地理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朝中叶乾嘉派大师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依然局限于以史证史的层次，没有脱离传统史学的窠臼。因而河西四郡设置年代，遂成千古之谜。

劳干依据汉简提供的新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了重新考证，劳干说：“窥其语气似指敦煌郡而言，似亦可为太初时期初置敦煌郡之旁证。“敦煌置郡年代当在太初中为近似，晚不得迟至后元。劳干利用居延汉简资料探讨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较之先前诸人的研究无疑前进了一步。

劳干认为，居延屯田始于汉武帝太初年间，由于其地处弱水（今额济纳河）下游，为一沿河绿洲，是西北边塞的门户之一。从张掖至居延的烽燧线上，有大湾、地湾、红城子、破城子等地，都是平原沃壤，以额济纳河所引渠水灌溉，最适宜屯田。汉代在西北各地皆设有田官，负责屯田事宜，其中居延有两个田官区。关于屯田管理系统，劳干说：“汉代屯田之组织不详，今据诸简有守农令，有长官。守农令者或农令之守护者，长官当为其别称也。都尉之下有候官，农令或长官当亦属于都尉，若候官之比矣。“据此，则屯田管理系统为都尉--农令（长官）。

烽火制度研究及其他中国古代烽火制度起源很早，西周时即已存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过去由于文献记载的阙疑，各家观点不一。自从敦煌、居延汉简出土以来，许多学者对汉代的烽火制度做了考述。

1974年，居延破城子《塞上烽火品约》和敦煌马圈湾汉简的发现，为进一步探讨汉代的烽火制度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劳干上承王国维，下启陈梦家诸人，利用居延、敦煌出土的《烽火品约》等汉简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在烽火制度的研究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劳干将烽燧制度总结为：“一曰表，或作蓬，以缯布为之，色赤与白。二曰烟。三曰苣火。四曰积薪。其所举之时，则积薪日夜兼用，表与烟用于昼，而苣火则用于夜也。

“关于以灶放烟，劳干说：“诸简言蓬品者，多仅言蓬而不及烟，实则蓬为烽表，烟为亭隧之烟，二物相殊，本不相混。……今从汉代烽台之制察之，凡现存诸烽台，其上常有灶口，灶即在台顶，上施烟突。其较完者，灶突尚黑，以草燔其中，尚可以孤烟直上也。“他断言蓬单指蓬表，而烟发于烽台之灶。此后，不少学者师承其说，并认为在考古调查发掘中，已见到烟灶的实物。但是，吴礽骧依据在敦煌、居延地区进行的汉代烽燧遗址调查资料，均未发现烽台顶上有灶突遗迹的事实，指出考古发掘中尚存的位于烽台下的炉灶，不能证实为施放蓬烟之灶，据其所在的部位推测，应作炊事与取暖之用。

王国维考释流沙坠简时，由于所据简牍数量仅有千枚，“不足以供分析比较之事，冥搜坠绪，为事至难。“因而出现了一些考证上的失误，天田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劳干根据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予把天田的来龙去脉及其作用考证得一清二楚，澄清了以往的误解。

综述

秦汉史无大家，是史学界内多年以来的流行话。然而，劳干是秦汉史名副其实的大家，只是因为他的学术活动分别在大陆、台湾和美国，聚焦分散，未能热炙成型而已。劳干先生的学术研究，几乎涵盖了历史学的各个分野。比如《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一书的论题，包括政治与历史、制度、思想、社会、地理与边疆、历法、考古与文字学、文学和古籍。劳干不仅研究领域宽广，他的学术关注所体现的思维厚度，从高层到基础，涵盖了历史学的各个层面。

王朝循环问题

从秦帝国的建立到清王朝的灭亡，在中华帝国时代的二千年中，王朝国家的治乱兴亡呈现一种不断反复的振荡循环，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周期问题，或者叫做王朝循环问题。中国历史的周期问题，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世界历史的特异，不仅成为中国史家的关注点，也吸引了世界史学界的注目。《中国历史的周期及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就是劳干对于这个至难的高层次的史学问题所做的一个回答。

国家组织宛若生命有机体，其自身的结构决定了它的天寿。除去暴病突变而言，中国王朝国家的天寿在三百年。人体的发令中心在大脑，王朝国家的核心在帝王家族。王朝的兴亡，就是某一家族统治的兴亡，“一个朝代的兴衰完全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合而为一”，劳干所论单刀直入，一下子就切入了问题的核心。

入手在汉代，视野接当今

考察皇族宛若考察大脑，大脑诊断完毕再检查肢体。王朝国家的政治组织与王朝兴亡相关联自是不待言的事情，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最大欠缺是管臣管民不管君。制君、限君，将最高权力置于制度化的有效限制之下，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制君、限君，分散政治权力以减少政治风险，才是民主的起点。历史研究的最终关怀，还是要回到当今来。

文字是生命的寄语。书如其人，著作的内容正是作者精神关注的体现。“近代政治制度大多始于秦汉，至今虽有若干西方影响，但中国传统还是存在的……我过去之所以研究汉代历史，就是想研究中国历代制度与汉的关系。”入手在于汉代，视野连接历代数千年一直到当今，这是大家的又一种风范。

在中国历史上，恪守臣下之位而代行君王之事，有三位备受推崇的典范人物，一位是周公，一位是诸葛亮，还有一位是霍光。劳干在《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中，对这位历史伟人做了平和易懂而又深入的论述。霍光是“根据事实，不尚理论”的政治家。他成功地收束了汉武帝晚年以来的濒危政局，安定国本，休养生息，开创了昭宣中兴的稳健发展局面。班固说霍光“不学无术”，批评他不通儒家经书，殊不知“出于客观的需要，并非有一个理论在后面指导”，这种实事求是的政风人物，正是维持汉代国运昌盛的中流砥柱。汉代务实政风的基点，在基层组织的建设。汉代的亭，一直是秦汉史学者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显得细小，那些纵论天下、臧否人物的说客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严谨的历史学看来，这个问题不但非常务实，而且非常重要，是汉代社会和行政结构的基础问题，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儒家与中国政治社会

思想与政治，特别是儒家与中国政治社会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开始于汉代。劳干是精通汉代各个领域的大家，他的思想之论，自有一种与史实相联的启示性。劳干指出，儒家的成功主要是在教育上，这就使从学校出来的人大都有亲儒的倾向。想来确是如此，孔子开学校，教授弟子，整理古代文献，规范伦理道德，是他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贡献。孔子是教育之祖，是伟大的教育家和伦理学者，这应当算是他最基本的评价。孔子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成功的人，后来将他塑造成政治导师般的圣人，处处都是当代政治意识的参入和利用，实在是偏离了历史的真象。

考察汉代社会，其思想的主流经历了初期的黄老道家，中期的儒法并用和后期的儒家独尊，国势也经历了有活力的上升弱势，开始僵化的下降强势和脱离现实的亡势。思想僵化的起因，正是在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是政治直接介入学术，思想和文化由此丧失创造力和活力；独尊儒术是学术和政治联姻，儒家思想由此僵化，政治也由此步入脱离现实的迷途。到了王莽将儒家的空想模式直接导入到政治和社会制度当中时，其结果就是天下大乱，王朝倾复。大体而言，中国历史上凡是强盛而生气勃勃的时代，都不是儒术独尊的时代。从政治上尊儒，就是从思想发展上断送儒家思想的活力。同时，将儒家思想引入到政治思想中，其结果就是使政治思想走上迂腐僵化之路。

1、《晒蓝本汉简释文》，手稿（1936）。

2、《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21，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3）。

3、《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21，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4）。

4、《居延汉简考释附敦煌汉简校文》（居延汉简考释简号索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

5、《秦汉史》（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一辑，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

6、《魏晋南北史》（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二辑，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

7、《初中历史》（台北：台湾省政府教育厅，1955）。8、《中国史纲》（台北：胜利出版社，1955）。

9、《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2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初版，1977再版）。

10、《敦煌艺术》（历史文物丛刊第一辑，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

11、《居延汉简（考释之部）附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0，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初版，1986再版）。

12、《史记今注》（中华丛书，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63）。

13、《中国的社会与文学》（文星丛刊40，台北：文星书店，1964）。

14、《从士大夫到小市民》（云天文库，台北：云天出版社，1970）。

15、《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

16、《汉代政治论文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

17、《成庐诗稿》（台北市：正中书局，1979）。

18、《汉晋西陲木简新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

19、《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