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月刊》是创造社主要文学刊物之一，1926年3月在上海创刊，1929年1月停刊。《创造月刊》的革新成为了这个时期同人刊物政治化转向的一个典范。《创造月刊》是创造社最为重要的刊物之一。

《创造月刊》是创造社的后期刊物，以登载文学创作和评论为主，翻译论文也有所兼顾，新诗创作占有重要地位。在此时期，创造社已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度，开始了后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创作。郭沫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首倡“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成仿吾则在1928年2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号召“我们努力要获得阶级意识”，“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他们曾一度计划与鲁迅等人组成联合战线，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但由于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以为这不足以代表一个“新的阶段”，遂废除前议，另行创刊《文化批判》。

重要作品还有郭沫若的诗《瓶》，张资平的小说《寒流》，成仿吾的《文艺批评杂论》，陈南耀的介绍《海洋作家比野陆蒂》，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创造月刊》是创造社后期的重要刊物。

《创造月刊》作为体现了创造社方向转换的重要刊物，承载了创造社对文学梦的追寻，实践着同人们对无产阶级文学道路的构想。创造社于1928年前后在革命和文学歧路上的坚定、犹疑、对自我的否定和对革命的无比热情,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作为这一时期唯一的文艺刊物,《创造月刊》有着太多的矛盾,她在极力宣扬革命的同时还依旧刊载以唯美感伤为主调的象征主义作品;她在攻击鲁迅的同时也批评着郭沫若“留声机器”的革命解读;创造社为了表现自我而选择了革命，却荒谬地走向了对自我生命感受的疏离，她压抑着别人亦最终导致了自我的异化……同人们在1926—1929《创造月刊》时期的不同选择，昭示着创造社由青年文化向中年文化转换过程中的微妙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