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1881年2月13日，一说1882年3月4日—1932年9月3日），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今山东莱州）人。奉系军阀头目之一，长期盘踞山东。

张宗昌生于清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1881年2月13日，一说光绪八年正月十五日，即1882年3月4日），由于这一天是上元节，又称灯节，而民间有“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这一说法，因此给张宗昌起了个小名叫“灯官”。张宗昌幼时曾接受短暂的私塾教育，为后来张宗昌能读书、写字打下了基础。塾师祝修德为其起名张宗昌，乃昌盛张氏家族之意。少年时代的张宗昌，经常衣食无着，饱尝挨饿受冻之苦。为了度日糊口，张宗昌放过牛，当过放铳手、酒计等。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让他过早地饱尝了人间的冰凉，又磨练了他的意志，增强、提高了他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胶东一带又遇荒年，民不聊生，张宗昌逃荒关外。在东北流荡期间，他在东北打过零工，扛过长活，与扒手、胡匪为伍。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张宗昌应招到中东铁路当筑路工。在这期间，当过装卸工，干过扳道工，由于张宗昌身材高大，勇于干重活，宽厚大度，重义轻利，所以在工人当中很有威信，也逐渐得到俄国人的青睐。并且学会说一口流利而又发音准确的俄语，为人也挺仗义的。所有的华人警察都听命于他，华人在那里大小事情都会找他，连俄国人也让他三分。后前往西伯利亚淘金充任总工头。在金矿任总工头时，不仅学得一手颇为出色的淘金技术，而且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出众的射杀猛兽猎手，锻炼出了极准的枪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俄国报纸不断报道中国革命的消息。经人介绍，张宗昌与革命党人张西曼、胡金肇等发生联系，加之张宗昌在海参崴时即已经接触过革命思想，经宣传鼓动拉队伍回国参加革命。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的团长。

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

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代理总统，张宗昌则任侍卫武官长。1918年护法运动爆发后，张宗昌又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随张怀芝赴湘参加对南方军队的作战，结果大败而逃，改任暂编第一师师长。

1921年张宗昌又奉命率部入江西，与江西督军陈光远交战，结果，在吉安地区被陈光远打败，所部也被陈光远解散，张宗昌在江苏已无立足之地，只得只身北上直隶省城保定，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本想收留张宗昌，但吴佩孚等将领容不得这位土匪出身的师长，一怒之下，张宗昌和曹锟手下一名失意军官许琨，远赴奉天投靠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由直系转到奉系。

1921年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兵可派，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此外还有不少山东老乡，不是黄县人就是掖县人，大多久闻“张长腿”的名号；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编成三个团，张宗昌又吸收了从俄国逃到中国国内的俄国白军。张作霖很高兴，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久，俄国内战，白俄卫军败逃到中国，大多投靠了张宗昌，不多久，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

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无奈，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弥补不足。这事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加之张宗昌的部队一向匪气极重，声誉甚差，张作霖便有心裁撤。

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视察张部的演习情况，名为校阅演习，实则伺机遣散，演习过程相当苛刻。后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把他从吉林调到沈阳，并将张宗昌部改为奉天陆军第三个旅，下辖四个团。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被任命为镇威军第2军副军长，立下军功。战后，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张宗昌被任命为宣抚军第1军军长，驻扎上海。正当张宗昌还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队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张宗昌撤兵，张作霖着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当时，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执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军务督办而改任张宗昌。郑士琦虽被免职，但并不离任。张宗昌等了三个月，最后，派许琨率两个旅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郑士琦不得已离开济南。1925年2月，张宗昌被任命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驻扎徐州。

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自兼省主席。由此，张宗昌支配山东省，但任内因苛酷残忍、对民众处以刑罚，而被民众呼为“狗肉将军”。张宗昌和奉系的其他将领一样，都以日本为后盾。1925年5月，张宗昌镇压了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酿成了“青岛惨案”。在统治山东省期间，张宗昌积聚了大量私财，存入大连的日资银行内。

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了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齐燮元，浙江督军是孙传芳，江、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夺加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1925年10月，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冯玉祥的国民军开始携手挑战奉系，张宗昌迎击（浙鲁战争）。随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一度势弱的直系吴佩孚参战，形成了国民军对直系、奉系联盟的局面。12月，张宗昌自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开始攻击北京的国民军。

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后，即率部从天津动身南下。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原为张宗昌部将，受过张宗昌很多恩惠，这次张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让出大路，使张宗昌长驱直进江苏，齐燮元仓惶逃离南京，张宗昌轻而易举得到江苏，命部前进驻苏南要地，自己亲率一部进入上海，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奉军，早已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保证消灭齐燮元后，停止向浙江进军。

当张宗昌进入上海后，孙传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市都包下来，供张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随后，孙传芳亲到上海，结识张宗昌，并尽力拉拢，还结拜为兄弟。这样，张宗昌放弃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1925年，张作霖的奉军几次入关，取得很多利益。继李景林、张宗昌先后任直隶、山东军务督办之后，奉军以天津为据点，向南扩张至长江下游，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后又派刘翼飞、赵鸣臬两旅开赴上海。

9月，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至此，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然而，就在奉系得意忘形之时，孙传芳联合陈调元突然起兵反奉。10月，奉浙战争爆发，奉军毫无准备，大败而逃，东南半壁全数丢失。张作霖不甘心失败，召集张宗昌及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等将领开会，即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领兵南下收复江苏、安徽。12月，张宗昌、施从滨等在北京领到大批饷银和给养。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攻安徽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部向南急进。结果，施从滨部在蚌埠遭惨败，张宗昌的白俄军也受到重创，施从滨本人也被孙传芳俘虏后斩决，张宗昌率部逃回山东。不久，李景林被冯玉祥国民军打败，由天津退往山东，与张宗昌联合组织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副总司令。

1926年夏，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击，孙传芳决定和奉系重新修好，共同对付北伐军。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先后去见张宗昌和张作霖，取得了谅解。随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齐集天津，由张宗昌、孙传芳联合提议，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同时，决定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

1927年初，张宗昌调集十余万军队南下援助孙传芳，进驻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直鲁联军大举屠杀工人、学生，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但是，随着北伐军向华东的进逼，北洋军将领陈仪、周凤岐、陈调元、王善、张克瑶等先后归附北伐军。北伐军占领了浙江及安徽的安庆、芜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遂将宁沪防务移交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自己率部逃往江北扬州。张宗昌的王翰鸣第十一军在寿州遭到惨败，张宗昌亲征合肥，围了三个月也未攻下。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了蚌埠、徐州，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

对张宗昌的败退，张作霖十分恼怒，要追查责任。就在这时，张宗昌得到一个情报，说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毕庶澄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暗中有联系，于是，决定杀毕庶澄。由于毕庶澄手握军权，张宗昌不便明杀，更不愿自己下手，便指使时任直隶军务督办的部将褚玉璞，1927年4月4日在济南将毕庶澄诱捕杀害。张宗昌既借刀杀了人，又搪塞了南下战败的罪责，把失利原因推到毕庶澄通敌之上。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两支军阀势力在北伐军的打击之下，已被消灭瓦解，剩下奉系军阀还想负隅顽抗。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派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张作霖急电严斥张宗昌“久战无功”，张宗昌恼羞成怒，于10月上旬，与冯军再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张宗昌师长潘鸿钧用计诱降了冯军之旅长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押解济南。张宗昌获胜，大喜，下令枪杀郑金声，众幕僚劝阻，但张宗昌执意要杀。而这一杀，也像孙传芳斩杀施从滨一样，使自己在数年之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1928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在山东的日子已很不好过，山东地方势力多派联合，逼张宗昌脱离张作霖，自成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不久，又听说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受到内外逼迫，只得于4月底率直鲁联军离开山东撤入直隶之德州、天津至冀东滦州。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离开北京，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即“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悲痛万分，手下尚有五万人马不知何去何从。他向张学良恳求出关，张学良深怕他出关后取而代之，不但不允许出关，反而派于学忠等部将其控制。北伐军占领京、津后，9月，白崇禧率部到达冀东，包围了张宗昌部。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化装从一条小巷走出，找到一条小渔船，从滦河口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残部五万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编。

张宗昌虽然流亡日本，但仍不甘心失败，寻机卷土重回。1929年，张宗昌仍贼心不死，妄图东山再起。他冒充中华民国代表，与谢米诺夫订立了所谓的《中俄军事协定》，寻求外援。逊位清帝溥仪为他不断打气，派人到旅顺慰劳他，还送给他《臣鉴》一部，以示厚望。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纠合鲁东余部在烟台登陆，结果遭到失败，仍逃回日本。张宗昌仓皇逃往日本，住在自己在东京购置的别府。在这里，他虽然表面上当起了寓公，但是，暗地里仍没有停止政治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出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春，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充当汉奸，电邀他立即返回中国，暂居北京铁狮子胡同。

1932年9月，张宗昌又以回籍扫墓为名，从北平窜到济南。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是国民党冀豫鲁“剿匪”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不能让张宗昌卷土重回，韩复榘发现他阴谋重新占据山东，然而便决心除之。8月，张学良召集华北驻军诸将领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经石友三的介绍，张宗昌认识了韩复榘。

其后，又经石友三的撮合，张宗昌、韩复榘、于学忠、张学良结成盟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年长几岁，遂以大哥自居，曾在席间向老弟说了这么一段话：“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韩复榘表面不动声色，只陪笑敷衍，然而，内心已动了杀机，他知道张宗昌会对自己在山东的统治构成威胁。

两天后，韩复榘由北平返回济南。又过了几天，张宗昌便收到韩复榘派出人送来的许多礼物和一封亲笔信，邀请张宗昌速到济南，“共谋大事”。张宗昌看信后，觉得机会来临，决定南下山东。然而，张宗昌的旧部金寿昌、徐晓楼、他的母亲祝巫婆、下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还有张学良等，全都反对张宗昌回山东，认为韩复榘不怀好意。但张宗昌东山再起之心急切，并不理会众人的劝阻，于8月底携带原参谋长金寿昌到达济南。

张宗昌到济南后，受到韩复榘的盛情款待，石友三也被邀来作陪。但是，几天下来，也没听韩复榘提到“共谋大事”，张宗昌感到很失望。再说，张学良得知张宗昌南下山东，十分着急。1932年9月2日，张学良借张宗昌姨太太之名给张宗昌发一电报，假称祝巫婆病危，让他马上返回北平。3日上午，张宗昌接到电报，万分焦急，即向韩复榘说明及辞行。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下午5点钟，韩复榘通知了山东省军政要员在济南火车站为张宗昌送行。张宗昌与韩复榘等握别，返身登车时，突然遭到刺客的枪击，当即死亡。刺客就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

早在1927年11月，郑金声被张宗昌杀害。郑继成早就发誓要为先父报仇，如今机会来了，郑继成欣然领诺。不久，张宗昌被几个所谓把兄弟骗至济南“旧地重游”。韩复榘也假意隆重接待，每日都有酒肉宴请。1932年9月3日，郑继成与好友陈凤山提前埋伏在济南火车站内。这天下午，张宗昌带两个护兵要回北平。6点左右开车前，张宗昌站在车厢口向送行者招手告别时，身穿灰色大褂的陈凤山从人群中一跃而出，举枪瞄准张宗昌，但枪未打响。身高近两米的张宗昌见势不妙，随身携带的新式德国造手枪又在饯行宴会上送了别人，只好掉头就跑。跑到餐车尽头，张宗昌启门跳下，向北逃命。此时四面枪声大作，郑继成、陈凤山紧追不放，追至三站台北面7股道时，连向张开数枪，击中要害，张宗昌随即毙命。

1932年9月4日后，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投案自首的消息传遍全国，郑继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大公报》、《中央日报》、《山东民国日报》等报纷纷撰文说明张宗昌实在祸鲁不浅，郑继成杀他是人民公意。社会各界、各民众团体也纷纷发表电文希望特赦郑继成。经冯玉祥等奔走帮助，一个月后，郑继成被国民政府特赦。郑继成无罪释放。

1922年2月，张宗昌从在黑龙江五站一带平定奉军后方之乱可侧厄重于奉张，被委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同时，收编由苏俄流亡来我国东北的白俄部队，实力大增。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拥为镇威军（奉军）第二军副军长，率部先奉军嫡系部队入关，大收直军，为奉张立下了汗马功劳。继之，他奉命临时改称宣抚军第一军军长，驱兵沿津浦线南下，直掏南京、上海。旋又被任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回驻徐州。

张宗昌自1922年在东北五站起家时，就开始建立了一支自己的军队，并信奉“有兵则有权”的原则，在其后的军事生涯中，拼命地扩充和培植这支军队。督鲁后，所部号称40万，实际也有20万。他虽隶属奉系，一些事不得不听命于奉张，但奉张始终是将张宗昌所部作为“异已”（非嫡系部队）来看待的。

张宗昌独掌山东军政大权后，利用山东的富庶，大力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很快达十万余人马。同时，他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如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但是，在当时中国政局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张宗昌要保住自己的地盘也不容易。他到山东不久，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兵临直隶，紧逼李景林；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也趁机进攻山东，兵锋直指山东南大门徐州。张宗昌准备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谁知他在济南尚未动身，徐州镇守使孙钵传已弃城逃路，济南危急。张宗昌率部奋力反击，死伤惨重，总算把济南保住，把国民二军赶出山东。

张宗昌督鲁后，于1925年9月在济南设立山东省银行，以发行纸币，并代理省库。此前张宗昌在山东各地就推行使用奉票，发行金库券，随后更是大肆滥发山东省银行票、军用票、金库券、公债。1926年5月，发定期有息金库券1000万元，督鲁三年前后共发行金库券1600万元。省银行初发钞票300万元，共计发行2300万元，在本省发行1300万元。张宗昌先后两次滥发军用票，第一次发行时间为1926年1月至1927年1月，共印制军用票总额1030.9万元，面值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一角、二角、五角等六种，实际发行750.9万元。第二次发行时间为1926年11月至1928年4月，面值仍分六种，发行额增至1025万元。

张宗昌在济南期间最重要的文化功绩是主持合并组建了新的山东大学。当时，他有意聘请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长，整顿山东教育。但王寿彭也不是那么好请的。张宗昌三次才将王寿彭请出山，接到济南，聘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

原山东大学堂（后曾先后改名山东高等学堂、山东高等学校）于1914年停办。王寿彭任山东教育厅长后，首先在济的六个专门学校的基础上重新申办“省立山东大学”，在济南东郊筹备建校。与此同时，张宗昌和王寿彭在山东省范围内大办洋学。1926年，在张宗昌的命令下，山东6个公立专门学校合并，在济南建省立山东大学，自此历史上正式有了“山东大学”的名号。当年8月5日王寿彭到职视事，挂出校牌，9月5日举行开学典礼，王寿彭在会上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山大”即正式开课。

学校设文、法、工、农、医5个学院，计有中国哲学、国文学、法律、政治经济、商学、机械、机织、应用化学、采矿、农学、林学、蚕学、医学13个系，并有附属中学。校设评议会，院设教务会，系设教授会，定期研究教学、人事、经费等问题。大学部有教师320人，其中教授200人，除专业课外，并开设选修课，学生毕业授学士学位。而张宗昌对予山东大学的投入是很舍得的。山东教育厅当时每月拨给山大25000元，教职工的待遇是：校长月薪400元，系主任及教授月薪300元至36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但是，好景不长，学校开学的第二年，王寿彭便因教学理念保守，被逼辞职。其后，张宗昌曾内定著名学者辜鸿铭为校长，以接替王寿彭。但辜鸿铭当时已是病情危急，不久即去世，未能到任。由张宗昌亲自挂名校长。再过一年，到了1928年，国民北伐军进抵山东，奉系军阀败逃。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五、三”惨案。在动乱中，学校经费无着，随即停办。

除了写诗和扶持教育，张宗昌还主持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最好的《十三经》。据考证，其印刷出版《十三经》和当时名士杨度有关。20世纪20年代，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聘杨度为总参议，杨度与其感情甚洽。张宗昌曾向张作霖保杨度为教育总长，因杨宇霆反对而未实现。其时张宗昌在山东提倡复古，为朋友计，杨度力劝张宗昌要多做好事，并建议他重刻《十三经》。张有的是钱，一听之下，立即照办，指令找一部好版，限时完成。杨度代张宗昌写了一篇序文，写成后由张宗昌用薄纸蒙在原稿上，一笔一笔地摹写，算“督办亲笔”，刻入书中。《钦定春秋左传读本》为张宗昌所出《十三经》中之一种。在开篇的《重印十三经序》中，此序最后署名即为“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督办山东军务兼省长张宗昌”。

张宗昌可算是北洋军阀当中声名最劣的一个，主政山东时土匪作风不改，无建树可言。被当作是祸国殃民的军阀范样。人称他为“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除此之外还有绰号：“狗肉将军”、“混世魔王”、“长腿将军”、“五毒大将军”、“张三多”等。可谓是彻头彻尾的反派人物。

时人披露说，张督鲁三年敛钱计有3万万元之巨，其实远不止此数；其姨太太之多，可谓“开军阀界之新记录”，有据可查者就有50多人，至于来而复往，去而复还和随时随地抢占之民女，物选之美色，更是司空见惯，连张本人也闹不清她们的姓氏，乃至将她们编成号而记之。即使北洋元老的眷属、清室遗贵的亲戚、同僚的妻女及其部属的姨太太也不能幸免，连奉系头子张作霖也拿他没办法，直如衣冠禽兽。张宗昌平日也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他曾到曲阜表演过“祭孔”的丑剧，还曾上书国务总理潘复建议黄河以北各学校实行“礼义廉耻”之四维主义，但一按诸他之实行，则是寡廉鲜耻，是一个十足的无耻之徒。

张宗昌之挥霍无度，穷奢极欲，也可以说是超群绝伦、名冠同僚。他搜刮来钱财并不用来发展近代企业，而是奢侈享乐，或是进行战争。时人惊呼：“张宗昌在鲁时，每年开支，比前任督军，多至二十余倍！”张宗昌其人，可以说是吃、喝、嫖，赌、抽大烟，五毒俱全。他之豪赌，实是惊人，一掷数千元，毫无吝色。民国十六年（1927年）他在督署与几个妓女打牌，赌注是全年的教育经费（110万元）；有人向他缴了20万元之经费，他竟一夜输了个净光。

张宗昌觉得自己既然身为孔圣人的父母官，不带点斯文，枉来山东一趟。于是，现场拜师学艺。一番苦练之后，那张宗昌功力大进，不久便出版一本诗集，分送诸友同好。百年中国，诗人成群，但像张宗昌这样仍有诗句流传、仍被人惦记的诗人寥寥无几。

1930年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出版的《山东歌谣》当中记载有很多各地百姓骂张宗昌的民歌，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聊城冠县的一首：“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葱，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张宗昌，先吃肉，后喝汤。”

张宗昌喜欢打麻将，经常通过打麻将发现“人才”。他府上清客吴家元精通麻将之道，经常陪张宗昌搓麻， 每次他都能准确推测出张宗昌想要什么牌， 悄无声息地“放水”令张宗昌和大牌。令人称奇的是，每次打牌，都是张宗昌大赢家，他略有盈余。高明的牌技令张宗昌刮目相看，一次张宗昌在牌桌上收获颇丰，一高兴就赏了他一个青岛盐务局长的肥差。

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名为校阅，实则遣散。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过后张宗昌对亲信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于是，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立即把他从吉林调到沈阳，并将张宗昌部改为奉天陆军第三个旅，下辖四个团。

张宗昌在山东为官时，正逢天旱。四方百姓希望他能参与求雨。张宗昌不信这一套，可又不能过分有悖民意。他便命令在龙王庙设坛念经，并将亲自前往祷告。百姓听说，非常高兴，早早赶到龙王庙，看看张宗昌如何祈雨。据《绮情楼杂记》记载，到时间，张宗昌果然赶到龙王庙。可他既不烧香，也不祷告，直接奔到龙王座前，对着龙王神像，劈里啪啦地扇起耳光来。一边打一边骂：“X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东老百姓好苦呀！”打完骂完，转身登车而去。

一边看的其他官员和老百姓，吓得不敢说话。心想这下子可把龙王爷得罪了。第二天，天气依然一派晴朗，看上去没有一点下雨的意思。张宗昌大怒，他立即下令炮兵团在济南千佛山架起19门山炮，填装宝贵的实弹，对着天上连连轰击。这举动，谁都知道不过是泄愤，不料竟收到奇效。不长时间，倾盆大雨沛然降落。百姓自然一片欢呼。当时的报纸，称此为“未之前闻”之术。

现存主流资料大多认为张宗昌张生于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1881年2月13日），而据张宗昌家人发布的讣闻和口述资料，张宗昌应出生于光绪八年正月十五日（1882年3月4日）。

张宗昌的旧宅在山东莱州祝家村。虽然几次被毁，但现在仍有部分存留于村中。张家原来的房产在祝家村西，占地约20多亩。督军府门楼和5间南厢房、3间西厢房。如今两座高大的厅房均已拆掉，但房基与培基还存两米多高，残缺的三合土围墙部分还在。整个院子并不规整，还有一个小小的弧形。院内杂草齐腰，汉白玉大理石雕刻的石狮子做工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