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原名庆甡，字毅生，入大学后改名天挺，笔名攫日，福建长乐首占乡人，生于北京。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初四日（8月9日），郑天挺生于北京。其父郑叔忱，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翰林院侍读、奉天学政、京师大学堂提调等职。母陆嘉坤，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其父去世。次年，其母去世。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郑天挺8岁的时候入北京闽学堂读书，但因班中人少，故而停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入江苏学堂。

宣统元年（1909年），郑天挺入闽学堂高小部，宣统三年（1911年）入顺天高等学堂一年级，秋，因武昌起义停办。民国元年（1912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民国五年（1916年），郑天挺离校在家自学家藏的历史古籍。民国六年（1917年），郑天挺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中国文学系）。周末到贵州学者姚华家中听讲文章、金石文字。郑天挺勤奋学习，晚上除要完成学业外，还阅读《史记》《资治通鉴》等书。

民国八年（1919年）5月，郑天挺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11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强行登陆，杀害中国人，郑天挺组织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宣传、募款，抗议日本暴行。并用“攫日”笔名撰文发表于《闽潮周刊》。翌年春，参加福建学生在北京组织的S·R（Social　Reformation）学会。

民国九年（1920年）郑天挺在北京大学毕业。不久应聘为厦门大学国文教授。民国十年（1921年）春，任厦门大学文史地科教师兼图书部主任。同年夏，辞职返京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专研古文字学。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后，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

民国十一年（1922年），郑天挺加入北大“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奠定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同年曾任“法权讨论会”“秘书上办事”，曾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同时兼职于北京法政大学、市立一中等校。冬，在中国法权讨论委员会（筹备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领事裁判权机构）任秘书，并撰写《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领事裁判权的罪行。次年以该会名义公开出版，获得社会上好评。

民国十三年（1924年）后，郑天挺历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浙江省民政厅秘书、广东省建设委员会秘书、教育部秘书等职。民国十七年（1928年）任浙江大学秘书兼文理学院文科讲师。

民国十九年（1930年）任教育部秘书，同年11月回北大任教，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讲师兼校长室秘书。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天挺任副所长。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任中文系副教授兼秘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讲授古地理学、校勘学。编《古地理学讲义》，撰写《杭世骏<三国志>补注》、《赵一清<三国志>补注》及《张穆<殷斋集>稿本》等论文。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郑天挺以北大负责人身分亲赴警察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并把他们接出监狱。“七七”事变时，北平沦陷，郑天挺不畏敌人强暴，保护师生安全离校，于是年12月与其他教授辗转至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受到师生欢迎。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后，开始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还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先后著有《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多尔衮与九王爷》《墨勒根王考》《清世祖入关前奏章程式》等书，开始研究清史。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天挺留校苦撑残局，妥善安置师生疏散后只身南下。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先后撰写《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图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一组文章。为纪念明清史学家孟森先生，曾写《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一文。（1939年）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开始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在此期间，他先后开设《隋唐史》《明清史》《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并结合西南地区边疆研究，发表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等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他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2）、《清史语解》（1943）等，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有满、蒙、汉三族的血统，在入关前就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入关后满、汉两族文化互相调融，相互影响，关系日益密切。他指出，“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 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谬说成功地维护中国国土完整。他后来将这些论文辑为《清史探微》一书，于1946年在重庆出版，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抗战胜利后，郑天挺为北大的复校工作竭尽全力。这时他仍担任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任秘书长，还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主持校中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天挺仍任北大历史系教授，还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负责主持北大所藏的明清档案整理工作。

1949年1月，郑天挺多次参加傅作义召开的会议，要求保卫北平。同年5月，文管会接收北大，郑天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校长，兼史学系主任，其他仍任原职。1951年，郑天挺到中南地区、江西泰和县参加土改。

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史研究室主任。在南开期间，郑天挺创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点《明史》。因为其时南开大学教学体制、内容和方法，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缺乏计划性，课程的设置因人而定，讲课中教师随其兴致而任意发挥。郑天挺到来后，马上投入了这一改革热潮，全力进行组织和领导。改革的重点是加强专业基础课和政治理论课，制定出新的教学计划。作为系主任、教研组主任的郑天挺在这次改革中，或审查大纲、听课指导，或亲自授课，为其他教师作示范，工作十分繁忙。

1961年夏，郑天挺任历史系主任。后参加教育部文科教材编选，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8册（与翦伯赞合编）及《史学名著选读》6册。1962年，郑天挺还应中央党校邀请，为学员讲授清史，并著《清史简述》。

1963年8月，郑天挺任南开大学副校长。9月，郑天挺到中华书局主持标校《明史》，多次应邀到中央档案馆作有关“清史研究与档案”和“清代史上的乾隆时期”的报告。1963年创建了分别以吴廷璆、杨生茂、梁卓生为首的日本史、美国史、拉丁美洲史三个研究室。

1979年3月，郑天挺在四川成都参加全国史学工作会议，研究新时期史学工作的现状、规划今后的任务，时间非常紧张。但他仍旧不顾劳累，挤时间思考、指挥校内的明清史研究事宜。其时正值明清史研究室诸位教师协力编辑《明清史资料》，以为本年下半年入学的明清史教师进修班准备教材。同时还汇编其文史论著43篇《探微集》，并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工作。

1980年起，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主席团执行主席，天津市政协会议副主席。由于他以年迈为由多次要求辞退南开大学副校长之职。还以81岁高龄参加中国共产党。8月上旬，郑天挺在天津主持召开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应邀前来参加的有8个国家和地区的126名专家、学者，其中中国大陆以外的专家、学者34名，到会的国外学者人数之多。到会的专家，学者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和外国大部分最享盛名的明清史权威，所提交的92篇论文广泛探讨了明清两代的典章制度、人物评价、秘密宗教、民族、阶级关系和民众运动等内容，大多具有新观点、新资料，有的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这次会议，反映了当时国际上明清史研究达到的最新水平。在这次讨论会上，与会学者一致通过决议，由郑天挺主持，在南开大学设立筹备机构，筹建国际明清史学会。会后，郑天挺责成笔者牵头，与李宪庆、郑克晟、冯尔康、陈振江等落实这一决议。可惜后来因郑天挺去世筹备工作遂半途而废。

1981年，郑天挺辞去南开大学副校长职务，改任顾问。南开大学为其举办执教60年庆祝会，对郑天挺60年执教业绩予以高度评价。天挺为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4月间赴厦门参加厦门大学建校60周年纪念会，5月间赴上海参加《历史大辞典》编委会，7月到8月间作为历史组召集人赴北京参加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的学科评议组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间带领研究生进行毕业实习而赴北京十三陵作考察，10月间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赴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1981年12月14日，天挺参加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终因积劳成疾，17日住院治疗。12月20日，郑天挺教授因病逝世于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终年82岁。（根据《清史探微》之《郑天挺先生学术年表》所述，郑天挺12月20日自京开全国人代会后即患感冒，回京不及一周而病逝）

清代先世是研究清史首先面对的课题，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此语焉不详。郑天挺以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年代久远，当时文化不发达记载不详；二、明待建州最厚，清人尽讳之，明史中务尽删没，而清代祧庙中永奉肇景兴显四祖，致论清事者疑其世系之不确。清先世世系惟孟心史（孟森）博稽史料，始大发明，心史先生自谓‘可云前无古人’实则可谓‘后无来者’也”。除文字记载不发达的原因之外，郑天挺特别指出清代皇室刻意隐讳，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尽管由于史料无征，很难确定满洲先世的具体世系，郑天挺仍以精细的考证，将满洲先代世系研究进一步深化。

对于清代先世之姓氏起源，学界说法不一。明朝初年的朝鲜文献如《朝鲜实录》《东国舆地胜览》多称清代先世为童氏；《明实录》《皇明从信录》《东夷考略》等史料则称其为佟氏；朝鲜《李朝太祖实录》有“女真则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之说，且注明“古论与夹温皆其姓也”；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以为“夹温”、“古论”为官名。郑天挺以为童氏或佟氏说法定有文献依据，稻叶君山的官名说尤妄，合音说也没有太多凭据，“夹温”“古论”、“高”盖为三万户之姓氏，夹温姓氏源于夹谷，为金源白号之姓，译为汉语称“同”、“童”或“佟”。通过考察了清代先世与金朝的关系，他指出清代先世与金朝完颜氏不同姓但属于同一部族，觉罗本为女真旧姓，清代国姓即出于觉罗氏。最终，郑天挺提出“清代先世以童佟为汉姓，由于同字之转。同姓之来由于夹谷，清太祖重定姓氏，微易其字而未觉罗，复加爱新于其上，以示尊异”’。在博稽史料的基础上，郑天挺以扎实的文字音韵学功底和精密的考证方法，阐明了清代先世姓氏来源和演变情况。以满洲皇室姓氏起源研究为基础，郑天挺还深入考察了满洲姓氏与旗籍的关系。

对于清朝皇室之种族与血系，世间有多种说法。日本学人为侵略张目，多强调满洲种族血缘之独立性。为此，郑天挺1944年发表《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以确凿证据严密论证了清代诸帝的血系渊源。他认为清初虽有祖训，禁止宫中蓄养汉女，但世祖时诸妃有陈氏、唐氏、杨氏、苏氏圣祖诸妃有王氏、高氏、袁氏、刘氏，世宗诸妃有耿氏、齐氏、李氏、宋氏，皆为汉姓，清太祖以下诸帝均非纯粹满洲血统。圣祖为四分之一汉族血统，四分之一蒙古血统，二分之一满洲血统；清世宗亦有八分之一汉族血统，八分之一蒙古血统；清高宗有十六分之一汉族血统；清仁宗母孝仪后为清泰女，清泰本姓魏氏，本汉军汉族，故仁宗血统更增添新鲜汉血成分，因此郑天挺提出：清皇室血系之复杂，在宣宗以前，累世均有新血素之参入，此与当时武功之奋张，文化之调融，不无关系。……雍正、乾隆轻藐汉人，时肆诋祺，而自忘其亦有汉人血素。设详求清代外戚血缘，以作更密之探讨，可述者当尤过于此。

郑天挺在学术上不断追求新水平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关于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的探讨。1962年他写过《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在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他没有以此为满足，此文发表后，又继续探讨了十几年，于1979年进而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一文，对前文在理论上及史实上，都作了大量补充，从而使研究的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郑天挺对于清开国史的研究，就涉及清朝礼仪与明清地方行政等多种制度。清朝是少数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政权，其制度有不少是用满语表达的，具有本民族的特点，研究清史需要读懂这些词汇。郑天挺取清史习见满语18条加以诠释，成《清史语解》。其中不乏排比众多史料，结合满语知识的细密考证之作，如土黑勒威勒、扎尔固齐、巴牙喇、巴图鲁、巴克什等条即是。这些名词是清代制度的称谓，藉此可了解清初政治、军事等多方面问题。包衣制度是清朝的特有制度，郑天挺《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1944年，收入《清史探微》）一文，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衣的性质、产生、来源、组织以及入关后包衣与宦官的斗争。《清代的国家机构及其特点》（收入《及时学人谈丛》）论述了沿袭明制而有所变动的中央集权，军机处成立后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维护满族统治地位的权力分配，地方政府权力的逐渐提高，基层组织等问题，提纲挈领，对于把握清朝国家的特点是很重要的。《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1964年，收入《清史探微》）概述了清代的主要兵制，《清代的八旗制度》（1962年，收入《及时学人谈丛》）对八旗问题作了全面的说明。内务府也是清代特有的制度，《清代的内务府》（1962年，收入《及时学人谈丛》）论述了包衣与内务府、内务府与宦官的关系、内务府经济等问题。1980年发表的《清代的幕府》（《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是一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就幕府的来源、地位、政治作用及发展状况，都作了宏观说明；并分14个方面具体而细致地考察了幕客的来源；首次把清代幕府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郑天挺对明代政治史有全面而细致的研究，他的明史讲义卡片涉及明史分期、明太祖朱元璋的身世、明成祖生母问题、明代分封制度、明代内阁制度、土木之变、大礼议之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以及明末农民战争等很多重大问题，在详细归纳和梳理有关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很多发人深省的见解。如明代的分封制研究。明初朱元璋重定分封制度对明代政治、经济和军事有深远的影响，明代的分封制是明代政治制度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但学界却缺乏有深度的研究。郑天挺早在1939年在西南联大讲授明清史时，便开始关注明代分封制和靖难之役诸问题。为全面考察分封制，他广征博引、勾稽史料，以表格的形式详细列出自洪武时期到崇祯年间历朝的分封概况，内容包括分封诸王的姓名、排行、分封年月和地域，并且还细致地考察了明代分封的特点、分封的目的以及分封制的流弊等。由此，明初分封诸王的权力、所掌握兵力、贡赋和等级便可见一斑。郑天挺认为朱元璋重定分封制有两个目的：翊卫王室和加强边防。与前代分封制相比，尽管明初分封制度下诸藩王有“分封不赐土、列爵不临民、食禄不治事”的限制，但仍然有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通过比较，郑天挺以为《明书》的说法是可靠的，朱元璋晚年已经开始谋划削弱诸王的权力。

郑天挺很关注明代内政外交等重大军政事件。土木之变是明代前期的重要军政变故，也是明代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郑天挺以十几张卡片详细归纳了明英宗被俘后四百多天内所发生的每一起重大事件，而且还深刻地分析了土木之变的原因和对明代军事、政治、经济的影响。他以为自洪武元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之败其间相距八十二年，土木之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明代军制已露破绽：屯兵不能养军，军已不能训练，将已不习武而朝廷不知。地方武力已破败，只剩京卫及班军一部分。二、明代边防已隳，而朝廷不知，依然仿其父祖之亲征”，在郑天挺看来，明朝军事制度的败坏和边防隳颓是土木之败的主要原因。但这次失败的后果非常严重，正如他在讲义里所提到的那样，“卫所制破坏，募兵制代起，仅存之京畿武力亦完；边防废弛，鞑靼始终为患”，因此郑天挺以为土木之变以及由此引发的英宗复辟，是明朝由盛转衰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大礼仪之争是明朝中期另一件重大政治事件。郑天挺很注意考察这次政治纷争，从朱厚熜得以入嗣大统的原因入手，重点分析了杨廷和在这场立嗣之争中的立场。其次，郑天挺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了明世宗六次议礼的大体进程，然后以表格的形式详细列举出朝廷上下支持“议礼派”和“护礼派”主要代表，以及他们在大礼仪之争中的主要言行和事迹。王守仁作为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大礼议之争是如何看待，学界鲜有论及郑天挺非常关注王守仁在大礼议之争中的态度。对于大礼议之争的影响，郑天挺认为这场纷争绵延十多年，对明代政局演变有三方面深远的影响：首先，“张、桂、方、黄数年拜相，开逢迎躁进之风”其次，“旧臣斥退，开朋比之渐”。再次，大礼议破旧立新，对学术的影响是促进了“学术思想之解放”和“朱王两家学说之消长”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之争，其实质无非是世宗皇帝朱厚熜为巩固皇权，所发起的一场持续十余年的政治斗争。明世宗在政治上的改弦更张，破坏了持续稳定的政治传统，对明代政治走向影响非常深远。

1949年1月，郑天挺任北大校务委员、史学系主任、秘书长，并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两书出版。

1952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在南开大学期间，他先后讲授《明清史》《明史专题》《清史专题》《史料学》《明清土地制度》《清史制度》等十几门课程，主持校点《明史》，历十数寒暑。他在南开大学先后接受了鄂世镛（辽宁大学）、黎邦正（西南师范大学）、孟昭信（吉林大学）、魏谦志（河南师大）等多位外校教师前来进修明清史，指导其学业。

1955年，与武汉大学唐长孺共同编写了部定高校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大纲》。1961年以后，参与了教育部组织的文科教材工作，担任历史组副组长，与组长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一起主编了卷帙颇多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单独主编了《史学名著选读》（共出版五本）。

1956年，郑天挺创建了明清史研究室，郑天挺亲自担任该室主任之职。明清史研究室的创立，为南开大学明清史学科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组织保证。

1978年，在上级的支持下，郑天挺召集分散在历史系及校内有关部门的原明清史研究室成员郑克晟、林树惠、王文郁、汤纲等，重新恢复了明清史研究室的建置，并出任研究室主任之职。自1978年起，郑天挺教授还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到1981年止，连续招收3届，计有白新良、林延清、汪茂和、王处辉、何本方等5人。

1979年下半年，郑天挺受教育部的委托，在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主办了全国高校明清史教师进修班。入班学习者有来自吉林大学（梁希哲）、武汉大学（张薇）、山东大学（周祚绍）、兰州大学（唐景绅）、四川大学（李映发）、内蒙古大学（包文汉）、暨南大学（杨国儒）、河北师大（白淑惠）、湖南师大（陈权清）、华中师院（张洪）、西北师院（徐立志）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詹家豪）等11个院校、单位的11位中青年明清史教师和明清史研究者。在开班半年中，郑天挺教授亲自并组织研究室研究人员，每周上课两三个单元。为了便于其学习，还特地主编了教材《明清史资料》上下两册。除了讲课外，又组织到西陵等地参观。

1980年，郑天挺在天津主持召开了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了《清代的幕府》论文。同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郑天挺被选为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并任执行主席。郑天挺在晚年还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国务院学位委负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1980年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探微集》和《清史简述》。《探微集》中包括了他50年代以来撰写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关于丝绸之路》等论文共四十三篇。

任继愈：郑先生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重实行，不尚空谈，洁身自好，……继承了乾嘉以来朴学实事求是的治学传统。

缪钺：“十年动乱”使我国的学术文化受到剧烈摧残，有青黄不接、人才寥落之叹。正希望多有像郑先生这样的通人硕德倡导风气，端正趋向，诱掖后学，广育人才，而一旦溘逝，其为损失，宁可估量？所以我之哀悼郑先生，也正如古人所说的，“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

王永兴：

何炳棣说郑天挺是“当代完人”。

杨志玖：郑天挺先生道德高尚，涵养深厚。他律己严，待人宽，生活朴素，心胸开阔，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服膺真理，追求进步。他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又具备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他教书又教人，不仅在治学上是导师，在做人上也是典范。

郭建荣：

《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合编）、《史学名著选读》（主编）等。

《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发羌之地望与对音》《清代的幕府》《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郑天挺不时会去书肆或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逛逛，每购得图书必记录在册，“饭后至大街散步，购安南文《三字经》一册”。有时会制定计划督促自己读书，分史书和杂书，每天读何书、读几页云云；有时也会任性读书，书买回来在几天之内便读完。理发等位时也带着《明史纪事本末》一册，“且候且读”，但也常因睡前嗜读而睡眠不足，“余就寝往往读书一二小时，此最恶习。知而不能改”。暑假中，他想借阅史学系阅览室的善本阅读，但又担心因战乱而保存难周，“踌躇再四而不能决”。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清华大学举行第六届留美公费生选拔，时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郑天挺被聘为考试委员会、研究论文评阅委员会委员。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初夏某日上午，何炳棣在历史系办公室遇到郑天挺，被问及留美明清史考试情况。何炳棣谦虚地说，只能打四五十分。“他说我得了74分，是最高的。听了这话我内心才千肯万定，我今番考取了！”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3月10日，清华研究生蒋相泽到郑天挺家中，就雍正对政治制度之改革问题向其求教。“余在班上讲雍正时代之重要屡矣，意欲北大学生中有人注意之，竟无人，去年何炳棣来谈，余述及此，炳棣甚兴奋，而以考取留美治西洋史，不能兼顾，再三向余言必须有人切实注意之，炳棣与鹏毓相稔，以为或又劝其作之，亦未然，今相泽来请，允之。”不难看出，郑天挺起初是属意何炳棣来做这个题目的，以学术水平衡量，他也是不二人选。何炳棣因留美无法兼顾，则鹏毓也可，谁知都不能遂意。虽然对相泽主动上门求教，郑天挺也“允之”，但毕竟不是第一人选了。郑天挺说何炳棣“留美治西洋史”，实际何炳棣一生都没离开中国史，终成一代史学泰斗。

2019年9月10日，纪念郑天挺诞辰120周年暨第五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综合业务西楼报告厅开幕。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新生、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朱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冯尔康、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欧立德，以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负责人、郑天挺家属代表等出席开幕式。

2020年9月，在郑天挺家属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校史馆特推出“史学大师郑天挺——郑天挺先生生平纪念展”。展览分为“诗书传家、学以报国”“负笈北大、因缘际会”“教以为生、求真求用”“实心任事、鞠躬尽瘁”四个部分，以图文与实物相结合，通过线上线下展厅，展示史学大师郑天挺先生爱国爱校、潜心学术、奉献教育、鞠躬尽瘁的一生。展览时间为2020年9月1日至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