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主体性和感觉丰富性、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思维方式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在场形而上学”等的批判与解构。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然而，在理论上具有反传统倾向的哲学家在现代西方的各个哲学流派中都能找到。当代美国活跃的后现代主义者之一格里芬就说：“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 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一种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这样一来，不同时期具有这种反传统理论倾向的哲学理论流派都可归于后现代主义，如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根本不考虑艺术的本质，而是竭力抹杀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甚至断言“艺术已经死亡”。

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均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他们各自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固有或者既定的理念。由于它是由多重艺术主义融合而成的派别，因此要为后现代主义进行精辟且公式化的解说是无法完成的。若以单纯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说，最早出现后现代主义的是哲学和建筑学。当中领先其他范畴的，尤其是六十年以来的建筑师，由于反对全球性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缺乏人文关注，引起不同建筑师的大胆创作，发展出既独特又多元化的后现代式建筑方案。而哲学界则先后出现不同学者就相类似的人文境况进行解说，其中能够为后现代主义大略性表述的哲学文本，可算是法国的解构主义了。 设定相对主义。不是不讲道德，而是反统一道德；不是否认真理，而是设定有许多真理的可能性，从个人的角度、情境的、文化的、政治的、甚至是性的角度。后现代主义反对连贯的、权威的、确定的解释（包括对圣经，和其它信仰宣告）。个人的经验、背景、意愿和喜好在知识、生活、文化和性上占优先地位。

解构文本、意义、表征和符号。后现代主义认为对给定的一个文本、表征和符号有无限多层面的解释可能性。这样，字面意思和传统解释就要让位给作者意图和读者反映。这样，男性传统的解释就被女权主义者和被边缘化了的解释者解构了。

批评权利和信仰的系统。认为政治党派联盟是基于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忠诚；信仰的好坏基于对其的个人体验。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与无政治信仰相联系；在灵命生活里，它是折衷主义（全凭在平安、安全、价值和目的方面是否有舒服的感觉）。后现代主义的反“元解释”和“文本意义”也为其本身带来了巨大的力量。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评判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不再拘泥于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从而使人的思想得到彻底的解放，也使人对于自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同时，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导致了价值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产生，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价值的相对性和多元性。

若论者接受现代主义是战后社会的处境：人类以刻苦自强精神来重建文明，建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社会发展运动，当中又结合美国的清教精神，和冷战时代的美苏二元对立政治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了解到为何后现代主义衍生的文化信念会是反对主流方案、反对单一以理性为中心、反对二元对立，更反对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的美式文化生活。相反的，对于现代主义以前的旧式社会生活方式，人们却充满了怀念之情。建筑师对都市文明和乡间生活的反思，引发我们对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对人类正面和负面影响的思考。当然由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脱离现代生活方式的制约，而各种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现代文明的生活。思想家和各种艺术家就以各自的方式，解开我们对现代文明生活的迷思。 为当下人类这种情结提供最深刻解说，且为解开迷思提供方法论基础和实则演练的，是法国的解构主义。必需注意的是解构主义并不是毁灭主义。因为解构主义对于任何形式透过语言传达的思想都进行解构，令我们知道思想的不稳定性，知识的无常，对任何思想进行系统化、集体性的统一解说都是谬误的。不过，这说法并不是极端的反智论，或者虚无主义，因为德里达反对的并不是思想或者知识本身，而是对思想成为体系，或者集结成为政治力量（例如各种意识形态）的反动，德里达为所有我们认为是经典的核心理念，进行原教旨式的辩式，用类似中国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分析方法，令其意义向外扩散。论者认为解构主义是以诠释学（Hermeneutics）的一种变现，而且是极端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操作。由于语言成为哲学论说的必然方式，解构语言（包括内容及形式的交差指涉）进行极端细微的close reading，就能够策略上解读文字所包裹着的理念。其实后现代主义所使用的解读文字方法，并不是德里达所独创的。于七十年代当解构主义传到美国之后，在耶鲁大学的几位学者之中，就有Harold Bloom有关犹太神秘解经学Kabala的研究，成为一种独特的解读语言方式。这些也是后现代理论中最为神秘的部份。

解构主义的思想根源有现象学、海德格尔和东方哲学。其中海德格尔晚期哲学亦深具东方（庄子）色彩。对东方哲学有理解的，应不难在解构主义中找到东方哲学的脉络。

哲学论述是后现代主义热闹的场境，各参加论述的有：

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李欧塔的后现代状况与元话语的终结

让·鲍德里亚的超仿真

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现代主义永不完成论

德勒兹/加塔利的后俄狄浦斯

理查·罗蒂的启迪/教化哲学

特里·伊格尔顿的文艺理论

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全球化和后现代社会的讨论

哲学的非指向性期待

总的来看，后现代思维在哲学上抱持一种对于逻辑性观念与结构性阐释的“不轻信/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导致其本身对于思想、事物以及外在感觉的愿望缺失，因为在后现代者看来，他们的思考无从依靠，他们既不肯定历史的经验，也不相信意义的本源及其真实性，对未来更无所希冀。除了怀疑之外，他们的思想在理性思维者看来几乎是凝滞的，他们只能寄生在现代启蒙理性之上作个永远的捣蛋鬼。因此大部分学者（在他们的头脑中现代理性占有绝对的比重）都惯于使用启蒙的眼光和理性的词汇，把后现代当作一个对立面来阐释，于是一大批具有明确指向性（反抗性）的词语（如：颠覆、反叛、否定、拒绝、抵制、反**、非**或无**等）在后现代的定义中大行其道，一时间，后现代在哲学上的破坏/叛逆者身份深入人心。而实际上，像Derrida（1967，Of Grammatology）所提醒的那样，我们正中了语言的圈套，忽视了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及二元对立体系指导下的语言构成力量，想当然地把无辜的后现代想象成了一个具有明确目的性的抗体。当我们把后现代看作是零散化与叛逆性的代表时，我们本身就已经失去了思维的平衡性，站在了理性的一边，以整体性的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看待后现代现象。这种行为本身造成了一种对后现代理解的偏激和错位。可悲的是，我们即使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公正，却无力改变这个现实，因为我们的语言无论在历时的传统上还是在共时的平面中都具有无法逾越的局限性。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以个性自由的心绪和非在场的怀疑态度去平和地参与后现代的一切，即所谓的非指向性心态。

启蒙理性的怀疑之路

自启蒙主义开始，理性就被现代哲学尊为至上的权威。（而后现代把对理性的怀疑态度作为其最重要的标识）。但当代哲学对理性的责难却并非始于后现代的发端。在启蒙诞生阶段，经验论者就与理性论者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康德（Kant）虽然构造了一套完整的理性认知体系，他却首先对启蒙思想的知行观（即理性认知经验主导一切的说法）进行批判，提到人的先天认知能力的局限性（Habermas，1971，Knowledge Human Interests，p4–14）；接着，黑格尔对认知的历史局限性的思考和对知识的异化问题（知识对人的控制与奴役）的初步探索都成为使“现代性”产生动摇的关键（ibid）；到了19世纪末，尼采提出非理性主义，对现代理性发动总攻，其后激荡出了以彻底反传统、反理性、反整体性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王岳川，1992，《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P151）。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种子生发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态势。从对黑格尔的继承来说，先有法兰克福学派对知识异化的进一步阐释，继而导致马尔库塞（Marcuse）将矛头直接指向工业社会与科技进步的左派激进革命和福科将矛头指向话语权利的新保守主义的一部分（右翼）；后有伽达默尔在新诠释学中对历史和语言中的真理经验的重新诠释；再有哈贝马斯走折衷路线的新理性回归与Lyotard的彻底反击。从对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继承来说，一方面是德勒兹、福科的新尼采主义，另一面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而在限止右翼疾进的道路上，除了Habermas之外，还有新历史主义与伊格尔顿的批判等众多学说）。

面对异化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率先指出，在启蒙时代初期，理性就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助人们摆脱蒙昧与恐惧的人文理性；另一类是帮助人们了解自然规范生产的工具理性。二者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和谐统一的。然而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科技理性逐渐代替了工具理性的角色并在与人文理性的共存中占了上风，人文理想中的自由与人权渐渐被科技理性所主导的标准化、统一性、整体性所侵蚀，这样人所创造出的科学技术反过来控制了人的思想行为与文化生活，人们不得不以内在的精神沉沦去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厚，人异化了。面对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衍生出了两种思潮，一个是马尔库塞所倡导的，矛头指向工业文化与科技进步的左翼激进革命（甚至包括我们的文革），它以彻底地破坏工业生产和科技进步为主旨进而逼迫资本主义露出残暴的嘴脸；另一个是福科等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这实际上是右翼新保守主义的开端，它倡导一种温和的范式转换并改变文化中的语言结构以抵消霸权与垄断。这股右翼思潮被普遍认作是后现代哲学期待的源初设想。在电影中，它被赋予至少三个使命：一是反映人的异化，即工业文明对人的自由精神的蚕食；二是讽刺左派激进行为的浪漫与不实际并引导观众进行反思（如反映文革的电影）；三是以拒绝整体性、同一性为前提，对电影的传统模式、规范、语言和结构进行转换性尝试来离散电影的中心话语权利，使观众的主观精神重获自由。

新诠释学的真理观

在新诠释学中，伽达默尔寻求的是超越科技理性与科学方法控制范围的真理经验。他把对真理的认识分为审美、历史和语言等三个领域来展开（Gadamer，1975，TruthandMethod），在这里（哲学范畴内）我们只对后两者进行评述，而把真理的审美领域放到第3部分（审美范畴）去探讨。在历史领域中，伽达默尔强调了认识真理的两个关键概念：一个是“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他强调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是我们的一部分，由于时间空间与记忆的相互作用，我们总对存在的传统（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构成了我们全部的体验。而理解活动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并使过去和如今不断融合，因此理解不仅以偏见为基础，它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偏见，所以不仅历史决定我们，我们（的理解）也决定历史。另一个关键概念是“视界融合”，伽达默尔指出蕴涵于文本中的作者的“原初视界”与对本文进行解读的接受者的“现今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些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的更迭所引起的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理解的过程一定是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这个过程是敞开的，是一种历史的参与和对自己的视界的超越。伽达默尔由此认为历史不是绝对主观的也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其自身与它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了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理解的真实。这样来说，历史的真实性在后现代电影中应该首先注重观众的情感与客观历史的交流，具体的说，一方面以小人物和微观叙事来拉近普通观众与历史事件的距离并努力引导观众对历史经验进行多维的、开放式的历史思考，而非盖棺定论式的叙事结果；另一方面是利用怀旧成分来勾起观众对过去的主观性记忆，以倡导一种对待历史（与真理）的主 观与客观的“视界融合”，鼓励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的过程中大胆地运用主观能动性，使历史产生更多的微观现实意义。其次，表现偏见的“不可避免”与对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怀疑也是后现代电影的一部分（像影片Zelig或《阿甘正传》那样，后现代影片总是一次次把我们带入近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却又一次次引导我们去怀疑其来源的真实性，继而质疑历史真实的绝对客观存在，使得历史的距离感和单一的意思固守荡然无存。） 更深层次的，在语言领域里新诠释学对海德格尔所谓：我们“不只在语言中思考，而且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深为赞同。（Heidegger，1962，Being and Time）伽达默尔指出，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理解从本质上说是语言的，语言是一切诠释的结构因素，因此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所以我们掌握语言的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这个掌握的维度就是理解的界限，同时也是语言的界限。（Gadamer，1975，Truth and Method）而后现代要想超越这个由理性、整体性、中心二元性、结构性等组成的理解的固化框架，就必须在语言上寻求一种突破与创新。而电影作为各类语言的综合体（包括：视觉语言、听觉语言、叙事语言、电影本体语言、对白语言等等）显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抱有复杂的语言突破倾向。这些倾向的一个最重要的阐释点就是维特根斯坦与伽达默尔先后提到的“语言游戏”，虽然在伽达默尔那里，语言被看得更本体化一些，但两人的观点还是近似的。他们指出语言---无论是对话、文本还是叙事，都如同游戏一样：没有主体、没有终极目的，言说者只是沉浸在语言的交流过程里，娱乐其中。这实际上要求后现代电影在叙事语言上淡薄中心而注重外在的叙述技巧和开放式结尾；在叙述过程上体现一种过与逻辑化的陈词滥调来反衬理性话语的乏力，以使观众从绝对理性的真理束缚中摆脱出来，还原语言的本体地位。

新诠释学的“参与性”审美观

伽达默尔在新诠释学的审美领域主张一种改造性的审美态度，这逐渐发展成为后现代审美思维的一部分。它并不要求（苛求）作品的原意与审美表达在受众那里得到绝对的复原，因为作品的存在应超越任何历史限制，其所散发出的审美意义应属于永恒的。因此，后现代电影倾向于鼓励和启发接受者在理解活动中产生新的、个性的、现实的审美认识，重视观众的参与性，强调他们的现实心态与作品的“视界融合”与互动，并力图打破封闭的叙事系统，为多元消解、拼贴、戏仿提供可行性，最终为观众创造更广泛的审美参与空间。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不过，法国当代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论说，往往被论者认为是对现代性的问题，提供了最激进最有效的反动，全面解构（并非否定）由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其中由语言学入手，批评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论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现代主义论述亦即时成为被解构的案例之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不单只为批评现代主义所谓的方法论（这表达方式是德里达独创使用，表示在行文间既要使用这概念，但同时亦解构其内涵，原本的表达方式，应以交差号，但标点以此取代）基础，更以解构主义的放射性阅读，重新解读西方多本主要的哲学论著。找出当中自我解构的基因。另一个主流是由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现代主义永不完成论为基础，认为现代主义为人类提供动力，永恒为改进自己境况而努力的思想方式，故此，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所强调对于固有意识反动的提法，根本就是现代主义的核心精神，也是人类可以不断创新的推动力。后现代主义只是继承现代主义方案的一种表现。

也有不少论者认同后现代主义等同现代主义晚期逻辑的说法，其中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如Frederic Jameson，Terry Eagleton等持这一说法，当中亦结合了马克思对于晚期工业社会的批评，形成一体。

在文学批评上，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整体文字论述结构，进行排山倒海的解读，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主要是在各著名大学的外语学系（尤其法国文学或比较文学系内），其间外语学系人才辈出，最有名的有美国耶鲁大学的耶鲁四人帮，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应欧美文学作品，进行解读：

Paul De Man

J.Hillis Miller

Geoffrey H.Hartmann

Harold Bloom

一种知识上的运动，摒弃传统上所谓“绝对和普遍真理”的观念，尤其是注意弱势力量、环保、全球化、政府行为和谈判、双果原则、伊斯兰教边缘化、恐怖主义等问题。

在人文思潮方面，论者指出现代的后期，是一种对现代表达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的颠覆和反叛。所谓现代表达方式甚至思维方式，是指以有核心思绪，或者有既定论述规格，表述事物的真理性，可是，随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测不准定理及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出现，人类渐渐明白到科学也有其不确定性，且认为科学并非可以用以解决任何问题。现代主义的动摇，也就引起后现代主义渐渐的崛起。

在文艺创作风格上，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具体、单一的风格，也不因为作品的时代而界定为“后现代主义”。而且很难以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论来强行规范艺术创作，对于先有后现代主义理论，还是先有后现代主义艺术品，也没有定论。

另一个特点是跨学科和跨创作媒体，建筑、文学、绘画、设计、家具均有设计师，在各自的艺术场境内进行后现代式的表述。不过，由于后现代主义是对于创作主题和创作形式都有颠覆性的新思维，令风格很难一致，要表述各创作领域的后现代境况并不容易。

笼统的划分，可以说40年代到60年代是现代主义建筑、国际主义风格垄断的时期，70年代到如今为止是后现代主义时期。60年代末期，经历了30年的国际主义垄断建筑，产品和平面设计的时期，世界建筑日趋相同，地方特色，民族特色逐渐消退，建筑和城市面貌日渐呆板，单调，加上勒·柯布西耶的粗野主义，往日具有人情味的建筑形式逐步被非人性化的国际主义建筑取代。建筑界出现了一批青年建筑家试图改变国际主义面貌，引发了建筑界的大革命。

最早提出后现代主义看法的是美国建筑家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他在大学时代就挑战密斯·凡赛罗的“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原则，提出“少则厌烦”（“less is a bore”）的看法，主张用历史建筑因素和美国的通俗文化来赋予现代建筑以审美性和娱乐性。他在早期的著作，《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中提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原则。而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进一步强调了后现代主义戏谑的成分，和对美国通俗文化的新态度。

美国建筑家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从理论上把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加以整理，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他的《现代古典主义》（Modern Classicism）一书中完整的归纳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依据，可能的发展方向和类型，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奠基理论著作。

美国作家和建筑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继续斯特恩的理论总结工作，在短短几年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包括《现代建筑运动》、《今日建筑》、《后现代主义》等等，逐步总结了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和理论系统，促进了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

1.“戏谑的古典主义”（Ironic Classicism）或译为“嘲讽的古典主义”。也有人称为“符号性古典主义”或“语义性古典主义”。是后现代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类型，主要的后现代主义大师都在这个范围内。

使用部分的古典主义建筑的形式和符号是其基本特征，而表现手法却具有折衷的、戏谑的、嘲讽的特点。从设计的装饰动机来看，应该说这种风格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人文主义有密切联系。与传统的人文主义风格不同在于嘲讽古典主义，或者狭义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明确地通过设计表现现代主义和装饰主义之间的无可奈何的分离，而设计师除了冷嘲热讽地采用古典符号来传达某种人文主义地信息之外，对于现代主义、国际主义风格基本是无能为力的。因而充满了愤世嫉俗的冷嘲热讽、调侃、游戏、玩笑色彩。

2.“比喻性的古典主义”（Latent Classicism），这种风格其实也是狭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一个类型。它基本采用传统风格作为构思，设计多半处于一半现代主义，一半传统风格之间。它与“戏谑的古典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这派设计家对于古典主义和历史传统具有严肃的尊敬态度，绝对不开玩笑。他们取古典主义的比例、尺寸、某些符号作为发展构思，因而具有比较严肃的面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派的作品更能为大众接受。

3.“解构主义建筑”解构主义建筑是一个从80年代晚期开始的后现代建筑思潮。它的特点是把整体破碎化（解构）。主要想法是对外观的处理，通过非线性或非欧几里得几何的设计，来形成建筑元素之间关系的变形与移位，譬如楼层和墙壁，或者结构和外廓。

4.“新现代主义建筑”是现代主义建筑对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一种回应，以简单和平民化的设计，表达实用和廉价也可以达成艺术和精神上需求，而不一定要花俏昂贵的过度设计和建材浪费、功能折损。讽刺的是有时新现代主义建筑也被归类为后现代，因为凡是不同于现代的都算是后现代。

5.“奇异建筑”奇异建筑是后现代主义建筑中的一个流派。其特点是各不相同。有人说它的创作目的就是成名，把建筑当作游戏。

建筑学的现代主义体现在所谓国际主义的设计风格上，以美国在四十至六十年代的建筑为代表，其中特点是功能性和扩大建筑物可用空间为首要理想，对于环境、人文境观、美学的考虑只是次要的。到六十年代欧美普遍出现一批年轻建筑师，开始一些具人文思考、强烈装饰性（甚至可称后巴洛克式）及有深入空间思维的建筑境观出现。建筑师尤其喜爱透过建筑景观，表达对旧文明、自然界，以致梦幻的追想。 但同时亦有另外一批年青建筑师如Norman Foster，弗兰克·格里（Frank Gehry），都喜爱利用科技化的建筑技术，来突显建筑对都市空间的隐喻性对谈metaphoric dialogue。Norman Foster对摩天大厦的高科技考验、对香港汇丰银行的隐喻，以至伦敦市中的30St Mary Axe，都对都市景观造成颠覆性影响。而Frank Gehry对于非直线设计的应用和结合电脑高端技术的做法，都影响了当下的设计风格。

为了挑战现代主义的极限，艺术与设计家于是以后现代主义来统称当代各种主义，如女性主义、多元文化、解构主义、时间元素、媒体应用、物质主义等。这些观点强调艺术品的创造与欣赏没有单一的、绝对的答案或标准，作者与完成品的情感脱离，且作者、观众、策展人（或展场）与环境（或现象）都是艺术作品的参与者，如此一来，艺术创作与鉴赏都变得非常多样。

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包括新小说派、“黑色幽默派”、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新小说派：西蒙《弗兰德公路》、萨洛特《怀疑的时代》

黑色幽默派：冯尼戈特《第五号屠场》，约翰.巴斯《烟草经纪人》、品钦《万有引力之虹》

垮掉的一代：金斯堡《嚎叫》、杰克·克鲁亚克《在路上》

堂皇语境的终结与多元化：由于前文中所述“知识的异化”问题不断激化，自启蒙主义以来，原本并列而生的两大科学体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逐渐拉大，呈现出人文科学容忍退让，自然科学步步扩张的态势。这在Lyotard那里被看作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全部历史”（1984，The Post 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他指出自然科学在排斥了人文叙事之后，其单一的逻辑话语仅仅具有指涉性与实证性，却难以完成对文化意识的替代，更不具备人文科学的多种价值关怀。因此那种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以单一的标准去裁定所有差异进而统一所有话语的“元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势必被瓦解，而电影在这个瓦解过程中大致表现出两个倾向。一个是元叙事的合法性由于其基础---堂皇话语环境---的终结而遭质疑。传统的元叙事电影遵循的是以英雄为中心的堂而皇之的叙述模式，而后现代电影倾向于将堂皇叙事的社会的语境（如圣贤英雄、解放拯救、光辉的胜利、壮丽的远景等）散入叙事语言的迷雾中，使观众对堂而皇之的历史言论，或历史上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的“主题”产生怀疑，并以平凡的小人物、平凡的主题、平凡而琐碎的故事取而代之或利用堂皇叙事与平凡话语间的杂揉、拼贴和交替衍生来反衬、嘲弄元叙事的理性偏激。另一个是后现代电影并不把元叙事所追求的共时（即通过同一性的中心维系作用实现整体思想的一致，如电影“梦幻般完美的故事”、“逻辑缜密的对白”、“封闭的结构”以及“完满的结局”等）看作是自己的终极目的。按照Lyotard的设想，后现代作品更倾向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或者说提倡语言游戏的异质多重本质，即多元式的话语异质。具体地说，就是从影片的“文本叙事”、“话语传达”到“受众接受”的各个层面都引入多元化的概念，不再强求故事、结构与电影文本内在表达的至全至美和接受共鸣，转而更宽容地面对影片各层面的断裂、局限、矛盾与不稳定性。

中国香港导演刘镇伟作品《大话西游》，由周星驰主演，在这部无厘头电影作品当中，充斥着非常多的后现代主义手法。一开始影片相当的冷门，直到21世纪，后现代主义被引入中国，国人才看懂了这部影片。在抱头大笑的同时，领略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魅力。

后现代主义家具是突破传统家具的繁琐和现代家具的单一局限，将现代与古典、抽象与细致、简单与繁琐等巧妙组合成一体。

解构一词是指对恒定意义的分离，它作为后现代对“结构”（主义）的在场、秩序和中心整体性反击的一部分，其某些具体策略对西方电影的后现代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节就结合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与建议对电影的后现代思路进行梳理。 德里达首先提倡在文本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非必然的联系，其目的在于突显能指与所指搭配的任意性和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使所指脱离即定能指的依附从而扰乱固化的结构思想。反映于电影中，这个策略有利于打破现代主义电影的两个符号学对意义的深层次指涉。像拉康所谓“滑动的所指”那样，使几个所指同时漂浮于电影本体的能指符号之上，可以扰乱观众心中固有的“能所”对应模式，导致意义反射的不确定性，继而反映一种去中心、去深度的平面思维形态。

其次德里达鼓励策反文本结构中的个体，拆解它们对结构中心的绝对服从，这主要是针对现代哲学的同一性、中心性与整体性而言的。具体到电影中，非线性叙事得到广泛的应用，使得影片零散的局部意义得到重视，也利用开放式的结构来突破影片中心结构的自我封闭，继而促成各本文结构的差异性交流与参照，即不同文本间的差异互通，如并置、拼贴、杂揉、互涉等等，并随着对外来差异的引入与参照对原本文的结构中心形成拆解态势。

解构哲学也反对文本结构的先验性与意义透支。由于结构具有固定性和确定性，相反的结构往往产生类似的意义，久而久之，人的头脑会由于局部结构的刺激而映射出大致全部的意义。对于有经验的观众来说，传统电影往往只放映了一半，全片的意义归宿就已了然于胸了。这些被意义透支所笼罩的形而上学的先验结构被解构主义斥为乏善可陈的守旧根源。因此在后现代电影中经常可以捕捉到一个看似熟悉的结构，然而很快这个感觉会被逆预见而行或独立于结构之外的意义所打乱，这类出乎意料或出其不意的元素有助于消解观众对结构的期待，打破结构主义的整体同一性，也有助于培养受众的怀疑（不确定）精神与多元心态。

另外打破观众对“在场”的信念与憧憬也是解构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德里达看来，结构主义的中心性与整体性是建立在“在场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解构主义相信电影作为各种语言的综合体可以给观众呈现亲临其境的实体性存在，即不需要媒介参与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就来自于人们的理性传统对“在场”的信念，凭借这种信念，人们总是幻想着在他们自己所能看到和接触到的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整体的现实世界。因此我们会为主流电影的梦幻经典故事而动情。但作为对立面，解构主义并不走向唯心，它只是对电影作为媒介来伪装世界的真实性（在场）的作法颇有微词并对媒介还原真实在场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为此，后现代电影倾向于将观众从梦幻的故事里拽出来或阻止他们进入故事的梦境中去，使他们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在看电影的）第三者而非主人公，并使他们对“在场”的幻觉与憧憬变为泡影。同时，对在场的拆解与对真实性还原的怀疑也给后现代文化视角中Baudrillard所谓的“虚拟现实”埋下了伏笔。

社会文化领域的更迭态势

它主要研究后现代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给电影带来的问题与启发。后现代不只是一个主义，它更是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希尔（1998，P98）也强调后现代主义一词可以被用来形容一个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新秩序。对于电影来说，以这个新秩序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剖析。一个是研究传统的工业秩序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另一个是讨论科技革新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影响。

希尔在《牛津电影研究导读》一书中总结了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转型特征如下：第一，社会的经济重心由产品制造业转向服务行业，剩余价值的来源从一、二产业转向各经济服务领域，如商业、银行业、信息业等等；第二，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模式被“后福特”生产模式（post-fordist）所取代，灵活而个性的消费需求成为生产的风向标，即消费主导生产，主动权在买方市场，卖方不再单纯追求产量而是倾力打造品牌并提升产品的品位（这导致广告的兴旺与大众对时尚生活的向往。后工业时代不仅生产产品，也生产“渴望”和“需求”——Harvey，1989，The Condition of Post modernity）；第三，从事服务行业的白领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他们的意志代替了少数精英分子的高端幻想而成为引领社会文化生活的主流形态---既大众文化；最后，（受时尚消费观念的影响）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倾向于具有灵活多变的（不确定的）身份认同特征，人在浮华的社会表层更倾向于在诸如性别、宗教与性取向、理性判断等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身份与性格特征。 于是作为后现代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电影一方面自觉地、无从逃避地反映着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倾向于对后现代社会生活表现出或焦虑或讽刺的意味，而不管是焦虑的对象还是讽刺的矛头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这个消费日益主导一切的社会，从而反映物质对人的异化。

科斯洛夫斯基（德）在《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P143提到“不是艺术应适应技术，而是技术的发展应适应文化及人文情境，这是当今所要求的”——这充分说明，后现代社会实际上在科技与人文的立场上采取了折衷的态度并力求在文化中寻求二者的平衡点，注重技术的精神含量。因此以“后工业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的研究（包括电影研究）有必要向文化研究视角转移。

首先技术的进步在现代社会导致了功能主义的繁荣，这体现在现代建筑的简约风格与批量的廉价上，按科斯洛夫斯基的说法（P142），现代功能主义建筑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在六七十年代尚能有广泛影响的美学风格，由于其力图摆脱历史主义的桎梏，是历史的东西（建筑的历史文脉）正在危险的丧失，今天不仅成为平庸之作，而且愈益失误”；另一方面，现代的建筑环境“使人们囿于一个技术的、远离自然的、城市化的世界中”（如香港的水泥森林），这导致人与自然的隔膜，也使科技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平衡受到破坏，即“人自身必须不断去适应技术或在技术中感到自己完全是多余的”。面对科技与功能主义对人文环境的异化，后现代电影或选取历史、怀旧的场景来唤起观众对历史感的审美兴趣以承接社会文化的历史血脉，或（刻意地）着力突显影片建筑与背景环境的非人文性特征以衬出科技理性的冷漠与作者的焦虑。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电影与后现代建筑是殊途同归的。虽然后现代建筑倾向于在功能、审美与历史地域文脉之间追求一个平衡点以表现建筑发展的折衷，但后现代电影并不倾向于直接将这种折衷的思想映现其中，它与反衬的效果相比要单薄得多。

另外信息与传媒技术的革新和发展也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尔指出，新的媒体科技至少在两方面对人的社会经验与主观认识的重塑产生决定性效果。一方面，媒介信息与图像通过先进的跨区域传播平台（e.g.Internet satellites）的过剩散布正在逐步导致时空概念的空前压缩与紊乱，并致使区域文化与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趋向于淡化其原本明显的空间地域性特征（如民族特色文化）。这个趋势很容易被联系到“全球化”概念的文化领域，并由此出现了后现代电影对待文化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的三重态度：首先，后现代电影倾向于揭示（反对）理性的商品作为消费文化的符号对人性本真的抹杀；其次，对文化全球化采取保守（容忍）的态度，通过电影中的杂揉、并置、空间重叠等手段，打着多元文化的幌子追求帝国主义文化的全球均质，把全球文化统置于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之下，有多元之形而无共荣之实，这虽有利于文化（后）殖民主义的推衍，却也是揭露文化殖民本质的最佳映衬；第三个态度就是面对文化全球化的趋势，第三世界电影所采取的去同而求和的方针，同的反义词是和，不是异，对于全球化与民族化来说，双赢的结局不是同，而是和，也就是同中有异，异中求和。

新媒介与新技术的另一方面效果体现在人对社会文化、现实观念的转变上。按照Baudrillard的阐述，我们正越发地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中，在这里，以信息复制和图像传播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秩序正逐渐代替以劳动力和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旧工业秩序。图像和信息符号正在成为我们了解现实的主要来源。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复制和仿造了的世界中。我们无时无刻地被广告、影视、信息爆炸所笼罩着并置身于“超现实”之中（1975）。对真实的证明显得那么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掌握的一切都只是复制品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对于复制的概念有着广泛的理解和体现，小到对经典段落的模仿（或戏仿以突出其互文性的消解意义），大到对整个影片的时代背景的旧貌还原与历史追溯，甚至是夸张地再现场景与话语环境……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引导我们对现实、历史以及自身认识层面的再生产的真实性抱着一种怀疑的心态。

受哲学思潮与社会文化生活趋势的带动，后现代主义在审美意向的传达上也有着新的追求，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审美在电影中的趋向作细分论述。

对现代主义审美观的改造

在审美领域，后现代主义特征倾向于解决现代主义审美的某些问题。按JohnHill（1998，P99）的归纳，现代主义审美的表达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它正走向思源枯竭的失败；另一方面，由于过度宣扬高雅艺术并缺乏与少数精英以外的公众进行沟通，现代主义审美表达正逐渐失去大众市场的关注与支持。面对这些问题，电影的审美表达在后现代那里显现出三个变化性特征：其一，对大众欣赏口味与俗文化表现出热衷的态度并淡化高端品位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以揭露高雅艺术的伪善；其二，在热衷的基础上显露出折衷主义的痕迹，不拒绝（甚至鼓励）不同风格的类型、艺术手法之间的混合以形成文体的杂揉或强调并置、拼贴和挪用的策略；其三，应对现代主义的文化枯竭，电影的后现代表达倾向于淡化对文艺原创性的强调，转而为戏仿、拼贴创造机会以寻求原始文本的新意。

与理性的斗争是后现代审美体验的核心问题，而具体的抗争行为又体现在不同的层面内。首先，为了对抗理性的束缚，后现代审美倾向于沉湎在某种形式的“前理性的自发性当中”（贝尔，王岳川，P137），于是色情、毒品与暴力——这些“人”作为生物体的本真冲动，成为后现代电影审美体验的一部分。这些原始的非理性的内在冲动的观感对于现代理性生活经验的冲击作用是绝佳的。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对电影人物的自我映射与反省，这种本我的宣泄有助于突破理性思维的障碍，引导观众还原自我的真实性。其次，后现代审美是反释义的（桑塔格，王，P137）认为释义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贝尔也认为后现代审美观应该对“批评”加以质疑，并使批评陷入无以为“评”的难堪的处境。因此开放式的文本结构与晦涩的审美表达经常贯穿于后现代电影之中以拒绝观众的理性思辨倾向、引导他们的个性审美体验活动。最后，后现代美学被强调为一种回归视觉的美学观。这种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是后现代哲学反对现代文本的理性与结构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新兴的媒介技术所导致的图象泛滥有关。回归“视觉”意味着整个社会重新回到了一种感性的审美意识中，生活变得更加平面化，理性的深邃与结构的规范渐渐淡出人们的意识层面。电影在后现代社会中“更注重视觉的冲击力与眩晕力”（王岳川，P136）给观众带来的感官刺激，影片的背景视觉观感也更加精致、奇异或具有对比性。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现代主义风格引领设计潮流已近一个世纪。从威廉·莫里斯为“红屋”设计的家具、到麦金托什设计的直背餐椅、从赖特的“流水山庄”、到格罗皮斯的包豪斯校舍、勒·柯布西耶的萨沃伊别墅。都充分体现了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然而，现代主义在完成它特定的使命后走下了历史的神坛，后现代主义成为主流设计。究竟后现代主义有什么样的特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人性化、自由化

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内部的逆动，是对现代主义的纯理性及功能主义、尤其是国际风格的形式主义的反叛，后现代主义风格在设计中仍秉承设计以人为本的原则，强调人在技术中的主导地位，突出人机工程在设计中的应用，注重设计的人性化、自由化。

体现个性和文化内涵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设计思潮，反对现代主义的苍白平庸及千篇一律，并以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作为哲学基础，推崇舒畅、自然、高雅的生活情趣，强调人性经验在设计中的主导作用，突出设计的文化内涵。

历史文脉的延续性

后现代主义主张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强调设计的历史文脉，在世纪末怀旧思潮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追求传统的典雅与现代的新颖相融合，创造出集传统与现代，融古典与时尚于一体的大众设计。

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元化

后现代主义以复杂性和矛盾性去洗刷现代主义的简洁性、单一性。采用非传统的混合、叠加等设计手段，以模棱两可的紧张感取代陈直不误的清晰感，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杂乱取代明确统一，在艺术风格上，主张多元化的统一。

“冰起于水而寒于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现代主义是起源于现代主义内部的一种逆动，是对现代主义纯理性的反叛，终日面对冷漠呆板的设计人们已感到厌倦，它表达了人们对于具有人性化，人情味产品需求的心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风格上更是两个极端，但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例如哈桑在《后现代主义转向》中对二者的部分进行了如下比较：

现代主义是以理性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以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

现代主义强调对技术的崇拜，功能的合理性与逻辑性，后现代主义则推崇高技术，高情感，强调以人为本。

现代主义遵循物性的绝对作用，标准化，一体化，产业化和高效率、高技术。后现代主义则遵循人性经验的主导作用，时空的统一性与延续性，历史的互渗性及个性化、散漫化、自由化。

现代主义遵循功能决定形式，“少就是多”，“无用的装饰就是犯罪” （洛斯语）；后现代主义遵循形式的多元化、模糊化、不规则化，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双重译码，强调历史文脉、意象及隐喻主义和“少令人生厌”（less is bore）。

一、后现代社会分期及其社会特征

何为后现代主义?

虽然“后现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但是，它仍然有时间上的规定，它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所谓“现代”，按照后现代主义者和哈贝马斯等人的共同理解，从历史时期上讲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启蒙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实际上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过程就是指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机构化和理性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共同构成“现代世界”。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充满发明、革新和活力的过程。“现代性”体现的是理性和启蒙的精神，它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人类会从压迫走向解放。“现代性”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运输方式和交往方式、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形式、现代艺术和意识形态而散布到日常生活中去。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一种“后工业社会”，也称作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体社会、消费社会、最高度发达社会，在文化形态上称为“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时代”。后现代时代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经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它是人类历史的一次断裂或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后现代”之“后”具有双关性，体现对待“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态度。在一种意义上，“后现代”是指叫非现代”，它要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实践、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彻底决裂。“后”可以肯定地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也可以否定地理解为可悲的倒退，传统价值、确实性和稳定性的丧失。在另一种意义上，“后现代”被理解为“高度现代”，它依赖于现代，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新面孔和一种新发展。

如何对待“现代性”，这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以及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采用对“后现代”的第一种理解，把后现代看作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戏剧性的断裂或决裂，是一种旧的东西的终结和新东西的来临。因此，他们对于“现代性”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给人民带来无数的苦难，工业化造成了对于农民、无产阶级和工匠的压迫，妇女被排除在公共范围之外，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采取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政策。现代社会也产生一整套惩罚的制度和实践，以及使它的统治方式和控制方式合法化的话语。现代性使理性走向它的对立面，使自由走向压迫和统治。所以，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们要求用新的价值和政治学去克服现代话语和实践的缺陷，呼唤新的范畴、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用“三分法”把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分为“老保守主义”，即拒绝现代性，全盘否定现代主义。利奥塔、德勒兹被看作是“新保守主义”，巴塔耶、福柯、德里达被看作是“青年保守主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反对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

到底是要继续现代性未竟的事业，还是要与现代性彻底决裂，这构成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然而，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试图把二者辩证结合起来。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美学风格，而且是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詹姆逊吸收经济学家恩内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文化分期与资本主义本身有着紧密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其对应关系如下：

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资本论》时代——现实主义

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不列颠、德意志帝国——现代主义

晚期资本主义——跨国/媒介/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

按照这种分期，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主流。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文化风格，如在市场经济阶段有现实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有现代主义，而多国资本主义阶段就有了后现代主义。针对波德里亚和利奥塔等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历史的断裂”的观点，杰姆逊认为，不同时期的彻底断裂并不意味着内容的完全改变，而是现成大量因素的重构。在早先时期或在系统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一些特征如今变成占统治地位的特征，原先占统治地位的因素退居第二位。这一分析既承认了现代主义文化形式向后现代文化形式转变的间断性和非连续性，同时又承认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于先前的文化因素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放到资本主义的更大的文化框架中来讨论。实际上，杰姆逊是采用了上述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第二种理解，即把“后现代”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更高阶段，是“高度现代”，是对现代的继承和发展。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现代主义哲学的不同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对于起源于希腊的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的“现代主义哲学”的全面批判，这标志着当代哲学思维的一次重大转向。所谓“现代主义哲学”，是指从笛卡尔开始的理性主义哲学、启蒙运动，19世纪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孔德的实证主义，20世纪的马克斯·韦伯的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是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哲学批判和论战中最全面、最激烈、最具根本性的一幕。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和否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三、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哲学

从上述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中，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几点评论：

1、后现代主义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它是当代西方哲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一种理论反省。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社会生活、传播方式、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及意识形态都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暴露得更加充分，这就促使哲学家们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来反思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反思现代化过程的利弊，反思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的正确与否。

后现代主义在这一反省中更多是看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的危害和弊端。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高扬主体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理解为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人类无限制向自然索取，使得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地球已越来越变得不适合于人的生存。现代主义宣扬科学至上，以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然而科学的发展又重新导致人的异化，导致对精神文明和道德信仰的忽视，且科学大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出能灭绝人类的核武器。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在反对封建神学、解放思想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理性主义的绝对统治、总体化或整体性又重新产生了近乎恐怖的思想禁锢和压迫人的意识形态。虽然说后现代主义思考的是资本主义过度的发展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与我国国情相去甚远，然而作为过来人的反省和教训，对于以为现代化有百利而无一害，甚至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一切后果的近视者来说，不亚于一服极好的清醒剂。

2．后现代主义哲学确实是哲学发展的一个转向。当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后现代时代，社会的生产结构、文化形态和交流方式发生变化，必会引起人类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化，哲学这种转向的特点是反对普遍化、总体化、同一性、等级体系、本质论、基础论和表象论，肯定多元性、多样性、差异、非中心、零散化、机遇、混沌、不确定性、流动和生成。而这些特点的确是以往的哲学所缺乏的或者说重视得不够，后现代主义哲学能够把它们提出来研究并且予以特别的重视，这应该说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物极必反的结果，后现代主义在觉得现代主义令人窒息的时候，渴望能够呼吸到一股新鲜的空气。在上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中，应该说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抓住的问题是不错的，击中了现代主义哲学的要害。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西方哲学发展的一次深刻的理论反省，它是西方哲学企图跳出传统哲学藩篱的一次大胆尝试，尽管它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但它毕竟显示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新的转向。

3．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以批判现代主义哲学为己任的，但它并非完全是一种无所建树的、只事消解的哲学。后现代主义力图用自己的理论去取代现代主义的学说。如果毫无建树，批判也就因为缺乏理论基础而成为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的根本问题是过于偏激，对于现代主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把自己和现代主义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两极。理性和非理性、总体性思维和局部性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同一和差异、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结构和解构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因为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而要完全抛弃它们，这是极其错误和幼稚的。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历史作用，科学和理性仍然是中国人今天需要补课的地方。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完全驳倒理性主义，正如有些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们反对总体化的思维方式，反对宏大叙事，但是他们把“后现代”与“现代性”区分开来，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和反省，力图对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一种根本性的转换，这本身就是以一种整体化思维框架和宏大叙事方式为前提的。可见，“后现代”一词本身就与它反对的思维方式划不清界限，这也许说明了“现代主义”思维方式是不能完全被超越的原因。

四、后现代主义与影视文化理论

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波德里亚和美国学者詹姆逊。

“仿像、类像”的概念：波德里亚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仿像”（也称为“类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