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是一个被广泛采用的专业术语，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艺和文化问题，在小说、影视等文艺创作的实践和理论领域中都是一个有着持久言说价值的话题。但作为研究课题，总的来说在国内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引用这一提法或在某些方面涉及这一问题的著作与论文固然数量不小，但专论性的学术著作几乎没有，以其作为标题或第一主题词的研究论文也寥寥无几。在不同的语境下，对不同的言说者而言，由于各自价值取向的不同，在面对宏大叙事的写作模式和具体作品时，对它们的态度也会产生褒义、贬义和中性的差异。同时，由来已久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口号和主流文艺理论话语，也赋予了宏大叙事一些相近提法，使之更加复杂化。

罗斯这样写道：“由于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在连贯意义上将过去和将来统一起来，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的结构，它也必然是一种政治结构，一种历史的希望或恐惧的投影，这使得一种可争论的世界观权威化。” 罗斯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运用了利奥塔的概念，揭示了史学宏大叙事隐含的使某种世界观神化、权威化、合法化的本质，揭示了史学宏大叙事的政治特质。这里的“政治”，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国家及社会治理的政治内涵，更是后现代主义者所阐释的强调一种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以强凌弱的权力政治的内涵，简言之即宏大叙事的政治功能。因此，史学宏大叙事往往与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

可以这样认为，宏大叙事是一种完满的设想，是一种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有始有终的构想型式。由于这种设想无法证实，反而常常会遭到现实的打击而破灭，因此不免带有神话的色彩。另一方面，宏大叙事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大胆设想和历史求证，它的产生动机源于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所抱有的某种希望或恐惧，总要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总要与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联系在一起，往往是一种政治理想的构架。虽然，近些年来，西方史学循着突破政治框架的路子前进，宏大叙事的主题线索偏重经济和文化。但是无论经济还是文化，从最终的结局来说，仍然摆脱不了与政治结构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干系。宏大叙事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叙事，不如说是一种历史构想。它因逝去的历史事实而证实，因将来的历史事实而证伪，是史学家的希望和寄托，是史学家的激励和追求。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界兴起了一场后现代主义浪潮，该浪潮仍作用于哲学、政治学、史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后现代主义在其批判单向度的人，解构理性、大写的人的过程中，以其特有的平面化阐释模式，将人们关注的焦点引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就引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征，即强调消解宏大叙事。然而对于消解宏大叙事的质疑，似乎与要求隐退宏大叙事的声音同样强烈。

宏大叙事研究始于利奥塔的《后现代的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他在对现代知识合法性的无情批判中，探讨了宏大叙事的词源学定义和分类，通过割裂宏大叙事的内在思辨性，探析了宏大叙事遭遇合法性危机的缘由。理查德·罗蒂从哲学角度批判了“真理”等宏大概念，本着“实用主义”的价值信条，力藉科学来解构宏大叙事。雅克·德里达分析了宏大叙事的结构，认为观察世界的准确标准不在于永恒的共性而在于事物的差异性。

在2004年，批评家贺绍俊曾撰文提出：“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现状的途径之一，便是重建起文学的宏大叙述……文学的精神承担就是最根本的宏大叙述。”

2013年，政治学学者李世默在TED演讲《中国崛起与世界“元叙事”的终结》中曾以“宏大叙事”的概念来描述他在中国与美国经历的两种不同叙事。一个是在中国：“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目标明确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猜猜这个终点？）共产主义社会。”另一个是在美国：“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权选举，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领导下，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