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philosophy）一词源于日本学者对西方哲学概念的的翻译，后传入中国，用来指称中国传统的治理之学（儒、墨、名、法等）。哲学的定义一直存有争议，这个领域随着历史而不断地扩张，且根据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问题有兴趣而改变着。一般认同哲学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主张、命题或理论。哲学的研究是基于理性的思考，寻求能做出经过审视的假设且不跳脱信念或者只是纯粹的类推。不同的哲学家对推理的本质有不同的想法。

东方哲学是从地域性特点来划分哲学的概念。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而东方哲学这个概念不是指一个哲学体系，而是对中国、印度、日本哲学以及伊斯兰哲学的统称。虽然历史上有过相互的交流和影响，但它们都是独立的学说体系。准确的说，东方哲学应该称作东方国家的哲学。

东方哲学主要包括：1、中国哲学，2、印度哲学，3、伊斯兰哲学，4、日本哲学及其他东亚国家哲学。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中国哲学发展史

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哲学约3000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先秦哲学、秦汉时期的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隋唐时期的哲学、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近代和现代哲学。

先秦

即始于夏代止于秦代以前的中国哲学。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为最盛。主要以天人、古今、知行、名实等为研究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重要一页。

①天道观。即关于世界本原的根本观点。因其围绕着对天以及天人关系的不同理解而展开论辩，故称天道观。先秦各派哲学都依自己的天道观立论。商统治者将天人格化，视为至上神，称为“帝”或“上帝”。祭祀、征伐、田猎、行止等都以占卜的结果行事，表现出唯心主义世界观。《尚书·洪范》记载殷代贤人的言论，一方面保留了殷商信奉上帝的观念，同时认为五行为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成分。约产生于殷周之际的《易经》将早期八卦观念系统化，以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八种基本的自然现象说明宇宙的生成及万物间的联系和变易，在神秘的形式下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西周灭殷后提出“天命”观念，主张敬德保民以顺应天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为的作用。周太史伯阳父以阴阳之气的运行说明地震现象；郑国政治家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这都表明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末年的孔子肯定天命，但同时少言天道，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战国初墨子反对天命，但主张天志。老子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尽管学术界对老子“道”和“无”的含义至今仍有争论，但老子的观点毕竟将中国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以后孟子和庄子分别继承发展了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易传》主张太极为天地的本原，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管子》以“精气说”强调天的物质性；荀子肯定“天行有常”，提出“制天命而用之”；韩非继承了老子、荀子的思想，对老子的道进行了改造。上述观点使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天道观相联系，先秦哲学还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提出“两端”、“过犹不及”的观点，反对片面性。老子主张“反者道之动”，看到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易传》提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肯定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原因，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是普遍的规律。

②人道观。即关于人生和为人之道的根本观点。相对于天道观而言称为人道观。它也是先秦哲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周代“以德配天”思想的形成和西周末的疑天思潮的蔓延，兴起了注重人事的观念。子产强调人道的重要性。孔子提出了以“爱人”和“克己复礼”为中心内容的仁的学说。墨子主张“爱无差等”，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老子反对各种具体的道德说教，主张以“无为”、“抱朴”为理想人生。孟子在孔子“仁”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仁义礼智”，并进而探讨人性问题，提出了性善论。而同时代的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也”。荀子反对孟子的观点，主张性恶论。庄子发挥老子的无为思想，提出“无以人灭天”，反对积极入世，追求“逍遥”的精神境界。

③古今观。即历史观。春秋以前中国哲学的历史观的基本形式是天命论，认为天生下民，授命君主治民，社会治乱取决于君主是否顺天应人。西周末社会发生巨变，人们对历史特别是古今问题亦形成许多新见解。伯阳父认为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影响社会的经济状况，据此预言西周将亡。诸子百家中，儒家承认历史的变化，但强调古今间的继承关系。孔子考察了礼的因袭和损益，注意到社会的变化对礼的影响，主张维护周礼；孟子把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治一乱的转化过程，肯定先王之道的普遍性；荀子提倡“法后王”，但也认为先王后王有一贯之道。墨家重视历史经验，主张“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道家则美化“小国寡民”的远古社会，主张绝圣弃智，复古倒退。法家与儒墨道诸家不同，强调古今不变。商鞅认为历史可分为上中下三世，韩非进而主张“世异而事异”，“事异则备变”，提出一种进化的历史观。

④知行观。即认识论。随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认识问题已引起先秦哲学家的重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认识的来源、认识过程和求知方法的问题。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强调“学而知之”。兼重学与思、知与行。墨子提出三表，以为判断言论是非的标准。孟子区别“耳目之官”与“心之观”的不同职能，指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老子区别“为学”与“为道”，否定感性经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认识方法。后期墨家把认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注意到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在认识中的作用。荀子对认识的来源和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既注重感性认识又肯定思维的能动作用，对先秦哲学的认识论进行了总结。

⑤名实观。即关于名称与现实或概念与实在关系的根本观点。面对春秋时名实相悖的现实，孔子主张“正名”，强调以礼为原则做到名实相符，言行一致。墨子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着眼于对事物本身的把握。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指出“道常无名”。庄子进而主张“大道不称”，但又认为“名者，实之宾也”，肯定实对名的决定。名家从合同异与离坚白两个方面论证概念同具体事物的关系，分析了事物及其概念的异同关系。后期墨家将概念区分为达名、类名、私名，认为它们反映的实有不同范围。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将名区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和小别名，分析了名实乱的表现，对名实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先秦哲学中提出了天人、气、太极、阴阳、道器、动静、有无、常变、心物、名实等重要哲学范畴，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

秦汉

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崇尚法家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哲学思想几无发展。汉初记取秦亡教训，缓和矛盾，休养生息，黄老之学盛极一时。随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其后谶纬之学兴起，同时出现了王充等人的反正统思想。东汉后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社会危机频仍，哲学思想呈现复杂的新局面。汉代哲学主要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以及古今、人性等问题展开。

①天人关系。汉武帝时出于巩固封建统治，论证儒家纲常伦理绝对性的需要，董仲舒以儒学为宗，吸收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论。称天为百神之大君，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感应。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以天人感应论为基础形成了流行于两汉的谶纬之学。王充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提出天道自然的观点，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之学进行了批判。

②宇宙生成。在先秦天道观的基础上，汉代哲学家提出了关于宇宙生成的见解。《淮南子》认为“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分成天地。《周易乾凿度》提出“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汉代哲学还普遍使用了“元气”这一概念说明宇宙的生成。如董仲舒提到“元气和顺”；王充认为天地万物“俱禀元气”；何休指出：“元气者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西汉后期京房易学出现，形成以象数解释宇宙的形成的新的见解。

③形神关系。先秦哲学已有形神关系的讨论，《管子》提出“天出其精，地出其形”，荀子认为“形具而神生”。汉代哲学继续这一关于肉体与灵魂，生理与心理关系的讨论，桓谭提出烛火之喻，认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王充主张“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他还通过论证阐释了人死不为鬼的道理。汉代哲学对形神关系的讨论对后世唯物主义哲学形神观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④古今之变。汉承秦制，但比较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即司马迁所说“通古今之变”。汉代学者对此的认识差别很大。董仲舒主张历史在形式上按三统循环变迁，但实质上“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朝代的更替在于天意。《淮南子》认为历史是因时而变的，故应制宜而适，不一定要废先王之道，也不必法古。扬雄也认为历史有因有革，“可则因，否则革”。司马迁否认“天道有知”，力图从人事解释历史的变迁，但未完全摆脱历史循环论。王充提出今胜于古，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规律，称之为“时数”，提出“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国家的治乱有其经济的原因，但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有宿命论倾向。东汉末年，仲长统否定君权神授，面对社会危机他提出各王朝由盛转衰是历史的“大数”，期冀大乱过后“来世圣人”重整社会。汉代进步的思想家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并注意到经济因素和百姓的作用对历史的影响，从而发展了先秦的进化历史观。

⑤人性学说。汉代学者在先秦天道观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人性问题，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认为人性是自然资质，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3种，主要讨论对中民之性的教化问题，认为情与性相联系，主张养性制情。扬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者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主张以封建道德标准来修养善性。王充从元气论出发，认为人“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至善至恶的人性一般不可变，“中人之性，在所习焉”。汉代将人性分出等次是同社会的等级制度一致的。

魏晋南北朝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失败后，经长期混战，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全国不久，又出现南北朝分裂的混战局面。近400年的社会动荡中，儒学的统治地位被打破，新的富于思辨性的玄学应运而生；佛教在中国逐渐传播，道教体系逐步建立；上述变化使得这一时期哲学思想极为活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概念和命题。

①有无。何晏、王弼继承老子思想，倡以“无为本说”，认为一切有形的物质存在（有）都源于一个没有任何具体规定性的本体（无），称为贵无论。裴?著《崇有论》反对“贵无”思想，肯定作为物质存在的“有”是根本性的，认为贵无贱有必然会“遗制”、“忘礼”，造成社会的混乱。在向秀影响下郭象作《庄子注》，一方面否认“有生于无”，另一方面也反对裴?“始生者自生的”观点，提出“独化”概念，认为“物各自生”，“独化于玄冥之境”。

②名教与自然。有无的争论引申到社会问题，就形成了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讨论。王弼从“以无为本”出发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为名教的合理性提出了新的理论根据。向秀主张“以儒道为一”，郭象进而提出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有圣人“游外（崇名教）冥内（任自然）”之说。嵇康、阮籍则强调名教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名教有所否定。

③言意。言意问题原为易卦的象、辞、义理的关系问题，魏晋学者将其引申为物象、语言与思维、真理的关系问题。王弼发挥《易传》“言不尽意”观点，提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说。强调对义理的实质的把握，但对言、象的作用缺少充分的认识。而欧阳建则作《言尽意论》反驳，认为“名”用以指“物”，“言”用以明“理”，言与意是一致的。主张言能尽意，但对言、象的局限性认识不足。

④形神。魏晋南北朝学者继续了先秦、两汉对形神关系的讨论，佛教、道教传播发展的现实，使这一讨论同宗教观念与无神论的冲突相联系，导致了神灭神不灭之争。佛教主张因果报应说，认为精神不随肉体的毁灭而消灭，即形灭，神不灭；道教主张炼形养神，以达到形不朽神不灭的境界。南朝范缜主要针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和神不灭论展开批判，他著《神灭论》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因此“形之与神不得相异”。

隋唐

隋唐两代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统治者采取了儒、释、道兼宗的政策，提供了三教互相批判又互相吸收的条件。佛教哲学关于心性、理事问题的讨论；韩愈的道统说；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中心问题。

①心性、理事。佛教哲学讨论心性、理事问题的目的在于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解决成佛的问题，但各宗派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主张印度佛教唯识学说的唯识宗强调境不离识，“万法唯识”，认为凡夫只有转识成智才能成佛。具中国化特点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则认为人心即“真心”，其自性本觉，只因妄念所蔽，故为凡夫。如能熄灭妄念，使觉性复原就可成佛。尤其禅宗，创顿悟学说，立无念为宗，主张见性成佛，在唐代后期广为流传。与心性问题相联系，在理事关系上天台宗主张三谛圆融，华严宗提出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涉及对本体与现象、现象与现象关系的认识。上述讨论对宋明时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②道统与法统。中国佛教各派形成后，都宣称本教派有一由历代祖师一脉相承的传法系，称道统。为与佛教抗衡，唐代中期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韩愈认为儒家道统所传之道即仁义道德，此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至孔、孟，孟子以后道统中断。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继承孟子，延续儒家道统。他主张佛教为夷狄之法，唯儒家道统才是正统。韩愈复兴儒学的努力对后世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③天人关系。柳宗元、刘禹锡继续中国哲学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柳宗元提出天无意识，不能“赏功而罚祸”，天地起源于元气。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天与人不相预”等观点，反对天人感应论。

宋元明清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科学、艺术得到高度发展，哲学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领域也有表现。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以理学为特征，理学兴起于北宋，发展于南宋，元、明、清时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清代中叶逐渐衰落。理学以儒家哲学为基础，吸收道家和佛教思想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围绕理气、道器、心性、知行、两一、古今等问题展开，承上启下，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的时期。

①理气、道器。理气、道器是探讨世界本原的一对哲学范畴。北宋张载提出“太极即气”，以气的变化说明世界的万事万象。把气看成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称气的变化为“理”，认为理是“物之理”。程颢、程颐认为理是万物的本原，理具有自然规律和道德准则的双重涵义，二者是同一的。朱熹进而指出“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主张“理在事先”、“理在气先”。明代的罗钦顺反对程朱的观点，肯定理在气中，理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王廷相也提出“理载于气”，认为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理。王夫之进一步发展了张载的思想，称“天下惟气而已矣，道者气之道”，明确指出道对于气的依赖关系。清代的颜元认为“理气俱是天道”，戴震也把道解释为气运行的规律。

②心性、心物。心性、心物问题源于先秦哲学，受佛教的影响，理学很注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张载认为变易为万有的本性，为人所禀受，称“天地之性”。人由于身体的结构而形成的性称“气质之性”，“心统性情”。程颢也区别“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认为天命之性就是理，程颐提出“性即理也”，认为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朱熹进一步指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就是理与气的关系，又指出心之体是性，心之用是情，心中有性，理具于心。心学代表陆九渊 提出心即是性，性即是理，“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王守仁，即王阳明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前者否认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存在，后者在此融合程朱理学与陆九渊等人学说，传承最本源的圣人之道，点破困扰世人千年的迷雾，提出知行合一，并非后人所谓西方极端的唯心唯物等学说。明清之际的颜元和戴震也主张“理在气中”，戴震还对心性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性的内容就是血气心知，外在的客观之理是心认识的对象。

③闻见、知行。宋元明清哲学所讨论的闻见、知行指的不仅是一般的认识和日常行为，还包括道德认识和践履。张载将知分为“闻见之知”即对事物的认识和“德性所知”即对天道的认识，认为后者来自道德修养。程颐接受了张载的上述看法，强调格物致知，通过对自身和万物的研究体认天理。他主张知先行后，“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朱熹则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行是知的工夫”，以知为行。王夫之则主张行先知后，认为“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

④两一、变化。宋元明清哲学发展了先秦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张载提出“一物两体”说解释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将事物的变化区别为“变”、“化”两种形式。程颢认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程颐提出“物极必反，理须如此”，指出了事物内部矛盾的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朱熹发展了张载的思想，指出“天下之物未尝无对”，“凡天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王夫之用“大辨”和“至密”进一步说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

⑤古今、理势。宋元明清哲学继承了中国哲学评古论今的传统。朱熹推崇夏商周三代，尊古卑今，批评现实，认为秦汉以后先王之道“未尝一日得于天地间”。陈亮则认为汉唐的成就说明了汉唐之君的作为。王廷相提出“道有变化”，“理”与“势 ”统一的思想，承认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上理学家注重封建道德的教化，而陈亮、叶适 、颜元、戴震等则注重功利，强调“事功”，“实用”。王夫之认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已”。“其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肯定了历史规律即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中。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中最深刻的思想。

近现代

中国近代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展开的。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酝酿准备时期，以龚自珍、魏源、洪秀全、郑观应等人的哲学为代表。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标志着资产阶级哲学的形成，其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把资产阶级哲学进一步推向前进。20世纪初，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逐渐传播，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它的形成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为正确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还受到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 ，出现了“新理学” 、“新唯实论”等哲学体系。

①自然观。早期的近代哲学仍沿用传统哲学“天地”、“太极”等范畴说明宇宙。从康有为等人开始，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引入哲学，以“光电”、“以太”说明宇宙的本原，孙中山比较自觉地把自己的自然观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但这一时期的哲学往往直接引用自然科学理论说明自己的自然观，未做出哲学的概括。中国近代的科学宇宙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瞿秋白、李达以客观存在的“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

②社会历史观。由于社会问题的紧迫，社会历史问题一向尤为近代思想家所重视。早期，龚自珍、洪秀全等分别以《春秋公羊传》和被改造了的基督教神学解释历史。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提出“三世说”，将历史分为“据乱世”（实行君主专制）、“升平世”（实行君主立宪）、“太平世”（实行民主）3个阶段以说明历史的进化，期冀圣哲出现，通过“以心挽劫”实现历史的进步 。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苦和乐、善与恶等是同时并进的，对历史发展抱悲观态度。孙中山倡导民生史观，认为“民生为社会进步的重心”，重视经济生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把历史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类求生存”的欲望。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李达、毛泽东等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历史。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阐述。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③发展观。处于变动时代的中国近代哲学家普遍重视发展、变易。但大都把历史的变化发展动力理解为“心力”、“天之所演”，在对“渐变”与“突变”的认识上也存在争议。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人都对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作了阐释、介绍。毛泽东写作了《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理论。

④知行观。近代哲学有比较丰富的认识论思想。魏源提倡“彻悟心源”，“及之而后知”，强调“行”的重要性。谭嗣同主张名决定于实，但“贵知不贵行”。严复则宣传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深入论证了知先行后、知行转化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的《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无限发展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征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提出“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哲学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哲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现代哲学继承了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作为指导，联系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现实情况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取得了新的进展。1978年中国哲学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正确结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011年12月21日，当代哲学家许向东通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康德星云学说、黑格尔唯物辨证法、斯宾洛莎理性主义哲学思想以及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和总结，提出了自我论。认为物质总有维持其自身存在状态的局势。这一局势就成了中国道学思想中，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原动力。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太空相对论，认为在太空的星际之间真空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不同的相对真空之间存在着相对高压区和相对低压区，在高压区会自然而然的对天体产生向低压区推动的力，就象地球陆地上的龙卷风和大海里的海浪漩涡一样，造成了天体向低压区中心的运动。这样就造成同银河系相类似的漩涡状天体。这个太空中的非绝对真空又成了微子论的理论依据。这几大理论在发表于百度网络以后，科学界对理论中提出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证实。2011年，中国科学院正式将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列入中国科学院战略先导专项空间科学项目，同时作为我国科学卫星系列的首发卫星。今年年底，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将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择机发射。9月29日，紫金山天文台助理研究员冯磊介绍，支持暗物质假说主要的观测证据之一是旋转曲线。行星围绕着恒星旋转，其速度由这两者吸引力的大小决定，而吸引力的大小又取决于两者的质量。在研究漩涡星系时，科学家发现，其吸引力所需要的质量远远超出我们所能观测到的物质总量，否则行星就会冲破引力的束缚飞向茫茫宇宙，因此进一步推断，在人类已知的物质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物质存在。这个研究结果说明太空相对论中提出的相对太空的理论立足点。

天文学家Manfred Pakull等人发现已知的恒星型黑洞中最强的喷流对。这些喷流将炽热气体强力向外推送，在其周围形成一个宽约1000光年的气泡状结构，比其他微类星体形成的类似结构还大2倍。这个又称为所谓的“微类星体（microquasar）”的天体，如果将天体本身缩小成足球般大小的话，其每道喷流长度将超过地球到冥王星的距离，威力约为其他微类星体的10倍以上。从而更进一步证实了太空相对论的正确性。目前已知这个恒星型黑洞（stellar black hole）的质量约为太阳的数倍大而已，但它却是质量高达是百万倍太阳质量的类星体或电波星系的缩影。 这个微类星体距离地球约1200万光年，位在NGC 7793螺旋星系的边缘地带，是一对双星的其中一个子星。从气泡状结构的大小和扩张速度，天文学家估计这些喷流活动已经持续至少20万年之久。

2000年，美国国家标准局在离子阱系统上实现了四离子的纠缠态。2004年，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的研究人员打破了这一纪录，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五光子纠缠的操纵。2005年底，美国国家标准局和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小组分别宣布实现了六个和八个离子的纠缠态，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纪录。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李传锋、黄运锋研究组在郭光灿院士的领导下，成功制备出八光子纠缠态——GHZ态，并进一步利用产生出的纠缠态完成了八端口量子通信复杂性实验。实验结果超越了以往界限，展示了量子通信抗干扰能力强、传播速度快的优越性。研究工作于2011年11月22日在线发表在《自然·通讯》上。从而对微子论的论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中国哲学特点

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与其他类型的哲学相比，有如下特点：

有比较充分的发展

中国哲学始于先秦，历史悠久，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哲学相比，属于少数达到较高水平的哲学形态之一。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故中国哲学在殷周哲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了历史久远，具有较高形态的封建社会的哲学。而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哲学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只是在近代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哲学遂逐渐发展。

主要同经学结合

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教神学虽比较活跃，但未能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哲学一直以儒学为正统，儒学虽因袭了传统的天命观念，但着眼于现实社会，不注重彼岸世界；强调道德教育而非宗教说教。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以“正统”自居，批判宗教神学观点。而在西方，中世纪时神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唯物主义思想只能披上宗教外衣或以宗教异端的形式存在。

与伦理学联系密切

中国传统哲学与伦理学联系密切，本体论、认识论同道德论相互渗透，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等诸家都以天道观为其伦理学说的理论依据。秦汉以后儒学被奉为正统，无论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还是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的主张，都是通过各自的本体论为儒家的纲常伦理作出论证。在宋明理学中，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结合更为显著。张载以气为万物本原，宣扬“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爱精神，二程和朱熹以理为本体，强调天理即是人伦的最高原则。在中国哲学中，认识论也往往和道德认识、道德修养相联系。孟子的“思诚”，荀子的“虚壹而静”，程朱的“格物致知”，陆王的“发明本心”无不既是求知方法又是道德修养方法。

思维方式倾向于整体性、有机性与连续性

中国哲学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许多哲学家运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了他们的辩证思想，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一物两体”、“分一为二，合二以一”等。他们把宇宙的演化视为一系列生成、转化的过程，把天地、万物、动、静、形、神视为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

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概念范畴

中国哲学这些独特的概念范畴如：道、气、理、神、虚、诚、明、体、用、太极、阴阳等。凝结着中国思想家的智慧。在中国哲学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范畴被不断地充实、丰富，赋予新的内容，围绕这些范畴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哲学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传播到周围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国家，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简介　源于印度次大陆的世界主要传统哲学之一。印度古代通常把哲学称作“见”，哲学学说或哲学体系，又称为“探究的学问”。

历史发展

印度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哲学（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750年）、中世纪哲学（公元750年～18世纪）、近代哲学（约18世纪～1947年）、现代哲学（1947年以后）四个时期。

古代哲学　印度在原始公社末期的《梨俱吠陀》时代中就已出现世界观的萌芽，进入奴隶制社会后开始形成系统的哲学。最早的哲学著作《奥义书》中已经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公元前10～前6世纪，印度奴隶制国家形成之后，婆罗门教的宗教唯心主义思潮和唯物主义或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沙门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把唯物论的著作加以销毁或者用法律的手段加以制裁。

在中世纪，宗教占统治地位，统治阶级的哲学囊括在印度教神学体系之内，印度传统地把这个时期中承认吠陀权威的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吠檀多派、弥曼差派等六派哲学称为正统派，把否定吠陀权威的顺世派、佛教、耆那教等称为非正统派。这些学派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属于唯心主义的有吠檀多派、瑜伽派、大乘佛教中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属于唯物主义或者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有顺世派、数论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耆那教和佛教中的毗婆娑部和经量部等。12～13世纪，伊斯兰教成为占统治的思想体系之后，伊斯兰教内部也展开了正统的经院派与苏非派或清净派之间的斗争。

近代哲学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印度教中很多启蒙思想家在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对印度教的正统派哲学进行了批判，力图对世界作出唯物主义和合乎科学的说明；在伊斯兰教中也有不少思想家以理性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精神对《古兰经》及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新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印度后，印度的进步哲学家和思想家同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种种意识形态进行了不断的斗争。

现代哲学

巫白慧在《印度哲学》中指出，现代印度意识形态领域中最主要的哲学思潮是“新吠檀多主义”。它是吠檀多哲学在现代的条件下，沿着近代特别是由辨喜所开辟的路线而构成的新形态。它的主要特点为：它把理论（智弥曼差）和实践（业弥曼差）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在内心直觉上下工夫，求得对绝对之梵的亲证。“新吠檀多主义”在继承传统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先进的科学思想和西方各国的哲学思想，结合印度现代社会的特点，赋予吠檀多新解释，使其在印度思想界继续保持主导地位。新吠檀多主义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是 奥罗宾多高士 （ 1872 ～ 1950 ）和拉达克里希南（ 1888 ～ 1975 ）。

印度哲学史类著作

《印度哲学史》

1989 年，黄心川的著作《印度哲学史》和 《印度近现代哲学史》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度哲学史》内容涵盖了印度哲学的所有部分，包括正统派（吠檀多 、数论、弥曼差、瑜伽、正理论、胜论等六派） 和非正统派（佛教 、耆那教、顺世论和外道六师等） 。作者从印度最古的吠陀文献开始，对各个流派的起源 、 文献和人物的师承关系 、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理论及其社会历史背景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该书还有 一个特点是，作者比较充分地利用汉译佛经中印度哲学史料进行研究，例如该书将中国现存的汉译《金七十论》（陈真谛译，约 54 8 ～ 596 年）与印度数论派的祖师自在黑的《数论颂》（约 3 、 4 世纪） 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还与其他数论著作及注释做了文献学上的比较。另外，在关于胜论一节中，作者同样将汉译《胜宗十句义论》（印度慧月著 、唐玄奘 648 年译 ）中的十个哲学范畴与《胜论经》（迦那陀于公元一 、二世纪造） 的六个范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书后附有印度哲学史年表和梵汉译名对照表。可以说，这既是一本重要的学术研究著作，也可以作为大学教学用书。

《印度近现代哲学史》是《印度哲学史》的续编，它所涵盖的历史时期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叶，是国内关于印度近现代哲学研究的代表作。作者在书中又将这一时期具体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启蒙运动时期（ 19 世纪初至下半叶）；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期（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民族和民主运动发展时期（ 20 世纪上叶至 1947 年）。作者对每一时期出现的主要哲学家和思潮进行了论述，内容涉及印度教哲学，印度的伊斯兰教、锡克教，以及印度的其他宗教哲学。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特点是：以复兴印度古代文化为口号，继承传统的吠檀多思想或伊斯兰思想，同时吸收西欧的哲学和科学思想，形成了一种服务于民族民主运动的思想体系。

巫白慧的《印度哲学》

本书 于 2000 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这同样 是一部重要的学术研究性著作。全书共分四部分：（ 1 ）吠陀赞歌研究；（ 2 ）奥义书哲学思想研究；（ 3 ）印度佛教研究；（ 4 ）正理论逻辑研究。作者对印度哲学进行了总体考察，认为在印度的正统和非正统派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贯穿和支配这两大体系的有两个基本的哲学观点：一是“常见”，一是“断见”（佛教的称谓）。正统六派哲学沿着“常见”的思路发展，因为它们的哲学目的在于肯定存在着的一个永恒的精神实在；非正统派的耆那教哲学、佛教哲学、顺世论，以及外道六师哲学等则沿着“断见”的思路发展，否定永恒的精神实体的存在。这一观点也是贯穿于作者整个研究过程中的指导思想。

姚卫群的《印度哲学》

1993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姚卫群的《印度哲学》。作为高校教学用书，该书立足于国际印度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采 用一种新的方法对印度哲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叙述。作者将各派别的学派史单独列为一篇，然后将各派共同的理论观点合到一起展开论述。例如，在“概论篇”中，以各种学说作为引导，有“转变说”、“积聚说”、“因果观”、“我论”、“解脱论”等多篇，每一篇中各派观点都被列入其中进行分析比较研究

参见：伊斯兰哲学

日本哲学的产生

日本的哲学思想是在日本特有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日本适应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先进国家的哲学思想：最初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佛教，后来是西方近代、现代的各种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同日本原有的神道思想相结合，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变化,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发展过程：开始时,佛教的教义成为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继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封建道学占据了主导地位，最后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使理性进一步脱离信仰而自立，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在这个过程中，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溯源

平安时代以前的哲学　在5世纪前后,汉字和儒家思想传入日本,6世纪中叶佛教也经过朝鲜传入。它们对日本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哲学思想,最初出现在据传是圣德太子于 6世纪末、7世纪初写成的《维摩经义疏》等著作中。7世纪初,圣德太子为了给革新政制准备思想条件,派遣留学生到中国(隋朝)学习,直接引入了儒学和佛教思想。他颁布的《17条宪法》的思想基础就是儒学和佛教教义。其中第 1条的“以和为贵”和第4条的“其治民之本，要在于礼”,都出自儒学；第 2条的“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和第10条的“绝忿弃”,都属于佛教思想;其余各条则多采用儒家经典及子史资料。儒学对于当时的日本起了很大的作用。古代天皇制度在建立过程中曾采取中国的法制，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7世纪下半叶,儒学的影响特别显著。当时，日本政府已经把儒学看作是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而加以庇护。编纂于 8世纪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带儒学的色彩。这两本历史经典起了维护天皇制度的作用。

佛教与日本哲学

佛教经朝鲜传到日本以后，起初并非一种以教义为核心的宗教，而只是对佛像和佛经等的信仰和崇拜。贵族们曾经利用佛教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日本政府当时认为佛能镇护国家、保护王室,因而在8世纪初发布“僧尼令”,把佛教变成国教,从而使佛教思想占了优势。这时，日本原有的神道教虽然继续流传，但实际上处于佛教思想的指导之下。

到了奈良时代，佛教与政治结合得更加紧密，加强了作为国教的地位。神道教和佛教这时开始在教理上调和、折衷，但是神道仍然被置于从属的地位。日本对佛经内容的认真研究,始于平安朝（8世纪）。9世纪初,名僧最澄和空海来中国（唐朝）留学，回日本后分别创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在日本确立和传播大乘佛教。日本的天台宗与中国的虽然名字相同，教义却有所区别。

日本的佛教哲学,也是建立在所谓“世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和“一念三千”等唯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的。天台、真言两宗除被赋予“镇护国家”的任务外，在当时日本人的生活中还作为世界观来看待。这时候佛教在日本获得了独立活动的地位。到10世纪，出现了关于净土观念的说教，佛教思想开始渗透到平民中间去，神道教和佛教的调和、结合也有所发展。

日本宗派哲学的发展

镰仓时代至明治维新的哲学　进入镰仓时代，由于平安朝的贵族势力衰退,封建关系在地方上逐渐发展,形成了武士阶级。到13世纪，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生活困苦，产生了简化宗教仪式的要求。宗教界适应这种形势，开始出现新的动向。过去主要以贵族为对象的日本佛教，这时兴起了面向民众的思想，于是出现了净土宗、禅宗、真宗、日莲宗、时宗等派别。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日本的哲学思想主要以佛教教义为特征，实际上是宗教迷信，还谈不上真正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后来在佛教禅宗与中国宋明理学结合的时候才开始出现。

17世纪,德川幕府巩固了封建制度以后,儒学取代佛教而成为维护幕府统治的思想主流，作为支配士(武士)、农、工、商这四民的意识形态,影响越来越大。当时,日本的儒学体系主要分为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朱子学是官学，长期占居主导地位。此外，还出现了复古神道和一些独立的学派和学说。

各宗派哲学观点

① 朱子学派。藤原惺窝是这个学派的先驱，他的学生林罗山在使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的官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同佛教和神道教斗争中，曾经用理性主义去批判非理性主义。这一学派内部，也存在过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的矛盾，如安东省庵、贝原益轩等人虽然都从朱熹的理气观出发，最后却把自己的宇宙观归结为理、气合一说，接近于唯物主义；山崎斋、三宅尚斋却把自己的世界观归结为理一元论，陷于唯心主义。山崎斋和水户学派甚至把朱子学完全神道化了。水户学提倡“大义名分”论，它的尊王攘夷思想有助于重新巩固封建统治。当时日本的封建阶级企图用朱子学把封建等级制度合理化,但是,到17世纪，随着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和商人的抬头，朱子学便开始逐渐丧失影响，代之而起的是古学派。

② 古学派。这一派的哲学家排斥汉唐以后的儒学。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仁斋和徂徕都用气一元论去反对朱熹的理气观。这派学者以民间异端思想家的姿态出现，代表非当权派，名义上提倡复古，实际上是对日本朱子学派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此外，还出现了朱子学派的另一个反对派──阳明学派。

③ 阳明学派这个学派由中江藤树开创,主张阳明学的良知说。其他代表人物有熊泽蕃山、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幕府末期的志士吉田松阴等人也受过阳明学的影响，大盐曾经领导大阪的贫民和郊区农民起义。这一派的学者并非自觉地组成一个集团，而是各自信仰王阳明的学说，其中有的人在方法论上具有一些辩证法因素。阳明学在中国一般说来是起了消极的作用，但是，日本的阳明学派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④ 复古神道。在17世纪,德川幕府前期,与尊王论相关联，出现了复古神道。这种神道反对以往神道依附于佛教或儒教，反对用儒、佛思想解释日本的古典和神道。这派思想首先由神官荷田春满倡导，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加以发展，集大成者是平田笃胤。他们依据《古事记》等日本古籍所记载的神话，提倡“日本精神”哲学，鼓吹“皇国之道”，宣扬“皇国精神”。他们声称，日本的神道出自神灵,只有这种道才是“真实之道”;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这种神道理论在德川幕府末期成了尊王思想的一大支柱，对明治维新时王政复古有很大的影响。明治维新(1868)以后，作为国家神道的神社神道，基本上继承了复古神道的理论，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这个时期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并且为军国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对外侵略所利用。

⑤ 非传统诸学派。17～18世纪，还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学派和学说。从18世纪20年代前后起，西方的书籍开始流入日本，许多日本学者研究兰学，即通过荷兰语研究西方学术的学问，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引起了世界观方面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具有批判精神、自我意识或唯物主义思想萌芽的、不属于任何传统学派的思想家，如安藤昌益、富永仲基、三浦梅园、皆川淇园、司马江汉、山片蟠桃、镰田柳泓等。在整个德川时代 260多年间，只有安藤昌益彻底地批判、否定了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他站在劳动农民的立场上提出了无统治无剥削的绝对平等的社会观；富永仲基认识到思想的基础是物质，并且把这种认识运用到他的历史方法中；三浦梅园富于独创精神，建立了“条理学”；皆川淇园根据他对《周易》的“开物成务”的理解，创立了“开物学”，并且完成了日本最初的范畴论；司马江汉是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先进的市民思想家，具有自然科学物理学的自然哲学见解，提倡地动说；山片蟠桃是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成为日本实学的先驱；镰田柳泓知识渊博，不仅批判儒学、神道和佛教，而且在说明知识和感官的关系方面接近了唯物主义。此外，在18世纪上半叶，随着商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出现了心学，它的代表人物是石田梅岩、手岛堵庵、中泽道二等。他们都是工商业者的思想家，认为“节约”、“正直”、“勤勉”这些都是人生而具有的美德，是在封建制度下士、农、工、商四民通有的心。他们的思想尚未达到否定封建制度，但已含有人间平等的思想。上述独立的学派和学说，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在德川幕府以前约1000年间，主要是唯心主义支配了日本人的思想。但是，随着德川幕府的崩溃，幕府的官方思想体系朱子学也丧失了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