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也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尝试重新检讨或修正马克思古典理念，但仍相信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的马克思主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开始，随苏联局势变化而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一种自由化思潮和政治力量。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1956年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推动下，东欧各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有些人把斯大林的过失归咎于共产主义政权本性，力图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民主社会主义。他批判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强调民族特点；谴责斯大林违反法治、扩大化，要求人权、自由和民主；反对斯大林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迷信矛头指向一党专制，主张各党派轮流执政，实行政治多元化；批判僵化和教条主义。哲学人文主义学派”、捷克斯洛伐克的存在人类学派等。这些学派各有特色，但它们的哲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人为出发点，以实践为核心范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成一种人本主义的实践哲学。

马克思主义者的新马克思主义，即国际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旧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乃至革命实践策略等各方面均有差异，即新马克思主义依旧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革命学说。

新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式与决定论式理念之外寻求出路，拒绝去接受经济优先或无产阶级优越角色的观点。其次，他们关注于解析马克思预言之所以失败的理由，尤其对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的分析。

（一）以人为出发点，宣扬人道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述。有的人把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重视人的问题，而后来则忽视了这个问题，觉得应恢复人、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原有地位。有的人则不赞成这种制造“两个马克思”的作法，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晚期著作，都不过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思想的进一步论证和发挥，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还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批驳恩格斯、列宁，他们只关注于实际政治斗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规律的研究，忘记了人的问题，结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留下了空白。存在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了人和人道主义问题，体现了时代要求，应吸收过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和修正。总之，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以个人命运为对象，重新建立人的哲学或哲学人类学。

（二）否定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主张实践一元论。

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核心，而人是实践的存在物，那么实践理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范畴。 所以，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不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而是通过实践造就一个比较人道的世界，以及如何保证人的完善的问题。物质和精神这对范畴是从实践概念中派生出来的。世界的统一性不在于它的物质性，而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是实践一元论，而不是物质一元论。在一些人看来，以实践为基础，可以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之上。如此既可以克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各自片面性，又可以排除物质和精神的二元论。他们指责恩格斯关于世界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论断是旧唯物主义过时世界观的残余”。

（三）否定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认识是“选择”和“创造”。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承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但认为认识不是通过实践对客体的反映，而是对客体的选择、重构或创造。一些人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宣称真理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而是主观需要 劳动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实践把意识和存在、思想和现实内在地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如果把意识看作对现实存在的反映，那就把意识和存在割裂开来，从而把现实世界的基础二重化了。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同唯物主义的消极的机械反映论的原则区别，指出恩格斯和列宁所阐述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抹杀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是斯大林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是教条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应该予以摧毁。

（四）否定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把辩证法归结为主客体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解决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辩证法就是关于人类实践的一般结构，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因此，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的纯客观的辩证法是不存在的。据说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是同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后来恩格斯把辩证法推广到人之外的自然界，提出自然辩证法，使辩证法成了实证主义的本体论，是错误的。一些人认为，为了恢复辩证法能动的革命本质，必须重新使辩证法成为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只有把辩证法人道化，才能充分发挥辩证法的否定作用，对现存社会主义进行无情批判，以便把它改造成非异化的民主社会主义。

（五）否定历史决定论，把社会形态变革归因于人的自由选择。

人的实践活动不仅依赖于物质条件和经济状况，而且主要取决于人自身的自由选择和价值取向。所以，人本主义应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占主导地位，用社会经济基础去说明一切社会现象已是过时了的模式，是倒退到经济唯物主义的庸俗观点。有些人把自由和必然绝对地对立起来，强调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就是无视人的自由选择和主观动机；把自由理解为被认识的必然，是一种宿命论。指责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观点是压制个人自由，是维护“党的机关拥有指挥一切和事先决定一切的权力”的“护法论”。他们提倡不受任何客观条件限制的个人绝对自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针对苏联和东欧理论界在辩证唯物主义宣传中的机械论倾向，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突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是无可非议的。否定唯物主义独断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强调主体能动性，主张实践一元论，提倡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符合。对于他们的上述观点，前苏联和东欧极权主义理论界进行过批判，由于各国把意识形态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作法。其结果反而推动这一思潮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以至直接影响到官方的上层领导，从内部瓦解了极权政党的思想体系。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极权主义政权的垮台。

在进一步探讨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之前，有必要强调的是，当人们悬置“妖精还是神仙”这个问题时，人们并非简单地要求以同情和欢迎的态度拥抱各种新马克思主义主张，相反，人们把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声称都视为竞争对手，并试图迫使他们一步一步接近马克思，从而解放马克思所受的历史束缚。我们这样做，只不过遵循了列宁的教导，他认为竞争对手往往正确地指出了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我们就不会拘泥于问，他们到底是否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而是问他们究竟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或按照当今学术行话来问，他们的提问方法是什么。人们绝不能低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当年的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历史研究的科学前提从而描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轮廓时，不正是强调与他竞争哲学批判的青年黑格派之错核心在于方法，与他竞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蒲鲁东“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注：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的批判参阅《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参阅《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5页。)如果说，马克思是在理论的竞争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注：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是，马克思正是在与巴枯宁等人的理论斗争中被戴上“马克思主义者”这顶帽子的。)那么在今天，除了竞争，我们还有其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吗？这样说来，我们研究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正是击穿他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壳迫使马克思再次出场从而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径吗？而在这一过程中，逻辑(方法)不正是关键吗？

与“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新马克思主义之“新”恐怕首要地在于坚持了以下三个基本立场：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可错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方法；第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身。这三个问题所针对的便是绝对的教条主义思维，而这恰恰又是第二国际时代理论与实践关系所引发的。众所周知，由于资本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急剧变化，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确实长期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危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在处理这个危机时，今天我们已经充分看到，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了三种重要的路线：要么为保全理论的纯粹性而无视现实(考茨基路线)；要么为追求实践的功利性而牺牲理论(伯恩斯坦路线)；要么重新把理论与实践统一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列宁路线)。在这三种路线中，列宁无疑代表着一种正确路线，这一点也为历史经验所证明。但是，如何在理论上提炼和阐明列宁路线的科学原则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正如葛兰西在“十月革命”后以“反 对《资本论》的胜利”来判断它，新马克思主义首先看到了体现在正确实践中的理论非教条性，即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可错的。卢卡奇正是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才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文本，然令他本人尴尬的是，其论证方式恰恰在击穿了教条主义思维的同时也使得坚持列宁主义不可能，从而实际地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而更早，是伯恩斯坦率先提出了马克思的可错性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任务》中，他表白：“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有一个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系列原理进行批评，而在那以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讨论几乎永远只是围绕这些原理的解释和由它们产生的结论进行的”。(注：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268页。)在新马克思主义姿态中，伯恩斯坦只占据了这一条，因为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方法，因此只能援引外在的经验“事实”来批评马克思主义。在正确地陈述了教条主义思维之弊端后，他亦未能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青年卢卡奇确实在理论上极大地走出了一步，因为，他不仅正确地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问题”仅仅是指方法而言的，而且实际上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础问题。所以，即使青年卢卡奇的道路最终证明仍然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但说他指出了问题的所在是不过分的，正是从方法角度及其延伸出的本体论问题构成20世纪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向。而这个问题自然地与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重要论题——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自身——直接联系起来。

政治经济学批判部分，批判劳动价值论，以复杂劳动简单劳动划分为切入点，将其推向深入，实现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奠定经济平等理论基础，构建起向按需分配方向发展的路径，并与社会学融合，以此论证社会改造要全面系统进行，革新价值观念，为文化革命奠定理论基础。

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理论，全面阐明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及其历史发展，整个由私有小生产起步发展的过程，必然的产业化发展方向。由此奠定单一社会教育体系，产业主权乃至地缘政府产业化的基本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产业主权部分，批判国家主权，提出世界产业主权，要求实现产业民主，进一步发展人民主权理论。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斗争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跨国集团视为新产业政府，夺取产业主权，实现彻底的人民主权。

地缘政府部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渐趋走向国际资本依附地位，整体向社会保障的社会服务托拉斯方向转化，进一步职能化官僚化，职能先增强后减弱，本身走向社会自治服务机构。该工具没有特定的阶级属性，这是最后不攻而下的工具。地缘政府这种社会服务托拉斯的民主，是国际产业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本身成为一个产业。

工人组织部分，提出工会即党，组建跨国工会，直接对抗国际资本。反对民族的地缘的精英先锋党以及先锋党专政，依靠产业联系原则建立先锋党，先锋党成为产业工人大会，与国际垄断资本的股东大会分庭抗礼。无产阶级专政，在反复的跨国集团控制权的争夺斗争之中。

策略纲领部分，打开薄弱产业环节，实现重工业率先革命，以此为平台夺取生产控制权，解除金融权力，进而瓦解资本主义金融货币体系。矛头对准国际资本，依靠普遍的国际产业革命直接控制跨国公司，以跨国公司为骨干，直接建立世界公有计划经济体系。

历史批判部分，重新阐述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将帝国主义分为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两个时代，全面分析资本主义现状和发展方向，指出革命前景。对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进行批判，匡正历史认识，并与新世界革命协调关系，妥当处理历史问题。

以下是新共产主义理论

直接民主部分，以直接民主替代法律体系。

单一社会教育部分，以全面的社会教育取代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社会即为大学。其中包含婚姻消亡和性自由部分。

自由联合理论，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在闲暇时间内实现自由联合。消除固定产业分工。以平等争自由。

官僚消亡理论，提出社会权力论，新机会平等论，即共产主义的社会权力在经济平等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经济平等是机会平等的基础。

生态理论，按需分配与共享消费。计划经济全面回收——社会化大生产理论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