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对通俗文学的概念作一个界定。郑振铎先生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中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的，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汉语大词典》说：“通俗，浅显易懂，适合一般人水平和需要的。”“不登大雅之堂”和“适合一般人需要”两句话，几乎就给通俗文学判了死刑，但我们还是对这样的说法有所怀疑。

通俗文化也可以被理解为俗文化，亦即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离不开大众的基础，而建立在通俗文化上的高雅文化也是在我们生活基础上形成的。通俗文化是与我们生活最为密切和能够及时反映我们生活的文化，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电子设备的普及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通俗文化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成分，甚至大有占据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之势。通俗文化给予大众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使大众受到极大诱惑，得到了满足。青少年正是通俗文化受众中最庞大的群体，他们越来越依赖在直观、生动、形式多样的传媒手段下接受文化的熏陶。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学校课堂仍排斥通俗文化，固守传统文化，就难免会使学生兴味索然，疏远课堂。其实通俗文化是指适合一般人的水平和需要、易于被社会大众接受的文化。正如《汉语大词典》“通俗，所说：浅显易懂，适合一般人水平和需要。”当下通俗文化已渗入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我们应该让通俗文化在生活中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与效果。

“通俗文化只是一种受欢迎，或者众人喜好的文化，那么毫无疑问，这种量的指标会获得众人的。”通俗文化还指很多受到大众欢迎并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化，比如诗歌、音乐或电影、喜剧等，当然这些各类不同形式的文化表现都可以说是伴随着艺术或夹杂着艺术表现形式而出现的。艺术的表现形式能反映我们身边的社会现象和大众的生活状态。

通俗文化的产生离不开大众的知识和生活，是建立在社会大众的基础之上的，现在很多所谓的高雅文化也是从通俗文化中产生的。如，《红楼梦》就是典型的通俗小说，而现在却是文学上的理论文化。现代社会快速发展，文化不断繁荣，《红楼梦》通过各种形式加工以电视剧、戏剧等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大众接受和欣赏的通俗文化。名著《飘》在美国人眼里大概只是一部家庭妇女读的通俗小说，然而传入中国以后，就成了美国文学经典。所以很多的通俗文化就是我们身边算是“俗”的文化，高雅文化就是在“俗”文化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伴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而演变。高雅文化也需要社会基础，因为在欣赏文化时很多阶级对文化的看法和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如“蓝调音乐”今日已经是众所周知的高级音乐范式，这说明通俗与高雅在时间因素中发生了奇妙的相互转化。从空间因素来看，随着不同地域尤其国家的变化，通俗与高雅艺术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

以法兰克福学派和早期的文化研究学派为例，大众的主体性完全是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中曾举1991年帕瓦罗蒂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里举行免费音乐会为例，当时虽然下雨，但听音乐会的实际人数为10万人，作为高雅文化，帕瓦罗蒂的音乐会是很受大众欢迎的，高雅文化同样可作为通俗文化为大众所接受。不过在通俗文化中也有低级粗俗的东西，如世俗、污浊、庸俗、恶俗、卑劣的文化被称为二流文化。比如电影，在众多的电影文化产生的背后，一些恶俗的文化也泛滥产生了，这导致欣赏者无法消化这些文化。

无论是通俗文化还是高雅文化，毋庸置疑都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工业进步而产生的，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同时，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潮流中，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不再区分高雅或通俗差异的文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都是出自人民大众之中，其中，通俗文化融入了很多的高雅文化艺术，通俗文化及时反映着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以及民族的文学、艺术等，它的起源就是“俗”。从空间因素来看，随着不同地域尤其国家的变化，同样建立在人类社会基础之上的高雅文化，比如在一些电影电视剧中的故事情节或反映社会现实的思考，却被统称为通俗文化，但当这些电影加入了更多的艺术形式，那就可被称为高雅艺术。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在同时发展，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定义没有明显界限，无论什么文化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高雅文化同样可以通过各种“俗”方式让更多的人理解、接受。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现在通俗文化也在发生着变化，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更多地反映各种社会现象和大众生活态度。这种文化需要有人类社会的基础，从而更好、更多地为大众服务，让大众接受，当然这些都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一方面，社会实践为通俗文化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俗文化时时刻刻反映和服务于大众社会，二者互相联系、互相发展。

所谓“通俗文学”的唯一特征只有一个，能够接受的对象是广大的，但其内在的价值，却未必是 “不登大雅之堂”的。回过来再看“通俗”二字的解释，“通”者“达”也，也就是创作的作品和接受的对象即读者之间，应该是交流大于障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产生“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最佳欣赏效果。“俗”者，大众也。其实，能将说的写的东西为大多数人接受、喜爱并产生思考，本身就不是简单的事。在人类群体中，“大众”才是真正的绝对概念，而“精英”永远只能是相对概念。正因为“大众”是永恒的绝对多数，我可以说，通俗文化将永远存在。再来看 “俗”这个字，从人从谷，两山之间水流也，长流不息、无止无休，极为形象的说明了人本身就像浸润在永不间断的流水中一样，生活在“俗”之中，所以说“俗” 才是人类生存的本质。苏大的王尧说：“俗，是所有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既然这样，当我们谈论通俗文化、通俗文学时，又何必羞羞答答、难以启齿呢？

有的人在心里面自说自话的就会构筑起这样一条公式：“俗—世俗—污浊—庸俗—恶俗—卑劣”，可以说非常可笑。其实平心静气的回头看一看所有民族的文化、文学、艺术，它的起源就是“俗”。比如说，我们今天一提起《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哪一样不是从民间的丰厚土壤中孕育、产生从而兴旺发达的。就拿古典小说的颠峰之作《红楼梦》而言，在产生的当初，就是不折不扣的通俗小说，真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而在今天，哪一样不是一说起来就是让人肃然起敬的“高雅文学”？美国的“蓝调音乐”（Blues ）今日已经是众所周知的高级音乐范式，都说明着通俗与高雅在时间因素中的奇妙的相互转化。从空间因素来看，随着不同地域尤其是国家的变化，通俗与高雅艺术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比如，名满天下的《飘》（Gone with the Wind），在美国人眼里大概只是部家庭妇女读读的通俗小说，然而传入中国以后，就俨然成了美国文学的代表之一，有多少专家在研究、讲授着它？再比如，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大师伏尔泰，他极为欣赏并改编为歌剧的《中国孤儿》，它就取材于我们的元杂剧、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而这样的作品，本就是在戏班子里演给老百姓看的，这不是通俗文学又是什么？

因此，可以认为，俗文化、俗文学是孕育催生高雅文化、高雅艺术的母体。吴小如先生说：“俗文学是一切文学作品之母，……任何文学体式，都是由俗而渐变雅的，所谓雅文学，无非渊源于俗文学，这是古今中外的一条普遍规律。雅与俗既能进行转化，也就有了相互制约的关系和彼此间的独立性。”

因此，1994年北大的一群年轻博士重新评定“20世纪文学大师”排位时，将金庸列在鲁迅、巴金、沈从文之后位列第四，引起的轩然大波，其实是无知无谓的。这反而意味着有头脑的人对文学本质及其发展历史的清醒认识，这才是真正的“解放”。

但不可否认，通俗的身后，也永远拖着一条“庸俗”的尾巴。要避免让自己陷在庸俗之中不可自拔，是否要锻炼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的品位呢？我到现在还认为， F 4之流才是真正的庸俗，俗不可耐，这类货色打着通俗的旗号，拼命要把你拖到庸俗之中还洋洋自得，这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伪文化现象”。

提及大众文化，必然联系到通俗文化，许多人将二者等同起来。单从概念意义上讲，它们之间区别不大，但从时间意义上讲，二者之间又有区别：大众文化注重对现代社会尤其是都市大众传媒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审美各个方面的研究，通俗文化则是传统的从乡村到城市的民间文化的审美把握。通俗文化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民间文化，具有稳定的文化体系，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如中国主要盛行于北京的京剧、陕西的皮影戏、云南丽江的纳西文化、藏族的锅庄舞蹈等都属于这个范畴。就其表现形式上讲，通俗文化还有一定的通俗性、大众性，通俗文化来源于民间，并依赖民间而广泛流传，因而其表现形式是简单化和通俗化的。以通俗文学为例，通俗文学产生于纯文学之前，中外文学史上，许多名著如《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早在民间流传，西方* 世纪初的文学，到七、八十年代成为文学著作中的经典。通俗文学的流传于民间，表明了通俗文学所包含的文化特质和构成方式既简单又通俗。赵树理的小说正是由于其通俗易懂而得到广大老百姓的喜爱和传播，流行于* 世纪+* 年代的言情、武侠小说无论在主题、情节结构、人物刻画上，还是语言表现方式上，都是通俗的，大众化的，并深受普通人的关注。

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实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通俗文化存在于传统意义上，大众文化则存在于现代的时间里——时间意义上区分，同时在传媒、意识形态、表现内容、艺术倾向上都有区别。

时间意义上的不同

二者产生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时空，产生于两种不同的历史形态，通俗文化产生于前工业社会，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民间文化，其传媒方式是口授，到工业社会是印刷、纸质，到后工业社会则是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口授的文化传播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即地域特征明显，工业社会的纸质和印刷也有非常明显的限制性和地域性，如中国的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所选用纸宣纸一般以安徽产为最佳。同时以人们必须识字为前提，少数人可以利用纸质，多数人还是口授，如中国传统戏剧的口口相传，再如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一字不识，但电影《四世同堂》里的一曲“重整河山待后生”却让人如痴如醉。同时在道德上、年龄上也有限制，如《金瓶梅》，长期以来以被判为禁书，这与中国人的道德规范有一定的关系。进入后工业社会、数字化的时代，文化才真正实现了全球化，英特网可以接受任何网站的信息，大众文化依赖于科学技术，不仅仅是文字，还有数字、图像等，传媒既是文化的技术载体，也是文化本身，传媒形成了交流，是语言的沟通方式。现代传媒方式如广播、电视、电脑、网络等，有力地扩大了人们的交流。这不只是交流方式，也不是传统传播方式可以比拟的，同时也是文化内容发生变化的标志。

意识形态的异质

通俗文化的意识形态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民间文化的内容，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苟氏的《灵鬼志》、干宝的《搜神记》、张华的《博物志》等等，写的都是神仙道士、巫神鬼怪的民间传说。但在这种形式和趣味上，民间的意识形态是处于次要的、边缘的地位。另一方面，通俗文化在道德、伦理、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不同程度地与正统文化相一致，如中国戏曲中宣扬一种男子“居家尽孝、奉国尽忠”以及女子“三从四德”等封建道德观念。通俗文化表现了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对他者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对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的认同，诠释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的“媚俗”特点。在取材上，通俗文化的内容生活化、人物平民化，但都没有脱离时代的主旋律，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如中国的相声、小品如黄宏、宋丹丹主演的《超生游击队》# 等曲艺的题材，表现了民间文化对正统文化的理解与发扬。从这一点上可以说通俗文化不具有真正的民间性、独立性。大众文化具有相对独立的大众意识，把自身的生活作为描写对象，不仅表现在对文化的趣味上，同时表现在价值观念上，以独立的、鲜明的个性存在于文化形态当中，在文化趣味上有趋众性、民间性，在价值观念上有独立的生存观。

审美倾向的差别

大众文化对生存当下性的极力认同，如我欣赏、我赞美、我满意，带有非常明显的对现实生存的利益的满足与追求，不关注未来，这与前二者文化形态价值取向不同。自有文化以来，文学艺术在人类文化创造过程中形成一种特点：鄙视当下性、追求未来性，这是各民族文化共有的特点，它与宗教内含极其相似，认为美的意义，人生、社会的意义不在当下，而在未来。这是人类社会追求美好未来而不可避免地形成的文化，它成了人们表现生活的基本模式：不满意此岸，追求彼岸。而把追求放在当下便成了庸俗、低级。大众文化恰恰以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相反的方向建构了自己的意义：追逐当下，满意当下。人类社会经过了漫长的文化发展，终于在现代、后现代社会发现，当下社会就是人们几千年来追求的未来社会，因而大众文化追求当下性，沉湎于现实，对自身生活的贴近，而不依赖于对他者的幻想，造梦性较少。

正是由于在大众文化的研究上，人们往往忽略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研究，因而对大众文化一直抱持批评态度，而同时将传统的通俗文学以及当代的言情、武侠小说等，统统归入到大众文化范畴。

在艺术功能上，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都具有消遣、游戏功能。而通俗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学则为了满足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和愿望，以求心理补偿。大众文化的娱乐建立在狂欢性上，带有很强的批判性、反抗性，从而解构其他形式的文化如统治阶层文化、精英文化。“狂欢化”一词来源于巴赫金对拉伯雷《巨人传》的研究。法国小说《巨人传》带有强烈的诙谐、反讽意味，巴氏认为，狂欢由民俗转为节日，将平时无法嘲弄的对象变为可嘲弄者，使发泄本能的需要成为可能，大众在娱乐和消遣中消除等级、尊卑，这种平等化的要求在各民族的狂欢因素中都存在这种倾向。巴赫金首次将文学艺术原始的消遣、娱乐功能提出来，为人们研究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视点，大众文化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消解了“寓教于乐”的艺术目的，而对现实与当下的生存本能极赋赞美之意，通俗歌曲的大肆流行正是这种消遣、娱乐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