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男，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县人，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

1902年12月28日，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县。其祖父沈宏富是汉族，祖母刘氏是苗族，母亲黄素英是土家族。

1915年2月，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城外第一初级小学（今文昌阁小学）。念到1917年时，沈从文想去当地举办的军事学校。家里同意了。

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

1920年底，沈从文到芷江投靠舅舅，谋到一个税员的工作。这时，父亲逃难在关外，大哥前去寻找。母亲在家乡凤凰无所依靠，于是变卖房产，带着九妹来到芷江，与沈从文同住。卖房所余的三千块银元，全部交沈从文保管，不幸被他一个心爱的白脸姑娘的弟弟骗走了近半。沈从文自觉没有颜面，悄然出走常德，后辗转来到了保靖，在“湘西王”陈渠珍手下做书记官。

1922年，沈从文脱下军装，来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可是仅受过小学教育，又没有半点经济来源，就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3年去北京。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

1925年1月，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表《遥夜》，诉说自己在北大的困窘与坚持，引起北大知名教授林宰平的注意。林教授不仅撰文赞扬沈从文是“天才少年”，而且主动约见，给予诸多鼓励与帮助。

1925年3月20日，困居“窄而霉小斋”的沈从文在《燕大月报》上发表了散文《市集》，这是其三个月前开始发表作品以来，首次显露在后来才完全成熟的湘西风格的作品。

1925年9月，沈从文前往松树胡同七号拜访徐志摩。此前，沈从文因喜欢徐志摩的散文，通过信。这次见面相谈，二人结为好友。同年10月1日，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在当天发表的《我为什么来办 我想怎么办》一文中，徐志摩将沈从文与胡适、闻一多、郁达夫等人一起列为约稿作者。

1927年夏，沈从文的母亲为躲避战乱，也为了治病，带着沈从文最小的妹妹——九妹离开湘西老家，来到北京，跟随沈从文生活，三人租住汉园公寓。

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

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女学生张兆和。

1930年后赴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1931年陪同丁玲营救胡也频未果，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1931年至1933年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文学院讲师。

1933年8月，沈从文完成了国立山大暑假学校的工作，接受了杨振声抛来的橄榄枝——去北平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月薪一百五十元。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办婚礼。同月23日，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

1934年1月7日，《边城》还没写完的沈从文，由于母亲病重，自北平出发回湘西凤凰。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他先是从北平坐火车到武汉，由武汉转车到长沙，再转车到常德，到桃源。在桃源沿沅水乘小船上行，行程8天，到达浦市，再改由陆路回凤凰。在长达25天的旅程中，沈从文给新婚不久的妻子张兆和写了34封信，这些信后来被编辑成一本书——《湘行书简》。

1934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1935年1月，为“读经事件由提倡进于实行”的态势所激，沈从文撰文《论读经》，说：“提倡读经救不了中国。至于虐待小孩子，强迫他们读经，想把历史倒回去，玩这一套老把戏，更不是救中国的方法。”

1935年6月的《青年界》上发表沈从文《我年轻时读什么书》。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逝世，当天下午沈从文在北平杨振声家中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对鲁迅逝世发表感想。

1936年10月25日，沈从文署名炯之在《大公报·文艺》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引发了一场关于“差不多”问题的争论。

1937年1月，沈从文与萧乾的文论合集《废邮存底》由巴金编入“文学丛刊”第四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甲辑是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十四篇，乙辑是萧乾的一组《答辞》。

1937年6月，沈从文以张兆和的堂哥张璋的事迹创作了一篇小说《大阮和小阮》，在《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

1937年沈从文发表作品二十余篇，均写于卢沟桥事变以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18日左右，沈从文躲进德胜门内的国祥胡同的那王府后院暂避兵燹。7月28日北平沦陷。8月11日晚，沈从文接到民国教育部的秘密通知，第二天一早随北大、清华的教师匆匆撤离了北平。8月12日—21日沈从文与杨振声等文化界人士经天津、烟台等乘船辗转南下，在潍坊赶上了开往济南的火车，8月21日深夜时分到达济南，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帮他们预订了旅馆，在济南待了两天。

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1940年4月发表的《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中，沈从文提到：与“五四精神”相反的是“腐化与市侩化”，作家应该在精神上“保留‘五四’运动初期作家那点天真和勇敢”。在同年5月4日发表的《“五四”二十一年》中，他明确提出：“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在同一天发表的《文运的重建》中，他作了进一步阐释：“五四精神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就文学言，即大无畏的高谈革命之外，还用天真和勇敢的热情去尝试。幼稚，无妨，受攻袭，也无妨，失败，更不在乎。”同年8月，发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将政治与文学相结合而产生的问题作为批评重点，将由政客蓄养的作家斥为“打手”，批判其“望风承旨”“趋时讨功”的丑陋嘴脸。

1941年5月2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上以《短篇小说》为题发表的演讲，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他理想中的“小说”形式、文学尺度以及文学所应具备的伦理承担与社会政治功能。

1942年10月，沈从文以1940年《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为基础，修改后发表了《文学运动的重造》。

1943年1月12日，沈从文返故乡湘西，船至桃源时，在岸边看到一则寻人启事：“立招字人钟汉福，家住白洋河文昌阁大松树下右边，今因走失贤媳一枚，年十三岁，名曰金翠，短脸大口，一齿凸出，去向不明。若有人寻找弄回者，赏光洋二元，大树为证，决不吃言，谨白。”沈从文一连看了好几遍，一边看一边不停地赞叹：“写得好！写得好！”

奇文共赏，沈从文还把这则《寻人启事》一字不落地抄录下来，誊在稿子上寄给妻子张兆和。并在信的最后总结道：“三三，我一个字不改写下来给你瞧，这人若多读些书，一定是个大作家。”

1943年，桂林开明书店从4月份开始陆续出版沈从文修订的系列作品，统称“沈从文著作集”，散文集《湘行散记》包括在内。利用这次出版之机，沈从文对《湘行散记》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改。

1944年，沈从文焚毁了七册日记与十五件文稿，从此再无成册的日记存世。

1945年9月9日是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沈从文写下“从今天起，全世界战争结束了”！当天晚上，他特意写了篇题为《主妇》的小说，作为礼物送给妻子。次日，沈从文在呈贡桃园新村的家中请客，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抗战胜利后，伴随着西南联大的解散和回迁，沈从文于1946年8月27日返回北平。10月，他接受了天津《益世报》的邀请，出任该报“文学周刊”副刊的主编。

1946年11月，在《雪晴》一篇刚刚完成不久，沈从文便在一篇寓言式的《青色魇》中提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明确而单纯的新的信仰”，“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而关于如何完成这一信仰的重铸，沈从文反思道：“当前个人过多的，却是企图用抽象重铸抽象，那种无结果的冒险。社会过多的，却企图由事实重造事实，那种无情感的世故。”

1947年2月，沈从文给李霖灿、李晨岚写信，请求朋友帮忙为汪曾祺找工作：“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合大学国文系读过四年书。若你们能为他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

1947年3月，沈从文写的一篇万余字的长文《一个传奇的本事》在上海发表。写的黄永玉的父亲黄玉书和母亲杨光蕙在常德结识与相爱的故事。当时在上海的黄永玉，在马路上买到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在1947年“五四”纪念日发表的《五四》中，沈从文提出“我们要从战争以外想办法，用爱与合作来代替仇恨”，他主张通过文学诗歌运动，“一支笔贴近土地人民，写出有生气有理想的新时代颂歌”。

1947年10月，沈从文在杂文《一种新希望》中为“国家重造”的理想提出了三种新思路：“一是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二是学术独立的重呼，三是文化思想运动更新的综合。”

1947—1948年，沈从文积极参与北大博物馆重建，受到《益世报》的点名表扬。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

1949年初（二三月），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尽管经过抢救大难不死，但是文学创作就此中止了。。

1949年8月，沈从文人事关系由北京大学转到了历史博物馆，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

1950年2月，沈从文入华北大学学习改造，进入四部。3月2日报到，6日正式学习。4月，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11月，丁玲为《胡也频全集》写的序言《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中，回忆了沈从文和他们曾经的友谊。12月，沈从文从革命大学毕业。

1951年10月到1952年，沈从文随北京土改团前往川西参加了4个多月的土地改革。他在内江连亘的丘陵四野散步，褐土和甘蔗林相间相映，极静中听闻竹雀啾鸣，一切温和静美如童话景象，他那颗“创造的心”似乎又要回来了。1952年，在沈从文赴四川参加土改期间，沈家被迫迁出中老胡同搬到北新桥附近的交道口大头条胡同暂住。

1952年7月，沈从文和傅振伦、姚鉴等5人成为历史博物馆首批文物收购组成员。

1952年11月，沈从文将小说《老同学》寄给丁玲，并向丁玲借钱，丁玲立刻让人把钱送去。

1953年3月，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分得了三间房子的宿舍，房子面积很小，一家人挤在一起，睡觉都难得安定，尤其房子与院子里的男女厕所相邻，均为茅坑式，沈从文自嘲住处是“二茅轩”。虽然条件较差，但总算有了安定住处。

1955年11月21日，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遇到困难，请丁玲帮助，并希望见丁玲一面。此时，中国作协已经开过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革命集团”党组扩大会，丁玲不便会见沈从文，次日就写信给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和秘书长严文井，并把沈从文的信转给他们处理。

1956年1月10日，沈从文被增选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1956年4月10日，沈从文在给沈云麓信中透露：“我可能去故宫专搞绸缎，因为已经有了点常识。”

1956年5月，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请沈从文担任故宫博物院织绣研究组顾问，每周有一定时间在故宫上班。

1956年7月9日，应《人民日报》约稿，沈从文在副刊发表《天安门前》一文。

1956年10月8日上午11时左右，沈从文从北京来到济南，沈从文此次南下是以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的身份公务出差，要去多个城市，济南是南下第一站。沈从文一共在济南待了五天半的时间，直至10月13日傍晚离开。在济南的这几天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九封信。

1956年11月，沈从文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视察团赴湖南，并到湘西。返京后，他撰写了《新湘行记》，被《旅行家》杂志发表。

1957年1月，沈从文致信其兄沈云麓，透露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想把我写的小说印个选本”。

1957年2月15日，沈从文被聘为北京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同年3月份还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沈从文在会上就加强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工作和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作了发言。这一年5月份，沈从文还致信给张兆和提及“机关中见得多、懂得多的各种专家也还有，只是对文物眼目鉴赏而已，知识局限性大。”

1957年年底，沈从文与王家树共同编著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装帧精美，而且其中不少图片都是经过临摹和复原的，沈从文还做了后记修改稿。

1958年下半年，沈从文带着一批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明清绸缎、刺绣离京至江南巡展，其中去了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展览效果大好，沈从文也都留下了具体的论文，后来这批丝绸文物又去了武汉展览，沈从文依然担任了展陈说明和陈列内容写作任务。这一年8月，国家正式提出，要在天安门广场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此以后，沈从文后半生的工作几乎都是在该馆完成的。

1958年年末，周扬宣布老舍多管一些全国文联工作，请沈从文当北京市文联主席，沈坚决推辞。沈后来说：“如一时头脑发热，冒冒失失答应下来，结果恐不免比老舍倒得更早，也更惨。”

1959年4月，沈从文作为政协委员出席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交出了自己的一份提案希望改进文物工作，加强各方面协作，希望现有文物，如古代精美工艺品，如何为现在的工艺和生产服务，希望各收藏单位能够打破壁垒，推动美育教育普及。他提出，多办一些展览，尤其是在大学和江南丝绸生产地区，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又如在浙江丝绸区作进修展览，在上海作有关工艺品花纹图案综合性展览。

在提案中，沈从文提出拍摄美术教育电影片，帮助学校对美术师生进行美育行动，并与出版部门合作，印行美术图案，供各种毛、棉、麻、丝等纺织物以及日用轻工业品的使用花样。总而言之，即古为今用，各地博物馆、文物部门以及新出土的文物，都应该及时为当下的设计、生产所借鉴引用，这既是一种民族自信，也是一种对固有的文物研究工作的创新路径。

同年5月，沈从文的《谈皮球花》在《装饰》第5期发表。

1959年年底，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一文，此时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稳定，创作丰富，还出版了相关著作，旧的小说集也在香港出版了。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

1961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和江西省邀请沈从文等九位作家，访问南昌、庐山、井冈山、景德镇等地，一面体验生活，一面进行写作。

1964年，周恩来总理多次出访欧洲以及东南亚地区，经常被这些国家领导人邀请参观服饰博物馆等，他认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也可以编写一部服饰图书作为馈赠国礼。时年六十二岁的沈从文接领了任务便开始埋头研究中国的古代服饰文化。

1966年7月，沈从文被调回博物馆参加学习。

“文革”初期，沈从文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随后成立“沈从文专案组”，清查沈从文的罪行：历史罪行和新的罪过。依据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中的断语，他的历史问题被定为“反共老手”；解放以来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还犯有许多新的严重过错。自然，他需要不断地答辩、检查、交代。从1966年7月到1968年12月，他就做过六十多次检查。

1969年秋冬之际，沈从文夫妇拖着病老之躯先后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

1970年2月，沈从文又被通知迁往50里外的双溪区，和在5里地外大湖边劳动的张兆和只有10分钟时间告别。半个月后，沈从文被转移到一个小学校空教室去，这是他在湖北前后两年迁移六次的过程中，待得最久的地方。

下放两年，沈从文手边没有任何书籍资料可用，要继续文物研究，只能凭借记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从1971年3月写出《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狮子如何在中国落脚生根》，到7月写出《谈辇舆》，短短几个月就写出了20篇小文章的初稿；从6月到8月，还为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写了60个展柜的“改陈”建议。至于最为重要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图稿，沈从文“只能就记忆所及，把服饰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修改”。

1972年，在美国的华裔作家聂华苓出版了《沈从文》（Shen Ts'ung-wen），成为第一本向普通读者介绍沈从文的专著。

1974年，沈从文因为眼疾与夫人回到苏州小住。

1975年年初，时年73岁的沈从文在黄永玉的鼓动下，重新以习字作为休息手段，此后并将部分书法作品分赠友好，或偿还多年前允诺的旧债。

1976年8月，受唐山大地震影响，沈从文与家人一起往南方暂居，当时随行者有夫人张兆和、孙女沈红、沈帆等。虽然南方天气正是炎热，但沈从文与家人再三权衡决定南下，他们一行于8月4日到达苏州，当时计划短居月余即回北京，没想到一呆就是半年之久。这半年时间里，沈从文开始真正了解江南文化，并走进了江南的山水和古物中去，继续充实他的中国古代服饰和其他文物研究中，他的身心也得以有了短暂的休养。1976年11月，身在苏州的沈从文曾先后三次到达水乡小镇甪直，那里是沈从文好友叶圣陶的故里，但此时沈从文更专注于镇上的重要文物保圣寺“十八罗汉”，他在未带资料的情况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并将报告告知当地文管部门。

1977年，当时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金介甫完成了他关于沈从文的学位论文。

1978年，沈从文离开了将他闲置近30年的历史博物馆。3月，沈从文被调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同年4月从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为方便沈从文及其团队的文物研究工作，社科院特地从1978年10月6日起，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租用两个大套间做临时工作室。

1979年6月15日，沈从文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并提交了两份提案，一个是关于“特种手工艺美术品生产改进提高”的，一个是“关于文物工作，必须加强联系，加强研究，提高运用，才可望取得应有进展”的。

1979年8月份，沈从文忙于创作他的《中国古代服饰史》大书时，仍不忘时刻收集有关张璋的史料，这一时期他就注意到了杨纤如发表的一篇《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特地致信张璋女儿张小璋注意阅读。

1980年3月下旬，沈从文收到访美讲学的邀请。

1980年7月24日，沈从文被聘请为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

1980年10月，沈从文获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赞助，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意批准，以著名作家和文物研究家的双重身份，首次迈出国门，赴美国访问与讲学。最后一站落脚檀香山。

1981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1981年11—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由湘潭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的《沈从文散文选》与《沈从文小说选》。

1982年5月，沈从文又在吉首大学发表演讲，提到了“这几年，有机会稍微把过去旧作重印出来，都是过去的东西……如果说还有点用处，可以看出新社会的伟大。”

1982年6月，中国文联举行四届二次会议，此次会议增补九位文联委员，分别是：文化部长朱穆之、广电部部长吴冷西、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舒同、胡风、吴伯箫、沈从文、布赫等。

沈从文解放后从事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研究工作。1983年突患脑血栓，住院治疗。1984年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

1985年5月，记者萧离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沈从文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情况，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社科院，沈从文定为正部级研究员，享受正部级待遇。

1986年沈从文被分配新房子，有了宽大的工作室，然而他的写作和研究已力不从心。“他的手不听使，写不成文章。”沈从文的助理王亚蓉在多年后回忆道。

1987年，金介甫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立即成为海外研究沈从文的经典之作，后被译成中文，对国内的沈从文研究亦有重大影响。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神智模糊之前，他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晚上8时30分，他静静地走了。

接到沈夫人张兆和的电报后，巴金不相信这是事实，他仿佛仍在与沈从文聊天、辩论，沈从文温和的笑容总是浮现在眼前，那些青年时代的美好记忆历历如昨。隔了一天，他才发出回电。1988年5月13日，张兆和方面收到巴金的唁电，于同年6月6日给巴金回信。

1992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德威的《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他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发现了一种混合着田园牧歌、暴力、死亡与欲望的描写。

2002年12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沈从文全集》。皇皇32卷，其中有5卷是物质文化史研究。

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一书中，他认为沈从文提供了关于现代中国不同的抒情想象。2015年，王德威还在哈佛大学主持举办了“沈从文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英语学界第一次举办关于沈从文写作历程与生命经验的学术会议，几位海外沈从文研究权威悉数出席，沈从文的两个儿子沈龙朱和沈虎雏也到场回忆了父亲的生平和《沈从文全集》的编纂过程。

家庭生活

1930年7月张兆和沈从文在胡适的办公室第一次见面，刚见面时，胡校长大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张兆和却不以为然，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默然，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写给她的情书一封接一封，延绵不绝地表达着心中的倾慕。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以做张兆和的奴隶为己任。他说，多数人愿意仆伏在君王的脚下做奴隶，但他只愿做张兆和的奴隶。最终打动了张兆和，于1933年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着沈从文，使他陷入了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

儿子：沈龙朱、沈虎雏

孙女：沈红

沈从文兄妹九人，大姐沈岳鑫，随儿田成尚居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长兄沈云麓酷爱艺术，毕业于凤凰图画学堂，擅长书画，解放后为湖南省文物委员会委员，在家乡致力于文物的征集与整理，“文革”中病逝。

幼弟沈荃习武为生，十六岁即考人第二军官口，毕业后在新编三十四师独五旅任中校参谋、营长等职。1938年在浙江嘉善对日作战中荣立战功，升任一二八师七六四团团长，1949年驻南京，任国防部少将监察官，同年随部队起义，属国民党起义人员。1951年被枪决。1983年获得平反。1961年沈荃的女儿沈朝慧被沈从文接到北京家中养病，当时她病得严重。

九妹沈岳萌毕业于青岛大学，后患精神病在沅陵病逝。其余兄妹数人均早年夭折。

《从文赏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沈先生一直爱好书法，而且在圈子里颇有声名，但从来视书法于自己是件好玩的事情，从没想到卖字，以此谋利。只是有一回例外，抗战胜利以后，帮助一位诗歌作者柯原。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沈从文曾两度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末，《亚洲周刊》曾组织全球最著名的华人学者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边城》名列第二。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不仅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民网评）

先生一生中，有着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他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凤凰网评）

1935年，刚刚开始自己的戏曲研究生涯没多久，日后成为著名戏曲史学家的赵景深，在提到沈从文时说：“沈从文是多产作家，却不是滥产作家。他的小说写得又多又好，这是在朋友们口中时常听到的。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可以很细致地写上万把字，写的那样的迂回曲折……他取材的范围也很广，有湖南的蛮苗生活，也有从军的士兵生活，他的生活环境和经验比我们复杂多了。”

汪曾祺评价沈从文说：“他对生活，对人，对祖国的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上大二时，沈从文成了汪曾祺的老师，沈共开了3门课，即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每门课一学年。汪曾祺后来说：“讲得很糟，可以说沈先生不会讲课。”但汪曾祺从没逃过沈的课。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不太好过，当时还是学生的著名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来的。”此前沈曾作为嘉宾到西南联大演讲，现场便有学生“愤然离去”。

巴金在一封信里对沈从文这样说：“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人的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在悼文中写道：“……争论曾一度把他赶出文坛，不让他给写进文学史。但他还是默默地做他的工作（分派给他的新的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样地做出出色的成绩。我接到从香港寄来的那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大书，一方面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兴奋，一方面又痛惜自己浪费掉的几十年的光阴。”

沈从文逝世后，柯原马上写出《淡淡的色彩和一缕清香》一文，悼念这位并没有直接教授过他，却给了他更多人生关怀和教育的老师。他在文章结束时这样说：“沈老曾经说过：‘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这话颇有些伤感而拨动人们的心弦。但我认为沈老的文章是不会老去的，是有久远的生命力的，从沈老的作品近年来纷纷在海内外出版来看，它已经拥有了一代读者，还将赢得一代又一代海内外的读者。”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取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老师。毛老师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那天，因为紧张，呆呆地站了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急促的10分钟全讲完了。他再次窘迫，无奈，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传到北大校长胡适耳里，胡适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沈从文和高韵秀（笔名高青子）的相逢和相识，极具有戏剧性。当时高青子是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从文有事去熊希龄在香山的别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双方交谈，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个月后，他们又一次相见时，沈从文发现，高青子的装束有意模仿自己的小说《第四》里的女主人公，两人开始更多地交往。此后，抗战期间，两人同在昆明，交往的机会更多。沈从文备受争议的作品《看虹录》，可能就与这段情愫有关。但最终，两人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高青子就像一颗流星在沈从文生命的天空划过。

1982年5月，沈从文携夫人张女士一起去张家界，前一天看了山下的金鞭溪，第二天要上山去，他因腿脚不方便，夫人和陪同的人去了，他留在宾馆里，张家界管理处的同志拿来纸和笔要请他题字，他答应了。管理处的人员想陪着他，被他拒绝了。管理处的同志想到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放心，怕有什么不方便。沈从文说，“至于身体，我才检查的，没什么大毛病，你们放心吧”。玩了大半天，夫人和陪同的人回到宾馆时，看到沈从文写了“张家界”“金鞭岩”“展卷”等好多幅。这时，他已是一身疲倦，见了夫人便说，今天是真正写累了。看到一沓题字，管理处的同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对于要出书请他题写书名的，他常常要写好几幅寄给人家，让人家去选。沈从文写字，从来不讲究笔和墨。1981年，他在给作家彭荆风信中说到，用的笔通只值一毛三分中小学习字笔，纸也只用一毛五分的糊窗高丽纸，墨是沉淀后加水的墨汁，所以无光彩，应叫死墨，用书行家看来就知道是外行。他也常常不满意自己写字。

沈从文第一次对于书发生兴味，并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他那时已读完了《幼学琼林》与《龙文鞭影》。《四书》也成诵。他觉得这几种书简直毫无意义。而之所以喜欢读医书，是因为好玩、实用。从医书中他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中涎液可以治愈。而中恰好又正有一只花猫，因此凡家中人被鱼刺卡着时，他就把猫捉来，实验那丹方的效果。在医书里，沈从文还学会了一些偏方，并试着做过实验，从而记住了不少药性和病名。

沈从文第二次对于书发生兴味，得到好处，是一部《西游记》。它使沈从文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沈从文认为《西游记》混合了神的尊严与人的谐趣，——一种富于泥土气息的谐趣。沈从文还以许多读者喜欢的 《项羽本纪》为例，说西楚霸王只能活在书生脑子里，而《西游记》里的“猪悟能”虽是神话人物，却是很可爱的活人。

沈从文第三次看的是一部兵书。上面有各种套彩阵营的图说，各种火器的图说，沈从文认为看来很有趣味。但是因为看这本书，却看“掉”了沈从文的世袭将军梦。他在通读此书后发现自己体力不够统治人，行为不想受到拘束，且“孙子兵法”太过玄远，索性决定放弃将军梦，回到更喜欢的当前生活，做一个自由人。

沈从文的读书既广博也庞杂，后来把马、列、毛等大部头的文集都通读了至少一遍。早在1937年初，他的读书兴趣就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如1937年1月1日的《宇宙风》“二十五年我的爱读书”专栏即刊登了沈从文的文章，他在文中列了两本书，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上世纪六十年代，沈从文与语言学家王力有一次笔战，话题就是关于“古人的胡子”。

1961年10月《红旗》17期上，发表了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作的《逻辑和语言》文章。王力为证明英语词汇丰富、表现力强“为汉语所不及”，发文称英语能把胡子分为beard(下胡子)和moustache(上胡子)，他举了中国古代的例子说，“胡子要不要区别更细的概念，这完全是由于社会交际的需要。”他指出，“古代汉族男子留胡子并不是谁喜欢才留，而是身为男子必须留胡子。古乐府《陌上桑》说‘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鬚’，可见当时每一个挑担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胡子长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点之一，所以《汉书》称汉高祖‘美须髯’，《三国志》也称关羽‘美须髯’。”

“胡子，小事也，但是也需要调查研究，才能够明白它的问题，说它时下笔才有分寸，画它时才不至随便乱来。”从事文物研究多年的沈从文先生针对王力教授的结论，进行了颇为严肃的指正。

古代男子是否必须留胡子？沈从文认为，“王先生说‘古代’界限不明白，不知究竟指夏、商、周……哪一朝代。”沈从文指出，仅仅几个举证，就得出“汉族男子在古代是留胡子的”结论，考证不足。

能不能凭《陌上桑》那两句诗，来断定古代每个担着担子走路的男子都留着胡子，沈从文的回答是否。沈从文从商代雕玉人头，以及铜鼎、铜刀、戈钺等器物上人头，到春秋战国人形泥范、彩绘木俑，以及西汉时壁画、汉末神像镜、石刻等大量文物实证，对当时留不留胡子，以及各时期胡须式样进行了介绍，“同是统治者，有下巴光光的，也有嘴边留下大把胡子的。”他说，“晋唐以来胡子式样变化多端，不过中年人或老年人，即或是名臣大官，也并不一定留它。这风气直继续到晚清。”说明古代并不一定必须留胡子。

对于“美须髯”三字的解释，沈从文考证指出，“照一般习惯，似乎只能作‘长得好一部胡子’的赞美，和汉魏时‘美男子’特点联系并不多。”通过列举当时文献，沈从文说，“魏晋以来有一段长长时期，胡子殊不受重视。”他强调，胡子被不被重视和当时的年轻皇族贵戚及宦官得宠专权必有一定关系。但是，“到这时期美须髯不仅不能成为上层社会美的对象，而且相反已经成为歌舞戏剧中的笑料了。”

他说，如果胡子是美男子的专属，那么唐代的统治者决不会甘居中下游，反而让他的看门人和马前卒独占美名。沈从文还列举了唐代壁画和其他绘画，证明画中一些上层人物即使年龄很高也并不一定留胡子，而一些诸如马夫、烹茶火头工等都长了一口好胡子。不过他虽引例反驳，但十分诚恳，“若说错了，也请王先生不吝指教，得到彼此切磋之益。”

1931年，萧乾在北京辅仁大学与安澜合编《中国简报》，经国文教师杨振声介绍，去采访沈从文。沈从文十分欣赏他的勤奋上进，并经常给萧乾写信，讨论文学问题，大都以“干弟”相称。一向以“乡下人”自称的沈从文，也希望萧乾保持“乡下人”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更完全的作品。”

沈从文对萧乾厚爱有加，主动提出来，要求萧乾提交短篇小说给他过目。在沈从文的鼓励下，萧乾认真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蚕》，寄给沈从文。3个月后，这篇小说在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了。萧乾发现，这篇文章沈从文细心修改过，改正了别字，去掉了虚字，这对萧乾是一个激励，也是鞭策。他后来写道：“但从那以后，我把别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对赘字养成难忍的反感。学着他那简练的榜样，我少用‘虚’字，少说无力的废话。”《蚕》使萧乾一举成名。

1935年7月，萧乾刚大学毕业，也是由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推荐进入《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其后兼任旅行记者。沈从文还为萧乾的短篇小说集《篱下集》亲自写了《题记》，满怀深情和赞誉：“他的每篇文章，第一个读者几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更难能可贵的是，沈从文与萧乾联名出版了文艺书信集《废邮存底》，无形中也提升了萧乾的文学地位。

1935年，严文井两次高考失利后来到了北京图书馆。他少有文才，此时文思如潮，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但是，他不知道到哪儿去发表这些文章。

他想到了沈从文。高中时期他读过沈从文的一本选集。沈从文富于浪漫色彩，幻想风情的小说和散文，和谐雅丽，五彩缤纷，艺术上达到令人惊异的诗意和真实，以及他在湘西浓郁的少数民族生活中寄托的对美的人性的追求，也深深地感染和吸引着严文井。

于是，他把这些文章一股脑儿全部寄给了沈从文。想让他看看自己的文章，了解自己的情感和思绪。当时沈从文正在主编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事后，严文井又为自己的幼稚和冲动而后悔。未曾想，过了些日子，忽然接到了沈从文的一封短笺。他批评严文井写得太多太快，劝导他多动手修改自己的文章，学会修改自己的文章，但没有提到他那些小文章的下落。

这封短笺对严文井的一生可是一件大事，对那几句近乎冷冰冰的话他一连看了好几遍，反复玩味他那唯一的要求。从此以后，他就照沈从文的话做，写了文章不急于寄出，先挑挑毛病，修改几遍再说，也渐渐从修改中体会到了写作的艰难和乐趣。

沈从文并没有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采用严文井的文章，但没过多久，他的那些小文章就在萧乾和凌叔华主持的报刊上陆续发表了，显然，这是经沈从文的手转去的。

此后，严文井牢记沈从文的劝导，文章写好后，斟酌再三，改了又改，接连在萧乾接编的《大公报》“小公园”栏目频频发表，又在天津、上海、武汉的报刊上不断亮相，也把原名严文锦改用笔名严文井，正式步入文坛，并小有名气了。

沈从文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湖南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家乡人民非常崇敬他，县委、县政府与其家属商议，决定将沈从文骨灰安葬在“听涛”山下，沈家主动自理安葬费。

沈从文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高2.8米，宽1.9米，厚0.9米，重约6吨。碑石正面，集其手迹，其文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沈从文姨妹张充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由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刘焕章教授镌。

先生一生，淡名如水，勤奋、俭朴、谦逊、宽厚、自强不息。先生爱祖国、恋故乡，时刻关心国之安、乡之勃兴、民之痛痒、人之温爱，堪称后辈学习之楷模，特立墓地，以示永远怀念。——凤凰县人民政府一九九二年清明立

沈从文纪念馆位于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大学内，与黄永玉艺术博物馆相临，在2012年12月28日正式开馆。开馆仪式上，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祖籍地江西、工作地山东等相关单位分别为纪念馆捐赠了沈从文图书全集、文物及书画作品。随后在纪念馆内举行了一场关于沈从文先生的学术研讨会。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作协，国内各相关高校，研究机构，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相关负责人出席开馆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