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Nationa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5年

北京的局势日益危急，为了防止突发的不利情况，清华大学秘密预备将学校转移至长沙。学校拨巨款在长沙岳麓山山下的左家垅（今址为中南大学）动工修建一整套的校舍，预计在1938年初即可全部完工交付使用。华北事变后，7月12日，日军向天津进攻。7月30日凌晨一点，日军开始向南开大学开炮。南开大学被毁，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

年冬，清华大学从清华园火车站，连夜秘密南运几列车图书、仪器等教学研究必需品到湖北汉口暂时保存，随时可以运往新校址。

1937年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战局问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在庐山会议后并未立即返回京津，而暂时留在南京和上海。7月29、30日，南开大学遭到日机轰炸，大部校舍被焚毁。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9月10日，教育部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到达长沙。10月25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校本部位于长沙城东的韭菜园，主要租借圣经学院和涵德女校。

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临时大学综合了清华、北大、南开原有的院系设置，设17个学系。截至到11月20日，在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北大学生342人、南开学生147人，新招学生114人、借读生218人；教职员共有148人，其中清华73人。

1938年

1月20日，举行的第43次常委会作出即日开始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议，并且规定师生3月15日前在昆明报到。

2月中旬，长沙临大开始迁徙昆明。2月19日，师生在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院（为临大所租借的教学楼）召开誓师大会，开始搬迁过程，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有男同学200余人则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行程3200多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

3月18日，由于昆明校舍紧张，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郑天挺作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蒙自建立分校的北大先期筹备人员到达蒙自。

4月2日，教育部发电命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设文、理、工、法商、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校本部所在地现为云南师范大学。

4月19日，常委会决定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办事处。4月底，蒙自分校筹备完毕。

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

6月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防”到校，7月1日正式启用。学校不再称“临时”，表明抗战的长期性。

8月，蒙自分校结束课程迁往昆明。8月4日，常委会议决：奉教育部令，联大自下学期起增设师范学院。

12月21日，第98次常委会决议，决定由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本学年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没有实施轮任制度，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主导校务。

1939年

7月，三校恢复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9月19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委会呈请教育部指拨专款，筹设师范学院附中、附小及幼稚园。

1940年

11月13日，第161次常委会讨论后，决定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由杨振声任分校主任。叙永分校于1941年10月全面结束迁回昆明。

1946年

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回原址，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1984年

昆明师范学院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2022年

9月1日，西南联合研究生院在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成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制除师范学院外，本科均为四年，师范学院因有一年教育实习，学制为五年；师范专修科为三年；工学院的电讯专修科一年半结业，有短训班性质，后改为两年制。先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一年，主要是复习高中功课，成绩优秀者免试升入本科。

学校实行学分制，规定学生在校必须学习4年（师范学院为5年），因此又称学年制兼学分制。学生在4年中修满132学分（师范学院为156学分，法商学院法律学系和工学院各系另有规定），党义、体育、军事训练及格，缴清规定之一切费用，经审查合格，方得毕业，并授予学士学位（毕业论文2学分，作为必修科目选习）。

学校成绩计算采用百分制，以60分为及格。不及格的课程不得补考，不给学分，以零分计算。学生的生活管理则由军训队负责。遵照教育部实施一年级学生导师制的规定，专门成立了大学一年级生课业生活指导委员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行政组织方面，仍以常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下设总务处、教务处和建设处。总务长原为周炳琳，1938年4月辞职，先后由沈履、郑天挺继任。教务长原为潘光旦，1938年10月辞职，先后由樊际昌、周炳琳、杨石先继任。建设长原为黄钰生。师范学院成立后，黄钰生被任命为院长，辞去建设长之职，建设处随即撤销。1939年，遵教育部令设立训导处，查良钊任训导长。此时，仍保持“三处”的体制。

按照《大学组织法》（1938年国民政府颁行）规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其组织大纲于1938年10月26日第92次常委会上修正通过。校务会议的成员由常务委员、常委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1939年7月后，增加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副教授互选之代表11人组成。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常委会秘书主任为当然成员。

各学院设有院务委员会，由该学院各系教授会主席及教授代表组成。各系系务由各系教授会主席主持。1939年6月，常委会决议，各系教授会主席一律改称系主任，关于各系设备、课程支配，均由系主任负责。系主任由常委会聘任。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各自设立办事处，保留着各校原有的某些行政和教学组织系统，负责处理各校自身的事务。参加联大工作的三校教职员，除由各校仍发给该校的聘书外另由联大加聘。抗战前在三校肄业的学生，入联大继续就读者，保留原校学籍与学号，在原学号前分别冠以英文字母“P”（北大）、“T”（清华）、“N”（南开）”，毕业时分别由原校发给毕业证书。在联大入学者，学号前冠以“A”。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院系设置，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原有院系的基础上稍有发展和调整。

1938年7月底，遵中华民国教育部命令在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航空工程组的基础上设立航空工程学系。1938年8月初，又遵部令增设师范学院，将文学院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教育”部分与云南大学教育系合并，成立教育学系，归师范学院。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改为哲学心理学系，仍属文学院。师范学院开设公民训育系、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系。

1939年1月，遵中华民国教育部令在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内附设电讯专修科（组成联大的三校复员后，并入云南大学）。暑假后，师范学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云南省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学制一年），同时开办先修班。

1940年6月，遵中华民国教育部令，历史社会学系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1941年后，社会学系划归法商学院，历史学系仍在文学院。

1940年秋，师范学院附属学校开学，先办小学和初中，以后逐年发展了高中，改称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

1941年暑假，师范学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云南省中等学校理化教员实验班（三个月）。11月，开办三年制师范专修科，分文史地、数理化两组。因与部颁《师范学院规程》第12条规定不合，改称初级部。

1944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恢复师范专修科的名称，学校共设5个学院、26个学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成为当时中国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位于昆明市五华区一二一大街298号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区校园内（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本部旧址所在地），为纪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在滇八年的办学历史而建，隶属于云南师范大学，属国家行业性博物馆。

博物馆于1985年建馆，占地面积13320平方米，建筑面积2332平方米，馆藏文物1218件（套）。博物馆内设2个展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及1个活动展厅，常设3个基本展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展、“一二·一”运动历史展、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生平事迹展）。馆区内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遗存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柱、“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梅园”、“民主草坪”、李公朴先生衣冠冢、闻一多先生衣冠冢以及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等。

博物馆所辖景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景点，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全国免费开放博物馆，民盟中央传统教育基地，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云南省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原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校区东北侧，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均有复制碑，碑座呈圆拱状，中嵌石碑。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办一学期，因海关房屋为航空学校征用，文法学院师生在1938年暑假即返回昆明。8月教育部命令增设师范学院。校舍困难突出。虽已购得昆明城西北三分寺附近的荒地124.45亩作为校址地基，并聘请梁思成、林徽因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成立了以黄钰生为主席的校舍委员会，但设计施工尚须时日，无法解决当前的困难。

1938年9月2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被炸，10月6日第89次常委会讨论决定，将文法两学院及师范学院之一部（文科）迁移至晋宁盘龙寺，并即在盘龙寺一带筹建全部校舍，以备其他各学院陆续迁往。经与云南省教育厅洽商，借得昆华工业学校校舍为文法学院教室和宿舍；昆华师范的中院、西北院为学生及教职员宿舍；大西门内文林街昆华中学的南院为师范学院教室；北院为师范学院新生及其他各系高年级学生宿舍。至于理学院的教室、实验室及学校各行政部门办公室仍在昆华农业学校，各系一年级学生在该处上课。工学院的教室、宿舍、办公室仍在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及盐行仓库等处。总办公处迁到龙翔街工校。

校舍委员会根据教学需要以及现有建筑经费决定建造一些砖木结构的三层房屋。按照计划设计并绘出了图纸。文法学院及理学院教师从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后物价上涨，最后确定除图书馆和两座食堂因面积较大，仍保留砖木结构瓦房外，其余一律是土坯墙、铁皮顶的平房。在施工过程中，白铁皮买不齐全，同时建筑经费缺失，学生宿舍只得改用茅草作顶。1939年4月竣工，下半年即交付使用。这些房屋被称为新校舍。1944年4月第295次常委会讨论通过，将办公室屋顶的白铁皮400余张，转让给重庆建中实业公司，得款200余万元，除去购买茅草作屋顶的费用，余下的正好弥补学校预算的赤字。此后，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留下了铁皮屋顶，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为茅草屋。

新校舍地处昆明城外西北部三分寺，建在环城马路两侧，占地120余亩。马路北面称北区，占地较广。北区校门为两扇木质大门，门楣上方是镌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字样的横额。土路把北区划成东西两部分。东半部较大，教室、各部门办公室、图书馆和东西食堂集中。西半部是学生宿舍和运动场。

各行政部门的办公室在图书馆东南的一排排土墙平房里。图书馆的北面有两座砖木结构的食堂，同图书馆构成“品”字形。北区的西部是学生宿舍，共有茅屋36座（东西走向的12座，南北向的24座。在一次轰炸中，1、2、28、32号4座茅屋宿舍被炸毁，1、2号未再恢复，28、32号复建）。

宿舍区的南端是运动场，有两个篮球场和一些简单的体育运动设备，南区是理学院各学系的办公室、实验室，有一些教室。南区东部是校医室，有门诊部、药房和简易病房，免费为师生诊病。校医室后面的花圃，是生物学系的实验园地。

工学院在昆明城东南的拓东路，男生宿舍在拓东路与太和街街角的东北，原是盐行仓库，称为盐行宿舍。工学院的教学区在盐行宿舍东面约300米远类似庙宇的迤西会馆和江西会馆。

师范学院初建时借用昆华中学北院的校舍。1940年10月被炸后，搬到龙翔街昆华工校的东部“文昌宫”的旧址。主要建筑是两进二层楼房，前面楼上是女生宿舍，楼下是办公室和教室，后面楼上是男生宿舍，楼下是饭厅兼代会堂。

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1996年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全校师生员工总数约3750人，教师约370人，职员（含校医及技术人员）和工警400人左右，其中专职行政管理人员200人。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过的教授、副教授共计300余人。

以1939年为例，全校教师共有269人，其中北大89人，清华150人，南开30人。

自1938年至1946年，学校共计毕业生3343人（含初级部35名）。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1996年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1937年至1946年，共有8000名学生通过了联大的入学考试，最终联大学籍毕业的本科生近2500名、专科生约200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籍的本科生1280名、研究生74名-总计毕业约4000名，是当时中国毕业生最多的高校。

抗战八年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1100多人，其中镌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的即达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联大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担任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和空军。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为了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畅通，1500名中美健儿血洒长空。根据记载，其中就有联大的从军学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生课程的开设三校教授统一配合，不分学校。三校教授都由联大加聘。研究生由三校分别招收，学籍不属于联大。

1939年5月，北大研究院在昆明恢复并开始招收研究生。研究院院长由校长兼任，研究所所长由北大各学院院长兼任，各学部主任也由北大各相关学系系主任担任。8月以后，各学部逐步恢复与建立，到抗战后期，共设3个研究所，12个学部。清华研究院也于1939年恢复，到抗战后期共有4个研究所，16个学部，5个特种研究所。

1940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原三校研究所的基础上分别成立清华、北大、南开研究院，三研究院则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名义下公布研究生招生简章，联合招收研究生。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三研究院基本保持其独立性，课程的设置，学位论文的选题等，坚持自主原则。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伊始，遵照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指令，选派留美留法学生。对于选派留学生事宜，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统一与教育部协调，在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名义下分别成立与留学相关之考试委员会，选派留学生。对于已出国之自费留学生，因其所学为国家战时所需，则采取奖学金的形式予以资助。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多个院系开设了航空、无线电、通讯、军事工程等与军事有关的许多课程，并编译军事教材、参考书等，以供教学、训练部队，以及普及军事知识之用。土木系和机械系增加的军事类的课程有：庄前鼎的《兵器学》，施嘉炀的《堡垒工程》、《要塞建筑》，王明云的《军用桥梁》、《军用结构》，李谟识的《军事运输》等。内迁昆明后，清华大学研究院于1939年恢复，专门设立了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国情普查5个特种研究所（其中农业所下设3个组），密切结合战时实情从事有关军事、经济建设等多种专题研究。1940年迁往昆明白龙潭后克服困难建起当时国内唯一的试验风洞，为航委会第二飞机制造厂试验轰炸机模型。在编译和推广航空教材方面，该所成绩卓著，先后有《气动力学概论》、《飞机异型及螺旋桨原理》、《飞机试飞学》、《空军战略的检讨》、《降落伞部队》等20余种著述完成，或作为航校教材、或作为培训空军部队和普及防空知识之用。化学、化工研究内迁后大西南各科研院所与军工单位纷纷将研究重心转向硝酸、纤维、木材、汽油、酒精、煤油，橡胶等项目的研究。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们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哲学为例，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成果如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冯友兰《贞元六书》、金岳霖《论道》，及沈有鼎关于“意指分析”的两篇论文。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成书于当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所在地南岳掷钵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则完成于昆明宜良。

闻一多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纂》、《楚辞校补》、《唐诗杂论》、《诗选与校笺》等。朱自清写了《经典常谈》、《新诗杂谈》、《诗言志辨》。许维遹写了《管子集释》、《韩诗外传集释》、《国语校诂》、《尚书义证》。浦江清写了《花蕊夫人宫词考》。刘文典写了《三余札记》。罗庸出版了《鸭池十讲》。

1941年，华罗庚的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获得当年教育部第一届国家学术奖励金，该奖励的评语称，华罗庚的研究成果与世界著名数学家相比，“较诸氏为优”，“而于堆垒数论尤有甚大贡献”。华罗庚在联大期间先后完成20余篇论文，1937年至1941年，他的数学论文每年均在苏联《报告》杂志上发表。联大期间，陈省身对数学界知之甚少的示性类进行研究，发现了作为一般向量丛结构的基本不变量，被称为“陈省身示性类”。许宝騄在统计学中多元分析数学理论方面作出了若干处于世界前沿的工作，钟开来有关概率论与数学的研究属创新。

联大物理系是战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物理研究基地，成果主要有：周培源有关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速度脉动方程在湍流理论中的研究问题；饶毓泰、吴大猷、郑华炽有关原子、分子结构及光谱的研究，他们及其指导的学生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吴大猷1940年出版的《多原子分子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是该领域的重要著作；王竹溪发表了有关热力学、统计力学方面的论文多篇，并指导林家翘、杨振宁等进行有关超点阵统计力学和数学研究。马仕俊有关介子理论和量子场论的研究，张文裕、赵忠尧等关于核物理的研究，任之恭、孟昭英等有关电子学的研究。吴有训、余瑞璜有关X射线及其应用的研究等等。有多项成果在世界上均属前列。

1939年，余瑞璜回国后创建了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开始从事晶体分析的X射线强度新综合法的应用，并将X射线分析法在中国第一次应用于生产，分析了云南、贵州的铝矿。他在昆明期间的工作成果作为惟一的中国人的贡献载入国际X射线衍射发展的史册。化学方面，黄子卿1938年公布的他研究“冰—水—水蒸汽”三相点的测定成果。被国际上公认为出色的成果；张青莲有关同位素和重水的研究，为化学界瞩目。

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主要由北大地质系组成，是中国高校实力最强、水平最高的地质系。1940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成立地质学会，并增设研究部，招收研究生。抗战期间联大地质学家的许多研究，均属地学界开创性或前沿性的成果。同年，孙云铸著《中国北部寒武纪化石》，由地质调查所印行，这是中国学者写的第一部古生物著作。联大期间，孙云铸在昆明北郊发现了三叶虫化石新品种和寒武纪地层，研究了中国寒武纪地层界限问题。以后，他又发表了《云南志留纪及泥盆地层》等重要著述。王鸿祯、郭文魁等人有关西部地学的研究也有相当价值。其中，郭文魁1941年首次在滇东地区发现奥陶纪地质及第四纪冰川现象。他对四川油气田的研究指出了找矿方向，并为后来勘探开始的实践所证实。

生物学系汤佩松和物理学系王竹溪合作，1941年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发表了《离体活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论述》的论文。首次用热力学概念精辟分析了水分进出细胞过程的规律，被国际上公认是植物生理学上的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汤佩松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昆明大普吉）建立的植物生理组，是当时中国植物生理研究的一个中心。他和殷宏章、娄成后、罗士苇等十多位同事或助手，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包括生长素、生物化学、生物物理、植物油、微生物生理、抗生素、植物感应性等方面，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培养了不少有声望的植物生理学家。1938年到抗战胜利前夕，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60篇之多。

1943年到1945年，经过李约瑟主持的中英科学合作馆介绍到国外发表的学术论文共138篇，其中85%被著名的《自然》、《科学》杂志采用，它不少是联大的科学家发表的，物理系余瑞璜就发表4篇。

1938年12月2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第95次常务委员会决议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并周知布告。

释义：“刚毅”见于《礼记·儒行》：“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坚卓”源于成语“艰苦卓绝”。“坚卓”是指人的精神修养的一种境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所处的时代，正是强敌入侵、民族危亡之时。““刚毅坚卓”的是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普遍的大学精神的结晶。

“刚毅坚卓”中的“刚毅”要求师生做一个无私无畏的人，即所谓的“无欲则刚”，对物质世界或他人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主体性，激励人坚忍不拔，刻苦自励，追求真理，建功立业；“坚卓”则要求人心之坚定，刻苦自励，勤奋学习，卓然成家，但又不慕名利地位，铁骨铮铮；不好为人师，不强为人师，而能谦恭和蔼，待人以诚，循循善诱，能移风易俗，成人之美。其目标就是保持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充分体现大学人文精神。

“刚毅坚卓”，其内涵要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培养的人才必具备健全的人格，高尚的情操。

1938年10月，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89次常务委员会决议，聘请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罗庸、罗常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编制校训校歌委员会委员，并请冯友兰为委员会主席。10月30日，校歌委员会讨论用罗庸的词为校歌歌词，但请已经毕业的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张清常谱曲。在广西宜山的张清常12月将完成制谱后寄交联大校歌委员会，得到一致通过，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曲谱。

1939年6月30日，大学校歌委员会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乐谱，同意接受冯的歌词。

校歌用了岳飞的《满江红》词牌，做了许多对比。

三角形的三等分，那一点是正三角形的三点合一，也暗含三角形的稳定性，上半年即已确定使用。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被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旗，整面旗帜呈长方形，图案包括一个紫色的等腰三角形（南开、清华的校色为紫色），高为4尺6寸，底部宽2尺6寸，三角形上有黑色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字样（北大校色为黑色），三角形上下两腰各镶配一个白色直角三角形。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社团繁多，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会社管理规则》分类法，大致可分为四大类：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先后建立各类性质的学生团体，其中大部分学生团体则主办各类刊物，发表时评杂文、文学作品、漫画图片等以丰富联大学生的课余生活。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行政设有两个机构：校务委员会、教授会。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长批准任命，校长为校务委员会当然主席。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友（含附中附小校友）中共有174人当选为“两院”院士（其中，中国科学院163人，中国工程院13人，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士，徐匡迪曾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此外，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中，全部81位院士中，有27人出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2020年1月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等，了解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光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