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是朱自清编撰的国学研究专著，原名《古典常谈》，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1942年2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编著完成，1942年8月由国民图书出版社首次出版，实际见书时间是1943年5月。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先生对中国一些主要的传统文化经典的梳理和讲解，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的启蒙读物，内容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共十三个专题。

从作者在书中自序的落款可知，《经典常谈》这部书创作完成于1942年初，此时正值朱自清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1938年，西南联大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因战火南迁合并而成。当时的西南联大师生虽处于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却始终坚持着学术自由，追寻着科学真理，英杰辈出，朱自清也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以当代的视角研究《经典常谈》这部书的创作背景，可以发现该书的产生也离不开前期思想理论的影响与铺垫。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史，朱自清的老师胡适先生，曾于1923年在北大《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阐述了“整理国故”的理念，提倡以科学的精神保存国粹，系统地研究国学。从内在联系以及这部书的精神内涵分析，《经典常谈》这部作品也传承了“整理国故”的思想。研究发现民国初年以来中国社会也曾出现“废经”的呼声，一些人对阅读传统书籍持否定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保护经典带来了阻力。正如朱自清在这本书的序中提到“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但他也指出“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这体现出了历史上以朱自清为代表的一些具有眼光的“新文化人”在认识和保护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方面的进步意识和积极态度。因此，朱自清先生编撰了该书。

《经典常谈》成书于战乱、中国文化教育极不普及的年代。那时要提倡经典的训练、希望人们通过阅读《经典常谈》一类的著作，“航行到经典的海里去”，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朱自清先生所做的，就是一项普及的工作，他希望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普遍地得到经典的训练，让广大的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人受到适当的经典的训练，了解和继承祖国的文化传统。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像《经典常谈》这样的“科普读物”由于战乱、社会动荡等原因，很难收到多少实际效用的话，那么在国泰民安、政治稳定，人民的文化教育程度普遍得到提高的当代，让当代的人民，尤其是青年人通过阅读《经典常谈》这样的著作，间接地接触一下古代的经典，甚至进一步直接地去接触一些古代的经典，都有了可能。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当前社会现实的角度考虑，《经典常谈》仍不失现实指导的意义。物质文明的发展，要求精神文明的建设协调发展，作为千年文明古国，人们既要在经济上与世界的发展接轨同步，又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这就要求人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和了解一些中国古代的经典，加深对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认识，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古为今用”，这对当前经济文化现状的改进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经典常谈》还从“层累说”的史观出发，以“结账式”的整理方法，活泼严谨地进行经典导读：该书中“说文解字篇”从“仓颉造字”讲起，“周易篇”从“河图”洛书”引出，“春秋三传篇”也首先从“获麟”的故事、传说开篇，是以闲话风引起人们注意，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吸收了“古史辩”派在古史考证上的方法与成果。该书的语言风格，是因为朱自清写这本书最初的目的是要做初中生的古典文化普及，所以作者采用白话文来重述，兼以“导读”的形式，希望可以启发一般人对古典文化的兴趣。所以，其语言风格并不像常见的学术文章那么枯燥、艰涩，反而采取一种说故事、聊天式的闲话风进行古典文化导读。除了语言通俗易懂、活泼生动以外，更令人称道的是作者虽然采用一种闲话方式来讲古典文化，可是作者在陈述学术观点时用词却准确而有分寸，显得十分严谨。在表达不确定的推断时，朱自清大量使用估量意义的语气副词，如“好像”“仿佛”“似乎”“也许”“大概”“大约”“说不定”等等。

2023年2月3日，据天目新闻报道：2023年春季，人教版八年级下的语文教材进行了调整，在“名著导读”部分，《傅雷家书》被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替换。

中国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社会活动家 叶圣陶：朱先生的《经典常谈》却是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来的一本书。它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谁要知道某书是什么，它就告诉你个什么，看了这本书当然不就是变了古书，可是古书的来历，其中的大要，历来对于该书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对于该书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有个简明的概念。学生如果自己在一大堆参考书里去摸索，费力甚多，所得未必会这么简明。因这本书的导引，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

历史学家 吴小如：佩弦先生的思想一直是紧跟时代步伐的，至其思路之清晰，识见之高远，尤令人叹服；而更以治学态度之谦为最难得。先生一向在发扬、介绍、修正、推进我国传统文化上做功夫，虽说一点一滴、一瓶一钵，却朴实无夸，极其切实。再加上一副冲淡夷旷的笔墨，往往能把顶笨重的事实或最繁复的理论，处分得异常轻盈生动，使人读了先生的文章，不惟忘倦，且可不费力地心领神会。这本《经典常谈》就是我这话一个确切的明证。这本书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乃是谈“诗”与“文”的两部分，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学史，甚至比那些粗制滥造的整部文学史还好。

文学史家、教育家、文学评论家 季镇淮：作为文学的散文，朱先生努力运用语言文字而得其自然。作为国学的著作，他对运用语言文字亦非常努力，这一点应当特别指出。《经典常谈》一书，包括《说文解字》、《五经》、《四书》、《战国策》、史汉、诸子、辞赋、诗、文，共十三篇，经史子集都有，是旧时士人的基础读物。除诗、文外，其他都是逐书讲解，介绍其作者、内容，言之有据，深入浅出，意无不达，雅俗共赏，运用现代语言，讲述古史内容，令人读之不厌，确是难得的运用语言文字的妙手。诗、文不可以数举，叙述源流史迹，是诗文发展史，繁简得中，娓娓而谈，亦为不可多得之作。这是学术著作，是记叙散文的一种高品。从《经典常谈》包括经史子集和小学，知为清中叶乾嘉学派的余风。朱先生以散文家为国学，亦不可不从事朴学或考据学。

《经典常谈》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1942年2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编著完成，1942年8月由国民图书出版社首次出版，实际见书时间是1943年5月；1946年又由文光书店刊行。该书在中国港台地区也有出版发行，现存早期出版并能查找到版本样式的主要有香港“太平书局”1963年1月繁体竖版和台湾“三民书局”1972年版，港台地区后来还有其他不同版本发行，该书在港台地区的版本流传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该书的传播范围之广。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曾于1980年和1998年相对较早地重印了两版《经典常谈》。

之后还有许多家出版社都相继出版过该书，推出了大量的版本。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9年、2004年、2006年、2014年对该书进行多次重印；中华书局也于2003年、2009年、2014年多次发行该书；2004年，三联书店又重印该书，还于2008年推出了该书的精装版；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也于1999年、2001年相继又推出该书；还有全国不同地方人民出版社、各大高校出版社等各类出版机构也纷纷出版该书。此外，还有一些由该书而衍生编撰的作品出版。

朱自清（1898-1948年），原名自华，号实秋，后改名自清，字佩弦。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省东海县。1916年两淮中学（扬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及哲学系。在大学读书期间开始新诗创作。1920年毕业后曾任教浙江省杭州第一师范、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台州浙江省立第六师范、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等。参加了新潮社、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的积极鼓吹和参与者。1925年受聘清华学校大学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曾担任中文系主任、图书馆主任。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抗战期间，任长沙临时大学中文系教授会主席、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1946年返京，任国立清华大学（现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讲授课程包括《国文》《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艺思潮》《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古今诗选》等，主要开展古代文化研究，涉猎汉字、汉语语法、经史子集、诗文评、小说、歌谣及外国历史文学，著有《荷塘月色》《你我》等。1948年8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