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是傅雷、朱梅馥、傅聪创作的书信集，编者是傅敏。《傅雷家书》最早出版于1981年，《傅雷家书》的出版是当时轰动性的文化事件，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它是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儿子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编辑而成。

傅雷的信在文革中遗失了，其时傅家家产尽数被抄，傅聪的信也未能幸免。十几年后的一天，上海音乐学院在一间装扫帚等杂物的四平米小屋里，发现了傅雷的一些遗物，其中包括一个黑纸包裹的练习册，标题是《聪儿家信摘录》。1986年，傅聪得知此事后，却坚决不同意发表这些信，因为自感年轻时思想和文字过于稚嫩，无法与父亲相提并论。

因此以前各个版本的《傅雷家书》往往只是傅雷一人的独白，读者只能想象或猜测傅聪如何回应他的父亲。

在家书中，可以看到平时教育子女极其严厉的傅雷直抒胸臆，爱子情深：“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1954）“你回来了，又走了；许多新的工作、新的忙碌、新的变化等着你，你是不会感到寂寞的；我们却是静下来，慢慢的恢复我们单调的生活，和才过去的欢会和忙乱对比之下，不免一片空虚。”（1956）“儿子交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尽管将来你我之间聚少别多，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不孤独的。”

在信件中傅家人探讨音乐艺术、文学创作的深刻与高度，傅雷为傅聪纾解艺术道路上的心绪问题：“你说常在矛盾与快乐之中，但我相信艺术家没有矛盾不会进步，不会演变，不会深入。”（1955）也兴奋地交流刚看的戏剧电影，“常香玉的天生嗓子太美了，上下高低的range很广，而且会演戏，剧本也编得好。”（1956）

这些家信更因傅雷一家在时代悲剧中的命运变幻带有悲凉的感染力，傅雷在写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中沉重地说：“生活中困难重重，我们必须不断自我改造，向一切传统、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与习俗作斗争，我们必须抛弃所有的人生观和旧的社会准则。”（1966）

《傅雷家书》缘起于楼适夷。在追悼会上，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楼适夷与傅氏兄弟叙旧。楼适夷早在1957年就看到过傅雷傅聪父子的往来家信，印象深刻。问及家信时，傅聪告知，每一封家信都完好地保存在海外的寓居里。于是，楼适夷建议傅氏兄弟将家信编辑出版。

此时，傅聪正驰骋于国际音乐舞台，享誉“钢琴诗人”美名，演出非常繁忙。编辑出版家信既是对故去父母的缅怀，也是对正在复兴的中华文化的必要贡献。两兄弟商量后，决定由傅敏编选成书。

1981年4月26日，由天津社科院出版、三原公司发行的《傅雷家书》面世。书中不仅有傅雷的家信，还包含有楼适夷代序、傅雷夫妇家信、傅聪家信、给儿媳弥拉的英法文信中译本四个方面内容。楼适夷作代序《读家书，想傅雷》中写道：“谨郑重地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好书。”

傅敏在首次出版的《编后记》中叙述：“今年九月三日是爸爸妈妈饮恨去世十五周年，为了纪念一生刚直不阿的爸爸和一生善良贤淑的妈妈，编录了这本家书集，寄托我们的哀思。”

1990年1月，傅聪与傅敏签订《备忘录》约定：“先父傅雷先生于1966年去世，我们兄弟俩傅聪和傅敏为法定继承人，现经我们俩商议决定：先父所有译著的国内大陆地区版权归傅敏拥有。”

不是前言的前言傅聪的家信

傅雷夫妇给孩子的信

一九五四年[二十一通]

一九五五年[八通]

一九五六年[三通]

一九五七年[一通]

一九五九年[二通]

一九六〇年[五通]

一九六一年[十通]

一九六二年[十通]

一九六三年[七通]

一九六四年[四通]

一九六五年[六通]

一九六六年[三通]

代跋读家书，想傅雷

《傅雷家书》是一部很特殊的书。它是傅雷思想的折射，甚至可以说是傅雷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因为《傅雷家书》是给他与儿子之间的书信，体现了作为父亲的他对儿子苦心孤诣。《傅雷家书》这本书中无处不体现的浓浓的父爱。或许每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都疼爱有加，但是，傅雷在疼爱孩子的同时，也不忘对他进行音乐、美术、哲学、历史、文学乃至健康等等全方面的教育。

道德修养

傅雷曾郑重告诫傅聪，“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傅雷家书》中的这类道德教育大多循循善诱，有时也不免苦口婆心，带有说教意味。例如，1954年8月16日的一封信，专门“谈几桩重要的事”，其实说的是穿衣、吃饭、出台行礼或谢幕方面的礼仪。傅雷知道，自己“老做牧师似的”，书信中满是“教训意味”，儿子听多了也会腻烦。这时，他就打出感情牌来：“请你原谅我是人，原谅我抛不开天下父母对子女的心”，希望儿子“从感情出发，体会我的苦心”。有时，傅雷还为自己的说教，冠以堂而皇之的理由：“爸爸一千句、一万句，无非是为你好，为你个人好，也就是为我们的音乐界好，也就是为我们的祖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类好。”从“以力服人”，到“以理服人”，到“以情服人”，傅雷不再是那种刻板、严肃的严父形象了。

政治品格

《傅雷家书》写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对傅聪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傅雷自然会涉及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他必须履行的职责。1956年12月23日，在致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信中，傅雷写道，他对傅聪的“政治认识问题”“抓得很紧”,“从五四年八月到现在，我和他写了七十九封长信……重点谈到政治修养与世界大势、思想认识”。傅雷在涉及这些严肃的话题时，极其谨慎而认真，可谓言之谆谆。在1955年12月11日的信中，他让儿子“革除小布尔乔亚根性”，并严肃地批评说，“怯懦也罢，温情主义也罢，总之是反科学、反马列主义”。1958年底，傅聪出走英国，时隔一年恢复通信后，傅雷告诫儿子，“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并说，“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

为人处世

1957年，傅雷遭受长达一年的政治批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段时间他很少写信，而是由妻子朱梅馥代笔，转达他对儿子的教育与告诫。例如，“你以后做人，好好提高警惕，待人千万和气，也不要乱批评人家”，说话“千万不要太主观，千万不要有说服人的态度，这是最犯忌的……有了意见不要乱发表，要学得含蓄些”。到了1958年，傅雷仍提醒儿子，如遇见首长，“谈话之前，应把自己要说的成熟考虑”“千万不能老是从‘个人第一’出发，大忌大忌”。1959年，他给儿子留下如此片言只语：“对外只谈艺术，言多必失，防人利用”，“行动慎重，有事多与老辈商量，三思而行”。这类规训，现在读来似乎尽是一些与世浮沉的庸俗之言，其实是傅雷作为当事人或过来人所表达的沉痛之言。这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严父角色，饱含“一位身处动荡岁月的知识分子难以言表的政治隐痛与亲情隐痛”,而且，这些家书也许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政治功效性”，并不一定是傅氏父子交流意图的真实表达，故不宜将它们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说教。

《傅雷家书》中的一些道德规训，在当今仍有一定教育意义，但将它们视为弘扬家风家教的典型材料，则是不妥的。傅雷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坦承，他对傅聪的教育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太严太苛求，自己脾气坏，对他‘身教’的榜样很不好”，并“为之内疚”。傅聪极力反对将《傅雷家书》当作家教的《圣经》来阅读。他认为，父亲的训导“有清规戒律的成分在”；而他后来的发展，并没有“框在这个圈子里头”，而是“我走我的路子”。现在，《傅雷家书》成为育人成材的经典读本，认为傅雷“独特的、严谨的家庭教育方式使子女走上成功的道路”，这本书因而受到很多望子成龙的中国父母的追捧。这样一种阅读视角，存在某些偏差与偏失，缺乏对傅雷家教方式的理性审视。等而下之，如果将《傅雷家书》作为一部“成功学”的经典教材，误认为傅雷信奉“棍棒底下出才子”，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更是对傅氏父子的亵渎。此外，傅雷关于“先为人”的思想，如傅聪所言，“绝不是世俗概念的‘做人’”，即如何为人处世那一套；他强调的是，“做一个精神上有所升华的人”。《傅雷家书》的意义，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位人们内心深处寻觅的“精神父亲”形象——一位“成熟的，甚至很严厉的”“高高大大的男人的形象”，敢于“硬硬朗朗地对付这个世界”。这样的“精神父亲”在性格、处世等方面也许有瑕疵，不过仍然感人、伟大。如果将这些内容仅仅理解为“家风家教”，就会忽略傅雷思想的复杂性，也是对《傅雷家书》的误读。

《傅雷家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品，其汇编著作权人为傅敏，甫一面世即成畅销书，1986年5月，荣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该书也引起时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金圣华的兴趣，金圣华精通英文与法文，她将傅雷书信的24通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傅雷家书》得以闻名全球。

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傅雷家书》获得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据统计20多年间它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初中段。

文学家叶永烈：“《傅雷家书》是一座思想‘富矿’。广大读者还可以从美学、音乐、文学、哲学等角度加以探讨，从中获取丰富的精神滋养。”

翻译家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

《傅雷家书》是傅雷夫妇自1954年至1966年期间写给儿子傅聪和儿媳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编辑而成。该书最早于1981年在大陆出版。傅敏曾于2010年开始在媒体上刊登版权声明。

台海出版社擅自出版《傅雷家书》，并通过中关村图书大厦销售，严重侵犯其著作权，因此将出版社和图书大厦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近40万元人民币。

此案2017年3月3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80岁高龄的傅敏没有到庭，他委托代理律师出庭作证。此案没有当庭宣判，将择日判决。

2017年4月21日，傅雷次子傅敏与合肥三原图书出版服务有限公司共同起诉台海出版社侵犯《傅雷家书》著作权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宣判，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公开致歉、赔偿傅敏经济损失20万元(人民币，下同)，赔偿合肥三原图书经济损失3万元，赔偿两原告合理开支3.6万元。

傅敏的代理律师称，涉案图书完全照抄《傅雷家书》，侵犯了傅敏享有的权利，侵权行为恶劣。傅敏曾于2010年开始在媒体上刊登版权声明，台海出版社对此却不予理会，属于故意侵权。

台海出版社则辩称，被诉侵权图书《傅雷家书》，我方已停止侵权并通知书店下架，该书仅印发5000册，销售收入远未达到3.6万元，两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过高，不同意其相应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台海出版社作为专业出版机构，应知出版发行他人作品需经著作权人的授权，但其未经原告图书著作权人许可，出版发行了与原告图书主体内容相同的图书，且未为编者傅敏署名，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侵犯了傅敏对原告图书汇编作品享有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

法院还认为，被告出版的《傅雷家书》内容与两原告依其主张权利的《傅雷家书》内容高度雷同，系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他人作品的侵权行为，因此作出以上判决。

2024年6月24日，《傅雷家书》著作权人江奇勇表示，傅雷次子傅敏所编的《傅雷家书》完成作品登记，登记机构为安徽省版权局。

1981年三联初版收录了118通书信，选自傅聪当时保存的125通中文信和傅雷给傅敏的2通信，其中包含一封朱梅馥给傅聪的信。增补本第二版中，收录书信178通，包含朱梅馥信16通，英文信1通，还有给傅敏的2通；加入金圣华翻译的傅雷夫妇给儿子、儿媳的24封英法文信的译文和1960年傅雷专为傅聪编的音乐笔记。第三版增加的是附录部分和7通傅雷书信，加入了金圣华翻译的译注、体会和傅雷夫妇遗书，第五版加入了傅雷写给傅聪在波兰的钢琴教师的14封信。

2003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插图增订版收录家信200通，其中傅雷信件161通，傅雷夫人信39通。据傅雷次子、编者傅敏的《编后记》说，“新增家信36通，父亲信11通，母亲信25通。补充内容的信69通：父亲信59通，母亲信10通，并以残存的6通哥哥家信为前言，楼适夷先生文章为代跋。”

2012年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编选了傅雷夫妇书信184通，其中傅雷书信143通，傅雷夫人书信41通，删去很多“政治和家常的段落”。同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大致相同，值得一提的是，该版本还分两部分选入了傅聪给父母的信：第一部分延续傅聪的6封家信置于卷首，另一部分选录了傅雷在世时就傅聪1954-1957年期间的39通家信进行的选摘。

2014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傅雷家书全编》，又加入了傅雷夫妇给傅聪、傅敏（3封）和弥拉的信，一共255通，是最为完整的傅雷家书。

2017年远东出版社将要出的《傅雷著译全书》收入傅雷夫妇给孩子的全部书信和傅聪家信，也会是“比较全”的版本。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以及美术评论家。于20世纪20年代初曾在上海天主教创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论激烈，被学校开除。五四运动时，他参加在街头的演讲游行。北伐战争时他又参加大同大学附中学潮，在国民党逮捕的威胁和恐吓之下，被寡母强迫避离乡下。1927年冬离沪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1931年春访问意大利时，曾在罗马演讲过《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猛烈抨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留学期间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1931年秋回国后，傅雷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1966年的一个晴初霜旦，翻译巨匠傅雷愤然辞世。9月3日凌晨，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夫妻双方双双自杀身亡，悲壮地走完了一生。

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下册语文名著导读第一篇“傅雷家书：苦心孤诣的教子篇”

山东教育出版社八年级下册语文名著导读第一篇“傅雷家书：苦心孤诣的教子篇”

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级上册语文第二单元第7课《傅雷家书两则》收录2则“1954年10月2日”“1955年1月26日”2则

山东教育出版社八年级下册语文第二单元第9课《傅雷家书两则》收录2则“1954年10月2日”“1955年1月26日”2则

记得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念过三年法文；老师教的方法既有问题，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绩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从十六岁到二十岁在大同改念英文，也没念好，只是比法文成绩好一些。二十岁出国时，对法文的知识只会比你的现在的俄文程度差。到了法国，半年之间，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文，教师管读本与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与发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课方式，而是随时在谈话中纠正。半年以后，我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过生活，已经一切无问题。十个月以后开始能听几门不太难的功课。可见国外学语文，以随时随地应用的关系，比国内的进度不啻一与五六倍之比。这一点你在莫斯科遇到李德伦时也听他谈过。我特意跟你提，为的是要你别把俄文学习弄成“突击式”。一个半月之间念完文法，这是强记，决不能消化，而且过了一响大半会忘了的。我认为目前主要是抓住俄文的要点，学得慢一些，但所学的必须牢记，这样才能基础扎实。贪多务得是没用的，反而影响钢琴业务，甚至使你身心困顿，一空下来即昏昏欲睡。——这问题希望你自己细细想一想，想通了，就得下决心更改方法，与俄文老师细细商量。一切学问没有速成的，尤其是语言。倘若你目前停止上新课，把已学的从头温一遍，我敢断言你会发觉有许多已经完全忘了。

你出国去所遭遇的最大困难，大概和我二十六年前的情形差不多，就是对所在国的语言程度太浅。过去我再三再四强调你在京赶学理论，便是为了这个缘故。倘若你对理论有了一个基本概念，那么日后在国外念的时候，不至于语言的困难加上乐理的困难，使你对乐理格外觉得难学。换句话说：理论上先略有门径之后，在国外念起来可以比较方便些。可是你自始至终没有和我提过在京学习理论的情形，连是否已开始亦未提过。我只知道你初到时因罗君患病而搁置，以后如何，虽经我屡次在信中问你，你也没复过一个字。——现在我再和你说一遍：我的意思最好把俄文学习的时间分出一部分，移作学习乐理之府。

提早出国，我很赞成。你以前觉得俄文程度太差，应多多准备后再走。其实像你这样学俄文，即使用最大的努力，再学一年也未必能说准备充分，——除非你在北京不与中国人来往，而整天生活在俄国人堆里。

自己责备自己而没有行动表现，我是最不赞成的。这是做人的基本作风，不仅对某人某事而已，我以前常和你说的，只有事实才能证明你的心意，只有行动才能表明你的心迹。待朋友不能如此马虎。生性并非“薄情”的人，在行动上做得跟“薄情”一样，是最冤枉的，犯不着的。正如一个并不调皮的人要调皮而结果反吃亏，一个道理。

一切做人的道理，你心里无不明白，吃亏的是没有事实表现；希望你从今以后，一辈子记住这一点。大小事都要对人家有交代！

其次，你对时间的安排，学业的安排，轻重的看法，缓急的分别，还不能有清楚明确的认识与实践。这是我为你最操心的。因为你的生活将来要和我一样的忙，也许更忙。不能充分掌握时间与区别事情的缓急先后，你的一切都会打折扣。所以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不但希望你多听听我的意见，更要自己多想想，想过以后立刻想办法实行，应改的应调整的都应当立刻改，立刻调整，不以任何理由耽搁。

文章背景及作者自叙：

辑印在这本集子里的，不是普通的家书。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说长道短）,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①一九五四年傅聪赴波兰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在波兰留学，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全家在上海火车站送傅聪去北京准备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