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男，汉族，字怒安，号怒庵，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中国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1908年4月7日，生于江苏南汇周浦镇。傅雷幼年丧父，母亲贤淑，极富主见，曾请先生教子认字、授英语与算术。1919年傅雷进镇小学二年级，一学期后转往上海，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1921年考取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傅雷原名怒安，十五岁时易名为字，另取名为雷。

1924年，被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录取读高中，其间，他积极参加“五卅”爱国斗争和反军阀学潮，在《北新周刊》《小说世界》发表《梦中》《回忆的一幕》两篇小说。1926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翌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局动荡。他欲安心读书，决定出国留学。母亲为其变卖田产，筹措资金。1927年12月30日，傅雷告别亲友，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起程赴法。

1928年2月3日，抵马赛，次日至巴黎。他持严济慈信，经郑振铎介绍进法国西部的贝底埃补习法语。同年秋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主修文艺理论。课余去卢浮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旁听，观赏法国艺术馆、博物馆的美术名作。

1929年暑假，由曾觉之安排，傅雷前往瑞士莱芒湖畔圣扬乔尔夫木屋，与孙伏园、孙福熙兄弟及刘海粟、刘抗、陈人浩等艺术家同游。他无意中看见房东旧历书上的《圣扬乔尔夫的传说》，爱不释手，便开始试译，且刊登在1930年的《华胥社文艺论集》中，这是傅雷首次发表译作。随后，又试译泰纳的《艺术哲学》、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1930年1月，傅雷依据对印象派画作的观摩和学习美术史、美术理论的心得，撰写出他的第一篇美术评论文章《塞尚》，于《东方杂志》上登载。是年春，随刘海粟出席比利时独立百周年纪念博览会，鉴赏布鲁塞尔美术馆法兰德斯画派代表人物卢本斯及其弟子的绘画作品。次年5月，又和刘海粟等艺术界友人来到意大利，参观罗马教堂的文艺复兴运动代表画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原作。此间，他将赴法海上经历《法行通信》十二篇及留法感想三篇，寄往上海《贡献》旬刊陆续刊载。

1931年8月中旬，傅雷与刘海粟一起乘“香楠沙号”轮船归国1931年9月傅雷返抵祖国，担任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兼授西方美术史、法语。应中华书局邀请负责出版《世界名画集》，编选《刘海粟》专辑，特作论于卷首。

1932年，与表妹朱梅馥结婚。同年参加庞薰琹等组织的“决澜社”，发表社签名宣言，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主持庞薰琹个人画展。授课外，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外国文学及撰写艺术理论文章之中。其完成的唯一一部学术论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从1932年10月至1933年2月，在《艺术旬刊》上连载。1933年自费出版第一部译作要列甫・苏卜的《夏洛外传》。9月，因母亲离世，傅雷遂辞去美专职务，选择译书为业。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他曾短期出任《时事汇报》周刊编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考察龙门石窟。1937年抗战爆发后，翻译了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服尔德传》，罗素的《幸福之路》等，并重译《贝多芬传》，撰写长篇评介论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1943年11月，参与筹办美专同事、国画大师黄宾虹首次个人画展《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傅雷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发表十余篇关于时局、民主、教育、文艺等内容的政论杂文；为《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撰写数篇类似文章，这是他第一次迈出书斋，突破文艺范畴，直面社会和人生，以鲜明立场支持民主运动。

1945年12月，同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旨在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委托，傅雷翻译牛顿的《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他翻译的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面世。

1949年6月，傅雷携眷前往香港，长子傅聪独留昆明读书。不久回京转沪，钻进书斋继续他的翻译事业。

20世纪50年代前期，傅雷重译《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并新译出版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及一些短篇文学作品。

1954年，傅雷之子傅聪留学波兰，《傅雷家书》出自这一时期傅雷与其子的书信来往中。

1957年3月，傅雷应邀出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尔后在《文汇报》上相继发表文章，提出改进党群关系的意见。随即，鸣放整风转入“反右”。1958年他被扣上“右派”帽子。

1959年10月1日，在周恩来、陈毅关怀下，傅雷给波兰毕业、远在英国的儿子傅聪写去中断联系两年后的第一封家书。1961年9月，有关部门摘掉傅雷“右派”帽子，此后的四五年他一直深居简出。这期间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幻灭》，再次修改《高老头》，正式翻译泰纳的《艺术哲学》。

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

1966年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路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自杀身亡，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自缢。

傅雷夫妇死后，他们的骨灰先被一个叫做江小燕的女子冒死救下，装进骨灰盒葬在永安公墓。后来江小燕被造反派查到了，但是造反派不知道骨灰盒葬在哪里，傅雷夫妇的骨灰才幸免于难。但因为没人祭扫和交管理费，永安公墓的人打算清理掉他们的骨灰盒，一个管骨灰盒的工作人员，当时已经听说那是傅雷夫妇的骨灰盒，于是偷偷拿走藏在了青浦乡下的一个公墓里，据说藏在了一个工作人员的床下面。直到1979年平反的时候，傅家亲属急于寻找傅雷夫妇的骨灰盒，询问了永安公墓的人员后，成功找到了这个管骨灰盒的工作人员，在他的陪同之下，最终领走了骨灰盒。

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化大革命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1932年，傅雷与家乡的未婚妻朱梅馥举行了婚礼，组成了家庭。朱梅馥是个东方型而受过新教育的女性，她体贴、文静、好客，几乎集结了中国女性标准的美德。他们两人性格上阴阳互补、刚柔相济，结合成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二人育有三子：长子傅聪、次子傅敏，傅聪之前还有一子夭亡。

1951年，傅雷在《高老头》的重译本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各种文学各有特色，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像英、法，英、德那样接近的语言，尚且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中西文字的扦格远过于此，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从此，“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主张，便引起了翻译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深深影响了翻译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文学翻译领域中成为核心理念。不过，也需要说明，首先提出“神似”说的并不是傅雷，其实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西滢、曾虚白等人便拿临画和翻译作比，就有过“注重神似”的说法，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流传开来。然而傅雷的这一重提，自然与其在翻译上的成就分不开，最终使其逐渐形成了一派学说。

“神似说”的主要独特之处在于，用文艺美学的视角去把握文学翻译，把翻译活动纳入美学的范畴。需要说明的是，“神”与“似”这一对概念早在中国古典美学就提出。“我国古代美学家把审美对象分为‘神’与‘形’两部分，‘神’即精神、内容，或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因素；‘形’即形体、形质。”以后的诗文理论受中国古典美学“尚情”“尚意”的审美倾向的影响，“神似”逐渐重于“形似”，注重传神便成为诗文美学的主流。傅雷早年对艺术史有过研究，熟知中国古典美学和绘画诗文领域中的“形神论”，因此将其借用来讨论文学翻译问题。

但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把“神似”与“形似”割裂开来，机械对待这一主张，要么重神轻形，要么先神后形。这显然有违傅雷的初衷，都有悖于“神似说”的实质，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傅雷的学识和智慧，决不至于不懂得‘神’与‘形’的统一，形神似的道理。他强调‘重神似不重形似’，显然要悬出文学翻译审美理想，提醒译者不必斤斤计较字句或语言形式的得失，而把注意力集中于神韵的表达。”事实上，形作为神的载体，二者彼此依存，无法分开。形式上达不到完美，内容必然会遭到破坏，原文神韵便不存在。因此，要达到神似，必须做到形似，否则神似就无法达到。但是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神似”与“形似”不分先后，二者是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其实，傅雷提出这一主张的意图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要完全否认形似，所以不宜机械对待之。傅雷将翻译与临画作比，是让译者在翻译时尽可能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对于文学翻译实践来说，其指导意义在于，鼓励译者奋发向上，使译者树立明确的审美意识，在技艺上精益求精。而傅雷也曾说过：“用这个尺度（神似）来衡量我的翻译，当然是眼高手低，还没有脱离学徒阶段。”因此“神似”可以说是文学翻译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与追求。

依照傅雷，达到传神的第一步应该是认真仔细领会原文。他指出“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移译”。众所周知，理解是翻译的重要阶段。文学翻译亦是如此。一部译作的成功，需要译者首先熟读原作，对原作进行彻底的理解，再加上深刻领悟，翻译才能下笔有“神”。译者作为原作者和读者的“传声筒”，若译者本人不能深入领会和感受原作者及其作品，读者是不可能通过他的译作去领悟和感知原作的。其次，表达对于传神也很重要。“传达原作的字句声色是传神的关键。”就傅雷的翻译经历看，他非常注重斟酌原文的字句，在译作中会尽量保留，以此原作的神韵才能保存下来。傅雷曾这样提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傅雷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措辞适当贴切，“有时甚至颇为奇巧，可称神来之笔”。总之，文学翻译者得具备文学解读能力和艺术表现力。“译者要能够透过原作的字句声色领会原文之精妙，感受原作的‘言外之意，弦外之响’，捕捉原作的‘无言之美’。”

在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的培养也是不容忽视的，孩子以后进入社会家长也无法事事为其操心。傅雷在教育实践中就非常注意他们独立自主的能力的培养，在傅雷看来“只有独立思考，才有艺术个性、才有艺术灵魂”，他在教育傅聪时也是要将傅聪培养成独立思考和注重逻辑的人，傅聪在这方面也如他父亲的期望一样，虽然在国内的时候，求学音乐的过程中有时缺乏指导老师，但是他没有放弃学习音乐，凭着自己的独立意识完成音乐学习。这与傅雷所坚持的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傅雷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求他们对待生活和人生，都不要随波逐流，应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建议，更是要在学习和事业方面养成独立思考和自主独立的个性。这才有傅聪在学习上的独立选择。对于艺术家来说，独立思考是音乐创作的根本，无法独立思考的后果就是没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特色，这样也不能称之为音乐家。因此，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应该注重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性格，锻炼孩子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将更多的选择机会留给孩子。这样，孩子将来走向社会面临更多选择的时候，不会因为缺乏独立自主能力失去更多的机会。

傅雷非常重视道德修养的培养，在他的教育理念中，做人应该是德才兼备且以德为先的，对于艺术家来说，优秀的道德素质的最根本的，只有具备了高尚的道德素质才能创作出高尚的艺术作品，在《傅雷家书》中他也在不断强调。他讲到：“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紧的是先要把一个人尽量发挥好，没成为某某家之前，先要学会做人；否则某某家不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在傅雷的教育观念中，对人道德素质的培养重于对技术与知识的培养，这也是他可以在教育中对傅聪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

“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但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他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半途而去，不能展其所长。”（翻译家楼适夷评）

“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文学家杨绛评）

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画家黄苗子评）

“傅雷是个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原国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评）

“傅雷这个人，我觉得是，在反右里面，应该讲是最没有反党情绪的，最想我们的党变得好一点的人。结果后来，在反右以后被批判的是最厉害。这个我想傅雷的理想的头，碰了一个那么大的钉子，碰到的头破血流，跟他后来不断地失望，到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是应该有关系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评）

2013年10月27日上午10点整，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的如茵园内，翻译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终于叶落归根，长眠在洁白的丰碑下。傅雷夫妇纪念碑高约1.8米，碑身洁白如雪，稳定挺拔。傅雷儿子傅聪、傅敏等家属参加了骨灰安葬及纪念碑揭幕仪式。

傅雷翻译出版奖始于2009年，由法国驻华大使馆设立，旨在促进法语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傅雷先生曾翻译过巴尔扎克、伏尔泰和罗曼·罗兰的著作，该奖便是以这位伟大的翻译家命名。每年，傅雷翻译出版奖评选出两部译自法语的最佳中文译作，其中文学类和社科类各一部；自2013年起，还设立了“新人奖”，以鼓励新一代年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