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右派分子”，一般指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的约55万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极为少数的党员干部）。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9月，
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对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绝大部分以上
平反昭雪。
简介
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一场整风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就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从此，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人数达55万。
他们蒙冤受屈22年，许多右派分子落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更是不乏其数。反右运动的扩大化，造成了极为不幸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从此使得党内的“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与日俱增，明显膨胀发展起来。
起源
195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文中用词不称“右派分子”，而称“右倾分子”。
5月16日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不称“右派分子”，而称“右翼分子”。
5月20日中共中央所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不称“右派分子”，仍称“右翼分子”。“右倾分子”习惯用于党内；“右翼分子”通常用于党外；而“右派分子”既可用于党内，又可用于党外，
毛泽东反容复斟酌，考虑再三，最后选定“右派分子”一词。
此后开展的运动，被毛泽东命名为“反右派运动”（简称“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中各类文件、文章统一使用“右派分子”一词。这就是“右派分子”称谓的起源。
标准
这个是一个历史概念。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
《通知》规定右派分子的标准是：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通知》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中央还规定了审查批准的权限和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6种情形。通知还指出，划分右派分子要有适当的手续。
代表人物
1.中国头号大右派
章伯钧（中国现代民主党派著名领导人之一）。
2.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五大右派：
龙云（彝族，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黄现璠（壮族，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
欧百川（苗族，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马松亭（回族，中国现代著名四大阿訇之一）、
向达（土家族，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4.
中国农工民主党著名十大右派：
韩兆鹗、
张申府、章伯钧、黄琪翔、黄现璠、李士豪、
李伯球、
张云川、
邓昊明、
李述中。
6.
中国民主建国会、工商联著名十大右派：
钱孙卿、
李琢庵、
章乃器、
李康年、
向德、
毕鸣岐、姚顺甫、潘锷鏱、郑立斋、张东木。
7.中国九三学社著名五大右派：金宝善、顾执中、陆侃如、袁翰青、储安平。
11.高级干部著名大右派：沙文汉、孙作宾、欧百川、陈再励、李世农、杨思一、孙殿才、陈成义、程星龄、王毅斋、王翰、刘积学、陈沂。
12.中国自然科学界著名大右派：
金宝善（中国近代卫生事业奠基者之一）、程士范（中国现代著名土木工程学家）、
曾昭抡（中国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王国松（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发起人之一）、袁翰青（中国现代著名化学家）、
钱伟长（中国现代力学奠基人之一）、
雷天觉（中国现代机床工业奠基人之一）。
13.中国社会科学界著名大右派：
陈达、
李景汉、吴泽霖、潘光旦、马哲民、钱端升、吴文藻、吴景超、谭惕吾（女）、沈志远、
王造时、费孝通、王铁崖、陶大镛。
14.中国文学界著名十五大右派：丁玲（女）、
冯雪峰、陈企霞、宋云彬、艾青、萧乾、
孙大雨、
傅雷、姚雪垠、刘绍棠、
流沙河、王蒙、钟敬文、穆木天、吴祖光。
15.中国新闻界著名五大右派：
徐铸成、
储安平、浦熙修（女）、
陆诒、戈扬（女）。
16.中国美术界著名五大右派：
刘海粟、
邓散木、
庞薰琹、
江丰、丁聪[按出生年序排名]
17.中国教育界著名大右派：陈达、
李景汉、吴泽霖、潘光旦、马哲民、黄现璠、林汉达、
钱端升、吴文藻、吴景超、雷海宗、沈志远、王造时、黄药眠、陆侃如、孙大雨、费孝通、葛佩琦、陶大镛。
18.中国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
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
19.中国历史学界著名五大右派：
黄现璠、向达、
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
说明：上面所称“大右派分子”，主要根据他们当时的政治、社会、学术地位以及右派言论的影响大小和中共中央的处理决定等综合因素而定。
相关资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的职务的决议
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决定：
一、罢免右派分子黄绍竑、
龙云、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二、罢免右派分子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罢免右派分子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
谢雪红、
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四、罢免右派分子
龙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罢免右派分子黄琪翔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一、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右派
钱端升、沈志远、杨逸堂、江丰、刘兰畦、沙文汉、杨思一、王国松、李士豪、宋云彬、姚顺甫、冯雪峰、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等十六人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到第五次会议之间被撤销人大代表资格。
章乃器、潘大逵、曾庶凡等三人由四川省人大提出，在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被撤销人大代表资格。
黄绍竑、陈铭枢、黄现璠、费振东、乔传珏、马哲民、章伯钧、叶笃义、程士范、潘锷鏱、
罗隆基、
费孝通、储安平、
钱伟长、钱孙卿、欧百川、王天锡、韩兆锷、
丁玲、张东木、谢雪红、杨子恒、郑立斋等二十三人在广西、旅大、武汉、安徽、江西、江苏、贵州、陕西、山东、福建、甘肃十一省市“多数人大代表”要求下，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黄琪翔、李勃秋、徐铸成、黄药眠、王毅斋、张轸、张云川、朱君允、毕鸣岐、谭志清、
龙云、李琢庵等十二人在广东、河南、湖北、天津、云南等省市“多数人大代表”要求下，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的代表资格和右派分子章乃器等三十八人的代表资格问题的审查报告》）
二、被撤销全国人大职务的右派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黄绍竑、
龙云、陈铭枢同时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务委员职务，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被罢免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谢雪红、罗隆基被罢免法案委员会委员职务，被罢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职务，黄琪翔被罢免国防委员会委员职务。
（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职务的决议》）
三、“费孝通、黄现璠、吴泽霖、林里夫等右派分子的反动理论再也没有市场了”（谢扶民撰：《两年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基本总结》，《民族研究》，1958年第1期）；
四、《解放军总政治部揭发出右派分子陈沂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1958年3月1日《今日新闻》）
五、《监察部反党集团的首领王翰原形毕露》，载《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期）
六、1958年7月5日，国务院举行第78次会议。会议审核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王翰、曾昭抡、林汉达、黄琪翔、费孝通的决定》。
右派言论
章伯钧：“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提出“政治设计院”论。“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见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它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建议设立“平反委员会”。“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藉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和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益叛离……”“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储安平：“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
彭文应：“
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解放以来，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新闻报道的片面性。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的报道，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目前又满纸缺点，成绩跑光，不见了。现在大家过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
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钱端升：“我校肯定有三个主义，通过这次整风能否整好，我看不可能，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国家的政法部门和高教部有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严重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如果上边不严格去掉这些毛病，我校孤立的除‘三害’是很困难的。”（在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5月29日会议上的发言）[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三），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
王铁崖：“政法教育界‘三害’很严重，不解决是很危险的。人家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北大也有不少教条主义，教学计划就是搬用苏联的。”（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4日第4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三），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
葛佩琦：“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人民大学周报》第148期，1957年5月27日]
林希翎：“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人民日报》1957年6月30日]
改造右派
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1961年10月28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把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和宣传部《关于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转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望遵照执行。
关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改造和处理问题，过去因为没有专门部门负责，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适当解决。中央决定今后，由统战部门主管，此事前已通知你们。现在，中央再作如下指示：
（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虽然我们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实质上，他们同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一种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点，必须明确，必须清醒，不要因为现在给他们大批摘帽子，和一部分上层民主人士的嚷嚷，有所含混。这点是干部在处理右派分子时掌握的方针，不必又普遍展开一次宣传。
（二）现在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有相当悔改，应该再给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摘帽子的标准，中央已于1959年作了规定。处理的原则仍然是够条件的就摘，不够条件的就不摘。所谓处理从宽，是指基本够条件的也可以摘一批。不是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做没有什么要紧，宽大无边地乱摘一气。
纠正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
1979年9月，
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
章伯钧、
罗隆基、
彭文应、
储安平、
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其中四川省不予改正右派名单21名，计有
冯元春、谢文量（成都市）；曾清泾、蒲世光、左甘仁、刘治良、曾庆有、李负、陈朝中、周季荪、丁六阳（重庆市）；朱甦、
杨正文、（泸州市）；刘国佐、王廷方（内江市）、罗伯勋（乐山市）、
刘元芳、文义蕴（涪陵地区）；李文统（雅安地区）；
张志成、张麟仪（省级单位）。[参见《四川省原划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单》，
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1987年10月31日内部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