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生于浙江永嘉，原籍福建长乐，原名木官，字警民，笔名西谛、郭源新。中国现代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文物收藏家、鉴定家、考古学家、藏书家，景星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其主要著作有《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郑振铎文集》《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中国古代版画史略》《古本戏曲丛刊》等。

1898年12月19日，郑振铎出生于浙江永嘉。

1905年，进入私塾读书。

1907年—1911年，就读于永嘉第一高等小学。

1912年—1917年，就读于浙江省第十中学。

1918年，入读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

1919年5月，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被选为福建学生抗日联合会领导人；6月，与陈仲陶等人发起组织救国演讲周刊社，创办《救国演讲周刊》；7月，与永嘉各校爱国知识分子组织新学会；8月，新学会会刊《新学报》创刊，任编辑；11月，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探讨社会改革并开始从事文学活动。

1920年，参加李大钊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会；8月，与瞿秋白等人创办《人道》月刊；11月，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

1921年1月，与茅盾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3月，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会议，被选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被分派到上海火车南站任见习站长，与茅盾、欧阳予倩等在上海成立民众戏剧社，社刊为《戏剧》月刊；5月，任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旬刊》主编，后经茅盾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1922年1月，《儿童世界》创刊，任主编；2月，陪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京讲学；3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女师大礼堂为爱罗先珂举办演讲会。会上，与鲁迅第一次会面；6月，与朱自清、叶圣陶等人的诗歌合集《雪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6月，译作泰戈尔诗集《飞鸟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3年1月，接替茅盾主编《小说月报》；9月，译作泰戈尔诗集《新月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4年1月，作品《文学大纲》陆续在《小说月报》连载，著作《俄国文学史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5年6月，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成立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6月，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名义创办《公理日报》。发表了《街血洗去后》《六月一日》《止水的下层》《迂缓与麻木》《〈公理日报〉停刊宣言》等文章。

1926年，所著《中国短篇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7年，所著《文学大纲》一书出版；1月，散文集《山中杂记》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2月，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3月，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政权机构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工作，并被选为闸北区市民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秘书；5月，前往欧洲，辗转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并编著出版《文学大纲》。后将部分旅欧日记编成《欧行日记》。

1928年9月，由欧洲回国，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主编《小说月报》。与钱杏邨、冯乃超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12月，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由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

1929年，继续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并兼任复旦、暨南两大学中文系教授；3月，译述《恋爱的故事》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4月，所撰《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1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中文系，并主编《文学》《文学季刊》。

1932年，编著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7月，所著文艺杂论、散文集《海燕》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12月，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由北平朴社出版部出版。

1933年1月，所著文艺杂论集《文探》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2月，与鲁迅合编《北平笺谱》；7月，《文学》月刊在上海创刊，并任编辑；12月，作《一九三三年的古籍发见》。

1934年1月，与章靳以共同主编的《文学季刊》在北平创刊，由立远书店出版；3月，所著《中国文学论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4月，所译英国柯克士《民俗学浅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6月，作《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发表在《文学》第二卷第六期；9月，所著短篇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所编《清人杂剧二集》影印成书；10月，所著日记体散文集《欧行日记》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2月，文学杂论集《佝偻集》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1935年2月，译述《希腊神话》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4月，与鲁迅合编的《十竹斋笺谱（第一册）》 由北平荣宝斋出版；5月20日，主编的《世界文库》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8月，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语文学系主任，并教授中国文学史和敦煌俗文学等课；9月，在暨南大学做了题为《华侨教育与理想之暨南大学》的演讲；10月，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1936年1月，所著《短剑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3月，所译《俄国短篇小说译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6月，与周扬、茅盾、叶圣陶、洪深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9月，与鲁迅、茅盾等人合编的瞿秋白遗文《海上述林》上卷，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10月，与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巴金等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并任中国文艺家协会理事。

1937年6月，所著历史小说集《桂公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6月，散文集《西行书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7月，参加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7月，所辑《晚清文选》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8月，与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西行漫记》《联共党史》等书籍；10月，所著诗集《战号》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郑振铎被推选为理事；8月，所著《中国俗文学史》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9年3月，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关于选编排印《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中的元明杂剧。继续在暨南大学和社会科学讲习所任教。

1940年，与张咏霓、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在上海秘密发起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江南古籍。

1941年6月，文学论文集《困学集》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6月，所编《玄览堂丛书》由上海精华印刷公司影印出版；12月，上海全部沦陷。化名陈思训，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蛰居”生活。

1945年10月，主编的《民主》周刊在上海正式创刊；另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徐伯昕、柯灵等人筹备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被选为理事，与马叙伦一起起草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宣言》。

1946年1月，与李健吾等合编《文艺复兴》月刊在上海创刊，上海出版公司发行，在上海《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敌伪的文物哪里去了》；2月，所著《民族文话》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5月，参加教育部成立上海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点收了陈群、伪上海大学法学院、台湾银行、日人高木等处敌伪藏书；8月，作评论《上海应该有一个国立图书馆》。

1947年3月，《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开始出版，至1951年出齐，共二十四辑；5月，所编《玄览堂丛书续编》由南京中央图书馆影印；7月，作论文《保存古物刍议》；8月，作《温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序》；9月，作《写在西域画之后》；10月，所编《西域画（上辑）》 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1月，作《唐宋以来的名画集》。

1948年1月，所编《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1949年3月，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筹备会，被选为筹备委员，又被选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文艺界代表；3月，赴布拉格出席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晨光世界文学从书》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开始出版；6月，参加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并参加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工作；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研究部负责人；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参加开国大典，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召开，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正式成立，被任命为文物局局长。参加董必武副总理主持的华东工作团，任文教组组长。

1949年10月—1954年12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0年1月，在上海文艺处邀集美术家座谈，商讨筹备国立革命博物馆的展品，决定发动全国美术工作者创作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的油画、雕塑等艺术品；1月，主持创办了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机关刊物《文物参考资料》月刊；6月，主持“图书分类法座谈会”邀请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成立图书分类法工作小组，制定了适合新中国图书馆的第一个图书分类法。以文物局局长名义发表讲话，要求全国人民和有关部门注意保护文物古迹；7月，为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与王冶秋联名打报告给周恩来总理；8月，主持召集海关总署、邮政总局等单位有关负责人会议，讨论古物出口鉴定问题，并制定《文物进出鉴定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草案，同日还制定了《地方“文物管理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草案。作《参加苏联中国艺展古代艺术品目录·序》，载《文物参考资料》第一卷第七期。主持召开博物馆事业座谈会，讨论博物馆的任务以及它与文化馆、科学馆的区别和博物馆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主持召开“社会发展史陈列”座谈会。主持召开筹备民族博物馆座谈会，讨论了《兄弟民族文物拟集范围》草案。所著《图书分类法问题研究资料》前言载《文物参考资料》第一卷第八期。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11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展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委员。

1951年4月，在《光明日报》发表《重视文物的保护调查、研究工作》。负责筹备主持的敦煌文物展览在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举行。在《人民日报》发表《敦煌文物展览的意义》，该文后又载《新华月报》和《文物参考资料》。所作《伟大的艺术传统》连载于《文艺报》第四卷第一至十一、十二期合刊；5月，出席上海图书馆、博物馆人员文物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讲话。散文集《蛰居散记》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9月，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由北京启程，赴印度、缅甸访问；10月，在《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卷第八期发表《关于天一阁藏书的数字统计》；12月，所编《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1952年5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印度艺术展览介绍》。中缅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任会长。为重印《十竹斋笺谱》作序。中印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任理事；8月，主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并讲话；9月，作《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引言》载《文物参考资料》12月2日第四期。编成《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

1953年2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兼任所长；3月，主持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化教育组会议，讨论关于革命建筑及名胜古迹的保护修缮、保护地下文物及考古发掘等问题，并做报告；7月，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举办的“基本建设科学知识系统讲座”讲课，题为“基本建设人员应有的古文物知识”；8月，作《炳灵寺石窟概述》；9月，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兼古典文学部部长；11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古代会画概述》。应波兰邀请，率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代表团前往波兰参加屈原纪念会并做讲演。作为“特邀代表”在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

1954年1月，召集纺织部、卫生部、水利部、机械部等部专家，共同讨论如何配合洛阳城市建设，保护和勘察文物古迹；7月，作《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与作用》；8月，为全国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讲课，题为“图书馆的方针与任务”；9月，为全国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讲“中国古典文学的宣传”；10月，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副部长。

1954年9月—1958年10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8年10月17日，在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享年60岁。

郑振铎在他童年时期，因做小官的祖父去世，家里的生活变得十分窘迫。依靠母亲做些针线活，郑振铎才勉强得到读书的机会。

1923年10月，郑振铎与高君箴在上海举行了婚礼；1927年，女儿郑小箴出生；1938年，儿子郑尔康出生。

治学之余，郑振铎喜爱收藏中国古代文物，尤其是古代雕塑艺术作品。1953年，郑振铎将陶俑等文物一批计502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1957年又将所藏雕塑等类文物捐献给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郑振铎的学术活动涉及社会科学的诸多方面，主要是在新文学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探讨、中国文学史的建树、中国文物考古学的开拓三个方面。 郑振铎对古典文学研究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的关注的时间最长，成果也最为丰饶。早在“五四”新文学发轫之初，就对整理古代文学遗产，发掘其中民主性精华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在主编《小说月报》伊始，就在该刊组织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并且自己撰文明确表示：“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他把整理国故看成是新文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现代文学史上，郑振译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翻译和介绍过外国文学，还写过大量关于文学史的著作。

郑振铎的文学主张是要求“真率”，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不隐匿，也不虚冒。要求“质朴”，只是把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雕斲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遁逃所与“真”的残者。他反对“雕斲与粉饰”，提“真率”和“质朴”，这在他写的不少诗歌和散文中，体现得很充分。

郑振铎最初的散文，是写对“五卅”惨案的愤怒的。质朴地叙述街血洗去后的南京路实况，尤其在入夜以后，依旧是灯火通明，笔歌不绝，照样开着欢乐的游艺会。在这种质朴的描写中，透露出满腔的愤懑与沉痛。用质朴的文笔，描写有些市民们对帝国主义屠杀无动于衷的精神状态，揭示出他们的“迁缓、麻木、冷酷”。

1934年，郑振铎写的《西行书简》是描写从北平到包头旅行的见闻，侧重于记载文物古迹的观感，象对云岗石窟的叙述就颇为详尽，间或也有触及民生疾苦的文笔，写景简洁古朴，却依旧娓娓动人。他描写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区生活的《蛰居散记》，则是既保持了原有的风格，又扩大了生活的视野，而最为珍贵的是表现了作者凛然的民族气节。

《海燕》这篇散文除寄情于物外，郑振铎还做到了情景交融。整个行文轻倩俊秀，色彩绚丽光艳。一开始把燕子放在美丽的春天场景下，轻风“吹拂”着，细雨“洒落”着，柔柳“齐舒了它们黄绿的眼”；更有“红的白的黄的花，绿的草，绿的树叶，皆如赶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来”。这无比灿烂的春色，作者用“嫩蓝的春天”来比方，真是绝妙；再看，用“小小的燕子，浩莽的大海”作比，先写绝美的天空与海水，继写燕子俊逸从容的凌波斜掠。这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既唱出了春天的颂歌，又奉献了大海的礼赞。作者写小燕子向往光明，搏击风浪的性格，正体现了作者热爱生活、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文中不难看出作者“倚在青色的船栏上，默默地望着这绝美的海天”时的心情。他和他的伙伴们，冲决了黑暗的罗网，出离了严酷的白色恐怖。新的胜利信心，剔除了他的杂念；新的自由生活，促使他陷入“沉醉”；新的战斗航程，载他进入“晶天”。写大海，是写颠簸在大海之上尚思奋发有为的青年人！写燕子，是寄托自己绵绵不断思国怀家的深情。

《石湖》是郑振铎两次游览石湖后写的游记散文。作者两次游历石湖，按照时间顺序写来，把新旧社会石湖的不同情形对比得清清楚楚。同样是美好的湖光山色，旧社会的石湖留给作者的是阴暗凄惨的印象。农民辛辛苦苦地耕耘，而劳动果实却一无所得，“半偿私债半输官”，他们只能啼饥号寒。新社会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石湖农业、渔业大发展，石湖人民还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把石湖建设成美丽的“公园”。这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吗？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了新社会的新气象。另外，他还通过两次游历时途径的不同，突出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之快。全文写景和抒情紧密结合。在写石湖的现实情景时，也写了它的美好远景，这就更使读者感到石湖的可爱。文章结尾处，作者表述了自已写作此篇的心情，表明了他对石湖的深切怀念，以及对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的满怀期望，更使人联想到石湖的明天一定会更好。语言平实，感情真挚，饱含着作者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的激情。

郑振铎是回顾百年文学遗产工作时绝对绕不过的一位重要人物。郑振铎是最早提出“整理中国旧文学”的人，而且以身作则，从那时起就一直从事这一工作。1921年1月，《小说月报》在郑振铎大力协助下进行了改革，1922年他在主编的《文学旬刊》上发表重要论文《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更详细而全面地阐述了一系列创见。他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整理也是相当全面的，既有宏观的论述，也有具体的梳理，而且工作极其勤奋和极有成效。例如，他最初从最早的《诗经》以及历代有关《诗经》的专著开始着手，他的这一工作不仅在新文学运动史上是最早的，也不仅显示了他在传统文献学上的功力，更不仅仅局限于《诗经》本身，而是带有新方法论的示范的，影响很大。

郑振铎还做过很多种类的整理工作，1923年，他着手撰写《中国文学者生卒考》；1924年1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书目提要《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1925年10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长篇书目提要《四库全书中的北宋人别集》等。虽然有些大项目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没有最后完成，但也都作了首创和示范。而后开始向古典文学的各个领域拓展。

在早期新文学的发展中，郑振铎是一位重要的推动者。他不但有着过人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且有着极为深厚的理论素养，在新文学建设上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他所主编的文学杂志和书籍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早在“五四”运动之初，郑振铎就和当时很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崇高热情，积极投身到了改造社会的大潮中。“五四”运动刚爆发的时候，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了一系列刊物。

郑振铎在编辑事业上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所主编的杂志上，还体现在所主编的一系列的文学书籍。在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里，除了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也把当时其他团体作家的优秀作品一并出版。此外，还有《鲁迅全集》《世界文库》《美国文学丛书》等等。这些文学书籍不仅对早期新文学成就作了总结，同时也拓展了新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郑振铎所从事的编辑和出版活动是其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集中地反映了他慧眼识英才的“伯乐”眼光和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

对于中国新文学事业，郑振铎也并非只满足于理论上的构想，他从一开始就积极地进行着创作上的实践。和很多现代作家一样，郑振铎也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过重要的一笔。在“五四”时期一度流行的小诗热潮中，郑振铎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的那首《我是少年》则受到了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赏识。他在创作领域的涉猎相当广泛，曾先后尝试过诗歌、散文、散文诗、小说等多种文体。这些作品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情感，它们不但代表了早期新文学的创作水平，而且也引导了一大批作家在创作上的实践。

郑振铎曾担任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他将自己收藏的大量古代陶器和近10万册古籍全部捐献给国家。他带头起草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物保护法令，在文物局他主要是参与确定大政方针，人事安排和处理重大问题，但是对方针政策等带全局性的问题以及一些重大的业务性工作，则往往事必躬亲，而且还一抓到底。郑振铎很有远见，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思想。

郑振铎一直非常注重文物的宣传工作。1950年，经他的倡议，文物局资料室创办了《文物参考资料》，就是后来《文物》杂志的前身。他亲自主持在午门办了一系列的展览，像《伟大祖国艺术展览》、《伟大祖国建筑展览》、《敦煌展览》等。

“郑振铎是中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一名真正的战士。他不但对祖国文化事业，对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俗文学史方面有贡献，同时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他也有相当多的文学创作实践。”（《光明网》评）

“郑振铎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社会活动家胡愈之评）

“郑振铎最为可贵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政治委员周一萍评）

“郑振铎是著名作家、学者、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屈指可数的文物收藏家、鉴定家和藏书大家，为文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故宫博物院评）

“郑振铎为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做出过多方面的贡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评）

在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与鲁迅曾经历了一段十分密切的交往期，二人不仅合作编印、翻刻《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而且同为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杂志的编委，接触的机会明显增多，书信往来也更加频繁。不过，就在这些密切交往以外，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至今还少为学界注意。那便是在 1935年9月，鲁迅因“《译文》停刊”事对郑振铎渐生嫌隙，直至完全断绝和郑振铎的私人交往。

抗战爆发，江南很多著名藏书楼毁于战火，典籍损失惨重，郑振铎存于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的两万多部藏书也在 “一・二八” 和 “八・一三” 中被毁。时局艰难，幸存古籍善本被大量抛售，各地书商前往上海抢购。郑振铎每日赶赴书摊，还嘱托相熟书贾，如杨寿祺、陈乃乾等人，收到好书及时告知他。

1939年，郑振铎起初以个人之力收购古籍，后因书价高昂难以负担。为解决买书款，他尝试与朋友协作。1940年，郑振铎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于上海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而后两年间，共抢救近五万册私藏珍本。

郑振铎翻译并出版泰戈尔《飞鸟集》后收获不错反响，然而梁实秋却撰写《读郑振铎的＜飞鸟集＞》一文提出质疑。他指出译诗前十首便有四处误译，且《飞鸟集》共 326 首诗，郑振铎仅译 250 多首，认为诗集不应因译者兴趣与能力被 “东割西裂”。这一争议引发文坛关注，有人觉得梁实秋批评有理，直指郑译的不足；但也有人为郑振铎叫屈，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基于自身理解与考量进行取舍是常见现象，不能因局部瑕疵否定整体成果。面对批评，郑振铎并未像部分人预料的那样据理力争，而是虚心接受。他给梁实秋写信诚挚感谢，坦言曾以为对方是 “故意挑战的敌人”，但冷静反思后意识到自身错误，对梁实秋的指正心怀感激。

郑振铎对《金瓶梅》的四个方面的总体评价，高屋建瓴，深刻，独到，代表了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最高水平，但对小说在多大规模上写性,缺乏基本了解。把小说中的性描写完全看成是糟粕，加以全盘否定，而看不到它的价值所在，这是不可取的。他用来路不明的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来证明并提出《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中期的观点，不能成立。他仅用“山东土白”四个字。认定《金瓶梅》作者必为山东人而绝对否定“江南人”的可能性，这是不对的。

2015年10月，浙江温州郑振铎纪念馆正式开馆。郑振铎纪念馆位于温州市区沧河巷24号金宅，是一座合院式建筑。馆内收藏了郑振铎的手写书信、私人物品，以及茅盾、赵朴初、夏承焘等名人赠给郑振铎的书法作品等。纪念馆展陈分四大部分：一层西间为“书生报国一甲子”专题，介绍郑振铎生平；一层东间为“心怀温州桑梓情”，展示郑振铎与故乡温州的情感；二层西间为“一代才华万古传”，向观众介绍他交友、影响与著作等情况；二层东间为“鞠躬尽瘁为文物”，突出郑振铎在文物考古方面的贡献。

2014年1月8日，由长乐市委、市政府主办的郑振铎铜像揭幕仪式在长乐市博物馆郑振铎纪念馆举行。铜像由雕塑家潘学修设计创作，铜像刻画的是郑振铎身披大衣，伏坐案头，右手紧握椅臂，左手持书，食指插入册页中，紧抿嘴角，双眼凝视前方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再现他挑灯夜战、勤奋创作时的思考过程。

2017年12月23日，郑振铎铜像揭幕仪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铜像是由福州市长乐区委、区政府代表郑振铎家乡人民捐赠资金而制作的。国家图书馆委托南京艺术学院雕塑家尹悟铭进行设计。铜像安放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内，供国图员工和广大读者一起瞻仰缅怀。

2023年12月19日，纪念郑振铎诞辰125周年系列展览在福州长乐和平街开展，展览为期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