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际昌，1898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教师，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

1898年生于浙江杭州一个盐商家庭

樊际昌1898年生于浙江杭州一个盐商家庭，少怀教育救国之志，于1920年在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考取半官费留学，去了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当时国际上新开设的心理学。同去的有桂中枢，钱端升，钱昌祚及林语堂，郝更生，吴南轩等。在这之前，樊际昌结识了比他长15岁的蒋梦麟先生，视其为良师益友，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1924年，樊际昌回国，在杭州任浙江省禁烟专员。1926年应蒋梦麟邀请，樊际昌到了北平，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心理学，同时在北师大和中国大学教外语。

1926年，熊佛西任北大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樊际昌和余上沅，徐凌霄等也去该系任过教。

192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蒋梦麟代理校长兼课业长，樊际昌受聘任北大教授兼注册部主任。1930年蒋梦麟任北大校长后，樊际昌受聘为北大文学院教授，心理系主任兼课业长（即教务长）。当时总务长是郑天挺，图书馆长为毛准。文学院长胡适，理学院长刘树杞，法学院长周炳琳。教务长的任务之一是协助校长，各院长，各系主任聘请教授。人数多时由校长在宴会上送聘书，人数较少时由教务长设筵席聘请，个别的则由教务长设家宴聘请。樊际昌家的常客有郑天挺、罗书培、李四光、刘树杞等教授。当然，聘请教授事先须取得有关院系负责人及应聘者同意。北大的教务会议有各院系负责人和教授代表参加，如马叙伦、陈用彤、杨度、周作人、丁文江、汪敬熙、江泽涵、陶希圣等。樊际昌对教务工作很严谨，对心理学和英语教学也很严格要求，他教心理学写教案都是在夜间用打字机打好，让助教译成中文，再经他修改后印发给学生。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和蒋梦麟两位教育家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导下，定向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学校声誉日益提高。樊际昌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以他的充沛精力和无私贡献默默耕耘。现在，新生考试作弊的行为，每年招考时有所闻。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樊际昌在北大上海考区监考，当时有一位应试者发现钢笔没有墨水了，樊际昌就离开考场去为考生找来墨水，中间离开约有十来分钟。这中间，考生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秩序井然，并未发现有违规现象。樊际昌后来对大家谈起这件意外的遭遇，很欣赏称赞考生们自律、自觉的精神。

1933年，也就是李大钊殉难6周年之际，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求他们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李大钊生前友好和北大的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人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和我樊际昌等，当时他们每人捐了20元。4月22日，社会各界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举行公祭，周作人也参加了公祭，并给李宅送去了一个花圈，以及10元的奠仪。随后，李大钊被安葬在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

樊际昌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也搞书法，弄笙笛、南胡、箫等乐器。曾与祖母在我父亲和两位叔叔面前合奏《梅花三弄》、《高山流水》等。有时还将住在斜对门的刘半农请到家里小饮和曲。樊际昌对蒋梦麟先生始终怀有敬仰之心，偶尔也去蒋家拜望蒋先生及其夫人陶曾毂女士，但从无取宠之意，这在当时北平高教界传为美谈。樊际昌与陈雪屏、吴大猷等教授的关系也非常好，经常一起聚会，打桥牌，关系十分融洽。

1935年11月，在北京的一次聚餐会上，陆志韦等人提议组织成立“中国心理学会”得到众人响应，于是推举陆志韦、孙国华和我樊际昌共同起草了组织章程。1936年11月，由心理学者34人发出通知正式组织“中国心理学会”，樊际昌是发起人之一。1937年1月24日，中国心理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现有全国性学会中最早成立的学术组织之一。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开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校务委员会，由我樊际昌和潘光旦、黄子坚等负责南迁。1937年11月开始，三千余师生由北京抵达长沙，后因日寇不断轰炸，无法安定，决定再迁昆明。期间，樊际昌和师生，家属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在1938年3月下旬抵达昆明，三校改称西南联大。樊际昌众望所归，担任联大教务长，直至抗战胜利三校各自复校为止。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1943年陈纳德将军率飞虎队来华助战，大批美方人员来到昆明，国民党政府令联大开办译员训练班，樊际昌任训练班主任。不久，史迪威将军率领更多的美军人员来到中国战区，需要更多的译员随军服务，樊际昌呈准招收大学三年级肆业生受训，短期内培养了大批合格译员，满足了抗战需要。

1946年5月，宋子文任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院长，因宋与蒋梦麟在美国留学时有同窗之谊，调蒋梦麟任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秘书长，我樊际昌应蒋梦麟之邀，以北大借调之名，担任秘书长的助手。1947年春，樊际昌又随蒋梦麟去广州创办农村复兴委员会，任农复会秘书长，总务长。（总务长后由蒋彦士接任）新成立的农复会工作十分繁重，据我前辈告诉我：我父母结婚的那天，樊际昌在上海华山饭店的婚筵上不时有人员向樊际昌递交文件，听候指示，等待签字。当时手下称樊际昌为“樊阎王”，可见樊际昌工作之繁重。1948年樊际昌随蒋梦麟又去了台湾，1964年樊际昌从农复会退休，先后在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大学受聘任教，直至1975年2月24日病逝。

樊际昌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北京大学。樊际昌以“士为知己者用”为做人准则，忠于蒋梦麟先生，一生追随，竭心尽力。陶希圣在樊际昌辞逝后为樊际昌写的“跋”与“诛”恭录如后：“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教学苦心而无隐，治事干而正。暮年丧偶，终而病困，砥手砥足，此身何憾。吁嗟乎，景山旧游，至此将尽，怆我伤怀，莫可言状（跋）。北伐成功，国家统一。北京大学复校，其人事之特征，为以教授治校务，樊逵羽（际昌）先生即是以文学院教授而兼任课业长，学术地位既高，主管注册等事项，虽事物纷烦，而条理井然，群情翕服。抗战时期，北大、清华与南开并为西南联大，在昆明师生战时生活艰苦，逵羽仍讲学兼治课业事，头绪错综，劳累重而精神朗爽，风度潇洒如昔。战后复以北大教授调用于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政府搬迁台北，逵羽协助蒋梦麟先生筹划农复会，学者风范，无改于常。梦麟先生退休，逵羽也退休，重执粉笔，尽心教学。如与希圣相值，言谈讲论，一如往日景山东街时。历年来，旧友凋落，而直、谅，多如逵羽者，又谢世去，不胜其感慨之至。谨致诛词，略表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