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_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城镇化

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当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概念介绍

所谓城镇化，就是农乡格局进一步提高综合配套设施，个体人员各司其职，提高现代进程。

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一词出现很显然要晚于“城市化”，这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很多学者主张使用“城镇化”一词。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力推中国的城镇化概念，并获得一批颇有见解、影响较广的研究成果。与城市化的概念一样，“城镇化”概念也是一片百家争鸣的景象，至今尚无统一的概念。不过，就数量看，对城镇化“概念”的论述要少于“城市化”。据粗略估计，在2012年之前，关于城镇化的概念，至少在20种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并符合中国西部地区现实的观点是城镇化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衡量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标志。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它也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中共第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采用了“城镇化”一词。这是近50年来中国首次在最高官方文件中使用“城镇化”。

城镇化率

35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就。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7.9%，2012年达到52.6%。这意味着，在过去34年中，中国的城镇化率提高34.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都要达到1个百分点以上。

实际城镇化率

中国实际城镇化率已达51%，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实际城镇化率仅35%左右；陈迅雷的计算公式，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就业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60%。

体现中国消费能力提高的主体是城市居民，他们的消费是农村居民消费的3倍。显然，城镇化并不能完全替代以提高城市居民消费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改革，无法全面体现中央扩大内需的战略意图。

西部城镇化率

《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13)》预计，2013年西部地区经济将呈现继续快速增长态势，城镇化仍将保持快速推进势头，并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预计城镇化水平将达到46%以上。西部蓝皮书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

数据显示，2012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为44.93%，比上年提高1.94个百分点，其中内蒙古、重庆、宁夏、陕西的城镇化率均在50%以上。但是，西部地区省际之间城市化率差异较大，最高的重庆城市化率为56.98%，而最低的贵州仅为36.4%，云南和甘肃的城市化率均在40%以下。

发展规划

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后，《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有望对外公布，该规划将涉及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未来受益城镇化的地区会在中西部二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周边的三线城市。

2013年6月，新一轮城镇化规划正在制定中，而城市群作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被赋予更多关注。未来城镇化将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全面提升东部三大城市群发展水平，并培育壮大17个区域性城市群。

由于多地争相希望将各自区域的城市群规划纳入国家城镇化的总体规划中，17个区域性城市群中的2个可能升级到与东部三大城市群平等地位。

地方为进入城镇群规划各显神通，而专家则认为，不恰当地用行政权力捏合城市群容易引发“城市病”。国家发改委下属研究机构提供的报告也指出，我国仍缺乏跨行政区的城市群合作协调机制。

合理布局

城镇化，核心是实现“以城带镇”的发展模式；要使“中心城市”有较强的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其城区人口规模应在200万以上（才能以合理的税费，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否则服务不足或腐败），最好是300万以上（才能支撑较发达的公共交通业，比如地铁和航空等）；而“城”辐射带动“镇”的合理半径以不大于200公里为宜（方便乡镇（或城区）人员到城区（或乡镇）办事能当天来回）；所以，现有特大城市（特别是省会）200公里之外，如果有较大的区域（3万平方公里以上）和较多人口（1000万以上/容易培育200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均应培育新的中心城市（比如增设为新省的省会、建设交通干线枢纽、建设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等），以实现全国城镇的均衡合理分布，从根本上防止全国的人口只集聚在现有的省会或直辖市（使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其中，以徐州、宜昌、赣州、桂林和宜宾等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均是培育新城镇的理想区域。

另外，要使“中心镇（县城）”能有效带动全县乡村，“中心镇（县城）”到县域边界以20—30公里（公交的合理距离）为宜。

历史任务

2012年12月15日-16日，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历史过程

城镇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不仅是一个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第二，城镇化是第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的过程；第三，城镇化是地域性质和景观转化的过程；第四，城镇化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识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过程。概括起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镇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以及城镇经济社会、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核心特征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二是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三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城镇化的特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这对进一步理解其本质特征是有益无害的。

从农村城镇化的角度而言，城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时间特征，表现为过程和阶段的统一，以渐进为主；二是空间特征，表现为城镇结合，以镇为主；三是就业特征，表现为亦工亦农，非农为主；四是生活方式特征，表现为亦土亦“洋”，以“洋”为主，亦新亦旧，以新为主。从世界城镇化发展类型看可分为发达型城镇化与发展型城镇化，其特点是不一样的。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西部均属发展型城镇化。发展型城镇化有5个特点：一是城镇化原始积累主要来自于农业；二是城镇化偏重于发展第二产业，而非发展第三产业；三是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四是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是推力而非拉力；五是城镇化中城市贫民占有很大比重。

逆城镇化

悄然出现

发展了多年的以房地产建设为龙头的摊大饼式城镇化，快要走到尽头。

一旦城区的面积过大，就会产生太多问题。交通、纯净的空气和水资源、优质的教育医疗条件、工作机会，很难随着人口同步增长。各式各样的城市病开始发酵，乃至有人选择离开大城市，逆城镇化悄然出现。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等人就提出，城镇化要发展小城镇，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就地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这一点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浙江、江苏两省的部分地区，得到了不错的发展。例如距离上海100公里之内，就有嘉兴、苏州、南通3个地级市，还有平湖、吴江、昆山、太仓、常熟、海门、启东7个县级市，这些城市的经济在上海的带动下均有不错的发展，人才在这些城市之间的流动率也比较高。

但是其他地方，更多出现的是孤零零的大城市，大城市周边富含经济魅力的小城镇却是鲜见。典型如环绕着北京市的河北省，除了燕郊、香河、固安这几个北京的睡城，还没出现一座依靠北京而经济腾飞的城市，大量的河北人进京务工，却没有带活自己家乡城市的发展。

大城市为什么会容易发展起来，和大城市自身的属性有关。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远高于中小城镇，同时法律执行规范，机会相对公平。发展障碍

2012年，北京市新增人口50.7万，虽然这个数字比起前几年小了许多，但仍然是个巨大的数字，想想看，50万人需要多少套住房、多少辆车、餐馆、学校与医院。总人口数超过北京的上海，2012年的前9个月也增加常住人口23万。

随着人口的增加，巨大的城市病开始暴露，交通、污染、治安令人头痛。尤其是高房价，这已经成为大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高房价已经使得大城市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处处受限，城市的青春活力悄然流失。

逆城市化

从卫星城到产业集群

对比全球的其他超大城市会发现，北、上、广、深的市区规模并不比东京、纽约小多少，人口更是远多于它们。如果继续扩张下去，带来的只能是规模不经济。

北京早在2010年就传出消息，要建设“环首都经济圈”，包括“13县市1圈4区6基地”，河北省13个县市首先实现电话区号变更，全部与北京一致为010开头，然后通过高铁、轻轨、地铁、高速公路等立体交通设施建设，建成半小时经济圈，即环首都经济圈内任何地方，都可在半小时内达到北京城区。只是到了2013年，这个规划还更多停留在纸面上。

北京的卫星城发展很慢，能否形成小城市的产业发展优势是很关键的环节。因为一个地方没有繁荣的产业，相应的教育、医疗等配套硬件就不可能发达，也就很难吸引人的迁移。

如果说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还有机会借力的话，那么更多的不在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乃至乡镇，其发展起来就更需要借助产业的力量。

例如地处皖北中原的宿州市，想集中力量建设中国现代制鞋产业城，提出用5～10年时间，争取实现制鞋产业基地年销售收入500亿元，利税50亿元，建成区20平方公里，吸纳20万人就业。如果宿州鞋城的规划成功落地，会极大改变城市的面貌和生活状态。

不过城市产业集群的建设，远不是发展经济那么简单，已经发展多年的长三角和珠三角，这几年来民工荒的现象持续，即使提高工资也未必能招到人。之前城市发展经济，吸纳大量进城人员，主要目的是获取廉价劳动力，同时又希望尽量少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使得城市更多成为一个赚钱的中转站，缺少福利，外加高房价以及日益严重的污染，多数进城人员难以实现落户生根的意愿。

户籍以及福利制度的改革，是未来发展城镇化的重要前提，但这也对已经定居在城市中并且成为中产的人形成了威胁。

积极影响

从国际的普遍经验来看，城镇化是与人的发展水平密切联系的。世界171个国家（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城镇化率之间直接展现出正向关系。在78个高人类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中人类发展指数不低于0.8，有72个国家（地区）的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只有不到10%的高人类发展国家（地区）的城市化率低于50%。另外，在城市化率超过60%的77个国家（地区）中，只有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7（中等偏下人类发展水平）。

城镇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人口在城市中聚集会产生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使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得以大幅度降低，产生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的集中，市场需求将会迅速增长和多元化，这会促进专业化分工，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的效率（世界银行，2009）。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新型业态，特别是研究开发、现代服务业，如金融和保险业、信息和计算机服务业等，必须依托城市发展才能得到扩张。不仅如此，城市产业的繁荣和高回报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技术和知识的流入，这些要素的整合将会进一步诱发新的技术创新和流动，并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OECD，2010）。因此，城市是现代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区域。

城镇化有助于普及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从而促进人民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大大降低了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平均成本。与农村相比，城市在公共服务质量上的优势也是明显的，这种优势不仅是因为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还因为城市集中了优秀的相关人力资源。

城镇化有助于促进政府治理的改善。当农民离开农村聚集在城市之后，会从多方面影响政府治理。城镇化使政府与民众的距离空前的拉近了，政府及其官员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容易观察和监督。人口的集聚推动了社会生活中的组织化和分工，民意表达变得更加专业化和专职化，公众意见的传播成本大大降低，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农村人口众多，但是由于人口聚集程度低、居住分散，采取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比较高。因此，在争取政策影响力的过程中，农民这个数量更大的群体反而缺乏与城市居民对等的影响力。

从长期看，城镇化还有助于促进公平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就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作过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工商业都市的增加与富裕，为农村的产品提供巨大而便利的市场，促进农村土地的开发，并使农村突破传统关系的制约，变得更有秩序、有好的政府和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国富论》第3篇，第4章）。韩国在其快速城市化的1975年至2005年期间，农业人口减少了76%。但是，由于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大量失地农民，只好向城市迁移。在进入城市后没有得到良好就业和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只好集中居住在破陋的棚户区。其次，城市的土地和住房管理的混乱也助长了贫民窟的出现。印度贫民窟形成之初，主要都是从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开始的。比如，孟买世贸大厦旁边的一片贫民窟，是当初参与大厦建设的工人居住的地方。政府的房租控制导致出租房的缺乏，也是造成贫民窟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孟买已经十五年没有建设新的出租房，当800多万人挤在条件恶劣的贫民窟里时，孟买却有40万套住房空置。此外，贫民窟的大范围存在折射了公共政策在公平性和包容性上的不足。当大量缺乏教育和劳动技能、只有微薄资产甚至赤贫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时候，政府如果不能为之提供基础性的教育、职业培训和医疗保障，不能提供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贫民窟的迅速扩大就是不可避免的。

从过去200多年国际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城镇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机会，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公共服务的普及以及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动社会治理的完善，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的差距，等等。但是这种潜在机会能否转化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导向，以及一个国家的土地政策、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及公平分配等。

投资问题

带动投资

城镇化将带动中国投资的大幅度增长

哈尔滨市为例，到2015年哈尔滨城市化率要达到55%以上。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哈尔滨市总人口为1063.5万人。2012年，哈尔滨市城镇化率尚不足50%，照此计算，约有60万-70万农村人口融入城市。此外，截至2010年哈尔滨市的常住流动人口多达134万人。由于有了新的户籍制度，南宁市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度有望加快。截至2010年年底，南宁市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突破130万人。

一个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增加的潜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需求在10万元以上。也就是说，随着哈尔滨市、南宁市取消农业与非农户籍划分，以及给予农民工市民化待遇，有望吸纳超过300万新增城市人口，进而带动3000亿元以上的投资需求。

城镇化必须处理好三个问题：粮食安全、保护耕地、农民市民化问题。

粮食安全

中国进口粮食已经达到6088万吨，其中主要是进口大豆。全世界出口大豆一半运到了中国。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三大谷物均已经转为净进口，如果我们不进口这部分粮食，而是由国内自产供给，需要增加6亿亩耕地。人口的增加、城镇化的发展都是粮食消费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生活方式的变化会带来多少粮食消费量的增加，这需要我们给予重视，加以测算。

保护耕地

保护耕地，推进征地制度和用地制度的改革。

在征地方面，下一步土地改革需要研究怎样保障农民的利益，改变征地过程中产生扭曲市场经济的各种行为。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用地制度方面，2012年之前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明显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而土地利用中存在不合理的现象，不同用途的土地出让价格差别很大，工业用地的价格约只相当于服务业商业用地的11%，约相当于房地产开发的14%，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过低产生了工业用地发展慢、用地浪费等问题，改革用地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

农民市民化

解决农民入城后的市民化的问题

首先需要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其次是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陈锡文说：“这项工作应该开始做，已经有点晚了，如果再不做，矛盾就更大，压得我们做都做不动”。如果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解决这些涉及民生的切实问题，那么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推进城镇化一定要有新的思路，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文件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文件要求，加快改革户籍制度，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社会保障、权益保护，推动农民工平等享有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住房租购、文化服务等基本权益，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中国现状

发展阶段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至2010年，城镇人口由4.6亿增加到6.7亿，城镇化水平由36.22%提高到49.95%。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群、都市圈迅速崛起，现有城市657个，建制镇19 410个，由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的城镇体系初步形成。中国高度重视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质量。经过十年的努力，城镇和乡村的住房条件、绿化水平、环境质量、饮水条件等都有极大的改善，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人口总量低速平稳增长，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低水平，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保持稳定。报告显示，2011年城镇化率达51.27%。

中国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魏后凯表示，城镇化不只是增加城镇居民，其发展必须要与人口和就业吸纳能力、城镇公共设施容量等因素相适应。

专家预测，从长期来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但相对而言，城镇化率每年提高的幅度将会有所减缓，到2030年全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8%左右”。

历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见右图。

水平提高

十六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

60年城镇化发展，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在一个农业分量很重、正在加速工业化的大国，如何发展城镇化，是一个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全新事业。60年间，我们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一条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60年前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面对贫弱的局面，首先升腾起的是工业化的梦想。正是工业化的发展，带动着城镇化的进程。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大项目带动了城镇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了5个百分点。而在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的步伐明显加速，关于城镇化路径的选择也成为议论的焦点。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石楠如今依然清晰记得20多年前的那场争论：“当时到成都参加一次城市发展的研讨会，有的人坚持要大力发展大城市，有的人坚持小城镇优先发展。” 从“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到　“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我们在不断摸索，直至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能只搞集中型的大城市化，也不能只实行分散型的小城镇化，只能选择集中型与分散型相结合、据点式与网络式相结合、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镇化，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说：“这既是对以往中国城镇化发展经验的总结，又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指明了方向。”60年间，一座座新城迅速崛起，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一个个城市群形成，就像一条条玉带，镶嵌在中华锦绣大地上。城镇化率从解放初期的10.64%增至45.68%。60年前，从工业化起步带动城镇化，城镇化在与工业、农村发展的互动中实现着更高水平的跨越。

城镇化质量有待提高

中国的贫富差距十分严重。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城市、农村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而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45。农村内部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7.5倍（2010年），城镇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最低收入的家庭收入的10倍（2010年，按统计数据）。而全社会范围内看，最高收入群体（10%）是最低收入群体（10%）的23倍。这说明了面积最大、影响人数最多、最为深刻的贫富差距发生在城乡之间。

在减轻贫困方面，城镇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措施。当然也不能忽视，城镇化也可能会加重部分人群之间的贫困对比。

本世纪的头十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3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年均增长2096万人。中国的城镇人口人数达到6.91亿。中国的城镇化率刚刚过到51.27%，离高度城镇化的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也比同样收入国家的城镇化率要低。在未来的20年中，按年均0.8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增长速度，中国每年还有近千万农民进入城镇，总人数会有2亿多。无论是的中国积累的经验，还是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增大城市人口的过程，就是减少农村人口的过程。将人口从比较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和农村中吸引到城市，这是减轻贫困最直接的做法。浙江农民2008年年收入过万元，农民收入水平连续27年全国第一名。他们的经验也就是“产业集群+小城镇发展”。农民洗脚上田，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占到收入的75%。

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的城镇化的质量还不高，所走的路径仍然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城镇化也有可能导致某些区域、某些人群重新归于贫困（返贫）。特别是有可能导致部分区域与人群被锁于脱贫状态之中。

首先，城镇化率名义上较高，达到51.27%。但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人群中，有大约2亿多农民工。这部分人在城市并不享受完全的社会公共服务，他们的收入也比从事相同劳动的其他城市居民要少40-10%。这部分人但大约有1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看到城市居民总体收入较高的同时，也要看到城市居民中出现了高度的分化现象。新的贫困人口可能有一部分出在这部分“城市里的农民”身上。每年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按1000万人计算，里面估计70-80%属于贫困人口。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的贫困人口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城市中去了。

其次，在城镇化过程中，那些与城镇化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多种因素，也使得农村出现了新的贫困现象。

不断推进

2024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2023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16%，比1949年末提高55.52个百分点。

草案遇阻

中国城镇化草案遇阻 ,高层担忧投资泡沫 - 接近北京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城镇化支出6.5万亿美元的计划正遭遇波折，因高层领导人担忧再一次的大规模支出可能会推高地方债务并吹大地产泡沫。

据知情人士，李克强总理否决了国家发改委提出的城镇化草案，希望调整从而更加关注经济改革。许多地方当局已经开始游说来获得项目融资，从引起了北京高层领导人的警惕。据中国媒体，国开行承诺给予福建省1,500亿元人民币贷款支持城镇化，并为安徽安排300亿元人民币用于城镇项目。为国务院提供咨询的一智库的经济学家称，城镇化计划可能延迟，高层领导人看到若计划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有潜在的风险。上述经济学家称，领导层希望启动改革，当地方政府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认为这是提振投资的最后机会。事出敏感，这位经济学家要求匿名。中国计划在未来10年支出约40万亿人民币，从而将4亿人口带入城市。

滞留阶段

中国有关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计划已经吸引了许多关注。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放缓，一些观察人士一直希望，城镇化最终将对提振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一些作用。

直至2013年5月底，中国政府并没有透露这方面的信息。虽然中国官方并没有估测中国的城镇化率需要达到多高，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城镇化有可能在中国下一轮改革中创造红利，并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

据民间智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院长迟福林计算，如果中国未来10年内新增加4亿城市居民，而每位新增城市居民需要人民币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那么中国城镇化的总投资需求至少将达人民币40万亿元。

市场当初因这一估算数据而产生的欢欣感正开始消退。中国企业利润增速一直不很理想，而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可能也是远水不解近渴。加速推进城镇化依然只是个概念而不是现实。

中国国家发改委会起草了一份城镇化建议，发改委表示，按计划中长期城镇化发展规划将于出台，但没有提供更多信息。

5月24日，国家发改委的官方网站上发表了一份长篇声明，列举了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城镇化确实是其中一项。但这份声明也没有提供有关计划的时间或范围等方面的细节。

美国银行（BOA）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在一份客户报告中说，10年总投资需求40万亿元不但只是一个民间智库的估计，不是政府的硬数据，而且看起来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惊人。

陆挺说，中国2012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支出大约为7万亿元，在未来的10年里，基建总投资可能达到115万亿元。他还说，把40万亿元这个估计值当成增加的政府开支也是会造成误导的，因为不管有没有政府的城镇化规划，很大一部分钱都得花。

市场真正渴望知道的是，中国政府在其制定的城镇化蓝图里，究竟打算以多快的速度推进城镇化，并且准备在城镇化方面投入多少资金。市场参与者只能等待。

不会推高房价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曹凤岐肯定地表示：城镇化不会推高房价。他指出，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政府必然会发展更多的低价房、保障房，这有助于让房价趋向合理的价位；此外，房价的高低，还得看具体的城市，比如大城市与城镇化注重的中小城市，其房价的起落受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从长远来看，房价反而会有所下降；不过，短期来看，房价仍需适时的调控。

关键步骤

据人民日报报道：记者到豫东调研，有位大嫂说话风风火火；“叫俺进城也好，叫俺上楼也好，解决不了饭碗，解决不了生活，怕是不中！在家种地，到城里吃饭，那咋吃得起嘛！”一语道出了解决城镇化的大问题。进城容易就业难。尤其在县域城镇，能否从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是农民市民化的关键一步

城镇化的关键一步谁来种田的问题，是农民转化成市民要从事什么产业来养家糊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改革的核心，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种条件创造不了，城镇化最终不是流于形式，就是导致大面积的农民陷入在更深的贫困状况中，社会也将形成更加不平衡的贫富悬殊现象。这种结果是对执政的严峻考验。

造成农民工短缺的真正原因是户口制度

1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依赖低工资水平的农民工大军。他们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在中国的生产线和建筑工地工作。根据政府数据，2011年中国的农民工数量为2.52亿。当需求和供给达不到平衡的情况下，许多的农民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却得来了不平等的待遇。据调查，农民工和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所拿的工资来比，农民工的工资总是要低一些。按每小时工资计算，2009年农民工平均工资只有城市户口工人的45%。这种状况在过去15年没有得到改善。据调查在1995年时，上海农民工每小时工资只有城市户口工人的50%。到了2009年，上海农民工的每小时工资仅为城市户口工人的40%。而户籍制度的限制也让这种不平等雪上加霜。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中国高层认为，在把农民工转变为一支更加稳定和有效率的劳动力过程中，户籍制度阻碍了中国经济靠消费拉动内需的增长模式。由于农民工在就业、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享受不到和市民同等的待遇，迫使农民工不得不回到农村。这是户籍制度导致城市中劳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城镇聚集

城镇化有力地吸引了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解决就业、实现市场扩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城镇承接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地紧张的突出矛盾；城镇化有利于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别。

必由之路

城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仍处于城镇化进程中，过去十年，1.4亿农村人口在城镇落户。

不断崛起

中国历程

不断崛起的城市群落，日益繁荣的城市经济，加速改善的城市生活……变化，缘于一个巨大的跨越：中国城镇化60年间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向前。它所蕴涵的是，中国经济规模扩张、工业化步伐加快推进、城市功能迅速提高的辉煌历程。

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网北京1月7日综合讯有消息称，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经编制完成，即将对外发布，而在该规划中指出，“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业界普遍认为，房地产与城镇化密不可分，城镇化或将带领中国地产的新格局。

《全国促进（2011~2020年）》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包括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在内的十多个部委共同参与编制。此次《规划》将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

来看，针对此次《规划》中可能涉及到的问题，现行的土地和户籍管理制度将成为关注的焦点。多数专家学者表示，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以及农村征地补偿，逐步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同权同价参与城镇开发等，都是城镇化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2012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全国资源型城市与独立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及棚户区改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独立工矿区转型，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三位一体”推进，着力破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难题，带动内需扩大和就业增加，走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李克强指出，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是推进资源型城市及工矿区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解决城市“二元结构”矛盾的切入点。当前，收入分配是社会关注焦点，城乡差距问题既普遍又突出，而城市二元结构中的高低收入差距往往更大，繁华的城市中心区与简陋的棚户区、工矿区并存，形成了明显反差，资源枯竭城市困难群众更多。

他说，要把资源型城市转型和棚户区改造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他指出，要突出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集中力量一场一场打“歼灭战”，由“大片”至“小片”，逐步完成城市和工矿棚户区的改造任务。将独立工矿区纳入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范围，因地制宜，宜改则改，宜搬则搬。资源型城市转型，要以企业为主体，既瞄准资源深加工，又注重发展非资源产业，关键是能带动更多就业。对于近些年在资源富集地区发展形成的新兴工业区，既要支持，也要引导，防止产生新的封闭棚户区和趋于刚性的城市二元结构。

李克强强调，资源型城市及工矿区转型发展、棚户区改造是一项长期艰巨、系统复杂的工作，要科学规划，摸清底数，依靠改革作为动力，创新体制机制，统筹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加快建立资源开发补偿、衰退产业援助、专项资金支持等长效机制，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透露，气候司正在着手推进低碳城镇化相关工作，在推进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的同时，将积极开展低碳城（区）、低碳小城镇、低碳社区、低碳产业园区等试点试验工作。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和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联合在京召开低碳城镇化座谈会暨低碳城镇化战略研究课题启动会。与会专家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未来将有几亿人口由农民变为市民，城镇将成为未来我国碳排放和能源资源需求增长的主要领域，城镇化发展模式对碳排放具有锁定效应，对我国低碳发展意义重大。

房地产化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袁喜禄表示，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有望上半年推出，正在修订阶段，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将面临新调整。针对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上述官员明确表态，城镇化绝不是房地产化，相反高房价是今后城镇化发展新障碍。

迁居城镇

昨日探讨会上首发的2013年《投资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指出，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中国总人口将超过15亿人，届时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将超过10亿人。也就是说未来20年中国农村的人口将减少1/3以上，将有3亿人由农村移居到城市和城镇。

发展障碍

参与城镇化发展规划制定的袁喜禄认为，在当前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之下，主要依靠出口、依靠工业、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不可能再延续，所以在工业化超前、人口城镇化滞后下，再依靠工业扩张推动城镇化也不可能持续。

面临调整

袁喜禄透露，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空间扩展的模式将面临新调整。未来城镇化的空间布局模式要改变以往大开发、分散开发的模式。以往是个城市就要做大做强，是个大城市就要变成国际化大都市，这是不可能的。此外，未来要按照“集中均衡式的布局模式”，以城市群为载体，通过城市群的产业集群、人口的集中、城镇的密集提高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袁崇法表示，未来城市发展用地应更多关注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现有建设用地进行存量规划，而不是再去占用耕地。

国土部规划司副司长杨真贵坦言，中国普遍存在农村土地城镇化而农民并没有随之城镇化的现象。

贪大求快

“新型城镇化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两手配合，但要防止政府成为‘闲不住的手’而过度干预。”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29日上午分组审议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不少委员认为，城镇化总体势头良好，但当前也存在一些盲目性。政府应主要致力于城镇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城镇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为加快城镇化建设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创造条件。

“我们搞的是市场的城镇化，还是市长的城镇化？”严以新委员认为，要尽可能地走市场的城镇化道路，避免以城镇化为目的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

内容简介

当被问及城镇化发展的问题时，朱之鑫说，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不是搞房地产，我们是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共同推进，城镇化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发展有客观规律，和经济发展程度联系在一起，不是你想城镇化就城镇化。“过去我们讲市井文化，你城市里要有井，要有水，以前我们讲阳面阴面，城市往往建在山之南，水之北。”

朱之鑫说，中国城镇化已经达到52.6%，户籍人口占35%，我们走得还是很快的，下一步我们要走得稳，走得准，走得好。如果发展中走得不好，纠正起来就难了。各国城镇化有很多可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假如一个国家只有1亿多人，首都就占2000万，汽车700多万辆，这就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金融泡沫

作为发改委中分管财政金融的副主任，当被问及城镇化发展中会不会引发金融泡沫时，朱之鑫先打起了“太极”，“这个问题可能问尚福林（银监会主席）或者郭树清（证监会主席）更好一些，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但是不如这些专家专业。”他表示，金融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稳定币值，防范风险，还要支持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肯定需要金融的支持。

针对备受瞩目的大部制改革特别是发改委职能调整的问题，朱之鑫只表示，转变职能，提高效率，搞好服务，是每个部门都应该做的。

经济繁荣

60年城镇化发展，铺就了一条通向经济繁荣之路 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城镇化发展，无疑是经济繁荣的象征，也是其强大的动力。60年来，作为政治、经济和人民精神生活中心的城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是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统计显示，200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GDP占全国的比重为63%。如今，以特大城市为依托、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已经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及辽中南、中原、武汉、长株潭、成渝、闽东南、山东半岛、关中天水、北部湾等城市群，以不到全国1/10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1/3以上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2以上的GDP。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这三大城市密集区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全国的60%以上，2008年上半年三大城市密集区共完成进出口额9359.16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额的75.9%。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小城镇在吸纳广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109个镇的调研，小城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985年的62%下降为2005年的38%，二三产业分别从26%和12%增加到38%和24%，有58%的农村劳动力在镇域范围内实现了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

全国政协常委陈凌孚说：“从长远看，小城镇处于农村之头、城市之尾，在城乡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农业产业化的服务依托，对于广大农村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

美好生活

60年城镇化发展，让人民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凸显了城镇化的核心——人的发展。“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收音机大喇叭……”曾经是城镇化生活的代名词，现实已远远超过这个曾有的梦想。68岁的郑州居民曾先梅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不知道啥是暖气。后来有了土暖气，就是在客厅生个煤火炉，然后接上一根烟囱，通到窗户外面，非常简陋，还担心煤气中毒。有了集中供暖，真是又方便又舒适。”曾先梅讲述的取暖的变化，只是城市生活变化的一个细节。一些数据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城镇化带来的生活变化。交通更便捷。城市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万1千公里发展到25万公里，43亿平方米的道路面积较新中国成立时增长了58倍。越来越多的自行车“骑手”变成了私家车“车手”，公交、地铁、城铁、出租车极大地方便了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缩小了生活半径。住房变宽敞。解放前城镇居民每间瓦房或土房住3至5人的家庭占总户数70%以上。解放后逐年有所改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从面积小、条件差、无产权逐步走向住房设施齐全、拥有产权。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1949年的4．5平方米上升到人均建筑面积28平方米。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教育、医疗、文化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也得到长足发展。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从沿海到内陆，各级各类学校、医院、文化场馆如雨后春笋，不断满足着城镇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更加追求居住环境的优化。60年来，城市不再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积，而是天蓝水碧、空气清新、环境整洁。统计显示，中国城市园林绿地总面积从1959年底的12.8212万公顷增至2008年底的174.7493万公顷。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都经历了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历程。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致力于打造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宜居城市。综观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城镇化发展历程，再次印证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来谋划发展方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小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大到整个经济社会的进步，才会有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经过程，也是我国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是这其中困难重重、情势严峻。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相对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在实现城镇发展方式的转变中，遇到很大程度上的制约。为此，我们必须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城镇化的道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我国在众多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城乡和谐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经济仍将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和巨大的发展动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和城镇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城镇化和城镇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51.27%的城镇化率，表明中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然而，我们的国情却是耕地、淡水、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劳动力素质偏低，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因此，转变城镇发展方式，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集约紧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在众多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因地制宜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就要坚持因地制宜的方针，合理确定发展目标。我国区域差异大，不同地区城镇化条件、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同。要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环境基础，合理确定各地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因地制宜地制定城镇化战略及相关政策措施，东部地区要重点提升中心城市服务功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生态环保工程建设，着重提高城镇化质量；中部地区要完善中心城市功能，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大力提高县城、中心城镇的综合服务水平，促进人口有序转移和聚集，重点建设粮食、能源新型材料、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西部地区要围绕大中城市，进一步增强人口聚集能力，扶持为旅游、内陆边贸服务的特色小城镇发展，加大对边远山区、革命老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城镇发展的扶持力度；东北地区要加强区域性交通设施、能源电力、节水节能工程建设，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注重资源枯竭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森林工业城市和国有农场地区城镇的建设，促进城镇发展转型。

城乡统筹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就要坚持城乡统筹，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已不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统筹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进一步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引导农民向中心村集中，加强对闲置的乡村建设用地的整理，促进城乡建设用地总体集约节约。结合“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加强乡村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改善农村居住和生活条件，使广大乡村居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坚持发展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就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强对城乡空间的规划管理。将基本农田、重要自然人文资源和生态保护区、环境脆弱区作为禁止和限制开发的地区，严格控制这些地区的建设活动。同时，还要划定城镇增长边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促进城镇紧凑布局，集约发展。

以人为本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就要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城镇人居环境建设水平。要加强住房建设，特别是保障性住房和廉租住房建设，提升居住品质，使“居者有其屋”。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加快对“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的改造，降低中心城区过高的人口密度，增加公共绿地。积极发展大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改善路网布局，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可以说“城镇化”并不等同于“工业化”，以旅游业为导向的“非工业化”城镇化模式，是一条非常重要和值得推广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

首先，要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方向，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实现城镇化的主导性原则，引导城镇化建设走“美丽”之路，让“美丽中国”成为宜居、宜业和宜游的中国。

其次，要坚持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维持和强化地方个性，把文化塑造作为牵引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并通过文化建设使地方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得到同步提升。

再次，要旅游规划、组织好产业业态，旅游导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倡导的是“非工业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以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现代新型的实体经济为主体，构建具有突出特色的“以人流带动物流、资金流”的新型产业结构，用创新的业态创造出比传统业态更好、更高、更有质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

最后，要着力提高旅游产业的经济贡献率和社会贡献度，以旅游产业的高贡献率使其成为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主导性产业，同时发挥旅游产业吸纳就业数量大、容纳就业口径宽等优势，使其成为承载地方就业的基础性行业，让旅游业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吸纳地方就业、改善民生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旅游的介入可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问题，还有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农民福利、城市建设等的谁来投资的问题。产业的布局发展问题解决了，也就从根本上解决投资问题和发展问题。换而言之，就是用旅游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中央多次表态城镇化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在城镇化大趋势的市场背景下，各地热衷于新区、新城的报批，一些新区、城市副中心规划大批量出台，预计未来将会有大规模新城涌现。

首先，调整与改革地方政府业绩评价指标，弱化GDP等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导向的指标，强化一些新型的集约型的经济评价指标。

其次，从调控角度而言，通过长效调控机制稳定宏观经济发展预期是避免炒房的基础。形成了相对稳定宏观经济发展预期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环境，这样才会避免房地产投机与炒房市场行为，防止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而出现的“空城”现象。

第三，房地产不再依靠“政策市”这条路来刺激区域规划与房地产市场开发，而是根据区域产业布局需求，使城市、资本、产业与人口的协调发展，逐步进行城镇化的过程。

第四、发展产业新城，要产业先行，切实做到“产城融合”。

本地化

根据天津交通部门数据显示，预计本市春运客运量将达到1026.6万人次，同比增长6.7%。全国春运期间新增客流量2亿人次。根据天津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数23%。刘植才教授表示，大多数外来人口春节期间返乡主要原因在于无法在城市建立家庭。

“我接触过一位河南的职工，做装修行业，月工资6000左右，他所在的河南县城房价大约2000到3000左右。但是在天津的房价下，购房就有相当压力，如果想去北京购房，他更是不可能负担的起。”刘老师分析。

前车之鉴

国家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09年在北京等五个大城市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劳动力月平均收入为2143元，其中50%不到1700元，约1/10的流动人口低于1000元。只有30.0%的人有工伤保险，48.7%的人有医疗保险和22.7%的人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分别只有6.5%、3.2%和2.6%。

“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市缴纳税收，但是城市并未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这是城市发展必然要经过的过程。”刘植才指出。

针对税收和福利的公平性，南开大学吴浙教授表示：天津社会福利相对较好，外来人口进入提供了很多的福利，但是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对较少，煎饼果子的摊子是不会上税的。如果从其他人的福利中拿出钱来来保障这部分人的福利，显然是不完全合理的。如何公平合理解决涉及到许多方面。

刘植才教授说：“里约热内卢大城市周边有贫民窟，我们也曾经在城乡结合部出现过一些私搭乱建的现象，但是及时调整了这种状态,这也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关注顶层设计

吴浙说：“天津的经济水平可以支撑一定程度上的城镇化和外来人口的本地化，但是没有能力解决所有外来人口的就业社会福利,这涉及到国家财政体制的问题。”

刘植才也表示解决外来人口的本地化问题，需要更加关注顶层设计。推出的保障房等安居工程与天津北京实行的居住证制度以及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制度设计，相互结合，都是在逐步解决该类问题的一些尝试性举措。

在解决住房保障的基础上，逐步解决外来人口的社会福利问题和后续发展，农民工的子女受教育后，在人力竞争中会获得一定优势，从而为本地化创造经济和社会基础。“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但是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刘老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