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学术语，指国家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的手段，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状况，使之合理化、完善化，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

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它有多重含义：

（1）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来考察，则主要通过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和构成来表现。

（2）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考察，则包括产业结构（如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构成等）、分配结构（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的结构等）、交换结构（如价格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

（3）从所包含的范围来考察，则可分为国民经济总体结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以及企业结构等。

（4）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门研究的需要来考察，又可分为经济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人员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能源结构、材料结构，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金融国际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推动了资本、生产、技术、服务、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快速流动，使世界各经济体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使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新的特征与运行机制。

（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主体多元化，“金砖四国”表现不俗

2003年到2006年，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连续增长最快的4年。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按实际汇率计算达到3.8%；世界贸易量增长了 9.4%，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22%，达1.2万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本轮世界经济繁荣中，发展中经济体出现了全面振兴。据IMF数据，2006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7.3%，高出世界总体增速3.5个百分点；从2001年到2006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比重从20%上升到了25%，对全球贡献率为30%，按PPP计算超过50%。原因在于：一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得益于资源领域的投资和自身发展能力增强，经济进入加快增长期；二是中东国家得益于石油收入和贸易顺差，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更多的劳动人口提供长期稳定的工作机会，年均经济增速从过去的3%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三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正在经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2006年经济增长率达5.2%；四是拉美经济稳步增长，主要大国削减公共支出、减少财政赤字、降低利率，鼓励私人投资，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日渐增强，2006年经济增长5.3%；五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色，虽然泰国出现了短暂的金融动荡，东盟经济总体稳健，四小龙经济增长较快，2006年亚洲（日本以外）经济增长8.3%；六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金砖四国”成为美国之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又一主要动力，有研究报告预测，今后5年它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将超过G7集团。

（二）结构调整的不平衡催生了流动性泛滥，导致全球性资产市场泡沫化

2007年，全球经济尽管有所放缓，但仍高位运行。同时，各经济体的结构不平衡问题依旧严峻。这种不平衡最主要表现在贸易不平衡上，美国的贸易逆差连年扩张，短短几年翻了一番。这种不平衡反映出深层次的结构不平衡，美国的储蓄相对不足，而其他国家消费相对不足，同时低端产业由美国向其他国家转移。正是由于这种错位和产业转移，才造成贸易的不平衡。　从目前情况看，流动性泛滥并没有体现在消费者物价指数当中，经过连续不断的加息和收缩流动性，主要经济体的消费物价指数目前增幅相对温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主要是由服务价格（特别是与居住相关的服务价格，如租金等）带动上涨的，而可贸易商品（不包括原材料及能源）的价格却由于全球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呈现下降态势。但是，流动性泛滥在资产泡沫化方面得到真正体现。不但房地产价格在经历宏观调控之后仍顽强上涨（美国房地产价格仍维持在历史高位，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小），而且股票市场不断将泡沫化引向新的高度。2006年度，全球股票市场涨幅将近20%，并且已经超越了2000年初创造的历史高峰。与此同时，商品市场在流动性的支持下一直高位运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可能触动商品市场，富裕流动性将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反弹，重新回到上升的通道。综合因素导致全球资产市场泡沫化。

（三）新一轮结构调整凸显了产品价值链分工和要素分工特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特别是随着FDI的增长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企业内部，分工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并存的新模式。主要有三种表现：

一是全球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增长。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既进口又出口同一种产品的现象。从世界范围来看，产业内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中心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产业内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1/3。同时，产业内贸易在各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是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的微观主体。在国际分工新模式中，跨国公司扮演着全球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者”的角色。从目前全球价值链内部分工的地位来看，全球价值链的推动者主要是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大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带动了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1999），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在其进出口总额中占据了较大比重，特别是在化学、机械、电子、运输设备等原材料和中间品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制造业部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更为密切。这表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并不仅仅是为了争夺某一市场，而是要服从其全球竞争的需要。

三是产品价值链分工导致生产的“分节化”，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在产品内部，当分工形式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升级，由产品组装环节向核心零部件环节转移时，产品的“分节化”生产得以实现。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可以在不同国家进行，这改变了产品生产只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生产的传统方式。目前，已经出现的一种贸易流现象：新兴工业国家出口中间品和资本品－－中国出口成品－－发达国家，反映的就是在全球化形势下新的资源配置方式。

（四）贸易总量增长，结构优化，发展中国家贡献增加

贸易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和核心内容。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国际贸易自由化，在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调下，世界范围内的关税水平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受到约束，从而为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创造了有利环境。在总量扩张的同时，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国际贸易结构不断改善。世界各国工业化总体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全球工业品生产和消费的迅猛增长，使工业制成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逐步下降。此外，世界货物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按名义价格计算，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出口额增长了20%，达4.27万亿美元，在世界货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6%，为历史最高水平；进口额增长了17%，在世界货物进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1%，为近二三十年的最高水平。

（五）国际直接投资地区间分配不均衡，服务业是FDI流入的主要产业

据联合国初步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超过此前2000年的1.4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07年，弱势美元促使更多外国投资流入美国，使美国成为最大FDI引资国，估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1930亿美元。英国紧随其后，约1710亿美元，成为第二大新增外国投资接收国，法国以1230亿美元位居第三。欧盟是吸引FDI最多的地区，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0%。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国家，其金额达670亿美元，较2006年的690亿美元略有下滑。2007年，富国和穷国在吸引FDI方面均有增长的同时，全球很多地区的跨境并购表现活跃。　生产性服务业跨国转移成为新一轮国际投资的突出特征，服务业跨国投资在全球FDI总存量中占60%，在当年流量中也超过一半。世界跨国公司向服务业转型步伐不断加快，目前世界500强中一半以上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其中制造业相当一部分收入也是依靠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相互融合，创造出全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促进了外包的发展。2006年全球外包业加快重组，总规模估计达8600亿美元。向低成本、高素质人才的发展中国家的离岸外包迅猛发展，外包业务种类扩大到软件、后台服务、呼叫中心、研发设计等，服务外包丰富了产品供应量的内涵，成为服务转移的重要形式。

（六）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快速发展

1、贸易领域的国际协调

国际贸易领域的多边协调主要是由WTO推动的。同时，在双边和地区层面，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订和实施使贸易领域的国际协调手段和渠道不断丰富、完善。

2、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

在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机制已经初步建立：（1）在多边层面，自乌拉圭回合签订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以来，WTO投资政策的国际协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在双边层面，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主要通过各国之间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来实现。（3）在地区层面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区域性（包括外资流入较少的南亚、西亚和西非）经济组织都进行了有关投资自由化的谈判，并达成了相应的框架协议或旨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合作计划。

3、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

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使竞争政策国际协调成为日益重要的议题。尽管国际竞争政策仍然“缺位”，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制定全球性竞争法规的必要性，正着手开展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

（一）参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不断增多，“金砖四国”继续成为亮点

为适应全球化加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产业结构加快调整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未来必将有更多国家主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其经济结构调整将紧紧围绕扶“新”、扶“高”、扶“大”、扶“名牌”的调整方向进行。扶“新”。就是大力扶持新的增长点，带动行业结构优化；扶“高”。就是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技术结构升级；扶“大”。就是扶持企业扩大规模，推进企业组织结构优化，实现规模经济；扶“名牌”。就是扶持名牌产品，改善产品结构，提高竞争能力。除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之外，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不但更趋多元化，而且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将继续通过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全面增长；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金砖四国”继续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亮点，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二）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非均衡性仍然存在

经济结构调整的不平衡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货币体系的影响在于，流动性泛滥，这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

（三）结构调整进一步向服务型经济转型，资本流动呈现水平型

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主要是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结构调整的知识型服务型特征都很明显。目前，服务业占世界GDP的比重已达68%，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与升级使国际竞争从成本和价格的竞争过渡到技术与品牌的竞争，再演变到了产品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成为决定各国在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关键因素。从中长期看，制造业在后工业化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应逐步相对下降。　从资本流动趋势看，发达国家既是资本提供方，也是资本使用方，国际资本流动呈水平型。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成为资本流动的两大主要方向。从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变化看，未来几年国际资本有可能增加对发展中经济体或发展中地区流动，特别是向那些正在采取较大开放政策措施的国家和地区流动。

（四）结构调整的区域化特征增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抬头

在此轮结构调整中，不少国家通过双边、多边或自由贸易区谈判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改变区域内的经济关系，建立保证区域经济增长的新结构。区域一体化组织最大的特点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因而，区域性组织的发展一方面通过“贸易与投资的创造效应”，有利于实现区域内的优势互补，提高区域内部分工水平，促进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带动区域内部投资与贸易的增长；另一方面，区域性贸易壁垒对非成员国的进口构成了障碍，对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区域化和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既相互促动，又相互制约。通过地区内部利益整合，在区域层次上实现全球化带来的部分主权让渡要求，这不失为一条有效而可行的道路。然而，尽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减少了WTO多边贸易谈判的层级，但在现行谈判机制下，WTO多边贸易谈判一定程度上成为区域一体化组织彰显地区利益的平台，区域一体化组织日益增强的谈判势力及其对地区利益的维护常常使谈判陷入僵局，从而对多边国际协调机制及其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

（五）此轮结构调整将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差距拉大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发展中，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但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市场方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仍在起基本作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少数发展中国家将发挥比较优势，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提升产业结构，成为又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但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高技术产业尚处于初始阶段或虽已起步但尚未形成规模效益，其国民经济主要成分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各个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还可能拉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

（六）跨国公司将继续发展，但受约束大，政府和社会力量增强

上世纪的90年代以来，跨国企业兼并、收购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超过了历史记录。一个新企业或新经济发展的利润空间很小，基本被跨国公司垄断，要发展新的跨国公司，进入的门槛条件也越来越高，甚至超过了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和本国市场所能够提供的规模和利润。跨国公司在某种意义上开始垄断世界市场份额，而不再是继续投资，因此而导致跨国公司发展与非跨国公司发展之间差异拉大，非跨国公司逐渐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因此而形成等级分类和控制的发展模式，这在21世纪初将更加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后起国家那种试图全面追赶的跨越式战略可能不能实现，或者实现的难度很大。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跨国公司受到的约束也在增加。跨国公司如果不能解决自身造成的经济、金融矛盾和危机，各国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和干预就会趋向加强，这在网络和金融时代，这个问题将明显化。最后，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将共同参与全球化经济新规则的制定和旧规则的修改、完善，有可能建立对经济全球化的指导方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游戏规则也不再被发达国家所垄断。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选择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选择：全球化与城市化和工业化

1.与以上各类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态势相比较，可以缩小中国结构调整的目标范围。

（1）中国不是工业化国家，不可能主导全球化与高技术化的进程，也不可能把调整目标锁定为全球化与高技术化，但是必须以全球化与高技术化为背景，充分考虑它们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和机遇。

（2）中国也很难（如国际上一些分析那样）列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世界平均为44%，中国按居住人口算为70.1%，按从业人口算为49.8%。依此可判断，中国仍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同时，大量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经过局部的调整而融入全球化与高技术化。

（3）中国是个大国，大国意识和民族精神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简单接受国际分工，在全球经济中被动定位，而是必须有所作为。如果国家意志能够顺应规律，不排除会有超国力的结构调整结果。

2.中国仍然是个穷国。人均800美元GNP按国内标准是小康，按世界银行标准是刚刚摆脱赤贫，进入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序列。发展阶段是选择结构调整目标的根本依据。像一般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应该以城市化、工业化作为最基本的追求。

（1）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结构的空间调整或横向调整。一些较低层次的结构调整问题，例如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文化教育结构、生育人口结构、城市结构等，只有以城市化为基础来讨论才更有战略意义。城市化带来的需求结构的巨大变化，将彻底打破许多商品及服务低水平的供求均衡。城市化引发的所有主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的重新配置，都将向合理化、集约化的方向进行。对于城市化，长期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直逆规律而行，采取禁止的态度（“离上下离乡，进厂不进城”之类），后来又改为限制的态度（“发展小城镇”之类），今后宜顺应潮流，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在特定的条件下，如果有一定的制度配合，可以把城市视为商品，按商业化原则来生产和销售。

（2）工业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结构的时序（历史进程）调整或纵向调整。只有在大规模工业化的前提之下，才能更深入地探讨其他一些相关的结构性问题，如第三产业的发展（先有二后有三）、金融结构、资本结构、产业结构、规模结构、企业结构等等。后工业化国家的结构调整趋势（全球化与高技术化）对中国的工业化及其相关结构问题将产生直接的、深刻的影响，而对中国的城市化及其相关结构问题只带来间接的、相对较弱的影响。

3.中国仍然是个经济转轨国家。各类转轨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很大不同，调整方向也有很大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转轨的最大障碍是制度的障碍，转轨的最大难度是制度建设的难度。所谓体制改革，无非就是体例和制度的变革。它的演进过程是比较集中地（时间和空间）破除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所以正如邓小平总设计师所指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可以看作是大量制度的破立过程。

（1）中国走的是“渐进式改革”的路子，收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良好效果，经济成就举世瞩目。渐进式改革的一大特征是以体制外改革为主。近几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表明，体制外改革的余地已经不大，必须实质性推进体制内改革。以我们应对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现状为例：

－－全球化方面。对外资的进入不断产生疑虑和争论，不协调音时有发生；投资软环境的改善遭遇许多全局性的制度障碍；在加入WTO问题上前方与后方缺乏协调，前方谈判后方打颤；一些明显的竞争性行业也在强调政府垄断或控股的必要性：等等。问题的表现不同，症结则一：改革落后于开放，改革制约了开放。

－－高技术化方面。工业化国家技术成果转化依两条主要途径进行：一是企业自主研发及转化，二是创新者（在资本市场的支撑下）以风险企业为载体的实验开发。在中国，企业远亲成为实验开发的主体，风险投资机制也远未建立，技术转化的两条主要途径全都严重阻塞。这不是科技问题而是经济体制问题。它说明技术可以超越，体制无法超越。

（2）体制改革的许多重大内容，如政府放弃垄断、民营化、商业化、市场化等等，在国外的一些分析中都作为结构问题来看待。国内的讨论中，全局来看不宜把经济结构调整的内涵拓展得过于宽泛；涉及具体领域时，一些转轨问题（如国资进退）可作为结构调整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3）改革所要达到的一系列目标，恰恰是结构调整所应该采取的合理手段。例如，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形成能够有效运作的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正是调整经济结构最主要的手段。再如，投资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形成能够有效动员社会力量的投资机制，只有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如果抽掉这些既作为改革目标又作为结构调整手段的中介，就可以看到改革与调整的直接关系，是以改革统率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因此，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首要职责，不是调用社会财力以贯彻政府的意图，实现政府所选中的具体目标（那样做难免顾此失彼），而是通过改革、转轨、制度建设，最大限度地建立起适宜于经济结构全方位自行调整、持续调整的机制。

由于从1958年起到1978年，中国经济建设除了1961—1965年的调整时期以外，许多年份都犯了盲目追求“生产高速度、建设大规模”的错误。同时在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在重工业的建设上，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忽视能源和交通运输业，在重工业内部，则片面强调自给自足，忽视协作配套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如此日久天长就形成了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某些重工业部门过分突出，而农业、轻工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相当落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投资成本大而效益低成为这种畸形经济结构的特征。此外，城镇大量失业人员的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居民收入难以提高，生活水平长期未能得到改善。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于1979年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通过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结构和价格、财政等政策，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加快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得农业的基础地位开始明确，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比例得到调整，能源供应得到较好的改善。但是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加工业发展过快的新问题。由于基础设施、原材料工业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速度，供求矛盾开始突出，加上农副产品的供应增速跟不上城乡居民购买力的增长，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并越发严重，为此，自1988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了第二次结构调整。

1988年9月，中国政府提出了治理整顿、全面深入改革的方针，在大力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上，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此次调整主要是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和贷款结构，在消除经济过热的同时，实行向部分产业和企业“倾斜”的政策，把其他方面压缩下来的资金、原材料、能源和运力集中支持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使得农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增加了有效供给。这次调整尽管有效地增加了短缺商品的供给，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只是缓和了部分经济结构方面的突出矛盾，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1992年出现的新一轮经济过热使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地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不仅没有得到优化反而有劣化趋势，最终成为1994年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之一。

从前两次结构调整的情况来看，由于经济体制上缺乏对部门、地区结构调整的机制，调整手段基本上是依靠对投资规模、投资项目和对国有银行信贷规模的行政性控制，其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加之这两次调整只是一种增量式的调整，对巨大经济存量的问题则基本没有触动，因而中央政府的调整目标最终往往难以实现，致使结构性矛盾反复出现。1991年以后，尽管结构调整的工作仍在陆续进行，但基于同样的原因，经济结构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

1993年下半年以后，为了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利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抑制需求膨胀，同时继续推进了价格体制、流通体制和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至1996年，宏观调控已经收到明显成效。但是，在经济总量平衡状况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结构性矛盾再次突出。原来存在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变，某些方面的“瓶颈”状况更为尖锐。此外，“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问题还很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为此，1997年以后中国政府再次加大了调整经济结构的力度。此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

加大产业政策执行力度

1994年3月，中国政府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从《纲要》出台后的实际情况看，产业政策并未对经济结构产生明显影响。其原因主要是重点支持的行业范围较大(占GDP的比重超过50%)，政府能够提供的支持能力却明显不足。同时政府缺乏推行产业政策的有效手段，各个部门和环节之间的协调相当困难。

针对这一问题，1998年中国政府选择了纺织、煤炭、建材、钢铁、汽车和石化6个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工业行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结构调整工作首先从纺织行业取得突破。鉴于生产能力过剩是该行业长期亏损的主要原因，中央政府制定了纺织行业压锭计划，要求在3年内压缩1000万纱锭，占原有生产能力的1/4。2000年，又要求纺织行业淘汰30万落后的毛纺锭。由于中央政府强有力的监控和鼓励政策具体到位，更由于纺织品市场长期不景气，企业无法继续维持，因而此项政策执行较好，压缩任务得以完成，整个纺织行业率先完成脱困任务。煤炭行业则兼并破产了一批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关闭了一批资源枯竭的矿山，压缩产量2亿多吨，减少了亏损源。至2000年末，石油化工行业清理整顿小炼油厂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国共取缔了6000座土炼油场点，列入名单的188户小炼油厂已关闭111户。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1997年以后，中央政府明确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方针。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改革的具体措施，一是集中力量抓好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推进和规范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二是进一步放活国有小企业，以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方式，对全国24万多户国有小企业进行改制。三是规范破产，鼓励兼并，推进再就业，进行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1998年以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具体目标，进一步加大了国企改革力度。

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化

1998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发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999年8月，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两项重要决定提出，要加强对技术创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方向和重点的宏观引导，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确立了推进科技进步的基本方针：一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确定发展目标的优先顺序；二是在总体上要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在重点领域力争突破；三是提高可是持续创新的能力，包括科技基础设施水平、基础研究水平和整体科技能力建设等；四是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把握当今世界经济走势和未来市场需求，集中力量攻克难关。

根据上述基本方针，中央政府出台和实施了科技体制改革重大方案。对10个国家局所属的242家科研机构进行改革，通过转成企业、进入企业和转为中介机构等方式全部实行了企业运行机制。同时颁布了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以财政经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采用投资、贷款贴息?t设立风险投资基金、补助资金等形式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997年、1998年、1999年三年中，中央政府共增发了2600亿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2000年，在预算1000亿元国债基础上又增发了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国家确定的重点投资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据估计，财政投资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合计约7500亿元。向基础设施领域的大量投入，使得长期以来的经济结构的“瓶颈”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并对相应投资品生产行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

1999年6月，中央政府开始要将西部开发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摆上了重要地位。为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央政府制定了有关开发战略并于2000年3月设立了西部大开发办公室。

与上两次调整不同，此次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此次经济结构调整是首次在市场机制条件下进行的调整，调整方式正在由单纯的政府导向向发挥市场作用方向转变，调控手段则正在由主要靠行政手段，向经济、法律手段结合必要行政手段的方向转变。其次，中国即将加入WTO，国际市场环境和游戏规则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与过去封闭、半封闭条件下进行的结构调整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三，与短缺时代不同，此次结构调整的目标，已由过去的增加短缺商品产量和品种，转变到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由国内企业与行业的发展，转变为参与国际范围内竞争。第四，此次经济结构调整是从增量和存量两个角度推进的调整。这与过去仅从增量角度进行的调整有着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