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历史开始于伊比利亚史前期，其间经历了第一个全球性帝国——西班牙帝国的崛起和衰落，及至现今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及欧盟成员国的现状。

关于人类在欧洲居住的最早记录是在西班牙的阿塔普埃尔卡山（Atapuerca）发现的，这里出土的化石大约来自于120万年前。现代人种中的克罗马农人于3万5000年前开始从比利牛斯山脉北部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半岛上人类居留地最明显的标志是阿尔塔米拉洞窟的著名岩画，这批岩画完成于公元前15世纪，并认为是岩画艺术的杰出代表。此外，在阿尔梅里亚地区的Los Millares和穆尔西亚的El Argar得到的考古发现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就已经有较为发达的文明存在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东部。

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扬帆而来的腓尼基人、希腊人和迦太基人成功的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地中海沿岸定居下来，并建立了商业据点。大约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商人在靠近塔特苏斯（Tartessos）的地方建立了商业据点加的斯。公元前9世纪，第一批希腊殖民地，如恩波里翁（Emporion），在伊比利亚半岛东部的地中海沿岸建立。希腊人以埃布罗河（Iber，西班牙名为Ebro）为这片地区取名伊比利亚（Iberia）。公元前6世纪，迦太基人抵达伊比利亚半岛，最初与希腊人，不久之后又与初来乍到的罗马人争夺西地中海的控制权。他们最重要的殖民地是卡塔赫纳（新迦太基）。

罗马时代

罗马人在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时遇见的土著居民是伊比利亚人，他们居住在从半岛西南部到半岛东北部的一带地区；而凯尔特人则大多居住在半岛的北部和西北部。在半岛内陆地区，两个种族相互接触，产生了一种混合的、别具特色的文化，拥有这种文化的居民被称为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公元前181年至133年，在强大的罗马共和国军团和近西班牙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部落间发生了战争，被称为凯尔特伊比利亚战争（或被称为西班牙战争）。

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其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被分为远西班牙和近西班牙；而在罗马帝国时期，伊比利亚半岛则被划分为东北部的塔拉哥纳西班牙行省（Hispania Tarraconensis）、南部的贝提卡西班牙行省（Hispania Baetica，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安达卢西亚）和西南部的路西塔尼亚（相当于现代的葡萄牙）。凯尔特人和伊比利亚人都被不同程度的罗马化了，当地的首领也被吸收进了罗马的贵族阶层。罗马人发展了原有的城市，如塔拉戈纳，同时又兴建了一批城市，如萨拉戈萨、梅里达、巴伦西亚、莱昂和巴达霍斯（Badajoz）等。在罗马统治下，半岛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伊比利亚半岛为罗马提供了粮食、橄榄油、葡萄酒和金属。图拉真、哈德良和狄奥多西一世3位罗马皇帝、哲学家塞内卡、诗人马蒂阿尔（Martial）、昆提良（ Quintilian ）和卢肯（Lucan）都出生于西班牙。西班牙主教从306年开始在埃尔韦拉（古西班牙城市，即今日的格拉纳达）驻节。

公元5世纪，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第一批日耳曼部落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西哥特人、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跨过比利牛斯山脉相继进入西班牙。其中，已被罗马化的西哥特人在公元415年进入西班牙，其后改宗信罗马天主教。在征服了西北部处于混乱中的苏维汇人和东南部的拜占庭领土后，西哥特王国最终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

在欧洲黑暗时代，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并未使西班牙的古典社会乃至政府机构、基础设施和经济如同不列颠行省、高卢和下日耳曼尼亚行省等地区那般遭受破坏。西班牙的语言、宗教信仰以及法律基础都来自于这个时期。罗马人数个世纪的定居和统治对西班牙文化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日耳曼诸部落开始侵入帝国疆域，其中数个部落后来在欧洲各地定居下来并继承了罗马人的遗产，建立了多个王国。伊比利亚半岛自410年之后就为西哥特人所统治。在伊比利亚半岛，如同其他地区一般，帝国的衰亡是缓慢无声的，而非疾风骤雨般的为人所惊觉。其间并无一个确切的“衰亡”的时间点，而是表现为3-5世纪间伊比利亚半岛地区“去罗马化”的过程和中央政权的衰弱。不过同时，居住在上日耳曼-雷蒂安边墙两侧的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则经历着一个“罗马化”的过程。如西哥特人，甚至在他们在匈奴人的压力下进入帝国领域之前的360年，就已经改宗信阿里乌斯教派了。406年冬季，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属日耳曼人）和阿兰人（属萨尔马提亚人）武力侵入了帝国边界。三年后他们跨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了伊比利亚半岛，瓜分了半岛西部地区。西哥特人则在两年前洗劫了罗马，并于412年到达法国地区，建立了图卢兹的西哥特王国，并逐渐将他们的影响力扩展至伊比利亚半岛。而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则被迫迁徙至北非，两者均没有在西班牙文化中留下长期影响。西哥特王国将首都迁至西班牙的托莱多，在雷奥韦吉尔德（Leovigild）的统治下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重要的是，西班牙从未发生如同不列颠行省、高卢行省、伦巴第地区和日耳曼地区那般明显的、可被观察到的古典文化的衰退；同时在415-711年间，即西哥特王国统治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人对于延续自同一体系的法律法规表现出了独特的尊重。西哥特王国和地中海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和西地中海地区商业贸易的持续——虽然贸易量有所萎缩——支撑了西哥特文化的发展。信仰阿里乌斯教派的西哥特贵族普遍与当地的天主教信众保持着距离。西哥特的统治阶级追逐君士坦丁堡的文化与技术，但是天主教的主教们则是西哥特人的大敌，而且拜占庭还曾短暂的入侵过西班牙的科尔多瓦。

阿里乌斯教派在西班牙传播的时间并不算长。587年，托莱多的西哥特国王雷卡多改宗信了天主教，从而结束了国内关于阿里乌斯教派的争端，并以此为契机统一了国内的宗教信仰。546年举行的莱里达会议则对神职人员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并扩大了法律对其的统辖权。

在西班牙，西哥特人从近古时代（Late Antiquity）继承了一整套的封建制度：在南方，以罗马的庄园制度为基础；在北方，则分封土地给各诸侯，后者则提供军队。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是由奴隶组成的，多数都是从农村地区抽调而来。由贵族组成的松散议会——它向国王提出建议并保证国王统治的合法性——负责维持这支军队，并且只有在其同意下国王才能调动这支军队。

西哥特人的统治并未如之前的罗马帝国所建立的官僚制度般，在社会上造成广泛的影响；他们更倾向于维持一种温和的野蛮人统治——毫不关心国内局势和经济发展，只为个人利益着想。这个时期很少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大规模的文学创作并未在民众阶层中出现——这种情况直到穆斯林统治时期才出现——更多的只是表现为孤立的创作；而西哥特语言对于现今伊比利亚半岛语言的影响也十分微弱。西哥特人最重大的影响是造成了西班牙城市的衰弱，因为他们大部分都迁居至了农村。尽管和此时处于饥荒中的法国和日耳曼农村相比，西班牙的农村享有一定程度的繁荣，但是西哥特人对与他们的人民和国家在公共福利、社会稳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贡献依然是微不足道的。这导致了他们的垮台——当8世纪摩尔人到来之时，他们已经无法获取他们臣民的忠诚了。

到711年，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都改宗信仰了在8世纪已经在北非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当时，一支由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Ziyad）率领的突击队被派往伊比利亚半岛介入西哥特王国的内战。在横渡直布罗陀海峡之后，他们在711年夏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在这场胜利中，西哥特王国国王罗德里克被击败并于当年7月19日在瓜达莱特战役（the Battle of Guadalete）中被杀。塔里克的上司——穆萨·本·努萨伊尔（Musa bin Nusair）随后带领大批增援部队横跨海峡。至718年，穆斯林已经控制了半岛的大部。但是其向欧洲的进一步进军则在732年的图尔战役（Battle of Tours）中为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查理·马特所挫。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瓦利德一世十分重视军队的扩张，并建立了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海军。正是这种政策支持了穆斯林在西班牙的扩张。哈里发瓦利德一世的统治时期也被认为是伊斯兰力量的极盛期。

阿尔-安达卢斯的统治者们由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一世在大马士革授予埃米尔头衔。在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推翻之后，其部分统治阶层逃亡到了西班牙，聚集在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的麾下，后者通过宣布科尔多瓦为独立的哈里发国向阿拔斯王朝提出挑战。当时的阿尔-安达卢斯充斥着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统治者与当地西哥特-罗马天主教信众的内部冲突。

844年，维京人羞辱性的洗劫了塞维利亚，并一度占领了瓜达尔基维尔河。之后，哈里发国建立了第一支海军。942年，异教徒马扎尔人袭击了阿尔-安达卢斯。

10世纪，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宣布建立科尔多瓦哈里发国，断绝了与埃及和叙利亚哈里发的联系。哈里发国十分关注维持其在北非的势力基地，但是这些财产在不断减少，最后只剩下了休达行省。与此同时，被征服的基督教徒开始缓慢但是稳定地迁徙至北方的几个王国，从而使这几个北方王国的力量逐渐增强。但是既便如此，阿尔-安达卢斯在人口、经济、文化和军事力量方面相比于这些北方王国，即使是面对它们的联合，也拥有着巨大的优势。而这几个基督教王国之间的内部矛盾也使得它们无法对哈里发国产生威胁。

宗教宽容而著称，而且还是西班牙犹太艺术的黄金时期（从912年——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统治时期至格拉纳达屠杀事件发生之时的1066年）。

当985年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尔洗劫了巴塞罗那之后，穆斯林对于用武力重新控制半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儿子其后又袭击了许多基督教城市。但是当他的儿子死去之后，哈里发国陷入了内战，并分裂为多个“泰法王国”（Taifa Kingdoms）。诸泰法国的国王不仅在战争中相互竞争，而且还在艺术保护方面相互较劲，因此这个时期的艺术得到了短暂的繁荣。这个时期，泰法王国失去了原先占领的北方基督教王国的领土，在1085年失去托莱多之后，这些穆斯林统治者们只好不情愿的请求穆拉比特王朝的援助，后者则从北非侵入了阿尔-安达卢斯并建立了一个帝国。至12世纪，这个帝国在经历了1212年和穆瓦希德王朝的入侵者的决定性的托洛萨的那瓦斯战役（Battle of Las Navas de Tolosa）后再次崩溃。

中世纪的西班牙持续着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间的战争。到1147年，阿尔摩哈德王朝已经继承了穆拉比特王朝的马格里布地区和安达卢西亚地区，他们信仰更为坚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待迪米（dhimmis，穆斯林治下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极为苛刻。面对死亡、改宗和移民的选择，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选择了离开。至13世纪中期，格拉纳达哈里发国成为了西班牙唯一一个保持独立的哈里发国，这个政权一直延续到了1492年。

阿拉贡王国的国王的统辖地不仅包括了阿拉贡行政区，还有加泰罗尼亚地区，其后，巴利阿里群岛、巴伦西亚、西西里岛、那不勒斯和撒丁岛相继纳入其治下。加泰罗尼亚骑士团——被认为是西欧第一支雇佣兵军队，占领了雅典公国，并在阿拉贡王国的庇护下统治到了1379年。

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持续进行，基督教诸王国和公国的势力得到了不断增强。至15世纪，卡斯蒂利亚王国（占据伊比利亚半岛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和阿拉贡王国（占据半岛东北部地区）成为了其中最强大的国家。两个国王的统治者与葡萄牙、法国和其他邻近国家展开了政治联姻。1474年恩里克四世去世，引发了一场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争）。其中包括了葡萄牙和法国所支持的乔安娜·贝尔特兰尼佳（Joanna La Beltraneja）以及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利亚国内贵族所支持的伊莎贝拉一世。在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之后，伊莎贝拉保住了王位，并与其丈夫——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实行共治。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被称为“基督教君主”（Catholic Monarchs;西班牙语:los Reyes Católicos），该头衔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授予。他们于1469年在巴利亚多利德结婚，实行王国共治并最终建立了西班牙王国。他们见证了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摩尔人手里夺回格拉纳达；他们征服了加纳利群岛；在国内他们发布了阿兰布拉诏书（Alhambra Decree）从而将犹太人和穆斯林驱逐出了西班牙。他们支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险——后者成为自莱夫·埃里克松之后第一个到达新大陆的欧洲人——这为西班牙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从而为西班牙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提供资金支持。

伊莎贝拉通过其5个孩子的战略性联姻保证了西班牙长期的政治稳定。她的第一个孩子——大女儿伊莎贝拉公主嫁给了葡萄牙王储阿方索，以寻求和该邻国的密切联系，但是伊莎贝拉公主不久就因难产而死。伊莎贝拉的次女胡安娜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之子、波西米亚国王美男子菲利普并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的继承权。这次联姻确保了和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联姻，从而保证了西班牙未来政治的安全。伊莎贝拉的独子——阿斯图里亚斯王储胡安则娶了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从而维持了和西班牙所倚重的哈布斯堡皇朝的联系。她的第四个孩子——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玛利亚则嫁给了葡萄牙的曼努埃尔一世，进一步巩固了通过其姐姐的婚姻建立起来的两国联系。她的第五个孩子——阿拉贡的凯瑟琳则嫁给了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生有一女玛丽一世。

直至13世纪，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还是唯一两个对宗教少数派（犹太人和穆斯林）保持宗教宽容的基督教国家。但是在14世纪犹太人的境遇直转急下，迫害在1391年的大规模屠杀——当时除了阿维拉，其他主要城市都发生了屠杀——中达到高潮。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总数为20万人的西班牙犹太人中有一半都改宗信了基督教（成为了“改宗者”）。迫害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两位“基督教君主”施行，他们在1492年发布诏令，命令剩余的犹太人改宗，否则将被驱逐出西班牙。根据不同的信息来源，被驱逐的犹太人的数量可能从4万到12万不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穆斯林也遭受到了相同的命运——被迫改宗（改宗者被称为“摩里斯科人”，Moriscos）或被驱逐。犹太人和穆斯林并非这个时期唯一遭受迫害的人群。吉普赛人也面临着悲惨的命运：所有年龄在18-26岁之间的吉普赛男性都必须在桨战船上服役——这相当于判他们死刑，但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成功的躲藏了起来并逃避了追捕。

在13世纪，西班牙的基督教地区存在多种语言，包括卡斯蒂利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加里西亚语、阿兰尼斯语（Aranese language）和莱昂尼斯语（Leonese language）。但是一个世纪之后，卡斯蒂利亚语（即现今的西班牙语）成为了卡斯蒂利亚王国内最重要的文化和交流工具。在卡斯蒂利亚的斐迪南三世统治的最后一年，官方文件开始使用卡斯蒂利亚语撰写；而到了阿方索十世统治期间，卡斯蒂利亚语成为了官方语言。从此之后卡斯蒂利亚所有的官方文件都使用卡斯蒂利亚语撰写，所有的外语文本也都由原来翻译为拉丁文本改成翻译为卡斯蒂利亚语文本。

13世纪，莱昂和卡斯蒂利亚建立了许多大学，如萨拉曼卡大学和帕伦西亚大学都是欧洲最早建立的大学。在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治下，萨拉曼卡大学教授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Antonio de Nebrija）撰写的《卡斯蒂利亚语语法》（Gramática de la lengua castellana）的第一个版本在1492年出版。

西班牙帝国是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帝国。它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帝国之一。在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进行环球探险、殖民扩张和开拓跨洋商路的急先锋。当时西班牙和美洲大陆之间的跨大西洋商路和途径菲律宾的东亚与墨西哥之间的跨太平洋商路十分繁荣。西班牙征服者摧毁了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将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广阔土地纳入自己的版图。西班牙帝国依靠其经验丰富的海军纵横大洋；依靠其著名的、可怕而训练有素的步兵——西班牙方阵（tercios）在欧洲战场上占尽了优势。正如著名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维拉（Pierre Vilar）所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正在上演的最特别的一幕史诗。”在16和17世纪，西班牙文化也正处于其黄金时代。

但是最初的美洲殖民地是令人沮丧的，尽管殖民对于贸易有刺激作用，当时的贸易规模仍然很小。随着殖民者来到新大陆的天花和麻疹等疾病使土著人口急剧减少，特别是在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等文明的人口聚居区；而这又进一步削弱了被征服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

在16世纪20年代，墨西哥的瓜纳华托发现了银矿，开始大量产出白银，其后又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秘鲁的波托西发现了银矿，美洲的白银输出急剧增加。运载白银的船队往返于大西洋两岸，重新带动了西班牙的经济，使其得以进口奢侈品和谷物。白银输出同时也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维持其用于进行在欧洲和北非的一系列战争的军事力量的重要财政来源，虽然除了17世纪的少数年份，西班牙本土（特别是卡斯蒂利亚地区）的税收仍然是帝国最重要的岁入来源。尽管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西班牙便经历着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衰退，但是自1580年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合并（1640年重新分离）开始到19世纪其失去美洲殖民地，期间它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面对新的挑战以及帝国建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灾难，西班牙的思想家们在自然法、国家主权、国家法、战争和经济等方面阐述了最初的现代思想。在萨拉曼卡学派等的影响下，他们甚至对帝国主义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西班牙帝国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随后又陷入衰退。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治下的西班牙帝国在欧洲的领土达到了极限。

查理五世在1516年继承西班牙王位，从此西班牙便越来越深地卷入了欧洲的王朝斗争之中。查理五世并不经常呆在西班牙，而在其弥留之际，他将哈布斯堡的庞大遗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西班牙及其在地中海和海外的财产，另一部分是神圣罗马帝国。此外，哈布斯堡在尼德兰的财产仍然归属于西班牙国王。

这次财产划分被证明是对于其继承者西班牙的腓力二世的巨大挑战，他在查理五世于1556年退位之后成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躲过了肆虐于欧洲其他地区的宗教冲突，仍保有罗马天主教的信仰。腓力二世把他自己当成了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和异教徒的天主教斗士。在16世纪60年代，他试图加强对尼德兰的控制，但却导致了该地区的动荡不安，并逐渐使加尔文教派掌握了主导权，发动了反叛运动和八年战争。这使得西班牙的财政消耗殆尽。其后西班牙又试图征服英格兰——后者是荷兰谨慎的支持者——这导致无敌舰队在英西战争（1585-1604）和对法战争（1590-1598）中的覆灭。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是自16世纪中期开始不断从美洲流入的白银、西班牙步兵的声名和很快地从无敌舰队的覆灭灾难中恢复过来的海军都使得西班牙仍旧保持在欧洲的主导地位。158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合并组成了伊比利亚联盟，这不仅使半岛得以统一，也将两个大帝国的全球资源都整合到了西班牙国王王冠之下。但是，卡斯蒂利亚的经济和行政问题以及本土经济的衰弱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变得日渐明显：高涨的通货膨胀、将犹太人和摩尔人驱逐出西班牙的不良后果以及西班牙对黄金、白银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导致了政府的几次破产和由此而起的数次经济危机，这种情况在不堪重负的卡斯蒂利亚地区尤为严重。

西班牙沿海的村庄和巴利阿里群岛时常遭受来自北非的巴巴利海盗的攻击。福门特拉岛上的居民甚至短暂的撤离该岛。后来海盗的侵袭蔓延至了西班牙其他沿海地区和意大利沿海地区，海盗从他们的北非巢穴出发只要横渡一片平静的海域很快就能到达这些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海盗是土耳其的巴巴罗萨（“红胡子”）。据罗伯特·戴维斯统计，16世纪至19世纪，约有100万到125万欧洲人被北非海盗捕获，并作为奴隶卖至北非和奥斯曼帝国等地。这种情况在西班牙和其他基督教势力开始抑制穆斯林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并取得1571年勒潘多海战的胜利之后才有所缓解，但是海盗问题仍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困扰着西班牙。

1596-1602年的塞尔维亚大瘟疫导致了约60万-70万人的死亡，约占当时西班牙国内人口的10%。而17世纪的另一场大瘟疫更是导致了约125万人死亡。

腓力二世于1598年去世，其子西班牙的腓力三世继承王位。在其统治其间，他与荷兰签订了十年停战协定，但是随后又卷入了欧洲范围的三十年战争之中。这时的政府政策为个人喜好所左右。不过这个时期也涌现出了如格雷考和塞万提斯这样的天才人物。

西班牙的腓力四世于1621年继承王位。当时西班牙政府的政策大部分由大臣加斯帕尔·德·古兹曼·皮尔蒙特（Gaspar de Guzmán y Pimentel）所主导。1640年，正当中欧的战事连绵不绝，除了法国其他国家都未占到丝毫便宜的时候，葡萄牙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发生了叛乱。为了国内的稳定，西班牙放弃了葡萄牙，但是在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大部分区域，法国势力都被驱逐出去，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动也被镇压下来。在腓力的智障儿子卡洛斯二世统治期间，西班牙最终失去了其在欧洲的领导地位，沦为了二流国家。

卡洛斯二世死后，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绝嗣，随之而来的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各国都想染指西班牙王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波旁王朝最终获得了西班牙的控制权，但是作为妥协条件，法国与西班牙及其欧洲领土不可合并。

西班牙的黄金时代是指西班牙帝国（包括现今的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国家）艺术和文学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正好是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衰弱期（腓力三世、腓力四世和查理二世）。这个时期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胡安娜（Juana Inés de la Cruz）于1695年死于新西班牙。

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均是其国内主要的艺术赞助人。腓力二世所修建的恢弘的皇家修道院——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当时吸引了众多的欧洲伟大建筑师和画家。委拉斯开兹被认为是欧洲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画家，在当时也极受推崇，他和腓力四世及其首席大臣奥利瓦雷斯公爵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存世的几幅画像展示了其独特的风格与高超的技术。格雷考是这个时期定居于西班牙的广受推崇的希腊艺术家，他为西班牙艺术注入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格，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西班牙绘画风格。许多西班牙最伟大的音乐也被认为出自该时期。汤玛斯·路易斯·德·维多利亚（Tomás Luis de Victoria）、路易斯·米兰（Luis de Milán）和阿隆索·洛博（Alonso Lobo）等作曲家的作品是文艺复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创造了轮唱（Antiphon）和对位法等音乐技巧，其影响甚至远及巴洛克时期。

西班牙文学在这个时期也十分繁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的作品。西班牙最为多产的剧作家是洛佩·德·维加（Lopéz de Vegas），他一生中可能完成了多达1000部的剧作，其中约有400多部留存至今。

来自法国王室的腓力五世是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他在1715年签署了Decreto de Nueva Planta法案，终结了原来组成西班牙帝国的各王国的历史权力和特权，将其统一在卡斯蒂利亚的法令之下——后者的西班牙总议会（Cortes Generales）更乐意于接受国王的旨意。西班牙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上成为了专制主义的法国的追随者。其后，波旁王朝的斐迪南五世和卡洛斯三世继续统治着西班牙。

在卡洛斯三世及其大臣伊斯奎拉克侯爵莱奥波尔多·德·格雷戈里奥等人的统治下，西班牙开始实行开明专制，这在18世纪中期为西班牙带来了新的繁荣。尽管与法国一同输了对抗英国的七年战争，但是在其后的美国独立战争中西班牙却夺回了之前失去的大部分领土，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改善。然而，卡洛斯三世的改革精神在其子卡洛斯四世的统治时期荡然无存，后者被认为存在智力障碍。在他的妻子的情人曼努埃尔·德·戈多伊（Manuel de Godoy）的操纵下，卡洛斯四世废除了卡洛斯三世时期诸多的改革政策。在法国大革命战争其间短暂的反对法国大革命之后，西班牙被哄骗加入了与这个邻国的不稳固的联盟，从而遭致了英国的封锁。卡洛斯四世优柔寡断，后来又拒绝加入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大陆封锁体系，导致法军于1808年入侵西班牙，这又最终触发了西班牙独立战争。

在由于哈布斯堡王室腐朽的统治所导致的西班牙17世纪后半叶的衰弱之后，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无法挽回西班牙相较于欧洲其他发生巨大变革地区，如英国、法国和低地国家，在政治和商业发展上的落伍。因拿破仑的入侵而爆发的混乱又进一步扩大了这条鸿沟。

西班牙在拿破仑战争初期站在法国的对立面，但是西班牙军队的战败促使卡洛斯四世与革命中的法国结盟。之后，在1805年的决定性的特拉法加海战之中，法西联合舰队的主力被消灭殆尽，这又促使西班牙国王重新考虑与法国的结盟。西班牙退出了大陆封锁体系，而拿破仑和西班牙国王又进一步交恶，最终导致法国入侵西班牙并废黜了卡洛斯四世。西班牙民众有力的抵抗了法军的入侵，全国各地的议会均声明支持查理四世的儿子斐迪南七世。

西班牙遭受到了英国的封锁，而它的殖民地——它们第一次与母国统治者断绝音讯——开始与英国独立进行贸易。其后它们在南美洲击退了英国的入侵，这进一步鼓励了殖民地的独立倾向。最初，殖民地议会宣布支持斐迪南，希望在议会已经起草的自由派宪法的框架下从马德里获得更大的自治权。这时的西班牙议会流亡至了加的斯。1812年，加的斯议会创立了第一部现代西班牙宪法——1812年西班牙宪法。

威灵顿公爵指挥下的英国军队和拿破仑的军队在半岛战争中展开战斗，此时约瑟夫·波拿巴被拿破仑在马德里扶立为西班牙国王。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出现了西方现代史上的首次游击战：法国在西班牙境内的补给线受到了西班牙游击队的多次攻击。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局势不断反复，威灵顿花了数年时间坚守位于葡萄牙的堡垒，并在西班牙境内发动了数次战役。1813年，在决定性的维多利亚战役中，法军被击败。第二年，斐迪南被重新册立为西班牙国王。

虽然将法国军队赶出西班牙之后，西班牙议会已经宣誓恪守1812年宪法，但是费尔南德七世公开宣称这个国家太自由了。他回到西班牙后，拒绝了向宪法宣誓，并继续以其祖先的那种权力专制主义的方式进行统治。

虽然西班牙本土接受了费迪南的这种态度，但是西班牙帝国的新世界部分对此表示了反对。革命爆发了。西班牙由于之前与法国的作战和国家重建而濒于破产，甚至无法为士兵发饷，最终被迫于1819年将佛罗里达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1820年，一支被派往殖民地（此时的殖民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受到了来自反叛分子和门罗主义的双重威胁）的远征军在拉斐尔·德尔列戈领导下于加的斯发动起义。全西班牙的军队都声明对这些起义者表示同情。斐迪南被迫接受了自由派的1812年宪法。在自由派得势期间，斐迪南处于事实上的被软禁状态。

自由派统治了三年时间，其后发生了内战，这场战争为之后一个世纪的西班牙政治定下了一个基调。自由派的政府被当时的欧洲各国看成是大革命时期法国政府的翻版，引起了1822年凡罗拿会议的敌视，法国被授权介入这场战争。法国使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西班牙远征军摧垮了自由派政府，费尔南德重掌权力。此时，美洲殖民地已经完全沦陷；1824年，美洲大陆的最后一支西班牙军队在南秘鲁地区的阿亚库乔战役中被击败。

接下来的十年内，西班牙局势动荡不安。由于费尔南德只诞有一名女性继承人，西班牙王位很有可能由其兄弟卡洛斯王子继承。此时的斐迪南由于惧怕外国干涉，已经和保守派结盟，他没有把卡洛斯王子的不同政策作为一种可行的选择来考虑。斐迪南随后颁布了1830年国事诏书，使其女儿伊莎贝拉能够继承王位，从而破灭了卡洛斯王子的希望。卡洛斯王子逃往葡萄牙，对抗这份诏书。

斐迪南死于1833年，随后年仅三岁的伊莎贝拉登基为西班牙女王，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卡洛斯战争。卡洛斯率军侵入西班牙，并获得了西班牙保守派的支持；伊莎贝拉的母亲——两西西里的玛利亚·克里斯蒂娜（María Cristina de Habsburgo） 则被推举为摄政，直至其女儿成年。

巴斯克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其后卡洛斯任命了巴斯克总督托马斯·德·祖玛拉卡里格为他的总司令。祖玛拉卡里格使叛军恢复了战斗力，至1835年他已经将克里斯蒂诺军赶至了埃布罗河边，并将原本士气低落的叛军改造成了一支拥有3000多素质较之政府军更为优秀的士兵的军队。

1835年，祖玛拉卡里格的死改变了卡洛斯派的命运。克里斯蒂诺军在范盖拉亲王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的有力指挥下，在1836年的勒查纳战役（Battle of Luchana）中获得胜利，扭转了战争局势。1839年，一纸《范盖拉协议》结束了第一次卡洛斯战争。

埃斯帕特罗由于战争中的表现成为了战争英雄，广受欢迎，被称为“西班牙的保护者”（Pacifier of Spain）。他要求玛利亚·克里斯蒂娜进行自由主义改革。但是反对这项主张的玛利亚·克里斯蒂娜辞去了摄政职位，并让埃斯帕特罗代替她成为了摄政。但是随后埃斯帕特罗推行的自由主义改革遭到了温和派的反对，这位前指挥官的雷霆手段在全国各地引起了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最终都被血腥的镇压了。埃斯帕特罗在1843年被温和派的拉蒙·马里亚·纳维茨·坎波斯推翻，后者后来却被仍认为太过于倾向保守派。这时卡洛斯派又蠢蠢欲动，第二次卡洛斯战争随即于1846年在加泰罗尼亚爆发，但是由于缺乏组织，至1849年卡洛斯派被镇压。

成年后，西班牙的伊莎贝拉二世积极参与政府运作，但是在其统治期间却异常不受欢迎。人们认为她只亲近周围的人，而毫不关心西班牙的普通民众。1856年，她试图建立一个置于莱昂帕多·奥唐奈尔领导之下的跨国联盟——伊比利亚联盟，此时后者已经进军至马德里并解散了由埃斯帕特罗组织的一届政府。但是伊莎贝拉的计划最终宣告失败，她的政治威信以及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都大受打击。

1860年，伊莎贝拉发动了一场由奥唐奈尔和胡安·普里姆指挥的、针对摩洛哥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这场战争提升了伊莎贝拉在国内的威望。但是，钦查群岛战争期间的一场企图重新夺回秘鲁和智利的战役中，西班牙被南美国家所击败，遭遇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1866年，胡安·普里姆领导的一次叛乱被镇压。但是很清楚，西班牙人民对伊莎贝拉的统治日渐不满。1868年，爆发了光荣革命，进步人士弗朗西斯科·塞拉诺和胡安·普里姆联手发动叛乱，并在阿尔科莱阿战役中击败了伊莎贝拉的军队。伊莎贝拉被放逐至巴黎。

之后两年西班牙又爆发了革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1870年，西班牙议会宣布西班牙将会拥有一位新的国王。事后证明，这个决定在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法国反对德意志霍亨索伦王室的利奥波德亲王为王位候选人而发动了普法战争。最后，议会选举意大利萨伏依王朝王子阿马德奥亲王（Amadeo de Saboya） 为西班牙国王，并于第二年加冕。

阿马德奥作为自由党人，已经向自由主义宪法宣誓。但是他立即就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整合四分五裂的西班牙政治形态。他为西班牙人之间以及西班牙各政党之间的相互斗争所折磨。

西班牙共和国在希达果事件（Hidalgo affair）之后，阿马德奥公开宣称西班牙人民是不可治理的，并逊位离开了这个国家。王位虚悬时期，由激进派和共和党人组成的政府宣布了成立西班牙共和国。

共和国马上就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卡洛斯派是其中最直接的威胁，他们在1872年选举中的惨淡表现之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而第一国际亦号召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起义和动荡局面席卷纳瓦拉和加泰罗尼亚地区；此外共和国亦为罗马天主教会所反对。

虽然前女王伊莎贝拉二世仍然在世，但是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可能会再次引起国内的分裂，于是在1870年她放弃了王位转而支持她的儿子阿方索，后者正式加冕为西班牙的阿方索十二世（1875-1885）。在西班牙第一共和国的骚乱局面之后，西班牙人更乐于接受波旁王朝统治下的秩序的回归。当时正在国内抵抗卡洛斯派暴动的共和军在马丁内兹·坎波斯准将的带领下于1874-1875年冬季向阿方索效忠。共和派政府被解散，随后在1874年新年前夕，阿方索任命他所信任的顾问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洛（Antonio Cánovas del Castillo）为首相。阿方索主动出击，有力的镇压了卡洛斯派，并很快的赢得了大部分西班牙国民的支持。

西班牙很快就恢复了秩序，帕拉希德斯·门托·萨迦斯塔所领导的自由派和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洛所领导的保守派轮流执掌政权。在阿方索十二世统治期间，西班牙的政局得到了改善，经济也获得了部分的恢复。1885年，阿方索去世；之后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洛又于1897年被刺杀，政局再次动荡不安。

1868年开始的十年战争中古巴开始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这导致了西班牙的新世界殖民地上废奴主义盛行。美国对该岛和岛上的人民很感兴趣，遂使得局势愈加恶化。美国缅因号战舰的爆炸引发了1898年的美西战争，西班牙遭遇到了灾难性的失败。最终古巴获得了独立，而西班牙则失去了它在新世界的最后一块殖民地——它将波多黎各连同太平洋上的关岛和菲律宾以20万美元割让给了美国。1899年，西班牙将其在太平洋上仅剩的几个岛屿——北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帕劳卖给了德国，至此，西班牙的殖民地只剩下了非洲的西属摩洛哥、西属撒哈拉和西属几内亚。

灾难性的1898年催生了98一代，这批人由要求新政府变革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组成。无政府主义运动和法西斯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初的西班牙盛行。1909年，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场叛乱被残酷镇压。

西班牙在一战中的中立地位使其可以向战争双方提供其所需的物资，造就了西班牙这个时期经济的繁荣。但是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的爆发和战后经济的减速给西班牙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这个国家负债累累。1919年，一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活动被镇压。

对西属摩洛哥摩尔人的虐待最终导致了1921年爆发的起义，其后西班牙失去了其在北非的殖民地，只剩下休达和梅利利亚两块飞地。为了逃避责任，阿方索十三世决定支持米格尔·普里莫·德·里韦拉（Primo de Rivera） 将军的独裁（1923-1930），这标志着西班牙君主立宪时期的结束。

1925-1927年间，在法国的协助下，西班牙收复了摩洛哥。由于知识分子和内地军队的力量，共和国逐渐成为了西班牙社会的第一政治选择。1930年，国王接受了普里莫·德·里韦拉辞职，由Damasco成立了新的政府。出于对国王支持独裁活动的反感，在1931年4月的市政选举中，城市居民投票给了共和派政党。国王在未逊位的情况下逃离西班牙，共和国随之建立。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由尼赛托·阿卡拉-扎莫拉和曼努埃尔·阿扎那领导的中左翼联盟组建了共和国的第一届政府。虽然政府成员起草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如军事改革，农业改革，经济改革等等，但普里莫·德·里韦拉政权遗留下来的经济混乱问题和巨额债务，以及乖张多变的执政联盟导致了政局持续的动荡不安。1933年，右翼的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CEDA）执掌政权；1934年10月，爆发了大规模工人武装起义，紧张局势在阿斯图里亚斯和加泰罗尼亚地区达到定点，最后起义被CEDA政府强力镇压下去。这又在西班牙全境引发了大规模政治运动，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卡洛斯派死灰复燃，同时长枪党也已经出现。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妇女首次获得了普选投票权。同时共和国向巴斯克自治区和加泰罗尼亚地区下放了相当大的自治权。

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政坛呈两极分化的局面，左翼与右翼针锋相对。左翼热衷于阶级斗争、土地革命、推行地区自治和打击教会以及保皇党势力。而右翼政党——其中右翼天主教联盟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CEDA）为最大党——则对所有议题都持反对意见。1936年，人民阵线中的左翼联盟获得选举胜利。但是这个由中左翼所主导的联盟却被两方面的力量所削弱了：一方面是以无政府主义的全国工人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o，CNT）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FAI）为代表的革命团体；另一方面是以长枪党和卡洛斯派为代表的反民主的极右翼团体。前些年的政治暴力又重新出现了：枪战取代了罢工，无地劳动者开始强占土地，教会官员被杀，教堂被焚毁，等等。同时，右翼军事组织和雇佣枪手开始大批刺杀左翼活动分子。共和民主制下，各个政治派别之间从未达成和平所必须的一致意见和相互信任。最终，整个国家滑入内战的深渊。右翼和军队高层开始策划一场政变，并将长枪党政客何塞·卡尔沃·赛特罗被共和派政府警察枪杀一事作为起事信号。

1936年7月17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将军率领摩洛哥的殖民地军队攻入西班牙本土，同时由Sanjurjo将军率领的另一支军队从纳瓦拉向南攻击。各地的部队都被调动起来接管政府机构。佛朗哥意欲立即攫取权力，但是遭到了如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和巴斯克自治区等地区共和党人的有效抵抗，这意味着西班牙即将面临一场漫长的内战。不久之后，西班牙南部和西部都处于民族主义者的控制之下，他们的正规军非洲兵团是战争双方职业兵的最大来源。战争双方都拥有国外的援助，民族主义者从纳粹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得到了援助；而共和派则获得了苏联，墨西哥和由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的支持。

战争初期共和派对阿尔卡扎的围困是战争的转折点，民族主义者长期坚守之后等来了佛朗哥的援军，围困被解，民族主义者获胜。尽管民族主义者在1936年11月发动了突袭，共和派还是成功的守住了马德里，1937年前者又在加拉玛（Jarama）和瓜达拉哈拉地区发动攻击，皆以失败告终。但是不久民族主义者又开始攻击共和派的阵地，切断了马德里的补给，并在马德里东面发动攻击。北方的巴斯克自治区于1937年后期陷落，不久阿拉贡前线也崩溃了。民族主义者对格尔尼卡城的轰炸可能是战争期间最著名的事件，该事件是后来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的灵感来源。此时的西班牙战场成为了纳粹德国空军秃鹰军团的武器实验场。1938年7-11月间的埃布罗河战役是共和派试图扭转局势的最后一击，最终以失败告终，巴塞罗那在1939年初落入民族主义者的手中。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1939年3月，共和派的其余阵地全线崩溃，马德里也最终陷落。

西班牙在一战和二战中都保持中立，但在内战期间仍然遭受了战火之苦。佛朗哥执政期间，西班牙在经济和文化上基本与外部世界隔绝，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它迈出了追赶其邻国的步伐。佛朗哥时期，西班牙曾积极寻求从英国手里收回直布罗陀海峡，并在联合国中寻找支持。60年代，西班牙开始对直布罗陀地区施加限制措施，并最终于1969年关闭了国境线，并直至1985年才重新开放。

西班牙在摩洛哥的统治至1967年宣告终结。虽然在1957-1958年的伊夫尼战争中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西班牙仍逐渐地放弃了非洲的殖民地。1968年，它同意西属几内亚独立成为赤道几内亚；1969年，它又将位于摩洛哥内的飞地伊夫尼割让给了摩洛哥。佛朗哥统治后期开始实行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催生了西班牙奇迹，其中就包括了旅游业的繁荣。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逝世，国家统治权被交予胡安·卡洛斯一世，佛朗哥时期结束。

佛朗哥逝世前几个月，西班牙的政府陷入了瘫痪状态，从而使得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从中获益，他发动了“绿色进军”，迫使西班牙放弃了其最后一块殖民地——西撒哈拉。

西班牙向民主或新波旁王朝的过渡即西班牙摆脱佛朗哥独裁统治，向自由民主国家转变的过程。这个过渡通常被认为开始于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去世的时候，至1982年10月28日社会主义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在选举中获得胜利结束。

而在1978年至1982年间，西班牙的政府由民主中间派联盟所组建。

1981年，发生了一次代号为23-F的未遂政变——2月23日，安东尼奥·特杰罗带领一批公民警卫队进入众议院，并中断了会议进程，当时莱奥波尔多·卡尔沃-索特洛即将被任命为首相。按照官方的说法，政变的失败应该归功于胡安·卡洛斯一世的介入。西班牙在卡尔沃-索特洛离职之前加入了北约。

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西班牙社会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佛朗哥治下，西班牙社会曾经极端保守，但是向民主过渡的进程亦使得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俗日渐自由化。

1982年至1996年，社会民主主义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执掌政权，费利佩·冈萨雷斯任首相。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1982和92年，西班牙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巴塞罗那奥运会和世界博览会。1996年，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出任首相。1999年1月1日，西班牙加入欧元区。2004年3月11日，大选前夕，处于早晨交通高峰时段的马德里发生了一系列的恐怖炸弹袭击事件，191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斯纳尔和他的大臣们声称埃塔对这次的暴行负责，但是随后的调查表明该事件是由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极端伊斯兰组织实施的。事件发生当天，国外媒体即已经开始怀疑官方的说法，但是政府仍然坚持己见，人们认为这直接影响到了之后的选举。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两大候选人之间的得票率十分接近，很难预测最后的胜出者。在爆炸案发生三天之后举行的选举中，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最终获胜，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 José Luis Rodriguez Zapatero） 取代阿斯纳尔出任首相。

2005年7月3日，西班牙成为继荷兰和比利时后，第三个举国实行合法同性婚姻的国家，比加拿大早了17天。

现今的西班牙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由17个行政区组成，包括：安达卢西亚、阿拉贡、阿斯图里亚斯、巴利阿里群岛、加那利群岛、卡斯蒂利亚-莱昂、坎塔布里亚、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加泰罗尼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加利西亚、拉里奥哈、马德里自治区、穆尔西亚自治区、巴斯克自治区、巴伦西亚自治区和纳瓦拉，以及两个自治城市休达和梅利利亚。

从“哥特神话”到“互动共生”：中世纪西班牙史叙事模式的演变

自中世纪以来，西班牙和西方学界对中世纪西班牙史的认识存在两种互为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世纪西班牙史就是作为西哥特人后裔的基督教徒赶走穆斯林、犹太人等宗教异端，实现“西班牙复兴”的历史，后人把这种观点概括为“哥特神话”，另一种观点从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彼此依傍、互相交流、共栖伊比利亚半岛的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进程，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将其概括提升为“互动共生”。二者相比，后一种观点更为客观。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不同文化群体，尤其是不同宗教群体的共存问题愈加受到重视的今天，“互动共生”已成为中世纪西班牙史研究的主流。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西班牙史论战”对这种演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20世纪中叶，西班牙学界围绕如何看待中世纪西班牙历史发展进程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是阿梅里科·卡斯特罗（Américo Castro，1885—1972年）和克劳迪· 桑切斯—阿尔伯诺斯（Claudio Sánchez-Albornoz，1893—1984年）。卡斯特罗认为，西班牙文化并非亘古存在、永不改变，它在8—13世纪的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互动中才慢慢融合而成，而桑切斯—阿尔伯诺斯明确主张，一种根深蒂固的西班牙文化转化了进入伊比利亚的多数外来文化元素，包括伊斯兰文化和犹太文化。这场争论被后代学者称为“西班牙史论战”。它涉及西班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段、关乎“西班牙文化基质”等核心问题，“引发了西班牙历史学的哥白尼革命”。要认清这场论战的历史地位，必须把它放到西班牙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从长时段的视角审视中世纪西班牙史叙事模式的发展与演变，剖析史学发展与现实社会的辩证关系，厘清中世纪西班牙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机理。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也的确有一些学者从史学史的角度关注中世纪西班牙史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可列举如下。亚历克斯·诺维克夫认为，19—21世纪，历史学家往往从宽容或者不宽容的角度来研究中世纪西班牙史，“思想、文化和政治运动”左右着他们的观点。乔纳森·雷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研究西班牙历史和犹太历史的学者已经开始了对“互动共生”本质的探讨，并将其视为理解中世纪伊比利亚文明的棱镜，但仍倾向于仅从“迫害”或者“宽容”这种过于简单、两极化的视角来阐释“互动共生”。希沙姆·D.艾迪关注20世纪的政治运动如何影响着人们对中世纪西班牙史的认识。玛农· 拉罗谢尔回顾了 “西班牙史论战”双方的学术观点并分别给予批评，进而提出“中世纪西班牙不同文化群体多样化的接触最终塑造了西班牙”的观点。肯尼思·巴克斯特·沃尔夫关注西班牙著名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于1948年提出的“互动共生”这一概念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发展和演变。

上述文章从不同角度呈现了近年来中世纪西班牙史研究的发展状况，为本文的进一步探讨带来很多启发。但深入研读可发现，它们大多只关注近期中世纪西班牙史的发展，诺维克夫文章的时间上限最早，也仅从19世纪写起，并没有宏观地、长时段地总结中世纪西班牙史学从中世纪直至今天的演变轨迹；亦未将史学演变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以来，诺维克夫的文章对于“思想、文化和政治运动”的着墨甚少，艾迪的文章则过多地关注政治运动，史学本身发展的内容并不多，或者说他主要关注的是大众对于中世纪西班牙的认识是如何随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鉴于此，本文将长时段地勾勒中世纪西班牙史叙事模式的发展与演变，分析其与西班牙社会发展乃至与国际形势变化之间的关系。试图说明，自中世纪至今，存在着两种中世纪西班牙史叙事模式，其一为“哥特神话”叙事模式，即认为中世纪西班牙史就是作为西哥特人后裔的基督教徒赶走穆斯林、犹太人等宗教异端，实现“西班牙复兴”的历史，其二是从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彼此依傍、互相交流、共栖伊比利亚半岛的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进程，卡斯特罗将其概括提升为“互动共生”叙事模式；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班牙史论战”的影响下，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互动共生”叙事模式逐渐成为中世纪西班牙史研究的主流。

一、“哥特神话”叙事模式的思想渊源及撰史实践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约570—636年）是西哥特王国最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除了有精深的学术造诣外，伊西多尔还非常关注现实。西哥特政权稳固后，特别是国王里卡里德于589年皈依罗马基督教之后，学者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西哥特人恢复名誉，重写西哥特人祖先的历史。在当时重写西哥特人历史的有两位主教，分别为比克拉的约翰和伊西多尔。在约翰看来，里卡里德就是又一位君士坦丁：像第一个基督教皇帝一样，里卡里德主持教会会议，在上帝的帮助下制服了敌人。伊西多尔从更大的范围上论证西哥特人的合法性，在《哥特人史》中，关于哥特人的辉煌历史，他从诺亚时代一直讲到哥特人与西班牙—罗马人的“联姻”。这种乐观的认识使伊西多尔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在他看来，新的基督教和平时代将要到来，战争和异端也有望消除。这样，伊西多尔给那个时代及后来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历史观”，即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哥特人是被上帝选中来继承罗马人的。该历史观影响了711年穆斯林征服后一代又一代的编年史家，并被不断发展、完善，是为“哥特神话”之思想源头，伊西多尔也被视为西班牙最早的“民族主义者”。

在持续了近8个世纪的“再征服运动”期间（711—1492年），北方基督教王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收复穆斯林手中的南方失地，由官方意志控制的历史书写由此变成营造宗教对立情绪、调动再征服力量的政治工具。13世纪的托莱多大主教罗德里戈· 希门尼斯· 德· 拉达撰写的《西班牙或哥特人史》、阿方索十世（1252—1284年在位）时期成书的《西班牙编年通史》以及15世纪罗德里戈· 桑切斯· 德·阿雷瓦洛撰写的《西班牙简史》都是此类作品的典型代表。以《西班牙编年通史》为例，该书涉及“从诺亚时代到我们的时代”的西班牙史，分别叙述了先后入主西班牙的不同民族：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西哥特人和阿拉伯人。其中只有罗马人和西哥特人是合法的，而阿方索本人既是哥特国王也是罗马皇帝，是这两者的合法继承人；其他都是非法闯入者，特别是来自非洲的摩尔人，应当被赶出伊比利亚半岛。可以看出，《西班牙编年通史》继承了始自伊西多尔的历史观，并把“哥特神话”发展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这种因宗教狂热而形成的政治氛围所导致的对历史的随意剪裁和篡改在史学发展史上是比较罕见的，正如美国史学家J.W.汤普森感叹：“西欧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史书像中世纪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的史书那样含糊而混乱，那样充满虚构和富于宗教狂热了。”

1492年再征服运动结束，西班牙王国统一。统一后的西班牙王国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卡洛斯一世（1516—1555年在位，也被称为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统治时期海外领土极度扩张，势力达至鼎盛。在海外殖民的过程中，西班牙始终以天主教为旗帜，军事征服的同时也伴随着“精神征服”。随着16世纪西班牙在欧洲乃至世界霸权地位的建立，以天主教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一时期的西班牙极度高涨，折射在史学领域的表现是史学家从“西班牙在西哥特王国后期衰落，自佩拉约以后开始复兴”，即从“西班牙复兴”的视角书写711—1492年的历史。“哥特神话”的撰史模式得以确立并在16—17世纪得到广泛推广。

弗洛里安·德·奥坎波是卡洛斯一世时期的御用史学家，所著《五本最早的西班牙通史》一书于1543年在萨莫拉问世。该书讲述自大洪水至耶稣降世至711年穆斯林征服，直至卡洛斯一世时期的西班牙历史，并将西班牙的源头无限追溯，旨在证明“西班牙王室的历史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古老的，因此理应称霸欧洲”。从711年到作者所在时代的历史构成了本书的第三部分。对于这段历史，该书认为711年穆斯林入侵是对西班牙领土的非法篡夺，持续了近八百年的对穆斯林的战争是自世界诞生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击败敌人的使命终于在“天主教双王”时期完成。托莱多的历史学家胡安·德·马里亚纳（1536—1624年）历经卡洛斯一世、菲利普二世、菲利普三世和菲利普四世执政时期，是16—17世纪西班牙成就最高的编年史学家。马里亚纳在写作《西班牙通史》期间，恰逢菲利普二世占领葡萄牙，同时也是特伦托会议召开、罗马天主教廷同宗教改革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这一切使得马里亚纳更加确信伊比利亚半岛应该纳入统一的西班牙王国的统治之下，而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的他也有义务捍卫统一的西班牙和神圣的天主教。马里亚纳在其著作中认为是西哥特人将西班牙人从罗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自589年信奉罗马基督教以来，西班牙人坚持着正确的宗教信仰历经数个世纪；虽然西哥特统治后期的堕落导致了穆斯林的入侵，但罗德里戈的堂弟、西哥特人的后裔佩拉约是一个集英勇等所有美德于一身的人；此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完成了“战胜无耻的萨拉森人”以及“用天主教的光芒照亮新大陆”的神圣使命。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马丁·里约斯·萨洛马对马里亚纳是这样评价的，“在马里亚纳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的作品给抱有高远志向的历史学家以极大的满足感，以至于直至18世纪，西班牙都未曾出现重新书写编年史的打算”。

深入了解同一时期西班牙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氛围，可以看到“哥特神话”历史观深厚的社会基础。1621—1643年，加斯帕尔·德·古兹曼担任西班牙首相，其施政宗旨就是维护天主教和王室的利益，认为这两者是互相依托、共生共荣的：“上帝是西班牙人，并且近来为我们的民族而战”；“上帝帮助国王的事业，而国王陛下唯一的目的就是保护上帝，没有其他的世俗打算……我们期望上帝在任何地方都支持国王，推动其事业走向繁荣……”由于上帝是西班牙人，西班牙的敌人肯定是上帝的敌人。当时正值三十年战争期间，1635年，法国对西班牙宣战。在古兹曼看来，与法国的战争就是与异端的战争，是抗击法王路易十三的“防御性的、神圣的宗教战争”。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政治宣传是非常必要的，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历史著述。1634年，他告知国务会议：“我们忽视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历史的编撰。”近来有学者指出，他所希望的历史必须是准确无误的，换句话说是“官方可以接受的”。与古兹曼相比，西班牙著名作家弗朗西斯科·德·戈维多（1580—1645年）捍卫“哥特神话”的态度更为鲜明。他认为有义务捍卫西班牙传统免遭外国人破坏，在发表于1609年的早期作品《为西班牙辩护》中问道：“在各种邪恶不断从外面涌来的情况下，人们能不认为我们野蛮、疯狂、无知、傲慢吗？”因此，宗教法庭是必需的，是对抗在法国和德国不断出现的异端的手段。他对于西班牙充满信心，首先援引古典作家赞颂西班牙，然后转向中世纪并评价说：“上帝的右手通过熙德进行征服，还是这只右手，让达·伽马、帕切科和阿尔布克基充当在东印度的工具，打破了那些宗教偶像的美梦。”基于此，他认为在佩拉约与他自己时代的哈布斯堡王朝间的连续性从来没有中断过。他还进一步追溯西班牙帝国的起源，直到“一位在深山中看管洞穴的哥特人”，而哥伦布“把哥特人带到了地球的未知边缘”。为了捍卫西班牙文明的持久性和纯洁性，戈维多坚决否认希伯来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对卡斯蒂利亚曾经产生过任何影响。

总结中世纪以及16—17世纪西班牙的历史著述，可发现其明显的特点，即源自塞维利亚伊西多尔的历史观——5世纪开始征服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是被上帝选中来继承罗马的人——经过世代传承和演变上升为系统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发展为“哥特神话”这种主导性的叙事模式。其核心观念是“唯一的、永久的西班牙”，即认为从西哥特王国到阿斯图里亚斯、莱昂，再到卡斯蒂利亚和西班牙王国，西班牙历史存在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帝站在西班牙一边，中世纪西班牙史就是十字军的历史，即作为西哥特人后裔的基督教徒与各种敌手进行抗争，赶走犹太人和穆斯林，复兴西班牙的过程。这种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一方面，它使得统一后的西班牙日益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排斥异己，消除文化多样性，不遗余力地在欧洲捍卫罗马教会的利益，在所征服的新大陆地区推行天主教化政策。另一方面，它抹杀了穆斯林、犹太人对于西班牙历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它只从斗争的角度来解读不同宗教群体间的关系，掩盖了它们之间互动共生的历史原貌。

二、 “互动共生”叙事模式的学术源流及其与“哥特神话”的抗争

在“哥特神话”形成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学术倾向，即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上和同时代发生的事情。佩德罗·洛佩斯·阿亚拉是14世纪卡斯蒂利亚最著名的史学家，出生于西班牙北部城市维多利亚的一个贵族家庭，长期在宫廷担任官职，历经多任国王执政。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亲身经历记载下来，写成《卡斯蒂利亚列王史》，涉及佩德罗一世、恩里克二世、胡安一世和恩里克三世时期的历史。该书的特色在于客观真实，与 “哥特神话”影响下的编年史有着明显的不同。“天主教双王”时期的塞维利亚航海家和地理学家马丁· 费尔南德斯·德·恩西索是宗教狂热年代能够客观对待西班牙历史的另外一位学者。他在《地理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探讨西班牙的本质，即对“古老的西班牙”的历史追溯更多地是为了维护西班牙声誉的需要。同一时期意大利的阿尼奥·德·维泰尔博则是第一位西班牙之外批判“哥特神话”的历史学家，他在《对几部探讨“古代”作品的评价》一书中认为西哥特人和西班牙人的起源没有关系，“天主教双王”并不是西哥特人的后裔。上述学者在官方把控历史撰写与宗教狂热情绪泛滥的时代敢于质疑官方史学、尝试书写真实的历史，实为“互动共生”撰史模式的先行者。

菲利普二世的阿拉伯语翻译米格尔·德·卢纳撰写的《国王罗德里戈信史》（1589年面世）开始赋予多宗教群体互动共生的历史叙事以具体内容。该书大量参照了8世纪阿拉伯编年史家阿布·卡西姆·阿本·塔里克的著作，以格拉纳达和穆斯林的视角写成。在卢纳的笔下，哥特人从英雄走向全面的堕落，其最后一位国王罗德里戈腐败、残暴，与他相比，阿拉伯统治者是美德的化身，因此穆斯林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占领是对一个腐朽王国的摧毁，穆斯林不仅执行了上帝对西哥特人的惩罚，而且是征服战争中十分出色的参与者。可见，卢纳的观点与“哥特神话”截然相反，尽管带有伊斯兰本位的撰史倾向，但他始终寻求在摩尔人的历史同西班牙历史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而非“割裂”。虽然卢纳的观点与正统观点格格不入，该书却从1592年起在西班牙的若干城市得以出版，之后又很快被译为英语（1627年）、法语（1638年）和意大利语（1648年）。

这种撰史风格逐渐成为一种风尚。“自17世纪后三十年以来（约1670年之后），西班牙出现了新的理解过去、书写历史的方式，其特征是努力探寻事实真相，这是建立一种准确的史学编纂方法的需要，也体现了历史学家企图将历史论著从神话和传说故事中解放出来的意愿。”这种显著变化的出现主要得益于当时宽松的政治氛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法国的波旁王室入主西班牙，西班牙自此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波旁王室治下的西班牙放弃了推动天主教世界大同的使命，狂热的宗教气氛减退。另外，此时恰值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大量有关启蒙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在西班牙传播，并逐渐影响到史学领域。1783年，加泰罗尼亚历史学家胡安·弗朗西斯科·马斯德乌所著《对西班牙和西班牙文化的历史批判》一书代表了18世纪启蒙思想影响下西班牙史学的最高成就。此书论证了西班牙中世纪很多被认为是“历史”的东西实则是传说和神话故事，这其中也包括对再征服运时期“民族英雄”熙德的记载。在谈及穆斯林时，马斯德乌对阿拉伯文化持积极肯定态度。他认为西班牙的穆斯林并不是之前编年史学家笔下的“低劣无耻之徒”，相反他们拥有着极高的文化水平，他们的文化在整个欧洲广泛传播，无疑他们也是西班牙人。此外，马斯德乌是西班牙第一位将穆斯林称为“我们的阿拉伯人”的历史学家。马斯德乌能够客观地看待穆斯林、阿拉伯文化及其同西班牙的关系，无疑跟“启蒙视野下诞生的人类学有很大关系，它能积极看待源自其他文化的文学、建筑学、雕塑艺术和科学等。此外，对新的阿拉伯原始资料的发现和翻译，也使之成为可能”。

1808年，拿破仑大军入侵，西班牙强烈的近代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被激发，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法国入侵者同中世纪的穆斯林相等同，将反抗法国的斗争称之为“新的再征服”。1810年，西班牙民众自发组织加的斯议会，1812年西班牙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宪法一方面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属于西班牙民族，赋予人们自由选举权，保障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但另一方面，宪法却禁止宗教信仰自由，规定西班牙必须是天主教国家，并承认国王的世袭和不可侵犯。这些看似不相容的概念出现在一部宪法中，体现了19世纪西班牙在国家建构方面的两难选择。其实，在整个19世纪，西班牙一直处在自由与传统、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之中。自由派对哈布斯堡治下西班牙的扩张持批判态度，认为无休止的宗教战争、无节制的海外扩张以及严酷的专制统治是西班牙衰落的根源。因此，自由派提出以欧洲为榜样来改造西班牙，推动自由、平等和民主等现代资产阶级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的西班牙民族共同体。传统派的观点则截然相反，他们认为西班牙在16、17世纪与各种“外国异端”的斗争造就了西班牙帝国的黄金时代，西班牙的衰落正是波旁王室忽视西班牙固有传统而进行法国化改造的恶果。在此基础上，他们倡导对西班牙历史传统的回归，由强有力的君主在天主教认同的基础上治理国家。

上述充满激烈对抗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体现在史学领域是19世纪既有对“哥特神话”这种历史观的秉承与弘扬，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专业历史学诞生的时代，第一批不仅使用拉丁语资料，而且使用阿拉伯语资料的“伊斯兰西班牙史”问世；西班牙犹太人的历史开始受到重视；中世纪西班牙史开始受到国际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西班牙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西莫内特（1829—1897年）是19世纪西班牙正统史学的最杰出代表人物。他于1867年撰写完成代表作《穆札勒布人史：以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作家最为可靠的证据为基础》，主要讲述了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之后三个世纪生活在安德鲁斯的基督教徒，即“穆札勒布人”（Mozárabes）的生存状况。西莫内特著述之时，关于该主题的大多史料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他利用超人的阿拉伯文和拉丁文阅读能力，广泛占有这些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这部976页的巨著，因此，该书的副题是实至名归的。但是，西莫内特的出发点是西班牙民族主义立场，坚决否认伊斯兰教对于西班牙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有任何影响，认为西班牙文化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土生土长的，基督教徒在安德鲁斯社会和文化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他甚至主张，所谓的安德鲁斯阿拉伯历史学家，如伊本·哈彦（约720—815年）和伊本· 哈兹姆（994—1064年），从种族上说是“西班牙人”（Spaniards），他们并不能代表伊斯兰或阿拉伯文化。在该书的开篇，西莫内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核心观点：“本书的目的是要为那些西班牙人书写一部历史，……他们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对众多劳役、迫害、灾难，始终保留了宗教、民族精神以及罗马—西哥特遗留下来的基督教西班牙文化，成为荣耀的英雄、圣徒与殉教者，他们的行为和学识为新西班牙的重建和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哥特—西班牙—穆札勒布人的历史发展轨迹。”西莫内特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利用其语言、档案的技巧来证明西班牙历史延续整个中世纪，其间有着不曾中断的信仰。至此，西班牙历史的“哥特神话”在学术上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但与此同时，一批历史学家试图摆脱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把多元文化互动的研究推向深入。何塞·安东尼奥·孔德（1765—1820年）利用阿拉伯语原始档案撰写的三卷本《阿拉伯人占领西班牙史》（于1820年首次在马德里出版，之后被翻译成法语、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该书第一次把711年穆斯林征服和1492年对格拉纳达的再征服视为中世纪西班牙史的基本框架，这与“哥特神话”关于中世纪西班牙历史连贯性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孔德在该书的开篇清楚地表达了客观看待历史的愿望：本书“根据阿拉伯文献和著述写成，对于这些资料，我都保持其原貌，也就是说，让读者知道这些作者是如何看待那个难忘的历史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理查德·福特是最早探索伊斯兰西班牙历史和文化的英国历史学家之一。他于1845年出版的《西班牙旅行手册》根据大量文献资料探究伊斯兰文化对基督教西班牙的广泛影响。在该书中，他详细描述了西班牙的农村、建筑和地方风俗，他认为，穆斯林在西班牙留下的建筑就像卡斯蒂利亚主教的座堂一样属于西班牙。的确，在他看来，19世纪中叶的西班牙是中世纪的那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共同结晶。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入门者和在西班牙的旅行者来说，该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指导。对于“哥特神话”抹杀穆斯林在西班牙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该书是一个有力的回击。此外，19世纪塞维利亚的阿拉伯史学家帕斯夸尔·德·加扬戈斯翻译了大量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著作，荷兰历史学家莱因哈特·杜齐于1861年出版了《西班牙穆斯林的历史》。

除了广泛关注穆斯林西班牙历史外，19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关注西班牙犹太人的历史。西班牙学者何塞·阿玛多尔·德·洛斯·里奥斯（1818—1878年）于1875—1876年出版了三卷本的不朽名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史》，旨在说明犹太人“对伊比利亚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其辉煌成就所做出的贡献”。亨利·查尔斯·莱亚（1825—1909年）是19世纪研究基督教徒与犹太人社会关系的最后一位著名史学家，他于1888年出版的三卷本《中世纪宗教法庭史》和1907—1908年出版的四卷本《西班牙宗教法庭史》时至今日仍然是该领域的标志性成果。《西班牙宗教法庭史》的第一卷主要关注基督教西班牙以及15世纪后期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或穆斯林）的动机，但是，对于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在安德鲁斯的共存关系，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科尔多瓦哈里发治理下，被称为穆札勒布人的基督教徒的生活状况总的来说比在哥特国王时期更好。穆札勒布人常常统率穆斯林军队；他们担任卫兵，在国家任要职。渐渐地，他们忘却了拉丁语，以至于必须把《圣经》和教会法翻译为阿拉伯文。基督教教会机构得以维持，高级教士间或组织召开宗教会议……”这样看来，可以把中世纪西班牙史明确划分为早期的宽容时代（1391年之前）和后来的迫害时代：“1391年残杀犹太人，成为西班牙历史的转折点。这些残杀标志着宽容时代的结束。在那个宽容的时代，半岛为不幸的以色列子民提供了避难之所。随着狂热的迫害情绪的产生，宗教法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犹太人和摩尔人遭驱逐，并且，由于追求绝对的信仰统一，西班牙的文化和物质发展进入死气沉沉的状态……”最终的结果是，西班牙人由“欧洲最宽容的民族转变为最不宽容的民族”。

在以“哥特神话”为特征的官方史学大行其道的同时，从多宗教群体互动共生的角度阐释中世纪西班牙历史发展的叙事方式也在慢慢形成，马斯德乌的《对西班牙和西班牙文化的历史批判》是其在18世纪的杰出代表。这些都是卡斯特罗“互动共生”学术思想的重要渊源。19世纪的西班牙在自由与传统之间徘徊，反映在史学领域，一方面“哥特神话”在学术上发展到新的高度，另一方面从穆斯林、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互动共存的角度来看待中世纪西班牙史、注重穆斯林和犹太人对西班牙文化贡献的学术佳作也多有问世，为动摇“哥特神话”的地位奠定了学术基础。

三、两种叙事模式在“西班牙史论战”中的交锋

20世纪，西班牙一如之前的几个世纪，处于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激烈纷争中。1939—1975年弗朗哥独裁时期，自然不乏秉承“哥特神话”的传统史学和为独裁者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的历史学家。拉蒙·梅嫩德斯·皮达尔（1869—1968年）是20世纪上半叶中世纪西班牙史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他利用坚实的语言学功底，论述了中世纪西班牙的种族自我观，认为这种观念起源于中世纪盛期。他从拉丁语追溯各种罗曼方言的语言学起源，通过比较穆札勒布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和莱昂王国、纳瓦拉—阿拉贡地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历史发展，追溯在征服和殖民过程中决定每种方言传播的政治事件；他还把德国学者奥古斯特·施莱谢尔的新进化论运用到研究中。他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在与其他方言的竞争中，卡斯蒂利亚语言很早就固定下来，成为西班牙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因此，中世纪的西班牙史具有连贯性，“那种认为‘阿拉伯的影响遍及整个西班牙、或者说遍及整个安德鲁斯’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皮达尔在历史学方面的主要成就体现在《熙德时代的西班牙》，该书被缩写、翻译为英文，于1934 年出版，书名为《熙德及其时代的西班牙》。在该书中，他详细讲述了11世纪卡斯蒂利亚的社会情况，从而把罗德里戈·迪亚斯 （即“熙德”）这一历史人物放在了西班牙的历史语境之中。他首先质疑莱因哈特· 杜齐把熙德视为一个贵族强盗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熙德体现了卡斯蒂利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长期的反伊斯兰过程中的英雄、封建道德的典范。在结束语中，他对于中世纪西班牙的宗教宽容问题提出了看法。“有人认为，中世纪西班牙的宗教情感因与伊斯兰的斗争而加重了”，然而，我们看到，“发起战争是因为摩尔人所带来的伤害，而不是出于任何宗教目的。”皮达尔这种建立在历史学基础上的政治观，在稍后的弗朗哥执政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弗朗哥时期，以寄居美洲的卡斯特罗为代表，一些学者公开对传统史学提出质疑，多宗教群体共存互鉴的叙事方式日臻完善。这场学术交锋即为前文提及的“西班牙史论战”。

卡斯特罗从小接受传统的西班牙教育，1904年毕业于格拉纳达大学，1915年始任马德里大学的西班牙语史教授。他出于对美洲的兴趣，于1936年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久转到美国，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得克萨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休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任教。在美国大学，各种迥异的观点和平共存，图书馆资料完备，这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刚到美洲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1936—1939年的内战期间，五十多万西班牙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其中不乏西班牙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强烈的反差使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他基于美洲的环境远观西班牙的生活和文化，从小所接受的“哥特神话”日益破碎了。

这种思想的转变具体反映到卡斯特罗的西班牙史研究方面，形成了前后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他在学术生涯的早年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其中不乏传世名著。但他更看重自己后半生的作品，因此发出了“50岁之前不要发表任何东西”的哀叹。两个阶段的转折发生在1938年，源于他对“伊斯兰教在西班牙史上的作用”的思考：

“直到不久前，关于这一问题（伊斯兰教在西班牙历史上的地位），我的观点与其他任何人的观点都是一致的。1938年，在写一篇关于15、16世纪的论文时，我遇到了难题，无论是把伊斯兰教因素吸纳到历史图景中，还是完全放弃它们，都非常不容易，我最后只好回避。我那时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审视历史的现行方式以及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的权威仍在我大脑中作祟……在撰写完成《西班牙与伊拉斯谟主义》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伊斯兰教对于历史的意义。……除了胆量、勇气和诗作这样一些方面稍逊之外，伊斯兰世界在中世纪后期仍然优越于基督教世界。”

1940年，卡斯特罗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题为“西班牙文明的含义”的演讲，标志着他学术思想转变的完成。他的余生一直在完善、证明这个报告所表达的思想。

卡斯特罗的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1948年出版的专著《一部西班牙史：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中。该书1954年被修订、翻译为英文，书名为《西班牙历史的结构》，1971年再次修订，书名改为《西班牙人：历史导论》。其中心论点是：所谓固定的、恒久的西班牙文化是一种“泛西班牙主义”的谬论；西班牙文化在以前并不存在，而是在8—13世纪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互动中慢慢形成，西班牙文化打上了这种互动进程的烙印。可以看出，他旗帜鲜明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占主流地位的传统观点。为了说明这种互动进程，卡斯特罗从导师皮达尔那里借取“互动共生”（convivencia）的概念，旨在说明中世纪西班牙社会的多宗教性和多种族性。皮达尔在其所著的《西班牙语史》中创造了“convivencia de normas”（语言规则的共存）这一术语，意指半岛上早期罗曼语言中各种规则同时存在，并且认为这些规则互相竞争，最终会有一个胜出。这与当时流行的文化进化论相一致。卡斯特罗保留了皮达尔所赋予的该概念的竞争性，同时也赋予它新的含义。他认为，文化因素的互动只有在经过三个群体的集体的自觉意识过滤后才可以被认识，每个群体的自我意识是在与其他两个群体的对抗中形成的。只有在拥有集体自觉意识的情况下，种族的人才能形成。这样，在他的这种理想主义框架内，基督教徒在自觉意识下与犹太人和穆斯林相竞争，其他两者也是同样。在这里，convivencia得到了其特殊的含义：三个群体的共存，但每个群体都有自觉的、集体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元素，互相竞争的群体可以把对方的一些文化元素拿来为己所用。除了理论创新之外，卡斯特罗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微观研究，深入揭示穆斯林和犹太人在西班牙的具体影响。

卡斯特罗的研究重点在于寻找“西班牙文化”的起源，并把这种起源定位在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的互动共生之中。对于学者们所惯常使用的“宽容”这一概念，卡斯特罗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伊斯兰教把自己的宗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融合起来，本身就非常宽容，这种“宗教宽容以及伊斯兰教与其他信仰的和谐相处便利了开发被征服的土地，在从幼发拉底河到埃布罗河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中间，这种和谐相处为扩展穆斯林的利益提供了可能性”。正是基于伊斯兰的这一惯例，“中世纪西班牙式宽容”出现了，这种因果关系不应被忘记。

卡斯特罗公然挑战“哥特神话”，从文化融合的角度解读中世纪西班牙史，这招致中世纪西班牙制度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克劳迪·桑切斯—阿尔伯诺斯的批判。桑切斯—阿尔伯诺斯于1956年出版两卷本著作《西班牙：一个历史谜团》，并于1975年出版该书的英文版。他强烈批判卡斯特罗的文化互动观，认为卡斯特罗夸大了穆斯林与基督教交往的范围。在他看来，这种交往是冲突型的，因此无益于形成创造性的文化交流；西班牙文化由罗马、哥特和其他因素构成，一种悠久的“西班牙文化一体性”（Hispanidad）转化了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犹太等多数外来文化元素。因此，安德鲁斯穆斯林根本不是真正的阿拉伯穆斯林，而是西班牙的“穆斯林”（Islamites）；他们有“纯正的”西班牙血统，“不可能传播一种功能性的阿拉伯制度，因为他们本身就不具备”。像皮达尔一样，桑切斯—阿尔伯诺斯也强调再征服运动在塑造西班牙民族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他写道：“跟那时西欧的大多数战争不同，与西班牙‘穆斯林’的斗争不是少数精英参加的战争，而是全民参加的民族性任务。它不是为了王朝利益或地方野心，也不同于比利牛斯山以北那种司空见惯的仇杀，而是为了上帝的王国的自由。”

美国学者托马斯·格里克从多学科的视角对这场论战进行了总结，可以深化我们对它的理解。在他看来，卡斯特罗与桑切斯—阿尔伯诺斯之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基质的性质。从伊比利亚人时代，经罗马、西哥特和中世纪时代，到近现代，文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从最初保存下来，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西班牙”文化？卡斯特罗认为，以语言作为基本参数，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会发生巨大变化，因而形成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8世纪说日耳曼语的西哥特人与11世纪说卡斯蒂利亚语的人是不同的，不能笼统地都被称为“西班牙人”。而桑切斯—阿尔伯诺斯主张，“气质特征”是一个恒久的基质，限制了文化的差异化。第二，文化转变的进程。什么特别的历史事件决定文化转变以及转变的比率和方向？与第一点相关，先前的文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制约着这种文化转变？在卡斯特罗看来，主要以阿拉伯语为载体的伊斯兰文化与以罗曼诸语言为载体的基督教文化间由于几个世纪的亲密接触而发生的交流，引发了基督教文化的变革，久而久之，使之与古代的西班牙—罗马文化和西哥特文化有了差异。而桑切斯—阿尔伯诺斯则强调，文化基质无论如何被界定，都是“众数人格”（modal personality）的核心；一个物种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不管它进行了多少“表面模仿”，西班牙的气质特征在某一时段可能被淹没，但是一旦环境许可，它会再次显现。第三，文化交往的影响。鉴于交往会给一个或两个互相接触的社会带来影响，那么，文化的哪些领域受到了影响？为什么会影响这些领域？卡斯特罗提到了许多领域的阿拉伯文化，特别是经济方面（农业、城市手工业），但这些在他的阐释中并不占太多比重。他最感兴趣的是文化变异和自我归属的进程，正是凭借它，西班牙人开始自觉地认识自己的种族特性（首先是作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形成区别）。因此，卡斯特罗最擅长的是追溯文学、哲学和宗教的主题，并且认为，普通大众的举动，除非在文学或艺术中有所反映，否则就不能用历史的方法予以认识。桑切斯—阿尔伯诺斯以研究制度史见长，更关注制度层面的交流，但他认为这类交流是极少的。

从这场争论不难看出，桑切斯—阿尔伯诺斯继承了长久以来的西班牙史学中的“哥特神话”，其思想与西莫内特、皮达尔一脉相承。而卡斯特罗的观点也根植于中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学者从多宗教群体共存互鉴的角度看西班牙历史的学术传统，并最终发展为“互动共生”的撰史模式。这场争论对西班牙史学发展影响巨大，卡斯特罗的“《西班牙历史的结构》成为一部分水岭式的著作”。

四、“互动共生”叙事模式成为普遍共识

1975年西班牙民主化进程启动以来，民族主义和天主教认同逐渐弱化，“欧洲化”取而代之。另外，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兴起于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为解决西班牙长久以来的问题提供了出路。大体来说，“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中对待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指导政策，承认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性，主张少数民族和边缘群体的独立价值，主张文化认同和民族个性；主张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各民族和种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以及同质化的文化霸权，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主张各民族都有权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同时发展和享用自己的文化传统，要求主流社会赋予少数民族以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在“多元文化主义”框架下，“民族性”这种古老的问题不再那么受关注，“西班牙论战”很快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历史学家不再把伊斯兰教在中世纪西班牙的存在视为西班牙加入现代世界的障碍，而开始将其视为半岛多元文化存在的必要条件，是西班牙对于中世纪欧洲史的独特贡献。另外，在20世纪末多种族全球共同体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下，中世纪西班牙成为研究宗教间关系、文化共存、社会互动的“沃土”，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的学者转向该领域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在这一时期，卡斯特罗“互动共生”的历史观日益成为史学家对中世纪西班牙史主旋律的共识。

首先，“互动共生”的个案研究空前增多。长期以来，西班牙政府扶持以卡斯蒂利亚为中心的西班牙历史发展观。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班牙的许多地方档案公开，以卡斯蒂利亚为中心的西班牙历史研究逐步让位于关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瓦伦西亚等地的区域性研究。20世纪最后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中世纪史学者涌入地方档案馆，寻找近八个世纪的历史中西班牙多宗教关系的新线索。其中研究成果最为突出的学者是罗伯特·I. 伯恩斯。他根据13世纪的瓦伦西亚档案来研究瓦伦西亚十字军王国，特别是少数基督教征服者、占多数的穆斯林和众多犹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于1984年出版《瓦伦西亚十字军王国的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共生的诸社会》，试图从瓦伦西亚这样一个角度来揭示中世纪西班牙的文化交流。马克·迈尔森主要关注中世纪晚期瓦伦西亚基督教徒—穆斯林的接触以及不同信仰者间的关系，于1991年出版《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时代瓦伦西亚的穆斯林：在共存与十字军之间》。他认为，在当时的瓦伦西亚社会中占多数的是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是社会的少数，管理多数人与少数人关系的立法结构与穆斯林的吉米制相似；因此可以推定，基督教统治者从穆斯林那里借来了吉米制，并加以改造。迈尔森详细研究了当时宗教群体间共存和文化适应的状况，他认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每天在工作场所和市场上相互交流，正是这一点给瓦伦西亚的穆斯林—基督教徒共存提供了稳定性；当然，暴力冲突的确也时有发生，1455年和1521年的两次冲突最为明显，但这“不仅是宗教敌意的表达，而且也可以说是经济争夺使然”。但是1521年之后，互动共生日益变得不可能，到卡洛斯一世时，国家政策“为神学动机所左右”，“穆斯林只能在改宗和遭驱逐之间任选其一”。

发生在850—859年的科尔多瓦殉教运动是研究后倭马亚王朝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关系的典型案例。从莫拉莱斯的《西班牙编年史》起，殉教运动就成为基督教徒反抗穆斯林迫害、维护西班牙尊严的典型素材，而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否认安德鲁斯存在宗教迫害。20世纪末，一些历史学家突破传统的“迫害—宽容”研究模式，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肯尼思·巴克斯特·沃尔夫于1988年出版的《穆斯林西班牙的基督教殉教者》在其详细研读殉教运动的亲历者欧洛吉亚、阿尔维律著作的基础上写成。在沃尔夫看来，殉教运动的发生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伊萨克留在塔巴诺斯修道院，不去见穆斯林法官，那么，赫勒米亚、克拉姆巴、塞比格西奥、奥里利乌斯也许就留在修道院，通过常规的苦行来寻求精神的安全感。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基督教徒（他们害怕获取拯救的努力都白费，因而愿意做任何事情），伊萨克也许就成为伊斯兰教针对亵渎圣教的处罚的一个孤立的个案。”另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全球史的兴起，有一些历史学家从文化互动、文化适应、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研究科尔多瓦殉教运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杰西卡·A. 库珀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她于1993年在《世界历史杂志》发表《9世纪科尔多瓦向伊斯兰教的宗教和文化皈依》，1995年出版专著《科尔多瓦的殉教者》。库珀认为，殉教者个人的殉教动机我们无法明确搞清楚，但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是在反抗伊斯兰教科尔多瓦社会所发生的变革”。她试图通过研究科尔多瓦殉教运动来回答下列问题：“中世纪伊斯兰社会的宽容程度如何，非穆斯林视之为歧视性的、压制性的社会是出于何种动机？非穆斯林大众是如何维护其文化边界的？在9世纪科尔多瓦的多文化环境下，作为基督徒或穆斯林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纯粹是神学信仰问题吗？是一个宽泛的文化问题吗？是一个种族问题吗？每个宗教群体是如何形成对其他群体的刻板印象的？”

其次，学者们依据新的资料，运用跨学科方法，对“互动共生”的内涵进行了诸多新的界定。托马斯·格里克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代表了该时期的最高学术成就。早在1969年，格里克就发表《用“文化适应”的概念阐释西班牙史》一文，指出，“中世纪西班牙（民族文化的形成时期）的一个核心现象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个不同文化的相遇和互相调整，第三个半自治的实体，即犹太人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人类学家称我们所考察的这一过程为‘文化适应’。”在该文中，他还按照文化影响的力量、速度和方向，把中世纪西班牙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文化交流划分为四个阶段：711年到11世纪中叶穆斯林占优势的时期；文化力量均衡、变通性强的时期；开始于1232—1263年、结束于1492年的基督教徒占优势的时期；1492—1609年的基督教文化强权时期，在该时期，为了推进政治和文化的同质性，犹太人遭驱逐，穆斯林被强迫改宗。可以说，格里克此后的著作都是在这篇文章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写成的。

格里克的代表作是《中世纪早期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西班牙》。该书第一版于1979年问世，修订后的第二版于2005年与读者见面。它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主旨在于研究“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和西班牙文化形成有所贡献，引导这两个社会群体互动的那样一些核心问题和现象”。格里克认为：“总的来看，中世纪西班牙文化关系的史学研究存在两个根本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把种族冲突和文化传播看成互相排斥的现象。这导致那些认为中世纪西班牙是冲突型社会的历史学家或者否认文化接触的积极的一面，或者被迫在冲突的风暴中寻找文化借鉴得以发生的暂时的沉寂。第二个误区是把作为文化过程的‘文化适应’与作为社会过程的‘社会同化’等同起来，并且假定，文化距离的缩小必然导致社会距离缩短……”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格里克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来解读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互动：基督教对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吸收与更大的社会结构是密不可分的。根据这一模型，完全可以设想，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几个世纪的敌对中必然伴随着基督教徒最终采纳穆斯林的饮食、农业技术、科技、城市体制、经济生活，乃至语言。这两大进程一点也不互相排斥，因为它们都是“社会文化互动”所不可或缺的。这样，到10世纪，安德鲁斯已完全伊斯兰化了。

可以看出，相较于“西班牙史论战”中的双方，格里克把中世纪西班牙史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他正面回击了阿尔伯诺斯的观点。阿尔伯诺斯认为，伊斯兰西班牙不可能对基督教北方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双方关系的常态是战争，而不是和平。针对这一点，格里克指出，冲突，也就是“抗生”（antibiosis）所带来的文化适应一点不比“共生”（symbiosis）所带来的文化适应少，这是因为，“‘抗生’实际上是文化借鉴的一个极为常见的语境，与敌人的竞争可以成为文化革新的强大推动力”。其次，格里克关于穆斯林西班牙与基督教西班牙关系的观点也与卡斯特罗有所区别。他认为卡斯特罗“没有提到三个群体间接触、冲突的社会动力，过于重视大脑的思维过程，没有认识到这种过程也是由社会动力塑造甚至决定的”，给人的印象是文化进程“发生在社会真空中，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社会力量”；“……在卡斯特罗看来，这三个群体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好像这三个群体在人口数量、政治和军事力量、文化影响力等方面都差不多，完全不顾通往权力的制度性或法律性机制。卡斯特罗所看重的不是各个群体的物质力量，而是其想取得成功的相应的自觉意识。”

鉴于此，有学者称格里克的研究方法是“后卡斯特罗和后桑切斯—阿尔伯诺斯”的方法。这种方法把经济社会史的传统方法、人类学的方法与文化转变的一些社会学模型结合起来，绕开对于民族起源的追问，避免很多历史学家喜欢使用的简单的、静态的术语，以便抓住七百多年的文化接触中的西班牙文化的明显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于卡斯特罗的“互动共生”（convivencia）这一术语，格里克认为，对其进行修改，还是可以利用的。他吸收了其中的一个层面，即承认“文化适应是把‘他者’内在化的过程”，同时增加了这样一个层面，即认为“文化互动不可避免地折射出现实而复杂的社会动力”。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史进程的不断推进，从“合作、共存、多元化”的视角看待西班牙历史和现状的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甚至上升为西班牙国家层面的价值观。2004年9月，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在联合国大会第59届会议上指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交融“创造并丰富”了西班牙，这是西班牙历史所证明的。他同时号召进行“机构间对话”，建立“西方世界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间的文明联盟”，由于历史的原因，西班牙可以从中充当先锋。2004年10月15日，经西班牙司法部提议、部长理事会审议通过，西班牙“多元与同存基金会”正式成立。其宗旨十分明确：第一，通过与宗教少数群体，尤其是那些众所周知的、深植于西班牙国家的少数宗教群体的合作来促进宗教自由；第二，作为一个研究和辩论平台，实施有关宗教自由和公正的各项公共政策，旨在寻求宗教事务的正常化，并创建一个合适的共存环境。在这种氛围下，从“互动共生”视角审视西班牙的过去也日益成为史学界的主流，相关著作大量涌现。

面对当今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中世纪西班牙多宗教群体“互动共生”的社会机制的角度展开研究成为重要的学术特色。美国人克里斯·劳尼的《一个消失的世界：中世纪西班牙的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可以作为这类著作的代表。劳尼指出：“穆斯林征服使中世纪西班牙陷入了宗教文化冲突的海洋”，尽管如此，这里的人们却“努力适应着对方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后来自以为更文明的人们都很难达到这样的程度，更不用说超越了”。西班牙之所以会出现“互动共生”的时代，其根本原因是“现实需要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由于‘宽容’这种高尚的情操”。在第十七章“三个宗教群体的共同生活”中，劳尼用大量个案来说明这一观点。例如，他研究了边疆城市的人口情况，在那里，基督教徒人数少，于是基督教国王鼓励犹太人和穆斯林前往定居。这些城市的档案记录中常常有这样的内容：在一个城市，三种信仰的人们建起一个共用的烤面包炉，在另一个城市协商共同的用水权，在第三个城市则商讨共同使用公共澡堂。所有这些都显示，现实需要超越了意识形态。在这些边疆城市，由于人口数量少，且混居在一起，因此不同信仰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一起工作、生活，但正如劳尼所指出：“这些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并非有意寻求合作以构建丰富的共同生活，实际上，每个群体通常都倾向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把自己封闭起来。”在此基础上，对于众多学者所强调的“宽容”，劳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宽容’的本义不言自明，但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在复杂的社会中实现和平的手段、一个实现贸易的权宜之计。中世纪西班牙的‘宽容’属于后两者而不是第一种。”如果说宽容是出于现实的考虑，那么，它是非常脆弱的，因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改变而改变。随着再征服运动的推进和基督教王国势力的不断增长，宽容日益走向其反面，“14、15世纪，基督教西班牙日益强大并居主导地位，宽容日益失去其必要性和实用性，它不再需要劳神费力地考虑宗教少数群体的需求和利益来保证和平、繁荣和边境的安全”。按照这一思路，“天主教双王”时期的一系列举措似乎就很容易理解了。劳尼是在“9·11事件”之后的氛围中撰写此书的，他在序言的结尾处明确表达了写作意图：“在中世纪西班牙，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对于互相间的宗教信仰和风俗既欢迎又排斥，既并肩战斗又反目为仇，有时能够宽容近邻并铸就了三个宗教群体的黄金时代。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同享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辉煌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更不能保护取得这些成就的条件。他们曾断断续续地照亮了人类通往宽容和互相尊重的道路，但最终却陷入宗教仇恨的深渊。人类无路可退，中世纪的西班牙也许可以为人类指出未来的方向。”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应当首先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是什么，优先考虑什么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而不是优先考虑什么把他们分开，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类群体友好共处，这就是我们应当从中世纪西班牙史中所感悟到的。

从本文的论述可以看出，从中世纪至今，“哥特神话”和“互动共生”两种关于中世纪西班牙史的叙事模式在西班牙学界和西方学界是清晰可见的。在20世纪中后期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在15世纪末的“天主教双王”时期、16—17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执政时期和20世纪的独裁政府时期，“哥特神话”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从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三大宗教群体互动、交流的角度进行解读的尝试一直存在着，到1948年，卡斯特罗把这种观点概括提升为“互动共生”的历史观。经过几代学者的修正和补充，“互动共生”的内涵日益明确：基督教徒、穆斯林、犹太人在近八个世纪的时间里共栖伊比利亚半岛；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文化适应，即“把‘他者’内在化”；“文化互动不可避免地折射出现实而复杂的社会动力”，即与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在大部分时间里，三个群体间保持着一种相对和平的共生关系，伊比利亚半岛形成了一种“宽容文化”；无论是穆斯林当政，还是基督教徒当政，之所以存在宽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互相间的现实需要；在再征服运动的高潮时期，存在着宗教和种族间的暴力冲突，这也是互动共生的一种形态，是文化借鉴的一种常见的语境，与敌人的竞争可以成为文化革新的强大推动力。

“哥特神话”叙事模式是在“再征服运动”的特殊历史氛围中形成的，在西班牙海外扩张和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强化。但它并不足以解释中世纪西班牙史的丰富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为不同时代的西班牙统治者所利用。在“哥特神话”叙事模式大行其道的同时，一些学者敢于秉笔直书，从多宗教群体共存互鉴的角度阐释中世纪西班牙史。“西班牙史论战”是两种叙事模式的冲突发展到弗朗哥专制时期的必然产物。20世纪后期以来，在“西班牙史论战”的推动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互动共生”成为中世纪西班牙史的主要叙事模式。

笔者认为，与“哥特神话”相比较，“互动共生”的叙事模式更为客观，更符合中世纪西班牙的历史发展进程。早在公元3世纪，一些犹太人就迁居到伊比利亚半岛，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称为塞法迪犹太人。711年，穆斯林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灭亡西哥特王国，在1031年之前维持着对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统治。1031年之后，穆斯林统一政权瓦解，而北方基督教王国的再征服运动不断向南推进，但直至1492年，奉基督教为国教的西班牙王国才灭亡了穆斯林在半岛的最后根据地格拉纳达，持续近八个世纪的“再征服运动”最终结束。可以看出，中世纪的西班牙为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所共享，简单地从“再征服运动”这种单一的角度予以阐释并不能揭示其丰富内涵。本文所提到的很多论著对于三大宗教群体的“互动共生”进行了具体深入的个案研究，此类著作不胜枚举。甚至周一良、吴于厪主编的《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也提到了阿拉伯人所带来的影响：“阿拉伯人带来东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农业上广泛采用水利灌溉，推广从东方输入的新作物，如稻米、甘蔗、桑树、石榴等……当时西班牙城市繁荣，和东方各国有密切的商业联系。阿拉伯文化也在西班牙广泛传布。首都科尔多瓦有大学和学校二十七所，还有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医学、数学、地理学都很发达。西欧很多国家都派人到科尔多瓦留学，把许多古典著作的阿拉伯文译本带回本国，再译成拉丁文。”这里其实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中世纪西班牙与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地区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其历史发展特征与同时期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叙利亚地区、埃及等非常类似，属于地中海世界不同宗教群体、不同种族互动共生、交流互鉴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互动共生”研究至今尚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互动共生”的历史观并没有彻底摆脱中世纪西班牙是“宽容社会”还是“迫害社会”这种两极化、简单化的理论框架和争论旋涡，且“互动共生”的内涵也需要进一步深入、清晰。20世纪中叶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不断补充该概念的内涵，但总给人“盲人摸象”之感，尚缺乏总体、宏观的概括与总结。而且，过分强调“和平”“合作”“共生”等也显然忽视了“宗教迫害”等暴力冲突的历史事实，很容易被人诟病。其实，如果能摆脱“宽容”还是“迫害”这种过分简单化的争论，沿着格里克的研究思路，将“共生”与“抗生”辩证地统一起来，在动态的语境中考察错综复杂的中世纪西班牙史，“哥特神话”和“互动共生”这两种历史观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近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布莱恩·卡洛斯便试图摆脱上述争论，转而剖析中世纪西班牙主体族群和少数族群关系表象之后的根本动力。第二，尚缺乏丰富的个案研究，特别是对11世纪之前“互动共生”的个案研究。711—1492年的西班牙史，可以以11世纪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穆斯林埃米尔、哈里发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时期，后一阶段是穆斯林统一政权分裂、基督教再征服运动不断推进的时期。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以阿梅里科·卡斯特罗为代表，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后一阶段，关注基督教徒南下过程中与当地穆斯林和犹太人的互动共生。而对于以穆斯林为主导的前一阶段，相关成果稀少。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大概与可利用的资料有关。关于后一阶段，有丰富的地方档案保存下来，而关于前一阶段的很多阿拉伯文材料在再征服运动中被毁，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但这种研究并非没有可能。安· 罗斯玛丽·克里斯蒂斯在2002年出版的《安德鲁斯的基督教徒：711—1000年》一书充分利用现存的拉丁文资料，“特别关注（基督教徒）自己的话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传统学术及普通民众都认为穆斯林统治下基督教徒的生活日益变糟，这种观点必须重新认识。拉格希尔德·约翰斯鲁德·索加提则依据大量法律文献，于2012年出版《中世纪的多元主义：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混杂认同、改宗和混合婚姻》，提出“所有文化都是杂种，……谈判桌对面的对手是半个自己”的观点。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探索。第三，跨学科研究亟待推进。中世纪西班牙历史发展曲折而复杂，不同文化群体在这里的“互动共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历史现象，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恐怕难以给该领域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带来重大突破。笔者认为，迄今为止，美国学者托马斯·格里克把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研究代表了该领域的最高成就。沿着他的研究路径，多学科学者联合攻关，有望成为中世纪西班牙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共存的国际形势下，在不同文化群体，尤其是不同宗教群体的共存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从事中世纪西班牙史研究的学者应该尽量摆脱意识形态的局限，努力解决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回归历史的本真。倘如此，“互动共生”仍将是中世纪西班牙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