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帝国（韩语：대한제국；英语：Korean Empire，1897年—1910年）是一个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上的君主制国家。1897年10月12日，朝鲜王朝的第26代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大韩帝国通常被认为是朝鲜王朝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现今韩国的历史学家为区别后世的大韩民国，又称这一时期为“旧韩国”（구한국）或“旧韩末”（구한말）。大韩帝国的疆域与朝鲜王朝相同，大致相当于当代朝鲜和韩国面积的总和，北面隔鸭绿江与图们江与中国和沙俄接壤，南面隔大韩海峡（即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地方行政单位较朝鲜王朝时期有所改变，为道、府、郡三级制，没有了县的建制，只保留一个州即济州。行政区划也与朝鲜王朝略有不同，平安、咸镜、忠清、全罗、庆尚等五道分别被拆分为南北两道，因而由朝鲜王朝时期的八道变为十三道。首都仍为汉城（今韩国首尔）。

朝鲜王朝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国。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控制朝鲜政权，强迫其废止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朝鲜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明治二十八年）4月，战败的清朝政府在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被迫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承认朝鲜独立。

但事实上，朝鲜当时被亲日的金弘集内阁统治，因而日本不断插手朝鲜政局。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10月8日，日本人在“乙未事变”中杀害了亲俄的朝鲜王后闵氏（明成皇后），又嗾使金弘集内阁实行一系列“改革”，如实行太阳历、颁布断发令等。这些措施都严重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感情。人们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剪”，第一次义兵运动（乙未义兵）迅即展开并蔓延全国。建阳元年（1896年）2月，在当时的亲俄派大臣李完用、李范晋等人的劝诱下，朝鲜高宗李熙率王族前往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俄馆播迁事件改变了朝鲜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使亲俄派的实力膨胀，亲日的金弘集内阁迅速倒台，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得到遏制。俄馆播迁事件平衡了日、俄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种外部局势为后来大韩帝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朝鲜半岛政权在古代长期称臣于中原王朝，其历代君主的头衔都是王，只有高丽王朝时期曾大量僭用皇帝仪制、颇有“外王内帝”之色彩，高丽光宗也有被尊称为“皇帝”的记录。元朝控制高丽、尤其是进入朝鲜王朝时期以后，朝鲜半岛的君主更加恪守藩属之道，僭越之举减少，为明清时期中国外藩之郡王。朝鲜王朝中期文人林悌临终哀叹：“四海诸国未有不称帝者，独我邦终古不能，生于若此陋邦，其死何足惜！”清朝时期，朝鲜王朝提倡的“北伐论”激起了一些朝鲜人入主中原、继承帝统的愿望，但终究还是不敢擅自称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朝鲜儒臣金若行上疏，认为崇祯十七年（1644年）以后中国无主，朝鲜独保正统，因此请求朝鲜英祖称帝建元，用天子礼乐，结果被英祖贬为庶人，发配黑山岛，被视为“托以尊周，欲启邦衅”。

自近代以来，朝鲜高宗就不甘心对外使用中国所册封的“朝鲜国王”的称号，从光绪八年（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以来，采用“大君主”作为外交的头衔（“大君主”最早是英国为了对应清朝的“大皇帝”而对英国女王头衔的汉译，在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英国批准书中正式启用，后来固定为外交上对欧洲国王头衔的汉译），并铸造了“大朝鲜国大君主宝”为国书所钤之印。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曾说高宗“每自谓五百年祖宗以来，无大朝鲜大君主之号，尤无外臣为国使员之盛，今则身享其荣，将无以逾其功烈，直迈乎数十王之上”。与此同时，朝鲜国王称“皇帝”之议随之产生了。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就提出过“国王称帝”的法案。翌年闵妃集团欲与俄国勾结，脱离中国，造成两次朝俄密约事件。闵妃集团认为联俄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称帝，袁世凯给李鸿章报告说：“俄党诸闵又极怂恿引俄保护，他国不敢侮，可自尊为大皇帝，不受人节制，王心又移。”朝俄密约事件平息以后，袁世凯作《朝鲜大局论》，专门就称帝之议警告朝鲜道：“如以不臣于人为自主，是徒取文字之体面，而不顾宗社之沦亡，贾虚名受实祸，朝始称帝，夕已破灭，得失之计，判然可知矣！”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袁世凯还风闻朝鲜“有称帝之说”。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控制朝鲜后，朝鲜实行“甲午更张”，称帝之议再次浮上水面，据说当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曾提议国王高宗称皇帝，不过未被朝鲜采纳，只是将国王正式升格为“大君主陛下”。其他称呼也提升了，比如称“朕”、“诏”等，唯独没有称帝。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朝鲜的亲日派开始策划国王称帝，特别是闵妃被害的“乙未事变”以后，更是加紧了称帝步伐。在闵妃被害7天后，即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10月15日，朝鲜内阁举行会议，讨论称帝事宜。据时任外部大臣金允植的记录，“今日阁议，以我国处东洋两帝国之间，素称自主独立，而尊号尚迟，有碍时局，奏上皇帝号、建元。上谦让数回，可之。”另外外部协办尹致昊对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载，当时会议上禹范善、赵羲渊、权滢镇等军部官员力主称帝，他们指出称帝对于脱离中国独立的意义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而尹致昊则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和中国不可能因为称帝而对朝鲜增加一丁点尊敬，所以称帝将会引发理所应当的嘲笑。外部大臣金允植和总理大臣金弘集虽然赞同尹致昊的主张，但是还是顺从了军部官员们的意见，最后决定称帝。同时，还下诏拣择新皇后。计划于10月26日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大朝鲜帝国”。然而，朝鲜的这次称帝计划由于俄、美、英三国公使的坚决反对而流产。这次称帝风波与其说是朝鲜的独立自主，毋宁说是日本及亲日派掩盖“乙未事变”的一个步骤（力主称帝的禹范善、赵羲渊就是乙未事变的参与者）。这次风波的关键不在于称帝，而在于与之同时进行的“皇后拣择令”。日本人想通过扶植国王称帝的方式，一来对外展示日本的善意，二来以此为契机另立新皇后来掩盖闵妃之死。然而“俄馆播迁”后，亲日派政权倒台，称帝暂时无从谈起。

朝鲜的第二轮称帝计划，则是国王高宗及几乎所有派系势力一致推动的，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自主建国运动。建阳元年（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政局基本稳定，不过朝鲜高宗仍然滞留俄国公使馆，因而刺激了普通民众的独立自主意识。建阳元年（1896年）4月，参与过甲申政变、留美归来的著名开化派人士徐载弼创办朝鲜半岛历史上首个民间报刊—《独立新闻》，强烈呼吁朝鲜独立，实行近代化改革，大力宣传独立自主精神和西方的民权法治思想，在当时朝鲜各阶层影响很大。比如其中一次社论中写道：“朝鲜人从不知独立为何物，而且对外国人蔑视朝鲜人无动于衷。朝鲜君主曾经每年派使到清国朝拜，取用清国历法，在公文中亦使用清国年号，朝鲜人虽自知属于清国，但数百年间从未考虑洗雪此耻，而一直甘于其属国地位。倘考虑此种懦弱之心理，岂非可悲之人生乎？如提高庶民之地位，首先要提高国家之地位，如提高国家与庶民之地位，其国君主必须与他国君主比肩而立。”同年7月，徐载弼又创办“独立协会”。为了表示其与历史决裂、追求独立的决心，独立协会还在过去朝鲜迎接中国使臣的“迎恩门”原址上建造“独立门”，又把奉迎中国“天使”的驿馆“慕华馆”改称“独立馆”，用作独立协会办公室。

建阳二年（1897年）2月，高宗搬出俄国公使馆，回到汉城庆运宫（今德寿宫）。此后不仅有民间开化派的《独立新闻》和独立协会呼吁称帝建国，代表传统势力的儒生和大臣们也纷纷上疏，引经据典，请求高宗即皇帝位。建阳二年（1897年）5月1日，前承旨李最荣上疏请高宗称帝，5月9日，以权达燮为首的地方儒生开始不断上疏请求称帝建国。5月16日中枢院议官任商准上疏，5月26日幼学（未取得功名的儒生）姜懋馨上疏，郡守郑乔也上疏驳斥反对称帝的言论。光武元年（1897年）9月25日和26日，作为高级官员的农商工部协办权在衡和外部协办俞箕焕上疏强烈请求高宗称帝。9月29日奉朝贺（致仕官员的一种荣誉官名）金在显联716名缙绅上疏请求称帝；9月30日议政大臣沈舜泽和特进官赵秉世代表所有朝廷官员上疏劝进。在这些纷至沓来的上疏中，陈述了多种称帝的理由，比如称帝可以巩固国势，确保独立之实，“甲午更张之后，有独立之名而无独立之实，国是靡定，民疑满腹……而目下矫正之方，亶在乎正威仪、尊瞻视，使民心有所趋向也”；也有很多人提到朝鲜在中华文化圈中的正统性，比如姜懋馨上疏指出：“我邦虽疆域不大，羲、黄以来，五千余年正统相传之礼乐文物，亶在于是”，李秀丙上疏指出：“陛下圣德大业，宜承大明之统绪”，外部协办俞箕焕更是引用欧洲历史，称清朝和朝鲜共同承接中华正统，就如同奥地利和德意志共同承接罗马正统，所以朝鲜也应称帝；还有大量上疏运用了《万国公法》，论证称帝建国的可行性，比如权在衡的上疏中引用了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第84～86章的内容及其注释，恳请高宗不要顾忌外人的议论，立刻称帝建国；此外还有上疏写道：“我邦统合三韩，陆地疆土延亘四千里，人口不下二千万”，具备了称帝的规模。《独立新闻》对此发表评论说：“数百年来，朝鲜人只视清国皇帝为唯一皇帝予以尊奉，然而此时朝鲜的忠臣们开始认为朝鲜大君主陛下实乃与清国皇帝地位同等，这的确是朝鲜已经得到自主独立的表征”。此时尽管有柳麟锡、崔益铉等腐儒以朝鲜为明朝藩臣为由反对称帝，但已无法扭转历史的车轮，高宗称帝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事实上，请求称帝的上疏运动很大程度上出于高宗李熙本人的授意。朝鲜的第二轮称帝计划遭到了包括日俄在内的各国的冷眼相对，日本的福泽谕吉甚至还撰文揶揄道：“据近日的消息，原来传闻中的尊号之议已经确定下来，朝鲜国王今后将以皇帝陛下称之。这实在是令人惊讶不已的事。称号为国王或皇帝，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但如果说到其皇帝陛下支配的‘帝国’之状况如何，从外面看该‘帝国’简直不成体统。这位国王直到近日还寄居于他国公使馆，连国王自身之居所都难以安定而遽然称帝，对国内外还能施加怎样的威严呢？”因此，高宗需要借助营造“举国一致推戴”的氛围，以获得列强的承认，实现他自己的称帝计划。史料记载高宗的称帝计划“各国力阻之，俄使则曰：‘贵国必欲僭号，我俄当绝交！’上始惧，然垂成而沮，殊不雅观，乃授旨臣僚，相继陈请，有若上之屈意徇众者……”日本驻韩公使加藤增雄也向日本政府报告道：“国王希图形成上下官民一齐仰望，举国舆论同声拥戴的情形，而引起列国驻朝使臣的关心，以称帝一事无法中止为由取得列国使臣的同意。先是在即位前夕，朝鲜政府派遣宫廷官员到各使馆暗中探听其意向，并且对他们进行游说使其出面斡旋，但是使臣中或是劝止，或是表现出冷淡态度，谁也没有做出认真表示。”所以，朝鲜的第二轮称帝计划不仅有来自朝野各派势力的强烈呼吁，高宗本人则是幕后最大的推手。

光武元年（1897年）10月3日，朝鲜高宗李熙“勉强”接受了臣民的称帝请求。公元1897年10月12日凌晨2时，李熙前往圜丘坛（祭天坛）祭天，仪式完毕后，李熙登上金黄色龙椅，接过了新制的“大韩国玺”，穿上十二章衮冕，正式登基为皇帝。其后李熙从圜丘返回庆运宫，于正午12时在太极殿举行百官朝贺仪式，册封王太子李坧为皇太子，追封闵妃为皇后（即明成皇后）。这天晚上，“长安（指汉城）各家遍挂灯笼，亮如白昼，家家户户高挂太极国旗，以彰显人民的爱国之心”。次日晨8时，李熙再度莅临庆运宫太极殿，颁布登基诏书，宣布改“朝鲜”国号为“大韩”，大赦天下。当天李熙还接见了日本、美国、俄国、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外国驻韩使节，接受他们的祝贺。高宗李熙称帝建国的程序、规格等主要依据的是中国明朝的典章制度，即《大明会典》卷四十五所录之《高皇帝登极仪》。大韩帝国诞生的全过程被编为《大礼仪轨》一书。

当时的中国对高宗称帝普遍抱否定态度。据清朝驻韩领事唐绍仪的报告，朝鲜政府曾考虑定国号为“大华”，后改为“大韩”，他不屑地数落道：“僭窃之极，从古未闻，似此妄自尊大，不知戒慎，恐东方之祸机亦即伏于此矣！”《申报》则评论说：“噫！内忧未靖，外患迭兴，而尚欲帝制自为，居然妄自尊大，亦多见其不知量矣！”对此，章太炎认为“今燕蓟之顽臣，鄙逖朝鲜以为东夷；朝鲜之视吾土，亦以为挚维于建虏而莫之脱。是则无异南北之相谥号以为‘岛夷’、‘索虏’——‘索虏’则名实既副矣，若䛗讦‘岛夷’者，果厌人心乎哉？”

1898年10月15日，光绪皇帝颁下谕旨，将徐寿朋的职衔改为“全权大臣”，暂用礼部铸造“大清钦差出使大臣”的木质关防，令其全权负责与韩国外部酌议商约。而从徐寿朋奉到的国书内容可见光绪皇帝遵循西洋各国的通例，文书的称呼抬头直接以“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称朝鲜国为“韩国”，称高宗李熙为“韩国大皇帝”。1899年9月11日，徐寿朋与韩国外部大臣议约代表朴齐纯正式签订通商条约。

主词条：光武改革

大韩帝国是日、俄势力在朝鲜半岛处于相互牵制的均衡状态下由高宗李熙自主建立的。在这种状况下，韩国所受的外部压力，使其暂时处于危机状况之后的一种弛缓期。高宗为首的大韩帝国政府也意识到这种状况，因此对外采取势力均衡策略，通过列强间的互相牵制来维系国家独立，并以永久中立化为目标；对内则延续甲午更张以来的近代化改革，着手对韩国进行改造，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由于高宗称帝后年号为“光武”，故历史上将高宗建立大韩帝国后几年间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实行的改革称为“光武改革”。

光武改革使韩国的社会风貌焕然一新，促进了韩国的近代化和工业化，使韩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大为发展，同时使朝鲜民族得到启蒙，进一步唤醒了民族意识。然而光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旧本新参”（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的制度），所以改革措施并不彻底，很多只是流于表面。韩国仍然是一个君主专制政体，外国势力也没有真正驱逐。大韩帝国的政治仍然延续朝鲜王朝时期的黑暗腐朽，再加上连年饥荒，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因此大韩帝国并没有因光武改革而走上富强。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光武改革的进程被打断，韩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殖民地道路。

由于光武改革的局限性，一直是韩国独立和改革的急先锋的独立协会与政府的矛盾逐渐加剧。独立协会中受过美国教育的激进分子如李承晚等人甚至鼓吹民权，并几度在汉城酿成官民冲突。独立协会于光武二年（1898年）12月被大韩帝国政府取缔，李承晚等人被逮捕并被判刑，其创始人徐载弼也离韩赴美。

大韩帝国的建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的侵略，然而其自身国家被外国支配的情况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自始至终并未获得真正的独立。大韩帝国成立前后，日本与俄国先后签署了《小村-韦贝协定》、《山县-罗拔诺夫协定》、《西-罗仙协定》，协调两国在韩国的势力范围和各种利益。但双方都明确反对以北纬38度线为界直接划分两国在韩势力，因为日俄都欲独吞朝鲜半岛。这一时期，日、俄两国对朝鲜半岛的侵略由直接干涉其内政转为以经济侵略为主。俄国利用“俄馆播迁”获得了朝鲜半岛北部丰富的林业资源，而日本则将大韩帝国的渔业权利尽数攫为己有，还在光武七年（1903年）铺设了京釜铁路，使得处于劣势的韩国民族企业也在与日俄的恶性竞争中举步维艰。

光武七年（1903年），日本和俄国的矛盾逐渐激化。日本主张“满韩交换”，日俄分别占有韩国和中国东北地区。俄国则主张独占中国东北，以北纬39度以北的朝鲜半岛为俄国势力范围，39线以南为日本势力范围，但是日本不可将其用于军事目的。俄国利用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固有优势压制日本，日本也恃英日同盟而毫不退让。特别是这年俄国拒绝履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中从中国东三省的第二期撤兵及强占韩国龙岩浦事件更是加剧了日俄关系的恶化，两国爆发战争已是在所难免。在这种状况下，以高宗皇帝为首的大韩帝国政府开始加紧中立化进程。早在光武四年（1900年），高宗采纳亲美派的主张，企图依靠美国，以列强“共同保证”韩国中立，来打破日俄分割韩国的阴谋。不过日俄都反对大韩帝国中立，美国不愿卷入日俄纷争，也拒绝担保，因此高宗的第一次中立化计划泡汤。光武五年（1901年）以后，第二次韩国中立化计划开始酝酿，最早是俄国提出的，高宗听说后派李根泽、朴齐纯等大臣访问日本，探听日本对韩政策，结果了解到日本并不愿韩国的中立化。事实上，此时的日本已经出台了将韩国“保护国化”的“小村路线”，不可能支持韩国的中立。而其后韩国国内政界深陷“严妃升后”（严妃即纯献皇贵妃）的泥潭中，根本无法实行任何积极的外交政策。而俄、美等国外交官筹划的韩国中立化也在日本的阻扰下失败。在光武七年（1903年）战争阴云密布之际，高宗开始探索第三次中立化计划，原本大韩帝国追求的是永久中立国，但此时退而求其次，开始谋求战时中立的地位。光武七年（1903年）8月18日韩国外部大臣李道宰电令驻俄、驻日公使，其要点为：要尽速取得日俄战争爆发时对维持韩国的中立化和领土完整等方面的各国政府的保障。同年8月21日高宗又派精通法语的宫内府官吏玄尚健前往法国，与驻法公使闵泳瓒一道寻求法国政府及海牙国际法庭对韩国中立化的援助。但是日本得知韩国的中立图谋后以“不合时宜”为由断然反对并加以破坏。随着战争的迫近，高宗的密使李建春在法国驻韩公使冯道来的协助下，于光武八年（1904年）1月21日在中国芝罘（今山东烟台）以外部大臣李址镕的名义用法文发表中立宣言，这是韩国历史上首个中立宣言，史称“芝罘宣言”，其内容为：“日露（俄）两国间交涉事件不相协洽，到今形势难期和平的解决，我政府兹奉大皇帝陛下敕命，不拘日露两国目下协议结果如何，遵守严正中立之事断然决心，且大皇帝陛下当此时机希望列国友谊的帮助。”其后又将宣言电告各国驻韩公使，日本对此大为震惊，并以“中立化不合时宜”为由回避承认，之前热衷帮助韩国实现中立化的俄国则出乎意料地持旁观态度，英国也以“现在中立宣言不具有重要性”为由拒绝承认。其他国家则没有一个正式表明支持者。就这样，高宗的中立外交政策彻底破产，韩国也在日俄战争期间成为了日本的囊中之物。

光武八年（1904年）2月9日，日本不宣而战，进攻驻扎在韩国仁川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完全无视韩国的中立宣言，迅速开进汉城，控制韩国政府，并在2月23日强迫韩国同日本签订《日韩议定书》，协助日本作战。同年8月22日，日本公使林权助又强迫韩国签署《日韩新协约》（第一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雇用日本财政和外交顾问、与外国缔结条约前要与日本协商等等。大韩帝国开始进入了被日本控制的顾问政治时期。

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告终。光武九年（1905年）9月，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自此独占朝鲜半岛。于是日本政府逼迫韩国与之缔结其一手炮制的保护条约，在韩国宫廷的御前会议上，诸大臣坚决反对缔约，亲日派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同意缔约。当年11月17日，日本派遣数万军队开入汉城，包围庆运宫。日本特使伊藤博文和驻韩司令长谷川好道携条款亲自进宫，由于高宗称病缺席，由韩国政府的八大臣负责会见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对八大臣威逼利诱，以学部大臣李完用（李完用已由亲俄转向亲日）为首的原本亲日的五大臣同意缔约，其余三人则表示反对，其中参政大臣（总理大臣）韩圭卨因为坚决反对缔约被日本军强行拖出宫廷。日军还从韩国外部夺取大印，强迫韩国外部大臣朴齐纯在《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保护条约”）上签字。大韩帝国从此名存实亡。

根据这个协约，大韩帝国撤消外交机关，并不设外务大臣职务，这样，韩国就失去了外交及内政主权，变成日本的保护国，实际上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韩保护协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立即激起韩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韩国各阶层人民一致要求“废除保护协约”、“驱逐倭寇、诛灭五贼”。《皇城新闻》立即把签约的真相公布于世。称保护协约公布之日为韩国“全民哀悼的日子”。主笔张志渊所撰写的题为“是日也，放声大哭”的社论，反映了韩国人民对保护协约痛恨之情。当时韩国社会的情况，“学生闭校痛哭，教徒呼天悲泣，商贾撤市狂呼，儒生投章叫阖，元老大臣抗事累日，而日人或以兵劫之，或拘而辱之。于是侍从武官长闵泳焕拔刀自刎，原任议政大臣赵秉世饮药自裁，殉于独立。农民金台根在水原停车投石击伊藤博文不中。奇山度、李种大、金锡恒等十一人谋刺五贼，事泄被逮，李建奭呕血死狱中。”

此后在韩国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和第二次反日义兵运动，其中以忠清道的闵宗植、全罗道的崔益铉、庆尚道的申乭石这三支义兵部队最为活跃，沉重打击了各地的日军和傀儡政府。此时主掌韩国国政的学部大臣李完用、军部大臣李根泽、内部大臣李址镕、外部大臣朴齐纯、农工商大臣权重显被韩国人民骂为“乙巳五贼”。签约的当天，卖国贼李完用家被人放了火。《乙巳条约》签订后，日本对大韩帝国的控制由顾问统治转为日本韩国统监府的太上皇统治，即统监政治（保护政治）时期。11月23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协约全文，并将此事通知与大韩帝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要它们撤走驻韩外交代表机构。在各国外交使团尚未撤离时，日本就关闭了驻汉城的使馆，成立了统治大韩帝国的新机关—韩国统监府，派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为第一任统监，各道的日本领事馆也撤销，成立了统监府的地方机关—理事厅。

光武十年（1906年）3月2日，伊藤博文来到汉城，就任韩国统监。他先后扶植朴齐纯和李完用建立傀儡内阁，又以协助韩国改革为名，抛出“施政改善”的幌子，强迫韩国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引发了韩国人民的“国债报偿运动”。而高宗皇帝也不甘心做傀儡，《乙巳条约》签订不久，高宗皇帝就秘密写信给美、俄、德、法4国首脑，宣布《乙巳条约》无效，但这四国首脑都不予理睬。

光武十一年（1907年），发生了“海牙密使事件”。海牙召开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高宗皇帝秘遣李相卨、李儁、李玮钟三人带着高宗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书信和参加会议的委任状前往海牙，控诉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呼吁各国声援韩国，宣布《乙巳条约》无效。由于与会各国均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于是向高宗皇帝确认代表身份，此时韩国电信权落入日本手中，询问电被日方扣留，伊藤博文闻讯大怒，通知和会委任状系伪造。日本指责韩国违反了保护条约，企图借机废黜高宗。伊藤威胁高宗说： “陛下用如此阴险手段蹂躏日本的保护权，不如对日宣战”，“陛下若想抵抗日本，不必秘密进行，大可以公开干”。伊藤还指使韩国卖国组织“一进会”开展要求高宗退位的活动。在伊藤的唆使和恫吓之下，李完用内阁于1907年7月6日至18日举行3次御前会议。会上农商工部大臣、一进会会长宋秉畯对高宗进行威胁说：“今为陛下着想，只有两计：一则陛下亲赴日本，向其（明治天皇）谢罪，二则陛下……迎长谷川司令官，向其谢罪，不然开战败后将如何受辱，难以设想。”7月17日，李完用等七大臣逼迫高宗退位，高宗忍无可忍，拍案怒斥道：“卿等欲将朕卖与统监乎！”同日，日本外相林董抵达汉城，和总理大臣李完用一起逼高宗退位，双方僵持不下。高宗宣布“军国大事由皇太子代理”，日本人却诡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

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19日，日军在汉城南山倭城台正对着庆运宫驾设6门大炮，并派日军包围庆运宫。在日本兵严密看护下，7月20日在庆运宫中和殿举行“禅位仪式”。皇太子李坧即位，是为纯宗，改元隆熙。

纯宗即位四日后，在汉城的日本外相林董和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将韩国总理大臣李完用唤至韩国统监府，交给他事先拟好的七款《日韩协约》草案。李完用立即召开内阁会议，一字不动地通过了这一协约，当晚李完用在伊藤住所签字，史称《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协约内容是：第一、韩国政府在改善施政方面，必须接受统监的指导；第二、韩国政府制定及采取重要的行政措施，均须事先得到统监的同意；第三、韩国的司法事务，须与普通行政事务区分开；第四、韩国高等官吏的任免，须经统监同意；第五、韩国政府应任命统监所推荐的日本人为韩国官吏。

隆熙元年（1907年）7月27日，日本又迫使韩国傀儡政府公布《新闻法》，7月29日，发布《保安法》，剥夺了韩国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一切自由。8月1日，日本强行解散韩国军队。这一行动激起了第二次反日义兵运动的高潮，日本急忙集结兵力，才在两年后镇压了义兵运动。同时，也开始了由日本人作为次官，实际掌握中央及地方行政大权的时期。

为加速吞并韩国，日本强化了在韩国军事警察统治。统监府成立时，在韩国的日本宪兵约有800人，隆熙元年（1907年）末已增为2000多人，隆熙二年（1908年）更达到8600多人，宪兵特务遍布韩国各地。日本过去在韩国只有1个师团的兵力，韩国统监府成立后到隆熙二年（1908年）5月前，又增加1个旅团，两个步兵联队（团）和1个骑兵联队。对韩国人民的反抗，采取了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的措施。据统监府显然是缩小的官方统计，从隆熙元年（1907年）7月到隆熙二年（1908年）底，就杀害了近一万五千名反抗日本的韩国人。

隆熙三年（1909年）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令外务省政务局长仓知铁吉起草关于韩国问题的文件。仓知铁吉拟订了吞并韩国的《对韩政策的方针》和《对韩施政大纲》。3月30日，小村向首相桂太郎提交了这两份文件，桂太郎当时即交给内阁考虑。4月10日桂太郎、小村和正在东京的韩国统监伊藤3人就吞并韩国问题密谈。伊藤博文表示完全同意两个文件。7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文件，并得到天皇批准。《对韩政策的方针》即关于日韩合并的决议规定：“在适当时机断然实行对韩国之合并。使合并后之韩国成为（日本）帝国版图之一部分。”《对韩施政大纲》则主要有以下内容：在合并韩国时机到来之前，须“在韩国驻扎必要之军队，并增派大批宪兵及警察”；“将韩国铁路移交日本政府的铁道院掌握”；“尽可能多地向韩国移民，以加强日本势力”；“进一步扩大在韩国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厅的日本人官吏的权限”，等等。7月12日，日本又强迫韩国政府签订“协约”。韩国政府向统监府司法厅交出司法权和监狱事务，接着又取消了韩国政府的军部。

隆熙三年（1909年）6月14日，伊藤博文辞去统监职务，副统监曾祢荒助升任统监。伊藤博文的去职，标志着朝鲜统监政治时期的结束，进入合并时期。在合并时期，主要是具体实施吞并朝鲜半岛的方案和取得国际上帝国主义的支持。隆熙三年（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到中国东北活动，计划与俄国财政部长科科夫佐夫密谈，一则密谋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权益，二则事先征得沙俄对日本吞并韩国的谅解。同年10月26日，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击毙了伊藤博文。12月22日，李在明伏击了卖国贼李完用，使李完用身负重伤，险些丧命。

伊藤博文被刺大大震惊了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政府趁机煽动复仇情绪，为吞并韩国制造舆论。军政首脑山县有朋、大隈重信、寺内正毅等劝说桂太郎内阁立即吞并韩国，有的公开发表声明、谈话，敦促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御用报刊也推波助澜。“朝鲜问题同志会”、“偕乐园”等组织纷纷出笼，四处演说，鼓吹吞并韩国。隆熙四年（1910年）初，在日本第26届议会上，在野党议员组织“中央俱乐部”，向首相提出质询，要求追究“推动合并不力”的现任统监曾祢荒助的责任。隆熙四年（1910年）春，曾祢荒助回东京治病，日本政府遂将其解职。5月30日，任命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出任统监。6月3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对韩国施政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吞并韩国后，设立总督府，“总督直接隶属于天皇”，在朝鲜半岛“有统辖一切政务之权限”，“委总督以大权，有发布有关法律事项、命令之权限”等。寺内正毅又据此拟订《日韩合并条约》，方案包括改“韩国”国号为“朝鲜”等22项条款。隆熙四年（1910年）8月22日，汉城的日本军、宪、警全部出动，警戒全城，城门、要冲、大臣住宅和皇宫更是戒备森严。下午1时，召开了御前会议，总理大臣李完用说明与统监府交涉经过，强调“韩日合邦”不可避免，并宣称全体大臣一致赞成合邦。下午4时，李完用和农商工部大臣赵重应到统监府，提交了纯宗皇帝授予签约的委任状。李完用和寺内正毅在《日韩合并条约》上正式签字。8月29日，《日韩合并条约》生效，大韩帝国彻底灭亡，前后历时仅13年，传2帝。

《日韩合并条约》共计八条，第一条规定：“韩国皇帝陛下将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地让与日本皇帝陛下”。第二条规定，“日本皇帝陛下接受前条所举之让与，且允许将韩国全部合并于日本帝国”，等等。同年9月30日，日本公布朝鲜总督府官制，任命寺内正毅为第一任总督，10月1日起成立总督府。总督府在朝鲜半岛推行了以“皇化”（奴化）为目的的“日韩一体”的同化政策，以毁灭韩民族。在日本军人总督手下，对朝鲜半岛实行军人武断统治，由宪兵司令官担任警务总长，禁止朝鲜半岛结社、集会，取消了言论和新闻自由。此外还颁布《朝鲜教育令》，对朝鲜半岛进行奴化教育，强迫高丽人以日语为“国语”，强制各级学校用日语教学。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经济命脉也进行全面的控制。在吞并朝鲜半岛的头4年中，殖民者将租税提高了4～5倍，并在其10年时间内，从朝鲜半岛农民手中夺取了一半以上的土地，仅东洋拓殖会社就霸占了10多万公顷的土地。朝鲜半岛75%的农民由于失去土地而沦为佃农、半佃农。日本殖民者还不断增加朝鲜半岛粮食和原料的输出。从1910年－1919年，按价值计算，大米输出增加了17倍，大豆增加了3倍多，棉花增加了26倍。为巩固其殖民统治，日本政府还不断向朝鲜半岛移民。从此，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李坧则被降为“昌德宫李王”，太上皇李熙被降为“德寿宫李太王”，软禁在这座五百年历史的悠久宫苑中，成为了自己国家土地上的异国囚徒。

政治方面，朝鲜高宗大力强化君主专制政体。由于之前掣肘高宗的势力如大院君、闵妃、日本人等均消亡或削弱，所以朝鲜王朝已经衰落上百年的君主权力再次膨胀。高宗皇帝李熙独揽朝政，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他先下令废除甲午更张时期确立的责任内阁制，恢复了议政府，扩大宫内府权力，使议政府、中枢院、宫内府等机构俯首听命于自己。高宗还总揽军政，在宫中成立“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元帅。同时又延续了甲午更张以来引进的西方君主国家的文官体制，但这已变成为君主专制服务了。光武三年（1899年）8月17日，大韩帝国政府颁布《大韩国国制》（大韩帝国宪法），确立大韩帝国是君主制国家，明确规定了君主的“无限君权”。至此标志着韩国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另一方面，大韩帝国着手树立近代帝国的形象。从大韩帝国的建国过程上看，很大程度上向中国明朝看齐，带有浓厚的小中华思想，但高宗内心的真实想法并非如此。首先，光武四年（1900年）4月，高宗模仿西方和日本，颁行勋章和绶带，包括金尺大勋章、瑞星大勋章、李花大勋章、太极章、八卦章、紫鹰章。其次，高宗于光武六年（1902年）1月下令制国歌，即大韩帝国爱国歌，这就是现代朝鲜和韩国《爱国歌》的雏形。高宗还于光武六年（1902年）5月6日颁布诏敕，宣布定平壤为陪都，称为“西京”。其依据有中国周朝的宗周和成周、明朝的北京和南京以及高丽的开京和西京，值得注意是同时也引用了俄国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日本的东京和京都等“近日外国亦建两京”的事例，这也反映了高宗皇帝的国际化视野。同年为高宗即位第40年，大韩帝国计划举行盛大的“大皇帝御极四十年称庆仪式”，邀请了包括清朝在内的所有与大韩帝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参与这一国际性庆典（未实际举行）。同时还在各国使节席前举行阅兵式、演奏刚创制的国歌。此举既是高宗强化自身皇权之举，也是树立和提升大韩帝国国际形象的重要举措，表明大韩帝国的追求不是传统的东亚皇朝，而是新生的近代帝国。

大韩帝国建立后，承袭之前的改革方式，以俄罗斯军官做顾问，组织并训练一支近代化的6000人以上的军队（大韩帝国军），并确立了中央设亲卫队和侍卫队、地方设镇卫队的格局。光武二年（1898年）迫于独立协会举行万民共同会的压力，俄国军事顾问撤出，开始了韩国的自主军事改革。光武三年（1899年）6月，高宗开设“元帅府”，自任海陆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元帅，设在皇宫内，分为军务、检查、记录、会计四局。光武四年（1900年）9月又以法律第5号的形式颁布了《陆军法律》，规定了韩国陆军军人必须遵守的317条法令。光武五年（1901年）3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7号的形式颁布《沿海炮台设置件》，强化海防，并购买了日本军舰“扬武”号。光武七年（1903年）3月15日，高宗皇帝下达征兵诏敕，大力扩军。同年7月29日，军部大臣尹雄烈奏请建设海军。大韩帝国的军事改革是以对内镇压本国人民起义、对外维护国家独立地位为目的，是在日俄两强夹缝中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由于财政不足及日俄战争爆发等因素，大韩帝国的军事改革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大韩帝国从光武元年（1897年）在美国人帮助下丈量全国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历史上称为“光武量田”。不过这次改革因1904年日俄战争而中断。“光武量田”虽然被迫停止，但后来大韩帝国灭亡后日本朝鲜总督府实行的“土地调查事业”将其予以延续。在金融方面，大韩帝国于光武五年（1901年）2月发布敕令第4号，公布《货币条例》，实行金本位制，开始筹划发行货币。大韩帝国为了抵制当时日本的经济侵略，于光武六年（1903年）3月设立中央银行，以沈相薰和李容翊为正副总裁，计划全面开发国家金融，但因日俄战争的爆发而中断。

英国人在韩国取得以及架设电车、电灯的专利。汉城的洪陵-东大门线于光武三年（1899年）正式通电车。韩国与美国合办汉城电力公司，汉城电气、自来水供应自此开通。首都汉城的市政建设也全面展开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同时，汉城皇国中央总商会发起商权守护运动，藉此摆脱外国，成立国办企业。韩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方兴未艾，银行、工厂相继开设，传统纺织工业逐渐近代化，釜下铁路公司成为韩国国人企业公司。

光武二年（1898年），大韩帝国政府开马山、群山、城津（今朝鲜金策）三港口及平壤作为供外国船只停泊逗留的国际港口。 又设各国侨民居留地。这也是大韩帝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体现，即把居留地变成“各国互相牵制的工具”。

高宗皇帝非常重视教育，他在光武三年（1899年）4月下诏：“国家之开设学校，作成人材，将以广知见而求进益，以为开物成务、利用厚生之基本也。现今世界各国之蒸蒸日上，富强无敌者，岂有他哉？不过曰从事格致之学，究解物理之蕴，识已精而益求其精，器已巧而愈出愈新也。有国之要务，宁有先于此哉？我国之人才，未必多让于外国，而特以教之无素，故人民之知见未开，农商之功业不兴，以致民产日蹙，国计日绌。…… 自政府另饬该部，无得踵前因循，一概认真办理，期有作成开进之功。”高宗皇帝颁布了大量近代学校教育规则，如《医学校官制》、《中学校官制》、《商工学校官制》、《外国语学校规则》、《中学校规则》、《矿物学校官制》、《邮务学徒规则》和《电务学徒规则》等。在大韩帝国政府的支持下，直至光武三年（1899年），韩国共成立了10间汉城国立小学、6间外语学校、1间医科学校、1间师范学校及62间地方国立小学，同时也对外派出留学生，韩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不过由于财政问题和思想问题，日俄战争前的韩国新式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教育事业直到光武末年才全面开花。

光武年间，韩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上也发生着诸多变化。韩国报业发展迅速，涌现了《独立新闻》、《帝国新闻》、《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等近代报刊。韩文（训民正音）得到提倡，成为韩国的国语。政府公文不再只用汉字，而采用韩汉混用的字体（国汉文混用体）。推翻金弘集内阁后，朝廷虽然废除了强制断发易服的命令，但随着光武改革的深入，韩国皇室业已在对外场合换成西式装束，光武三年（1899年）2月1日高宗李熙接见清朝使臣徐寿朋时就穿的是西式礼服。光武四年（1900年）4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14号的形式颁布“文官大礼服制式”，规定政府文官大礼服用西式大礼帽、大礼衣，小礼服真丝高帽、燕尾服，常服等“并用欧制”。此后韩国的大部分上层人士和一些百姓也相继断发易服，而韩国的警察和军人更是在光武六年（1902年）后全部穿上西方制服了。

大韩帝国和清朝的关系是平等的近代外交关系。两国的外交关系自1899年9月《中韩通商条约》签订而建交开始，到1906年2月日本剥夺韩国外交权而使清廷撤回驻韩公使为止。朝鲜王朝过去一直是中国明朝和清朝的藩属国。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唆使朝鲜金弘集内阁宣布与宗主国清朝断交。1895年1月，高宗李熙率世子及文武百官参拜宗庙，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但由于朝鲜毕竟是清王朝两百多年来的附属国和甲午战争期间的敌国，因此清政府对中朝复交持保留态度，对朝鲜的亲日政权也很不满，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较为缓慢。尽管如此，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经济文化联系紧密，且朝鲜在1896年2月“俄馆播迁”以后由亲俄政权取代亲日政权，而同年6月清朝大臣李鸿章又在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两国又都有了“联俄制日”的政治基础。如此一来，中朝两国复交条件业已具备，是顺理成章之事。朝鲜方面多次请求清朝与其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但清朝政府仍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说什么“英、法、德驻韩皆是总领事，南美如秘鲁、伯理维亚（玻利维亚）等小国，俄、奥、德亦派总领事”“如果韩王必欲居自主之国……中国派总领事一员驻扎汉城，代办使事，以存属国之体”，仅同意设领事官而已。1896年11月24日，唐绍仪被任命为驻朝总领事，中朝虽然并未正式建交，但毕竟迈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大韩帝国成立以后，依然积极谋求和清朝建交。但清政府还是不肯低头。在韩国外部大臣闵种默拜访中国总领事唐绍仪、通告大韩帝国成立并恳请中韩建交时，唐绍仪即表示：“甲午事后，我国本未认朝鲜为平行自主之国，况认国王为皇帝乎？……且此事攸关昔年体制，我政府定不愿与闻。”并对建交一事也持拒绝态度：“……然（韩国）自主之权何在？今竟欲与我国立约，是亦徒存臆想耳！”但两国山水相连，交往已久，而且有共同的国家利益，中韩建交不可能延宕太久。韩国打算遣使赴华，清廷也逐渐缓和态度、放下身架，与韩国接触并决定建立平等外交关系。光武二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8月，清廷派安徽按察使徐寿朋为首任驻韩公使，并开启了中韩改约和缔约的协商。值得一提的是，清德宗（光绪帝）亲笔将国书中的“朝鲜国主”改为“韩国皇帝”，并斥责总署官员思想僵化。光武三年（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9月，中韩双方代表在韩国首都汉城正式签订了《中韩通商条约》，经过5年的断交和波折，大韩帝国和清朝最终建立了公使级外交关系。

大韩帝国时期，与中国清朝的外交事务中最主要的就是边界争端，即著名的间岛问题。这里所谓的“间岛”并不是一个岛，而是指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今天中国延边朝鲜族聚居地区，包括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市。这里历来是中国领土，然而由于19世纪末以来朝鲜北部地区居民的大量“越垦”移民，这里竟成为中韩两国边界事务中的“多事之地”。

根据光武三年（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9月11日签订的《中韩通商条约》第12款的规定，中韩两国应在该条约签订之后“重订陆路通商章程税则”，以便确定两国陆上边界并重开边境互市。同年9月23日，清政府首任驻韩公使徐寿朋曾草拟陆路通商章程24条并呈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却以其他国家可能要求“援照”为由而决定“暂时搁置”。

到沙俄出兵占领东北地区之后的光武四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0月，韩国方面在俄国的支持下，趁机加紧对图们江西岸地区的蚕食和侵犯活动，致使中韩边境局势日益紧张。被韩国政府先后任命为“视察使”及“北边垦岛管理使”的李范允，先是在图们江西岸的中国延边地区调查“越垦韩民”的人口及其生活情况，进而无视中国领土主权而在延边地区组织非法武装，征收税捐，甚至袭击中国地方官员和军队。中国政府一再向韩国方面提出抗议，并要求制止李范允在延边地区的非法活动，却都遭到了拒绝。

于是，从光武四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到光武八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4月间，延边地区的中韩交界区域一再出现边界争议甚至武装冲突事件，从而导致了中韩近代边界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对立与冲突局面。到日俄战争爆发的光武八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2月初，清政府决定中韩两国之间的“陆章从缓，勘界先办”，并于3月15日照会韩国政府，正式提议对于两国边界即日派员“会同重勘速定，然后再议陆章，以期久远遵守”。

然而，因2月23日的《日韩议定书》而已受日本武力控制的大韩帝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在边界会勘等重大外交问题上的独立决定权，因此没有对此提议做出正式答复。当时，受到中韩边界冲突及其紧张局势直接冲击与危害的，首先是与韩国仅隔一条图们江的吉林地方当局。光武八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3月，护理吉林将军富顺根据署理延吉厅同知陈作彦的报告，将光武五年（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以来“韩兵越界烧掠伤人情形”详细咨报清政府外务部及驻韩公使许台身，并建议向韩国政府要求赔偿并惩办有关“带兵官弁”，同时还提出了由陈作彦拟定的“中韩边界善后章程”草案，主要内容包括重江防、禁潜越、核租种、杜勒买等四项。清政府却没有及时做出明确的指示，也没有据此向韩国方面提出进一步的交涉要求。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韩国政府的拒绝态度以及清政府的软弱立场，才导致了中韩边界问题未能在两国中央政府层面得到及时有效的协商与解决，而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干涉更使这种协商难以展开。同年6月15日，中韩签订了《会议中韩边界善后章程》12条，但这个章程并没有对两国边界作出最终判决。

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实际殖民地，并在《日韩保护协约》（乙巳条约）中彻底丧失了外交权。原先的中韩边界争端便成为了中日双方的交涉。在中国官员和学者（包括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的多方努力下，日本被迫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隆熙三年（1909年，宣统元年）9月，中日双方代表在京师（今中国北京）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又称“间岛协约”，确定间岛为中国领土。中韩两国对于间岛的争端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