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均（朝鲜语：김옥균，1851年2月23日～1894年3月28日），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朝鲜开化党的领袖。字伯温，号古筠、古愚，本贯安东金氏，出身没落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受国内实学思想影响，也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1872年在科举中状元及第而进入政界，历任成均馆典籍、弘文馆校理、司谏院正言、弘文馆副修撰、弘文馆副校理、参议通商交涉事务、东南诸岛开拓使兼管捕鲸事、外衙门协办等职。

1851年2月23日（旧历咸丰元年辛亥正月二十三日），金玉均生于朝鲜忠清道公州一个没落两班家庭。金玉均的生父金炳台对汉学很有造诣，一生清贫，以训学为业。金玉均天资聪颖，且深受父亲熏陶，自幼接触诗书。6岁时，其父指月命金玉均吟诗，金玉均脱口说出“月虽小照天下”的诗句。

同年（1856年）初，金玉均被过继给堂叔金炳基为养子，来到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1861年，金炳基调任江陵府使，金玉均随从前往，一直到1866年。金玉均在那里用功读书，进入栗谷书院（“栗谷”是朝鲜著名学者李珥的号）学习，不仅熟谙儒家经典和唐诗宋词，还学习了实学派学者朴趾源、丁若镛等人的著作，深受实学思想熏陶。

所谓实学，其字意为实事求是之学问，是在朝鲜王朝封建制度日趋瓦解、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加深的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一个先进的学派。实学派的中心思想是主张研究学问要讲究实效，在政治上要刷新旧弊；研究自然科学，以振兴实业；军事上培训精兵，以实现国富兵强。在这方面，实学派巨匠朴趾源的《限民名田议》、《拟请疏通疏》和丁若镛的《汤论》、《军器论》等著作最有代表性。金玉均自幼攻读这些实学著作，从中受到很大启发。

1866年，金玉均随养父回到汉城。1872年，金玉均参加科举，获谒圣文科状元及第，从此进入政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此期间，金玉均结识了刘鸿基和朴珪寿，为他以后的思想和活动奠定基础。刘鸿基号大致，是中人出身的医生，也是朝鲜最早的开化派，人称“白衣政丞”（意即“平民宰相”）。他和另一名中人出身的学者吴庆锡一起宣传他们的主张，逐渐形成了“开化思想”。

金玉均出身两班贵族，地位高于刘鸿基，但却对他的学说产生了兴趣，并克服身份差别向他求教。刘鸿基也全力栽培金玉均，使金玉均接触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中西见闻》等中国传来的“新书”，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憧憬。金玉均还在刘鸿基的介绍下与吴庆锡、李东仁等早期开化思想家交游。同时，刘鸿基笃信佛教，这也对金玉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吴庆锡的儿子吴世昌回忆道：“金玉均从刘大致（刘鸿基）那里所受到的思想感化中，需要特记的一件事情是大致的佛教信仰一事。大致常叹息朝鲜的学士长于仪礼却薄于道念，为此他劝金玉均也要努力研究佛教。与其他人不同，金玉均之所以从青年时代起经常讲有关佛典的文句和佛说也是刘大致感化下所产生的结果。”后来与金玉均有深交的日本政治家犬养毅也说过：“金氏的学问和修养之根底在于佛教而不是儒教，即是：他的学问在于禅学而其修养也依着禅学，因而他始终爱读佛书，而全然不顾儒书，甚至厌恶儒书。他（金玉均）曾对我说：‘纵观日本的各藩，越是深受儒学影响的藩越是充满形式主义，万事也越穷塞。’由此可见，他是视儒教为形式主义的宗教的。”所以，正如韩国学者李光麟所说：“或许在佛教里面的‘否’的逻辑上他（金玉均）找到了否定朝鲜的儒教至上主义国家体制的理论依据”，这种佛教的影响对于金玉均摆脱在朝鲜王朝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束缚也有重要作用。

除了刘鸿基之外，另一名对青年金玉均影响至深的人物——朴珪寿则是当时的右议政（相当于副首相），系朴趾源之孙，继承了乃祖的实学思想，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在内政外交方面多有独到见解，大力主张自主开放。因此，金玉均十分敬重朴珪寿，并经常求教于他。同时在朴珪寿的家里，金玉均还认识并结交了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青年贵族子弟，所以朴珪寿的家可以说是开化党的摇篮。正如朴泳孝所回忆的：“（金玉均的）新思想来源于我亲戚朴珪寿家的舍廊房中，金玉均、洪英植、徐光范以及我伯兄朴泳教经常会聚在斋洞的朴珪寿家”。就这样，青年金玉均从刘鸿基那里继承了文明开化、维新变革的思想，从朴珪寿那里汲取自主开国论，从而初步在脑海中接受并形成了区别于实学的开化思想。

金玉均的青少年时代以及他登上历史舞台的19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转折时期。从1866年法美舰队入侵到1876年朝鲜被迫同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在这10年的岁月里，朝鲜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朝鲜王朝的封建制度风雨飘摇，国家面临殖民地化的危险，如此内忧外患深重的时代背景，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金玉均等一批代表朝鲜早期资产阶级的上层知识分子。

金玉均在1876年2月《江华条约》谈判过程中便初次体验到日本的强大，当时金玉均的好友、开化思想家吴庆锡作为朝鲜代表的翻译官前往江华岛参与同日本的谈判，吴庆锡经常出入日本代表一行所下榻的驿馆，他详细探问和了解日本的形势之后，便立即回汉城找到金玉均交代谈话内容，并劝告将来有机会一定要与日本人交友或亲自赴日考察。从此，金玉均开始以日为师，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

金玉均认为，要挽救国家和民族危如累卵的局面，要实现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的夙愿，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在这方面，日本的“明治维新”对金玉均影响最大。他的开化党同志徐载弼回忆道：“由于他（金玉均）清楚了解欧美文明并非是一朝一夕间所形成、而是经过列国间长达几个世纪的竞争与努力才建成的事实，因而，他非常惊叹日本在‘一代’期间内达到其水准。于是，他自然千方百计地效法日本，并以其为榜样，欲推进朝鲜的改革事业。”金玉均特别欣赏日本的发展道路，他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与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人结成“开化党”，决心在朝鲜也搞一个维新，实现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

《江华条约》签订以后，朝鲜政府与日本开始往来，各种新思想开始闯入朝鲜并发生激烈碰撞。1876年，金绮秀率领朝鲜开港后的第一次修信使团访问日本，撰写了报告书《日东记游》，首次将明治日本的气象展现在朝鲜人面前；1880年，金弘集率领第二次修信使团渡日交涉，回国后带来了中国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写的《朝鲜策略》和郑观应写的《易言》，在朝鲜引起巨大反响；1881年，朝鲜政府派遣“绅士游览团”考察日本，成员之一的鱼允中又转去访问中国，回国后写了《中东记》一书，并将其赠与同金玉均亦师亦友的刘鸿基。时代的剧烈变迁和这些书籍的传入都对金玉均产生强烈影响。此外，金玉均还在1879年委托开化僧李东仁潜入日本进行考察，带回了大量新书籍和新事物，为此他甚至变卖自己的家产来资助李东仁东渡。总而言之，在《江华条约》以后的数年中，金玉均获得了不少来自日本的情报，极大强化了脑海中对明治日本的憧憬以及对文明开化的渴望。

随着金玉均对日本幻想的不断升级，他不满足于从别人那里获得的有关日本的间接情报，而是一再向国王高宗请求允许他以个人身份亲自赴日视察，直接目睹日本社会。1882年2月（辛巳年十二月）终于得到了高宗的许可，与开化党同志徐光范及随员边树、柳赫鲁等一同动身，这是金玉均平生第一次东渡日本。金玉均到达日本后，仔细考察日本社会，多次访问日本朝野的知名人物，他还在庆应义塾寄食，受教于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日本统治阶级口蜜腹剑，一再表示将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全力支持开化党的改革。金玉均将他在第一次渡日时的所见所闻编为《箕和近事》一书（此书已亡佚）。

1882年7月，朝鲜爆发“壬午兵变”，起义士兵和汉城市民赶走了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掌握实权的王妃闵妃仓皇出逃，代表极端保守势力的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同年8月，在日本考察的金玉均与徐光范随花房义质回到朝鲜，而朝鲜的宗主国清朝亦在此时悍然出兵干涉朝鲜内政，逮捕了大院君，将他押往中国，并软禁在保定府。清军3000人驻扎朝鲜，闵妃亦借助清朝力量卷土重来，并成为守旧派的代表。金玉均在壬午兵变中亲眼目睹清军对朝鲜的干涉，产生出强烈的反清情绪，立誓要使朝鲜脱离清朝而独立。他曾对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表示：“清国逮捕大院君及其后的处置是对朝鲜的冒犯”，并认为朝鲜作为清朝的属国是“万无之耻”，金玉均亦常对开化党同志感叹道：“西洋各国皆是独立国也，无论某国，独立然后可以和亲，而朝鲜独为中国属国，深可耻也。朝鲜亦于何时可为独立，而与西洋诸国同列乎？”这种独立自主的思想促使金玉均以及开化党人进一步的奋斗。

壬午兵变结束后，日本以使馆被焚、侨民被害为由强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内容之一就是派使团赴日本谢罪。《济物浦条约》签订后不久，朝鲜政府以朴泳孝为修信使、金玉均为顾问，于1882年9月赴日谢罪。这是金玉均第二次前往日本。由于此行中多有开化党人，因此日本借机开始扶植开化党。明治天皇亲自接见了朝鲜使团，日本政府动员朝野有影响的人士给予优遇和开导，同意把条约规定的50万日元的赔款延长10年付清，并在无政府委任状的条件下，以釜山关税和端川金矿为担保，横滨正金银行借给17万日元巨款，以5万元支付赔款，12万元用于创办开化事业。经过这次访问，金玉均“遂倾意依赖于日本”，也对国家改革的前途充满信心，他在日本对留学生鼓吹道：“如果说日本是东方的英吉利，那么我国就是亚细亚的法兰西！”金玉均在朴泳孝使团回国后仍逗留日本，试图筹集更多借款，但日本政府告诉他必须有委任状才行，于是他就在1883年3月返回朝鲜。

此时的朝鲜在金玉均、朴泳孝等开化党人的推动下正展开着开化运动，其中朴泳孝在任汉城府判尹时筹备建立博文局、巡警部、治道局等近代机构，而金玉均利用其外衙门参议的身份与日本交涉，使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赠送朝鲜国王步枪425支，弹药5万发。这些改革尽管还是初步的，但都是进步的，也就引起了以闵妃为首的守旧派的极大不安。由于守旧派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政治权势上都远胜于开化党，所以开化运动不断遭到阻挠而举步维艰。

到1883年春夏之交，闵妃集团觉得再把开化党人留在汉城是一种危险，于是外放金玉均为东南诸岛开拓使兼管捕鲸事，调朴泳孝为广州留守，夺去他们的实权，使他们远离汉城。金玉均则在朝堂上继续抗争，竭力反对闵妃集团的闵台镐、穆麟德等人发行“当五钱”的措施，并获得国王高宗的委任状，于1883年6月前往日本借款300万元以纾解朝鲜的财政困难，这是金玉均第三次访日。在他这次东渡日本前，日本就许诺过他只要有国王的委任状就借款300万元，但金玉均到达日本后，一向支持开化党的日本政府居然拒绝了金玉均的借款要求，对待他的态度也非常冷淡。金玉均在日本滞留了10个多月，一无所获，连借10万或20万都没办法。他的老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连发《朝鲜政略之急在于挪用我国资金给它》、《挪用日本之资金给朝鲜无风险》、《挪用资本给朝鲜对我国甚是有利》三篇文章，呼吁日本政府贷款给朝鲜，但无济于事。日本政府拒绝借钱给金玉均的原因，是由于那时日本正与闵妃集团政府交涉通商问题，为了能在未来的协定中保留更多特权，日本企图讨好闵妃集团，而不愿给予开化党更多支持，正在朝鲜交涉的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也密报日本政府说金玉均不可信。金玉均在1884年5月归国时无奈地对他的老师福泽谕吉吐露：“没有资金，什么事也无从着手。如今空手归国的话，平素就嫉视我、欲置我于死地的闵族一派事大党必逞其非难中伤，策划陷我于绝境。姑且不论玉均自身，我独立党的同志会蒙受沉重打击，改革的计划也会化为乌有，朝鲜除了永远做支那的属国外别无他途。我党与事大党终究不能两立，所以在不得已的场合下说不定会达致最后的决心。”

金玉均在1884年5月借款失败回到朝鲜后，他与守旧派的对立和斗争日益加剧，鉴于自身处于弱势地位，他不得不“暂退田舍，以弛其祸，以图展后之策”。在开化运动陷入困顿的情况下，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决定采用非常手段推翻守旧派政权，于是就有了1884年12月惊心动魄的“甲申政变”。

金玉均隐居田舍后不久，由于朝鲜政府在与日本交涉时遇到麻烦，国王三次召还金玉均，金玉均遂于1884年6月23日重新出仕，担任协办交涉通商事务（外衙门协办），直至甲申政变。这时，金玉均虽对日本存有幻想，但他已经透过借款事件看到了日本政府的变幻无常，产生了一定的戒心和反感。他曾当着日本驻朝一等书记官岛村久的面痛斥道：“日本政府变幻政略，如儿戏之事！”因此，他决心即使没有日本人的支持，也要当机立断，实行改革，实现文明开化的理想。金玉均早已规划了改革的两条途径：“一是得君密敕而和平行事也，一是密赖君意而以力从事也”，也就是说他将改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王身上，其途径一种是和平，一种是武力，然而在和平改良的道路已经行不通的情况下，只能采取武装政变的手段，而金玉均正是在等待时机。

到了1884年下半年，机会终于来了。中法战争于当年8月全面爆发，清军节节败退，其在朝鲜的威信急剧下降；同时，清廷为了应付与法国的战局，将原先驻扎朝鲜的3000名军队调走一半。日本人亦蠢蠢欲动，鼓动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发动政变，藉此使朝鲜脱离中国，以便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自1884年10月30日归任朝鲜以后，对金玉均等人态度大变，他怂恿开化党人说：“中法开战，清国将亡，贵国有志于改革之士，不可失此机……”，主动提出帮助开化党。金玉均原本在规划朝鲜改革时亦认为：“若用武力，则势不得不雇佣日本人”，到此时他更是觉得“独立我国，变革旧习，非借手日本外无策”，因此尽管他对日本有所疑虑，仍决定与日本联手。从1884年11月起，金玉均就和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党人频繁密谈，酝酿政变计划，他们也时常出入日本公使馆，寻求日本的支援。

1884年11月13日，金玉均对洪英植说：“吾辈以今日之迫切之状，立于垒卵之地。不顾左右，一图变革，即因势而决策者……蔽一言，速图勿迟为上策。”11月16日，他对刘鸿基说：“日廷之议，存而勿论。似可假使日廷无助援吾辈之意，在我国事势，今几至于背水无粮，其迫切之状，固不待日廷之举动。……运付之于天，以一死之志，吾辈已有所决。”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还多次向日本和美国求助。竹添公使一再表示联合开化党发动政变，称：“吾志亦如公而决，誓勿相疑”。美国公使福特虽不介入，但听完金玉均的改革计划后亦表示支持，称：“公辈之从前为国一死之志，吾果深信而钦敬者”。1884年11月29日夜，金玉均单独入宫，对国王高宗游说称中日如果交战，清朝必败，朝鲜当自图万全之策，并夸口说会得到日本的全面协助。高宗为其所动，乃亲书密旨交给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一场由金玉均主导的流血政变一触即发。

1884年12月4日，开化党人洪英植为总办的新建邮政局开业，晚间举行了盛大的开厅宴会，守旧派主要大臣和列国公使都应邀出席了贺宴。金玉均等人在宴会厅周围埋伏好行动队员，准备在席上酒足饭饱之时别宫纵火，趁人奔赴火场之机逐个干掉守旧派大臣，然后控制国王，夺取政权。但别宫放火未获成功，行动队员们只好在邮政局邻舍放火，然后高喊失火。听到喊声，守旧派大臣闵泳翊带头冲出堂外，被刺反奔，血污一片，扑于堂上。宾客见此情景，大惊失色，仓皇散去，开化党的政变计划暂时受挫。但事态既已至此，金玉均只好下决心，按原定计划进行下去。

金玉均带领几名开化党人奔入王宫，强使国王迁至景佑宫，暂时控制了国王。这时竹添进一郎率200名日军来援，开化党遂放手大干。金玉均假传王旨，将守旧派高官召入景佑宫护驾。守旧派大臣，诸如闵台镐、闵泳穆、赵宁夏等，有的奉命进宫，有的闻变赶来，均被开化党刺客杀死。政权暂时由开化党掌握。这就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甲申政变”。

金玉均等人立即组成了以开化党人为中心的新政府，于翌日晨通告各国使节。新政府里虽然有不少王族和中间分子参加，但主要部门的权力，如兵权、财权等，都由开化党掌握，金玉均自己担任了户曹参判（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开化党在组织新政府的当天晚上，金玉均等人彻夜不眠，拟定新政府的政纲，于12月6日晨以国王教旨形式公布全国。

开化党的新政纲，共有十四条，其主要内容有：敦促清政府早日释放大院君，废除朝贡虚礼；废除门阀，广泛登用人才；改革全国的地租之法；革罢内侍府等冗重机构；急设巡查和近卫军，以加强社会治安和国防力量；实现类似西方君主立宪制政体，等等。由此可见，开化党的新政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民权思想。这一政纲虽然未能提出当时最为迫切的反帝要求和土地问题，但它向封建专制制度提出君主立宪的要求，表达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榜样改革朝鲜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进步愿望。

正当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准备将其政纲付诸实施时，守旧派余党的反攻倒算也就开始了。另一方面，由于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人严重脱离群众，所以汉城市民都以为开化党勾结日本人挟持国王，篡夺国家政权，因而纷纷聚集起来，号召杀光倭奴和开化党。1884年12月6日下午，即政变的第三天，守旧派勾引袁世凯、吴兆有率领1500多名清兵攻入昌德宫（此时国王已从景佑宫返回昌德宫）。于是国王重新落入守旧派手中，甲申政变以“三日天下”而告终。

甲申政变失败后，金玉均和其他开化党要人躲进日本公使馆寻求避难，当时朝鲜的反日情绪空前强烈，成千上万的汉城市民聚集围攻日本公使馆，300多名日本侨民也遭到市民们的追杀，涌入公使馆内。竹添进一郎公使准备焚烧公使馆逃走，金玉均等人被迫断发易服随之逃往日本，从汉城到仁川一路遭到围攻，金玉均本人也挂了彩。等到了“千岁丸”号轮船时，谁料竹添公使坚决不让金玉均等人上船。在一同逃难的日本侨民和“千岁丸”号船长辻觉三郎的劝说和协助下，金玉均才能够与竹添一起上“千岁丸”号赴日。这时，朝鲜政府急命外务督办赵秉镐、外务协办穆麟德前往仁川港捉拿金玉均等4人。竹添进一郎竟又一次背信弃义地准备交出金玉均等人。当赵秉镐等上船时，幸好辻觉三郎船长侠义相助，将金玉均等人装进木柜并放进密室中，才得以逃过一劫。

1884年12月11日，“千岁丸”号起航，金玉均面临滚滚海涛，回想政变的过程，对于自己计划不周导致同志遇难、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繁荣进行改革反被当成叛贼以及竹添公使的翻云覆雨等种种情形和遭遇感到无限的痛苦和悔恨。1884年12月13日，“千岁丸”号抵达日本长崎，金玉均随后移居东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再也没有踏上故国的土地。

守旧派开始了对开化党大规模的清洗。金玉均作为“逆贼”之首，被朝鲜政府判处孥戮之刑，其家属无论男女老幼并坐诛，其他开化党人及其家眷也多被处决。只有金玉均之妻俞氏及其幼女在穷乡僻壤中东躲西藏才逃过一劫，直到1894年12月日军镇压朝鲜东学党起义时才在忠清道沃川郡发现了这对母女并保护起来，两人饥寒交迫，处于极端凄惨可怜的困境，她们甚至不知道金玉均已被杀害的事情。

逃到日本的金玉均化名岩田周作，寄寓他乡，过了整整10年的亡命生活，境遇十分困苦。虽然不少的日本朝野人士如福泽谕吉、后藤象二郎、头山满、犬养毅等都抱着同情的态度对待金玉均，与金玉均过从甚密。但是由于《汉城条约》和《天津会议专条》的签订，日本改变对朝政策，金玉均对日本政府来说也暂时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日本官方对待金玉均的态度从甲申政变前口口声声表示“同情”和“支持”变成此时此刻的冷遇和白眼，把他当成了外交包袱。朝鲜政府也一直与日本交涉引渡金玉均等人的事宜，甚至其派来的刺客如张殷奎（又名张甲福）、宋秉畯、池运永等人接踵而至，就连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也出卖金玉均，他与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商议，将金玉均骗到上海，再予以捕捉。

然而这些阴谋因为种种因素都没有得逞，金玉均也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随时准备东山再起。1885年冬，金玉均联络日本自由党政客大井宪太郎、小林樟雄等人，计划率领1000名日本浪人反攻江华岛，为此金玉均专门写信给同情开化党的江华府留守李载元，谴责“奸臣辈不识天下大势，做出坏事，究不知国家将见夺于外国”，表示他“为我上监（对国王的尊称）一人之心，可质神明，断无他心”“上监虽恶我，我心则不变”，并希望李载元里应外合，为其购买1000支枪，助其反攻朝鲜。金玉均的反攻计划泄露以后，引起了朝鲜国内巨大的恐慌，也引发了中日朝三国的严重关注。而大井宪太郎等金玉均协助者亦因“大阪事件”而被捕，反攻计划彻底告吹。日本遂更加将金玉均视为麻烦制造者，监视其日常生活。

金玉均在反攻朝鲜计划失败后本欲访问美国，不料在1886年5月发生了池运永事件，再次打破了金玉均的计划。原来在这年2月，朝鲜政府以金玉均的学生、内衙门主事池运永为“渡海捕贼使”赴日本，负责暗杀金玉均之事。池运永到了日本，探得金玉均在东京，便致书求见。金玉均对此感到怀疑，便派心腹柳赫鲁等去探试，让柳赫鲁等故意在池运永面前说金玉均坏话，结果从池运永口中诈出真情，并从箱包中看到了朝鲜国王给他行刺金玉均的委任状，结果行刺未遂。金玉均对此震惊而愤怒，立即将此事告知日本政府首脑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以求生命保护，又投诉到法院，但皆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同时，金玉均又在日本报纸上发表了写给国王高宗的《池运永事件纠弹上疏文》和写给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与李鸿章书》，强烈批判朝鲜政府的暗杀行径及清廷的干涉政策，重申他对朝鲜改革的主张，并郑重向李鸿章建议：“立朝鲜为中立之国，作万全无危之地”，提出了独到的朝鲜半岛中立化构想。然而，经过这次事件，日本政府彻底对金玉均失去耐心，认为：“朝鲜国人金玉均以国事犯之身逃离本国，目前滞留日本，其滞留我邦不仅引起与日本政府有友谊厚情之关系的朝鲜现政府的不快之感，又有妨碍我邦之治安及阻碍外交上之和平之虞”，因此不但不理睬金玉均，还以保护为名义强制将其流放到太平洋中的小笠原群岛。金玉均四处奔走活动无果，被迫于1886年8月前往小笠原群岛，后由于水土不服，于1887年5月向日本政府提出转移居住地的要求，于是他又于1888年7月被软禁于北海道札幌，直到1890年才恢复自由，回到东京居住。

经过池运永事件及两次放逐，金玉均对日本甚为失望，他在给高宗的上疏中斥责日本“前曾一度热心我邦国事，迨事势一变，忽弃而不顾，又何足恃乎！”此后他逐渐改变其亲日的态度，不再只依赖日本，而是寻求多边交往。他到处散播“三和主义”，主张中日朝三国共同抵御欧美侵略，维持东洋的和平。他还曾写过《兴亚之意见》，阐述他的“三和主义”思想。为此，金玉均准备与清朝联络，会见当时主持清朝政事的李鸿章，想与他探讨东亚的未来、清廷对朝政策和防止日本扩张的问题。金玉均在1886年便致信李鸿章，这是金玉均与清廷高层进行沟通的最早尝试，1891年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出任中国驻日公使时亦与金玉均多有交往，后又邀请金玉均访华。金玉均也从1893年秋开始做去中国的准备，他请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寻找适当人员，教他汉语，同时又作为到中国去的翻译，于是汪凤藻给他推荐了中国驻日使馆的日语翻译吴升（吴静轩）。金玉均遂前往中国上海联络志士，共图大业。

1894年3月27日中午，由神户开来的“西京丸”号抵达中国上海，一声汽笛叫过，轮船徐徐靠岸，水手拴好缆索，旅客顺次下船。其中有两名西装革履的朝鲜人、一名中国人和一名日本人，一同携着行李走出码头。他们分坐4辆东洋车（黄包车）到北河南路，在一家日本人开设的东和客店下车，付清车费后进入店里。店主吉岛德三问道：“从何处而来？来此何事？”

为首的一个人说：“从大阪来，来此旅游。”店主问：“尊姓大名？”那人答：“我姓岩田，名和三。”他指着旁边的一个朝鲜人说：“这位叫洪钟宇。”又指着身后的一位中国人和日本人说：“这位叫吴升，那位叫北原延次，我的仆人。”店主一一登记下来，并把他们引到二楼住下。

这四个神秘的旅客是谁呢？他们到上海来做什么？原来为首的岩田和三就是十年之前朝鲜甲申政变的主导者金玉均，洪钟宇是留学法国的朝鲜留学生，吴升是清朝驻日使馆的书记官，仆人北原延次是和田延次郎的化名。金玉均自甲申政变失败后，和朴泳孝在日本邮船“千岁丸”船长辻觉三郎的帮助下逃往长崎，后来到东京，住在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福泽谕吉的家里，而福泽对他们始终予以资助。两人就在日本长期潜伏下来，金玉均化名岩田周作，朴泳孝化名山崎永春。

朝鲜政府对金、朴两人在日本甚感不安，曾多次要求日本引渡，均被拒绝。当时袁世凯曾献计暗杀，1885年10月11日他谒见朝鲜国王高宗时笔谈写道：“玉均闻日政府亦甚恶之，此时若购一壮士刺之，日人既不能办朝鲜人，自必送交外署，加以远配，搪塞日人，此亦甚易。”高宗写道：“至玉贼事，果是明见之论，当随机图之也。”于是便有了张殷奎、宋秉畯等人行刺的事件，但久无结果，袁世凯颇不满意，甚至要求亲自出马刺杀金玉均。

很快朝鲜人池运永主动请缨，朝鲜政府便派其行刺，于是才发生了前文提到的池运永事件。事后，日本政府将金玉均移住小笠原群岛、北海道等地，每月发给15元生活费，后增至50元。1890年，因日朝关系趋于缓和，金玉均便回东京居住。当时朴泳孝也从美国回来，但与金玉均意见不合，两人间的来往很少。

朝鲜政府闻讯，重新密谋行刺计划。1892年5月，李逸稙奉命来东京，但因孤掌难鸣，未曾下手。同年秋，留学生洪钟宇从法国归国，路过东京，李逸稙和洪钟宇密谋，决定李逸稙在日本行刺朴泳孝，洪钟宇则将金玉均诱到上海下手。洪钟宇找到金玉均说：“现在你在日本生活拮据，且寄人篱下，何不到中国投奔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曾任驻日本公使），日后还可通过李鸿章回国。”金玉均昔日与李经方颇有交情，为之心动，决定先去上海，见机行事。李逸稙见金玉均中计，便资助旅费5000元，并介绍清国使馆书记官吴升为向导兼翻译。

于是1894年3月10日，金玉均及其北原延次、洪钟宇和吴升四人从东京乘火车到大阪，23日乘“西京丸”号从神户离日，27日抵达上海，一同前往东和客店。当日晚金玉均在东和客店拜会了在上海教书的开化党同志尹致昊，尹致昊提醒他洪钟宇可能是密探，但金玉均不以为然，说：“但是现在他并没有密探的迹象，他似乎什么事都知道，然而我并不信任他。”

1894年3月28日晨，洪钟宇拿了一张5000元的支票给金玉均看，并说：“这笔钱去小东门外天丰钱庄取来后，我们做生意，你看怎样？”金玉均说：“好，就这样吧。”9点钟的时候，洪钟宇从外面回来说：“天丰主人外出，要傍晚才回来。”

下午2点钟，洪钟宇穿了一套朝鲜服到金玉均的房间，见金玉均在窗口藤榻上睡午觉刚醒，在藤榻上看书。洪钟宇将仆人北原打发出去购物，然后拔出手枪射击。第一枪打中金玉均的左颊，子弹由颊斜穿而上，直达腮门之右，鲜血直喷，金玉均痛极大叫。洪钟宇又打第二枪，子弹由左胸入，并未穿透。金玉均夺门而走，逃至走廊，洪钟宇接着打第三枪，弹中左肩胛稍后。金玉均奔至东首5号房外，倒地死去。

店主吉岛等人在楼下，蓦然听到响声，还以为门外人放花爆。三楼旅客听得较清楚，都下楼察看，金玉均已倒在地板上死去。吉岛见洪钟宇神色苍白地下楼外出，心知有异，他赶到二楼，见众旅客乱成一团，不知所措。吉岛立即去日本领事馆报告，领事说：“朝鲜人自相残杀，不便过问。”吉岛又报美国租界巡捕，捕头派人报告上海县。后来日本领事带了田锅、田口两医生来视察。

1894年3月29日晨，洪钟宇在吴淞口旅店被捕，押至东和客店接受搜查。中午上海县令黄爰棠来客店验尸，日本副领事山座圆次郎、翻译加藤义三、英捕房麦捕头、美捕房黎捕头都到现场，检验结果，确系枪杀。第二天黄县令在县公堂初审：“你是金玉均的朋友吗？”——“谋叛之人，怎能为友？”

“你为何杀他？”——“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可杀，若任其回国，势必又起风波。”

“杀人者死，你知道吗？”——“知道，今得为国除此巨蠹，死亦甘心。”

“你何以知道其为金玉均？”——“他时称岩田周作，时称岩田和三，但确系金玉均无误。今奉朝鲜王之命行刺叛臣。”

“行刺时共放几枪？”——“心急手忙，不知枪数。”

“凶器何在？”——“奔跑时被抛入河里。”

黄县令对翻译速水说：“果系朝王饬洪行刺，则洪非但无罪，且更有功。但为何事先不照会呢？今搜洪身，并无朝王令旨。若依仇杀而论，应拟抵罪，似须着保，以待讯供。至于金之尸体，今日赶紧棺殓，暂停七日，然后附船载回。”速水立即译出。金玉均的仆人北原说：“后日黎明，日本邮船‘西京丸’开船，可载主人尸体回国。”黄县令说：“不可，务须停留七日。”

次日黄县令将此案情形禀报江海关道观察聂仲芳，由聂电告南北洋通商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电驻朝大臣袁世凯。金玉均的仆人北原于1894年3月31日乘“西京丸”东返，金的棺材则暂存虹口捕房。当夜，江海关道署接到朝鲜汉城回电：“金玉均系朝鲜叛臣，脱逃已久。洪钟宇系官员。此案理应解归朝鲜定夺。”于是聂观察便和黄县令商议，只有听候上级指令。

且说朝鲜政府闻报，急命其驻天津督办徐相乔谒见李鸿章，要求将洪钟宇送回国内处理，并将金玉均的尸体解回朝鲜。李鸿章同意朝鲜的要求，徐相乔立即专程南下。1894年4月6日徐相乔抵上海，将金玉均的灵柩和洪钟宇从租界引渡给清政府，然后移交给徐相乔。因当时无便船去朝鲜，聂观察禀请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批准，派军舰“威靖”号专程将洪钟宇和金玉均的灵柩送到朝鲜。

1894年4月12日，金玉均的尸体运抵朝鲜，朝鲜政府以谋叛大逆不道之罪将他判处死刑，并在其尸身上追加凌迟处斩的酷刑。金玉均的尸体被千刀万剐以后，首级高悬在汉城西郊杨花津的要冲，肢体徇示朝鲜八道。朝鲜守旧政府终于拔掉了一个眼中钉。

金玉均之死差点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索。金玉均被刺身亡的消息传到日本，朝野人士无不愤恨。当时日本秣马厉兵，准备与清朝在朝鲜决一死战，正在朝鲜寻衅滋事。这时传来与日本人士多有交情的金玉均被刺的消息，顿时沸腾起来，日本政府急派斋藤新一郎、冈本柳之助赴上海调查，取回金玉均遗体。当两人抵沪时，金玉均的尸体已被引渡给朝鲜政府。不久金玉均的尸体解回朝鲜，被处凌迟并枭首示众。福泽谕吉称凌迟金玉均是“日本人的感情所完全不能谅解的”，日本“金氏友人会”闻之愤怒，于1894年5月20日在东京举行盛大葬礼，在青山公园为其筑衣冠冢，安葬金玉均遗发和衣物，那天送葬的人有数千。犬养毅等32名议员向政府提出质询，并说：“将金尸解回朝鲜是对日本帝国一大侮辱，要求对中国采取措施。”玄洋社成员的野半介在举行金玉均葬礼的第二天，登门造访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向他建议说：“清国对金玉均的处置，实为日本之一大耻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政府应对清国宣战，以雪韩、清两国加于我国之耻辱。”但陆奥宗光认为时机未到，对的野半介说：“若为他国一亡命客之死而宣战，决不可能。”并介绍的野去找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川上也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川上暗示说：“闻贵社（玄洋社）为济济远征党之渊薮，岂无一放火之人乎？若能举火，则以后之事为余之任务，余当乐就之。”结果没过多久朝鲜就爆发了由全琫准领导东学党起义，日本趁机“点火”，终于引爆了中日甲午战争。

金玉均生前留下的著作不多，编著有《箕和近事》（已亡佚）、《治道略论》、《甲申日录》等几本书或小册子，其中《治道略论》作于1882年壬午兵变结束后，包括“治道略论”和“治道略则”两部分，阐述了他关于整备道路等问题的主张，曾由当时的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作跋文，后又发表在《汉城旬报》上；《甲申日录》大约作于1885年下半年，以日记形式叙述甲申政变的经过，是研究甲申政变的基本史料。

除此之外，金玉均还有一些文章和书信散见于日本或中国的书籍和报章中，包括《朝鲜改革意见书》、《致沁留（李载元）书》（三通）、《与吉田清成书》（两通）、《池运永事件纠弹上疏文》、《与李鸿章书》，均用汉文写成（《池运永事件纠弹上疏文》本用汉文，但日本报纸登载时转译为日文，原文已不存）。这2部书、7封书信和1篇上疏文被收录进“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金玉均全集》（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中。此外日本人须永元等人家中也收藏了金玉均的一些信札。

金玉均有着深厚的汉学功底，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金玉均在1882年出使日本时就结识了日本的围棋世家——本因坊家，其中与本因坊秀荣的交情最深。金玉均流亡一年后的1886年2月，金玉均和秀荣投宿温泉疗养地热海的小林屋，一连十八天手谈度日，传为日本围棋史上的佳话。金玉均被流放到太平洋中央的小笠原群岛之时，本因坊秀荣更是不远万里来探望，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每日与金玉均对弈、交谈。

围棋大师吴清源曾在他的随笔中提到，秀荣在滞留小笠原群岛的三个月里编出了一万道布局问题。而小笠原群岛的围棋之风也是在金玉均被流放的两年间开始盛行的。1890年金玉均从北海道回东京以后，更是和秀荣等职业棋手同研棋道。后来方圆社《棋道》杂志1918年9月号还刊登了金玉均这一时期的研究：《朝鲜的变棋》。日本围棋棋史《坐隐谈丛》记载，金玉均棋力为初段棋手授二子或让先，而秀荣则让金玉均六子。

1995年9月，韩国棋院举行“韩国现代围棋”50周年纪念活动，这一天，日本棋院理事大枝雄介正式向韩国棋院名誉理事长赵南哲赠送金玉均棋墩。金玉均的棋墩厚11.7厘米（四寸盘），宽40.8厘米，长42.6厘米；加上莲花脚11.7厘米，棋墩高度为23.4厘米。此为本因坊三世道悦所制定的标准盘规格，严格遵循德川幕府二百余年的传统规格。金玉均棋墩是榧木材质的四方正目，考证为幕末最高棋墩师福井勘兵位所制。 金玉均棋墩梧桐木盖的里侧题有金玉均墨笔：

此局余从材木町棋局店购得，初见黦黑歪缺，价值如瓦砾，归而划新之。虽不入极佳材，其为中等之最佳品，明矣。遂留赠三宅我友，用为文房中激扬善事。甲午仲春日 古筠头陀志

1894年3月9日夜，金玉均为去中国会晤李鸿章，从东京品川驿登上开往大阪的列车，临行前把棋墩送给好友三宅彪三。三宅彪三为《时事新报》记者，后为后为政界寡头后藤象二郎的秘书。 1894年3月28日，金玉均在上海东和洋行宾馆的客室中洪钟宇三弹身亡，享年43岁。101年后，金玉均棋墩被送往韩国。

当时金玉均被朝鲜官方定性为亲日卖国的逆贼，因而他在朝鲜国内遭到万人唾骂。在金玉均遇刺后，国王高宗下教旨称其为“逆魁玉均，殆天地开辟以后未有”。然而，朝鲜开化党与日本人对金玉均的评价则截然相反。金玉均与日本朝野名人有广泛的交际，日本人对金玉均甚为推崇，称之为“伟人”、“英豪”、“志士”。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说：“金玉均确实是既勇敢又明快的非凡之人，我知道他的志向并不在于一身或一家之富贵，而是在于为自己的祖国谋求繁荣与富强。”在开化派俞吉濬撰写的金玉均墓志铭中更是写道：“呜呼！抱非常之才，遇非常之时，无非常之功，有非常之死，天之生金公若是已耶？”既表达了对金玉均的肯定与赞赏，又流露出对他壮志未酬的悲剧一生的叹惋之情。

即便是与金玉均政见不同的“事大党”，亦对金玉均不无肯定，比如金允植写道：“初古愚（金玉均）游于瓛斋（朴珪寿）先生门下，颇晓宇内大势，尝与同志忧叹国事。辛巳年间，余以领选使入天津，古愚等诸人以游览东渡日本，约共扶国。余于壬午军变随兵东还，自是清国多干涉我国事，而余得清党之目。古愚诸人愤清国之侵我自主之权，遂同日公使酿成甲申之变，遂得日党之目。及事败，举国指以为逆。余在政府，不能不同声诛讨，然两心相照，知其出于爱国，非有他图也。”甚至连刺杀金玉均的刺客池运永也对金玉均盛赞道：“夫我国逆魁玉均者，亦个人中之杰也。唱开化于长夜，首要民以自由；奋富国于式微，能期国之独立。不循途辙，多涉艰险，而风流之映发，器量之疏通，有足以动人而闻世者。”镇压甲申政变的清军将领袁世凯也表示如果金玉均事先与他沟通，他是不会反对金玉均的改革的。可见当时的金玉均因其人格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还是得到许多的同情和肯定。

20世纪以后，随着日本逐渐控制朝鲜半岛，金玉均在朝鲜的形象不再是“逆贼”，其官方评价亦大有改观。1910年6月29日，由纯宗皇帝李坧下诏为金玉均正式平反，并称赞道：“故户曹参判金玉均，夙抱经纶，不屑荣进。游历海外，洞察宇内大势；屡陈昌言，自任宗国之忧。及当甲申，决意改革，期树不世之勋业，乃者事败仓卒。漂泊邻境，备经风霜，意至殒身。然其眷眷一念，未尝忘国，实为维新之首倡，文明之先觉也。”并赐其“忠达”的谥号。两个月以后，日韩合并，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在朝鲜日治时期，日本殖民当局更是将金玉均推崇为“伟人”，将其定性为“文明开化的先觉者”、“东洋和平的牺牲者”，涌现出大量纪念金玉均的传记和作品。一些人士还在忠清南道的公州市（金玉均出生地）为他竖立追慕碑，以永久纪念和缅怀金玉均。

然而这些推崇活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日本当时的侵略政策服务，尤其是金玉均主张的“三和主义”更是为标榜“大东亚共荣”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青眼所看中，比如1934年一些日韩人士在东京组织了“古筠会”，宣称“本会是基于古筠金玉均先生的三和主义精神，统一朝鲜同胞之思想，图谋东洋民族之和协，以增进其福祉为目的”。由此可见日本殖民时期虽然大力推崇金玉均，但其已成为日本统治朝鲜及侵略扩张的工具。

朝鲜半岛独立以后，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都对金玉均作出肯定的评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本来对金玉均持负面评价，但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1958年3月指示说，中国有康有为、梁启超进行资产阶级改革，朝鲜也有金玉均进行类似的运动，要求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在其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提到他自幼认为“金玉均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甚至想如果他的改革运动没有失败，或许朝鲜的近代史会是另一个样子也未可知。”他还说史学界长期将金玉均贴上“亲日派”的标签，他认为这种评价是不公平的，他曾告诉历史学者说：“金玉均在改革运动中，没有注重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因为他依靠了日本的力量，就把他评为亲日，那就会陷于虚无主义。他所以利用日本的力量，目的并不在于搞亲日的改革，而是基于对当时力量对比关系的精细考虑，要使之有利于开化党一边，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策略。”因此朝鲜很重视对金玉均的研究，亦对其甚为肯定，并于1964年出版了名为《金玉均》的论文集。今天朝鲜将金玉均定性为“朝鲜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

大韩民国亦基本上对金玉均及其改革持正面评价。韩国史学界将金玉均定性为急进开化派的代表，有人称赞其为“现代化的先觉者”、“革命家”，也有人认为他是亲日派而加以批判和鄙视，正如韩国学者金荣作所说：“关于金玉均的历史评价，在对金玉均在内的初期开化派的开化思想及初期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等作出高度评价的同时，另一方面，不仅是一般人中，甚至部分专家中仍残存着给他贴上亲日派标签而予以贬低的意见。”同时，虽然金玉均的思想得到肯定，但他的手段和方法仍被不少韩国学者批判为过于急躁而不可取的，比如著名历史学家李光麟指出金玉均“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地企图将先驱性思想付诸实践，结果只能是悲剧。一般认为，如果忍辱负重而到1890年代才展开运动，则会取得重大成果”。

总之，不管怎么说，金玉均是朝鲜半岛近代化的先行者，同时又是颇具人格魅力及理想主义色彩的豪杰人物，他所倡导的开化思想及为国家独立与富强的奋斗足以彪炳史册。但是他脱离群众，视朝鲜人民为“愚蠕之物”，并且依赖日本，采取过激手段，都是其局限性表现。他的开化党同志朴泳孝曾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金玉均的长处是交际，非常善于交际。诗文书画也很好。金玉均的短处在于缺乏德义和谋略。”金玉均在日本流亡时，一切仰赖福泽谕吉、后藤象二郎等日本民间人士的支援，他却不懂理财，得钱肆意挥霍，因此就连最支持他的福泽谕吉也颇有微词，可见金玉均的人品也有一些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