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游览团（朝鲜语：신사유람단），又称朝士视察团，是1881年朝鲜王朝派往日本的考察团。朝鲜自1876年开港以后逐渐实行近代化改革，在1881年5月以“东莱府暗行御史”的名义派遣了12名“朝士”对日本进行为期100多天的访问，对明治维新以来的各种新式制度进行考察，并与日本、中国人士进行交流。绅士游览团中每人都有固定的考察任务，归国后又将他们各自的见闻写成报告书。绅士游览团是朝鲜主动学习新的近代文明的开端，对日本而言也是第一个系统考察明治维新的外国访问团，在朝鲜近代史及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873年，兴宣大院君李昰应闭关锁国的10年摄政结束，朝鲜王朝开始进入名义上由国王高宗李熙亲政、实际上由闵妃外戚集团掌握政权的时代，国家政策也逐步向开化推进。1876年，在闵妃集团主导下，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正式打开了国门。而后朝鲜政府相继于1876年和1880年派遣金绮秀和金宏集（金弘集）两次修信使访问日本。这两次修信使的派遣都带来了大量关于处于明治维新中的日本的见闻，对朝鲜开化运动的展开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作为第二次修信使的金宏集带来了由中国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所撰写的小册子《朝鲜策略》，建议朝鲜“亲中国、联美国、结日本，以求自强”，更是在朝鲜朝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且在国王高宗及领议政李最应等朝鲜决策层中产生高度共鸣。此后“开化自强”便成为了朝鲜政府的大政方针，在1881年设立统理机务衙门、创设别技军，包括“绅士游览团”的派遣，都是朝鲜政府在《朝鲜策略》影响下实行开化政策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朝鲜国内金玉均、朴泳孝、李东仁等开化党的活动也是“绅士游览团”得以派遣的重要因素。“开化僧”李东仁曾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金玉均委托及朝鲜高宗密令几番前往日本探查情报，并与日本朝野人士及各国驻日使馆进行广泛接触，就考察团的派遣与日本斡旋也是李东仁的重要活动之一。

此外，当时朝鲜的守旧势力非常强势，开化势力虽然有高宗和闵妃等统治者的支持，但仍显得非常弱小。特别是大院君一派蠢蠢欲动，不断试图干涉朝政。在1880年《朝鲜策略》传入朝鲜后，就引发了守旧势力的巨大反弹，儒生上疏群起而攻之，并在朝鲜政府筹划“绅士游览团”之际的1881年春发表“岭南万人疏”，掀起辛巳斥邪运动。高宗镇压了这次政治运动，严惩上疏儒生，表明了高宗实行开化政策的坚定决心。因此，“绅士游览团”的派遣也蕴含着掌握朝政的闵妃集团借此打压大院君为首的守旧势力的意图（闵妃集团首脑闵泳翊就是推进游览团派遣的李东仁的至交）。但是，标榜“卫正斥邪”的守旧势力毕竟太过强大（直到1882年“壬午兵变”以后才遭到沉重打击，一蹶不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朝鲜策略》传入时所引发的社会动荡，高宗派遣“绅士游览团”是秘密进行的，而其出是的名义也是所谓的“东莱府暗行御史”，以避风头。在朝鲜政局变化、《朝鲜策略》传入、开化党的活动和对抗守旧势力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终于有了1881年“绅士游览团”的派遣。在派遣“绅士游览团”之后，紧接着朝鲜政府又以金允植的领选使，率领60多人前往中国天津学习先进科技，因此“绅士游览团”与领选使团可以说是当时朝鲜王朝为寻求国际上的势力均衡而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

从1881年2月9日（高宗十八年正月十一日）开始，朝鲜高宗开始陆续任命“游览朝士”，这日朴定阳、赵准永、严世永、姜文馨、沈相学、洪英植、鱼允中7人收到高宗密旨，要他们以“东莱府暗行御史”的名义前赴日本考察。3月1日（阴历二月二日），又有李宪永、闵种默、赵秉稷、李元会4人受到了相同的旨意，后来又加入了金镛元。于是，这12人便组成了“绅士游览团”。高宗要求他们详细考察并搜集“朝廷议论、局势形便、风俗人物、交聘通商”的相关情报，同时每个人都分配了不同的任务：

绅士游览团多数是30—40岁的青壮年官员，他们年富力强，乐于接受新事物，是朝鲜政府中的中坚力量。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是闵妃集团的人物，比如鱼允中、洪英植属于闵泳翊门下的“八学士”，朴定阳、严世永曾受命清除大院君党羽，闵种默更是闵氏族人。人员安排完毕后，受命考察的12名朝士在1881年4月23日（阴历三月二十五日）到达庆尚道东莱府，4天后郑秉夏带着高宗下赐的5万两银子作为盘缠交给游览绅士，并兑换成日币1366元。后来他们又联系日本人，并租赁了住友的轮船“安宁丸”，于5月7日（阴历四月十日）从东莱府釜山镇出发，秘密前往日本，开始了他们的日本考察之旅。整个“绅士游览团”共有12班60余人，游览团人员如下表：

此次考察团的名称是“东莱府暗行御史”，但由于这只是为避人耳目的幌子，一般不用这个称呼，而通称为“绅士游览团”。其得名于考察团随员尹致昊发表在1930年1月11日《东亚日报》上的回忆录中将其称为“十二绅士游览团”。1965年，韩国历史学家郑玉子发表了韩国国内学术界首个相关研究论文《绅士游览团考》，因此“绅士游览团”这一名称普遍化，并且韩国国史教科书也采用这一名称。其他称呼还有“朝士视察团”、“日本视察团”、“官绅视察团”、“日本游览朝士”等。

“绅士游览团”一行自1881年5月7日离开朝鲜釜山以后，途经对马岛、长崎、马关、大阪、神户、横滨，于5月27日抵达日本首都东京。一行在东京逗留74天，期间前往横滨、大阪等地出差考察。他们以私人旅行自处，拒绝住在公廨，而是住在民间旅馆。“绅士游览团”在考察期间，受到了日本朝野的欢迎，并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协助。当时日本驻釜山领事近藤真锄在游览团出发前的报告中写道：“此行将会成为朝鲜国开化之基础，希望能善待他们，采用手段使其大开眼界”。在1881年5月7日，即游览团启程那天，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就以“（朝鲜）开化党员五十名は日本漫游”为题进行报道，对游览团寄予期待；而在1881年5月20日《朝野新闻》的报导中，则留下“绅士游览团”中的思想开化的鱼允中与较为保守的沈相学之间争辩的一段逸闻，可见日本是将他们作为“开化党”来看待的。朝鲜考察官员赵准永也称：“日人朝议以臣等之来谓之修好益笃，预饬沿路勤于接待，且遣外务省属官迎接于中路，所过之地，地方官或来见于店社，或请邀而馈之。”当时为了给他们的视察作向导，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于6月初专程归国，与游览团同行，此外曾与朝鲜打过交道的外务省代书记官宫本小一和元老院书记官森山茂也负责接待游览团的任务。

在日本期间，“绅士游览团”成员会见了他们所负责考察部门的长官，以及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左大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右大臣岩仓具视、参议伊藤博文等日本政界巨头，同时又和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频繁接触。除了考察日本政府各部门以外，他们还对日本社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等方面的全方位观察。经过两个半月的考察，“绅士游览团”一行在1881年8月5日参加了日本外务省的饯别宴会，8月8日以后踏上归国之路。1881年8月27日（闰七月三日），除了鱼允中、金镛元前往中国考察以外，其他10名朝士乘坐日本商船“千岁丸”抵达釜山，返回了朝鲜，结束了日本考察之旅。部分随员如柳定秀、俞吉濬和尹致昊等则留学日本。《高宗实录》对此行记载道：“本年正月中，秘命赵准永、朴定阳、严世永、姜文馨、赵秉稷、闵种默、李宪永、沈相学、洪英植、鱼允中等，前往日本视察，而名称以东莱府暗行御史，故国史只书其复命。其复命也，各有闻见记献上，而烦不可录。”

在考察过程中，“绅士游览团”成员大多数都注意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的蒸蒸日上，主张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文物。比如李宪永说：“凡于厚生之方，富强之术，有可移者移之”，赵准永指出：“若其军制、枪炮、船机、农业诸法之可以固国裕民者，犹可以法”。闵种默亦向高宗说：“以中国之众且大，不无受损于洋人，则不可谓之强也；虽以日本之小，方务富强之术，不无张大，不可谓之弱也。”“绅士游览团”成员这些想法有一部分很快付诸实践。赵秉稷的随员安宗洙在日本向农学家津田仙学习农业，回国后写成《农政新编》一书；朝士金镛元在日本参观大阪造币局，学习“金银分析法”，还在造船所学习了航海技术，在釜石矿山学习了冶铁技术，1882年11月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的名为“器械图卒业证章”的技术资格证；孙鹏九最初想到东京大学学习西洋医学，因日语能力不足而没能入学，于是到品川玻璃工厂当实习工，学习了玻璃制造技术。不过，在肯定日本工商业和科学技术发达的同时，“绅士游览团”成员对于日本社会风俗的西化大多持批评态度，这是因为“绅士游览团”成员出身朝鲜王朝统治阶级而秉持的儒家观念和立场所致，反映出“绅士游览团”的局限性。比如他们对日本儒学的衰微表示忧虑，比如闵种默说：“明治以后，贮新书，其泰西之文，十居八九。馆无生徒，但四五游学之人时寓馆焉。或云要路之人行此举，不胜感慨。”严世永说：“置书籍馆于文庙内，中华、日本、西洋之书毕具，就读者日数百人。噫！古圣设学，岂或为杂种不经之书而始之也？”只有鱼允中在观察日本之后对儒学有所批判，他写道：“我邦素尚儒道，以沉潜柔懦为贤，无一人勇敢作气者。是可先变风俗，使之痛革前习而后可耳。……古人每以安贫为贤，真不是也。使人安贫而不务养生之具，何以保其口体？此儒学之所以不振也。”总的来看，“绅士游览团”成员在考察、认识日本的过程中还是以“东道西器”的理念为主，即维持传统体制和文化，输入先进科技，而没有上升到全面变革的层次。

“绅士游览团”最大的闪光点是其成员呈给国王高宗的各种报告。首先是受命考察日本各部门的朝士分别所撰的“视察记”，其次还有几位官员撰写了以“闻见事件”为题的报告，另外一些绅士和随行人员也留下了若干私人性质的游记，这些文献资料多达100余册，均用汉文写成。其中“视察记”主要是将当时日本官方文件的翻译而成，是对日本政府各部门沿革、职能和下属机构的简要概括；更有价值的是“闻见事件”和相关游记，这些文献更侧重于日常见闻的记载，而其中呈现了大量有关日本社会情况的细节描写。其中主要包括：

由于“绅士游览团”肩负着“详探彼中物情”的任务，所以其成员对当时日本社会各个层面情况无不考察入微，他们留下回国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以及见闻记录，对日本的政治制度、政府设置、国民经济、工业生产乃至日常生活都有十分详尽的记载，将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可以说细节化地呈现了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经过了10多年的近代化改革之后的面貌。

“绅士游览团”在朝鲜近代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这是朝鲜自主学习近代文明所迈开的第一步，表现了以高宗李熙为首的朝鲜高层“开化自强”的决心，朝鲜王朝通过“绅士游览团”这一支先遣队，接触了先进文物，极大开拓了视野，促进了朝鲜的进步；其次，在守旧势力强大的局面下，“绅士游览团”的访日增强了朝鲜国内的开化势力，为进一步实行开化政策铺平道路；再次，“绅士游览团”成员留下的大量报告和见闻录，这些资料广泛涉及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输入的西方近代文明，反映了当时部分朝鲜人的开化观和日本观，是朝鲜开化运动珍贵的文献，对于了解19世纪80年代初朝鲜通过日本输入近代文明的过程及其演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对日本而言，“绅士游览团”作为第一批以考察明治维新为目的的外国访问团，也是日本近代化之路一个重要的侧面见证。

但是，“绅士游览团”在日本3个月的活动只是接触了日本近代化的表面，并没有上升到对其本质的理性认识，其成员对许多新事物也持怀疑态度，因此“绅士游览团”的成员除了洪英植成为主张全面变革的开化党（急进开化派）以外，大多数人都是主张“东道西器”的稳健派。而且，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绅士游览团”的影响没有能够实际性地显现出来，他们的考察报告并没有成为朝鲜近代化改革的蓝本而广为传阅，而是直接被放进了奎章阁，成为尘封的历史档案。另外，“绅士游览团”成员大多只是记录下他们的访日见闻，而鲜少有他们对朝鲜未来具体的规划，因此这次考察活动没有给朝鲜指明前进的方向，朝鲜的近代化之路仍在摸索之中。“绅士游览团”的局限性同之前日本派往欧美的“岩仓使节团”相比非常明显。总的来说，“绅士游览团”虽然有各种局限性，但是一次“睁眼看世界”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活动，有利于朝鲜的近代化，在朝鲜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