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熙（1852年—1919年），即朝鲜高宗（조선 고종），朝鲜王朝第26代国王、大韩帝国开国皇帝（1864年—1907年在位）。初名载晃，字明夫，乳名命福；即位后改名为“熙”（正写为“㷩”），字圣临，号珠渊、诚轩。是朝鲜仁祖李倧的九世孙、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嫡次子。

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二十五日，李熙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贞善坊私第（兴宣君府，李熙即位后改称云岘宫），大名载晃，乳名命福，父亲是兴宣君李昰应（后为兴宣大院君），母亲是郡夫人闵氏（后为骊兴府大夫人）。还有一位庶兄李载先和嫡兄李载冕。

李命福本来只是王室的旁支，几乎没有继承王位的可能。从血缘上来说，他是朝鲜仁祖的九世孙；从宗法上来说，他是朝鲜肃宗的六世孙（他的祖父南延君李球被过继给英祖的孙子、延龄君的嗣孙恩信君李禛），和王室嫡系的关系已经很疏远了。由于前任国王——朝鲜哲宗李昪无嗣而薨，李命福便在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登上朝鲜王位。

朝鲜王朝自正祖李祘死后，王权旁落，朝政由外戚安东金氏把持，是为势道政治。李命福的生父李昰应生活在安东金氏的阴影下，过着怀才不遇的生活。李昰应原本就知道哲宗体弱多病，儿子又全部夭折，欲乘隙夺取王位，于是他极力装疯卖傻，一方面在安东金氏的高压下苟全性命，另一方面蒙骗了赵大妃等一干权贵，使他们认为李昰应是无能之人而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哲宗去世前夕，李昰应的活动更加频繁了。当时，赵大妃与哲宗时掌握朝政的安东金氏众臣金左根、金兴根等不和，李昰应就积极勾结赵大妃身边的宫女，对赵大妃多番献计，表示若任由金氏众臣拥立其它王族子孙为王，以承哲宗大统，不但让金氏众臣坐拥大权，而且翼宗（孝明世子）的世系也会因而断绝。但若以他的儿子为王，便可杜绝金氏掌权的野心。李昰应长期以来的夤缘终于收效，赵大妃为其所动。同治二年十二月初八日（1864年1月16日）卯时，哲宗薨逝。赵大妃收走国玺，于午时召见重臣于熙政堂，宣布立兴宣君第二子命福为新王，继承翼宗大统，派领议政金左根、都承旨闵致庠去兴宣君家接他入宫。当时李命福正在放纸鸢，听到宣旨时大为惊疑，接旨后，李昰应与其妻跪着抚摸李命福之手说：“从此不得执此手！”在乘辇入宫之时，李命福看见卫士驱逐百姓，便命令卫士不得驱逐百姓，允许百姓围观，一时欢声如雷。

李命福入宫后，并未立刻继位。他先被封为“翼成君”，十二月十二日行冠礼。十二月十三日（1864年1月21日），改名为熙（正写为“㷩”【其中的“己”是“已”】）。同日辰时，李熙穿上冕服，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是为高宗。就这样，本来与王位无缘的高宗李熙在生父李昰应的操纵和赵大妃的支持之下，登上了朝鲜王朝第26代国王的宝座。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九日，宗主国清朝所派使臣户部左侍郎皂保、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文谦（傅恒的玄孙）册封李熙为朝鲜国王。

主词条：大院君改革、舍门将军号事件、丙寅洋扰、辛未洋扰

高宗李熙即位时，只有12岁。由养母赵大妃垂帘听政；又封其生父李昰应为兴宣大院君，赞襄政务。同治五年（1866年），赵大妃撤帘，大院君遂独揽大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参见词条大院君改革），试图修补朝鲜封建王朝的大厦；又厉行闭关锁国路线和宗教迫害政策，掀起“丙寅邪狱”，屠杀大量天主教徒。此时朝鲜已经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危机，先后发生了美国、法国等国叩关的舍门将军号事件、丙寅洋扰、辛未洋扰，或被朝鲜击溃，或无果而终，更加坚定了大院君实行锁国政策的决心，他下令在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此外，大院君还拒绝接受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所递国书，事实上断绝了与日本的关系。高宗即位之初的朝鲜王朝，在大院君的铁腕政治和改弦更张下，似乎重现了生机。

高宗本人在父亲大院君掌权的状况下，形同傀儡，只能在一日三次的经筵中接受儒家教育。开设经筵的时间是早上7时至9时，中午11时至1时，下午2时至4时。在此期间，高宗宠幸了一个比他大近十岁的宫女——李顺娥，终日和她厮混，而他的王妃则是大院君给他安排好的姨母辈亲戚闵氏。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高宗和闵氏行嘉礼，闵氏即有名的明成皇后，通称闵妃。

作为一桩生父包办的政治婚姻，高宗起初冷落闵妃。同治七年（1868年），高宗和李顺娥生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即完和君李墡。但很快高宗又离开李顺娥，转而垂青闵妃，最终导致闵妃干政。

主词条：明成皇后、云扬号事件、江华条约、朝鲜策略、辛巳斥邪运动

闵妃在被冷落的三年时光里遍览宫中书籍，尤其是《左传》等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她被高宗宠幸以后，便逐步涉入政坛。由于子嗣问题，闵妃和大院君矛盾渐起。大院君为防止王妃权力膨胀的局面出现，有意立高宗的庶长子李墡为王世子。这使闵妃和大院君产生了根本的对立。闵妃先使高宗与自己牢牢站在同一阵线，又凝聚自己的娘家——骊兴闵氏的势力，逐渐形成外戚集团，同时纠合被大院君赶下台的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家族的力量，准备与大院君抗衡，推翻其政权，而大院君却对闵妃的实力估计不足。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五日，闵妃利用崔益铉批判大院君之上疏，鼓动高宗宣布“亲政”，发动宫廷政变，将大院君逼退并赶出京城。高宗一直站在闵妃一边，而他自己生性懦弱，对闵妃言听计从，所以实权由闵妃掌握。从此朝鲜王朝进入了名义上由国王高宗亲政，实际上为闵妃外戚集团统治的时代。

闵妃在夺权后不久就生下王子李坧（后来的纯宗）并很快立为世子，权势日益巩固。闵妃集团掌权后便着手将大院君时代的各种政策次第废除，同时也开始调整锁国政策，开始与日本接触。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日本所派军舰“云扬”号等3艘军舰与朝鲜江华岛、永宗岛之炮台交火，史称“云扬号事件”。此事引起了朝鲜全国上下的极大震惊和不安，朝中分成以闵奎镐等闵妃集团官员为首的主和派和金炳学等大院君派系官员为首的主战派，就这一事件争论不休。高宗和闵妃本来就倾向于开放国门，最终弹压了国内的示威者，采纳了主和派的意见，于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签订《江华条约》。条约中规定朝鲜开放港口以及日本在朝鲜享有的领事裁判权等，严重破坏了朝鲜的主权，是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前奏；同时使朝鲜打开了国门，一步步走上近代化道路。

高宗和闵妃的对外开放政策很快引发朝鲜国内强烈的反弹。早在《江华条约》签订前，就有崔益铉、张皓根等人率儒生在王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同日本谈判乃至缔约。随着朝鲜的逐渐开放，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事件——辛巳斥邪运动。光绪六年（1880年），礼曹参议金弘集作为修信使率团访问日本，商谈仁川开港、米谷禁运、修改关税等问题。他回国时，带回一本清朝驻日公使馆的官员黄遵宪所写的小册子，名为《朝鲜策略》。黄遵宪建议朝鲜同中国、日本和美国合作，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以阻遏沙皇俄国向南扩张，高宗对此深表赞同，并打算对内实施“开化政策”，对外同美国建交。然而，《朝鲜策略》在朝鲜一披露，就引发了朝鲜政界和学界的轩然大波。其中“耶苏、天主之学，犹吾教有朱、陆”一句，更是激怒了朝鲜的广大儒生，他们认为用基督教这类的“邪教”来类比儒教是对儒教的侮辱。于是，以李晚孙为首的300多名庆尚道儒生在光绪七年（1881年）上“万人疏”，借抨击黄遵宪、金宏集以抵制对外开放政策，宣称“和倭即和洋，和洋即拜跪犬羊也”。不久，各地的儒生纷纷上疏，高举“卫正斥邪”的旗帜，批判《朝鲜策略》及政府的对外开放政策。高宗对“辛巳斥邪运动”进行严厉镇压，李晚孙等十多名儒生被扣上“谤讪朝廷”的罪名而发配荒岛或边地，洪在鹤由于上疏言辞激烈而被判为“犯上不道”并斩首示众。

高宗镇压上疏儒生引发了儒林对政府的极大不满，而蛰伏待机的大院君正欲利用此机会兴风作浪。大院君的党羽早已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在景福宫纵火，迫使高宗将王宫搬回昌德宫；同年十一月，他们又送去炸弹炸死了闵妃之兄闵升镐及闵妃之母李氏。辛巳斥邪运动被镇压后的光绪七年（1881年）八月，大院君亲信安骥泳等企图发动政变，废黜高宗，另立大院君庶长子李载先为新王。其计划后被泄露，安骥泳等人被逮捕并被凌迟处斩，李载先在流放途中被赐死。不过大院君本人未受影响。

但是，对外开放毕竟是时代潮流，儒生的反对意见也无法扭转历史变革的车轮了。高宗于光绪七年（1881年）派“绅士游览团”去日本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与此同时，应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参议金允植率领的60名朝鲜青年访问中国，主要是研习制造和操作新式武器的技艺。同年还模仿清朝总理衙门，设立“统理机务衙门”，落实各项“开化政策”；又创设新军别技军，由日本教官堀本礼造负责训练。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隐士之国正式对西方打开了国门。条约签订后，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法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接踵而来，与朝鲜签订了类似条约，至此，朝鲜的门户全面开放。

主词条：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朝俄密约事件、巨文岛事件、防谷令事件

朝鲜开港以后，进入一个空前复杂动荡的时期，乱局首先自内而起。闵妃集团掌权后非常腐败，史书记载当时的朝鲜宫廷“每夜曲宴淫戏、保佑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因此“大院君之多年蓄积充溢丰富之各库，一扫而空”。朝鲜国库积蓄荡尽，无饷米供养军队，五营军饷短缺13月，不少军人无法度日。而由日本教官训练的新军——别技军则装备精良，待遇优厚，引起旧五营军人的不满和怨恨。光绪八年（1882年）春季，朝鲜发生大旱，又有“马入宫中”的凶兆发生，京城内人心惶惶，传说该年将有兵灾。该年六月九日（阳历7月23日），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饷米的汉城五营士兵积怨爆发，同市民一起发动暴动，是为“壬午兵变”。大院君利用这次兵变重掌政权，闵妃逃出宫廷，闵妃集团要员闵谦镐、李最应、金辅铉、闵昌植被杀，日本驻朝公使馆遭到围攻，公使花房义质等逃到日本。七月，宗主国清朝出兵干涉，逮捕大院君到中国接受审讯，镇压了兵变，并同朝鲜缔结《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在仁川、元山、釜山等地设立租界，确立清朝在朝鲜半岛的优势地位；日本亦出兵问罪，迫使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不仅得到朝鲜的赔款、谢罪，还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军权。闵妃则从忠州回到宫廷，与其外戚继续把持朝政。

壬午兵变被平定后，高宗痛心疾首，向臣民下达“罪己纶音”，深刻反省自己的种种过失，宣布他将“洗心涤虑，惩前毖后，政令之从前不便于民者，悉令除之，择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讲究实效，思与一国更始”。因此，壬午兵变可以说是朝鲜一个全新的开始，至此以后，大院君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势力基本被肃清，在高宗“一国更始”的倡导下，朝鲜社会中开始形成开化和改革的氛围，全面启动了近代化之路。然而，在围绕近代化的路径上，朝鲜分成两派，一派是走中国洋务运动路线的“事大党”，闵妃集团和所谓“稳健开化派”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等属于其中，另一派则是走日本明治维新路线的“开化党”，由年轻官僚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急进开化派”构成。在事大党的主导下，朝鲜继续展开渐进式的改革，设立内衙门（先后名为统理内务衙门、统理军国事务衙门、内务府）、外衙门（先后名为统理衙门、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开化党人受到压制，急欲从闵妃集团手中夺权，并驱逐清朝在朝鲜的势力，遂勾结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于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发动“甲申政变”，杀事大党大臣六人（闵台镐、赵宁夏、闵泳穆、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另有闵泳翊被砍成重伤），挟高宗发布开化政纲。闵妃及事大党向驻朝清军求援，袁世凯指挥驻朝清军于十月十九日平息政变，开化党人或死或逃。事后朝鲜与日本缔结《汉城条约》，清朝与日本缔结《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中日在朝鲜半岛对峙的格局。

甲申政变之后，朝鲜与清朝的矛盾又起。当时，清政府眼见英亡缅甸，法并越南，日吞琉球，中国的藩属国惟独朝鲜尚存，亦有俄国、日本虎视眈眈，再加上朝鲜战略位置重要，为东北、华北之屏障，所以决定力保这一最后的属邦，加强了对朝鲜内政、外交的控制。清朝派遣袁世凯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头衔坐镇朝鲜，干涉朝鲜外交、通商等事务，俨然监国大臣。这引起了高宗和闵妃的不满，他们接受德国籍顾问穆麟德的“联俄拒清”方针，酿成朝俄密约事件。清朝不得不罢斥穆麟德，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放回兴宣大院君以牵制闵妃。

当时朝鲜半岛局势十分复杂，清朝虽然是朝鲜的宗主国，但是日本、英国、俄国、美国的势力不同程度地渗透朝鲜半岛，先后发生了巨文岛事件、两次朝俄密约事件、派使西国之争、防谷令事件等国际争端，对清朝的宗主国地位构成严重威胁。针对这些状况，清廷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台了所谓朝鲜“整顿事宜六条”：1、精练水陆各军；2、东三省兴铁路；3、该国税司由中国委派；4、该国派使应守属国体制；5、阻止该国借外债；6、匡正该国纰政，但慈禧太后表示除了练兵与兴铁路外都是空言，要求再议。清廷驻朝官员袁世凯不遗余力地贯彻清廷的对朝干涉政策，与朝鲜王室的矛盾因而日益加剧，以致发生了袁世凯密谋废黜高宗、另立大院君之孙李埈镕为国王的事件。

主词条：甲午农民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更张、乙未事变

甲申政变以后10年间，朝鲜表面上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而内部却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正在加速溃烂之中。这一时期，改革事业空有其名而停滞不前，以高宗和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者更加贪图享乐，醉生梦死，卖官鬻爵，官场贿赂公行，尔虞我诈，科举考试完全沦为了两班贵族的交易场所。儒生学士接连上疏痛陈朝政之紊乱，而高宗与闵妃共阅奏章，“见有鲠辞，则动以逆贼目之而加罪”，李建昌、权凤熙、安孝济、朴始淳、张炳翊等上书言事者均被严刑窜配。朝鲜商人不堪日本等国的经济侵略，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行“撤栈”罢市斗争，反对日本商人进入京城，但未能如愿。而被政府严禁的宗教组织东学道更是接二连三地举行示威活动，甚至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光化门“伏阁上诉”，在汉城到处张贴赶走外国人的标语，导致“在汉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携刀昼行，尤骚讹”的状况。东学道又在报恩郡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最后被朝鲜政府以软硬皆施的方式镇压下去。朝鲜的社会矛盾犹如干柴一般不断累积，终于引发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东学党起义（甲午农民战争），而窥伺朝鲜已久的日本也由此获得了控制朝鲜的大好良机。

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十日，朝鲜全罗道古阜郡发生了反对郡守赵秉甲暴政的民乱，进而发展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由东学道领袖全琫准领导，他们多次打败官军，迅速席卷了朝鲜南部三道，甚至攻占了朝鲜王室的老家——全州。高宗急忙向清朝借兵。不久，朝鲜政府与起义军议和，达成了全州和议，而日本亦不请自来，与驻朝清军形成对峙。六月二十一日，日军突袭汉城景福宫，挟持高宗及闵妃，抬出大院君组建新政府。新政府停用光绪年号，改以开国纪元，宣布废除与清朝签订的一切条约，朝鲜将依赖日军将清军逐出朝鲜领土。六月二十三日（阳历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朝鲜丰岛海面的清军运兵船，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八月十六日，日军在平壤之战中大败清军，迫使清军退出朝鲜半岛。随后东学党再次起兵抗日，日军同朝鲜官军联手镇压了东学党起义。在清军退出朝鲜前，无论是大院君还是高宗、闵妃，都暗中寄希望于清军获胜，高宗在日军占领景福宫后就派闵商镐去天津求援，同时指示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将求援密电转达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平壤失守后，大院君和高宗等人给闵丙奭写的要求他协助清军的密信都被日军缴获，导致高宗处境更加被动。

与此同时，朝鲜亲日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措施，史称“甲午更张”。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十月，井上馨出任日本驻朝公使，他向朝鲜政府公开了日军在平壤缴获的密信，大院君被迫下野，高宗和闵妃也受到敲打，不得不对私通清军表示悔意。随后井上馨又出笼了《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以“协助改革”的幌子来加紧对朝鲜的控制，还将曾参与甲申政变的亲日分子朴泳孝、徐光范安插进政府中，导入内阁制以进一步限制王室的权力。开国五百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895年1月7日），高宗在井上馨的压力下誓告宗庙，宣布《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正式宣告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的终结。而其余诸条则大部分都是对君权的限制。十二月十七日，高宗的称号由“国王殿下”晋升为“大君主陛下”，王妃改称“王后”，王大妃改称“王太后”，王世子改称“王太子”。尽管称谓规格提高了，但高宗的权力已经被日本人及朝鲜亲日政府削弱。

甲午战争后，高宗和闵妃对中国彻底失去了依附的信心，他们看到日本在俄国的干涉下被迫将辽东交还给中国，又对俄国产生了幻想。为了夺回权力，高宗和闵妃开始“引俄拒日”。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闰五月，朝鲜政府以策划暗杀闵妃为由下令逮捕内部大臣朴泳孝，朴泳孝被迫亡命日本，亲日政府亦随之解散，失势一年的闵妃得以重掌大权。随着闵妃日益亲俄，日本方面开始策划谋杀闵妃。开国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1895年10月8日）拂晓，新任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策划日本士兵、浪人挟持大院君冲入景福宫，在乾清宫乱刀砍死了闵妃，并浇上煤油点火焚尸，而后将骨灰抛撒于池塘中。于是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府重新成立，将高宗软禁起来并逼迫他下诏废闵妃为庶人，史称“乙未事变”。

主词条：俄馆播迁、大韩帝国、独立协会、光武改革

乙未事变的真相暴露以后，引起了朝鲜人民的无比愤慨，反日情绪陡然升级。特别是金弘集亲日内阁宣布实行太阳历，并建年号为“建阳”，同时还宣布了“断发令”，要求朝鲜人民断发易服，这一连串的改革措施表面上是推行近代化，实际上却被朝鲜人民普遍认为是日本指使下的同化政策，因此极大地刺激了朝鲜人的民族感情，甲午更张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如火山般喷发出来，人们高举“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的口号，掀起了第一次义兵运动（乙未义兵）。日本人在朝鲜逐渐站不住脚，而金弘集内阁亦是摇摇欲坠。亲俄派李范晋、李完用等人利用混乱的局势浑水摸鱼，收买宫女和宦官对高宗加以劝诱，高宗遂于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清晨和王太子乘坐宫女轿子偷偷逃出被日本人控制的景福宫，来到贞洞俄国驻朝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高宗下令将亲日内阁成员全部免职，并将其中5人定为“逆贼”。逆贼五大臣中总理大臣金弘集、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被巡检处死，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法部大臣张博逃亡日本。至此，朝鲜亲日政府垮台，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有所下降，俄国及朝鲜亲俄派的势力膨胀。此后日本与俄国先后签署了小村-韦贝协定、山县-罗巴洛夫协定、西-罗仙协定，协调两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和各种利益，日俄在朝势力达到相对平衡状态。这为后来高宗称帝创造了条件。

建阳二年（1897年）2月20日，高宗搬出俄国公使馆，不过没回景福宫，而是迁到贞洞庆运宫（今德寿宫），这是因为贞洞为各国使馆所在地，而高宗害怕再度发生类似“乙未事变”的事件，遂迁到庆运宫以寻求各国保护。高宗还宫后，亲俄派势力有所萎缩，而先前掣肘高宗的势力如兴宣大院君、闵妃、日本人亦消亡或削弱，所以此时的高宗终于摆脱了傀儡的地位，获得了实权。高宗决定采用“皇帝”之尊号，与中日两国分庭抗礼。建阳二年（1897年）8月16日，高宗下诏改元“光武”。光武元年（1897年）10月12日，高宗李熙穿上12章衮冕，在圜丘坛祭天并即皇帝位，册封王后闵氏为皇后（谥号为“明成皇后”），王太子李坧为皇太子。次日颁诏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沿袭中国明朝的典章制度。高宗遂成为朝鲜半岛历史第一个正式称帝的君主。

随着大韩帝国的建立，韩国（本词条中，1897年—1910年称“韩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重新改组。高宗废除了甲午更张时期引入的责任内阁制，恢复了议政府制度，着手恢复君主专制体制。高宗虽然重用沈舜泽、金炳始、尹容善、赵秉世这些元老大臣，但却对他们敬而远之，只奉尊位，不予实权。高宗倚靠的是当时以资本主义列强为背景的各种政治派别，包括赵秉式、闵种默为首的亲俄派，李址镕、俞箕焕为首的亲日派，闵商镐、闵泳焕为首的亲美派，另外还有李容翊、李根泽等人所组成的君王近侧派，君王近侧派里面也有李容翊和李根泽的对立。高宗利用这些派别对内相互牵制，以强化自己的专制皇权；对外让他们与不同国家打交道，以平衡各国（尤其是日俄）在韩势力，避免独大一方以威胁大韩帝国的独立地位。

随着韩国的近代化不断深入，涌现了“独立协会”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团体，他们举行“万民共同会”这样的大规模群众集会，要求对内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富强，对外不依靠外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独立协会自然引起了高宗及守旧大臣的反感，光武二年（1898年）12月，高宗出动军队解散了独立协会的集会，同时宣布取缔独立协会，独立协会领导人李承晚等被捕下狱。朝鲜半岛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民主政治的道路就这样被高宗关闭了。随后，大韩帝国又于光武三年（1899年）8月17日出台了所谓《大韩国国制》，明确规定了韩国实行“专制政治”“无限君权”。高宗的权力至此达到顶峰。高宗也并非不改革，他称帝后实行了“光武改革”，在经济和军事上推进近代化并取得一定成效，但这一切都是维护专制制度为根本前提的，也就是所谓的“旧本新参”路线（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事物）。

高宗称帝以后到日俄战争爆发的数年时间，朝鲜半岛又一次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此时韩国社会虽然没有出现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建阳元年（1896年）的大混乱，但仍动荡不安。东学党的部分残余以“英学党”的名义在全罗道一代不断举行农民暴动，光武二年（1898年）济州岛又爆发了“南学党”领导的房星七之乱，活跃于南部的“活贫党”也不断进行“劫富济贫”的活动，令韩国政府十分头疼。光武二年（1898年）9月又发生“茶毒事件”，亲俄派官员金鸿陆指使厨师孔洪植等人在高宗的咖啡中下毒，但没有成功，金鸿陆被处死；而亡命日本的朴泳孝、俞吉濬等亲日派也蠢蠢欲动，多次图谋潜回国内，发动政变废黜高宗，因此在日亡命的政治犯也是当时高宗面临的一个难题。除了韩国内部的暗潮涌动，外部日俄等国虽然暂时没有对韩国直接进行内政干涉，但却加紧了经济侵略，比如在马山浦租借权上的竞争、对韩借款竞争、铁路敷设权的竞争及俄国强占龙岩浦事件等，在日俄角逐的情况下，高宗通过到处周旋来维持国运。然而，这种不靠自立自强而依靠外力来维持国家独立的政策虽然短期有效，却注定撑不了多久。朴殷植对高宗的政策批评道：“不以厚我民力为自强之图，徒以庆运宫在各国使馆之侧为太平之基，竭吾国财谄事外人，朝秦暮楚，择强而交，实依赖以苟安，其能久乎？”终于，随着日俄矛盾的激化，两国终于爆发战争，而新生的大韩帝国也被迫卷入了日俄的争夺中，并走上殖民地的道路。

主词条：日俄战争、乙巳条约、义兵运动、海牙密使事件

光武八年（1904年）2月10日，日本对俄国宣战，日俄战争爆发，原本宣布中立的大韩帝国被迫签订《日韩议定书》，协助日本作战。至此，高宗第二次沦为了日本的傀儡。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又强迫韩国签署《日韩新协约》（第一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雇用日本财政和外交顾问、与外国缔结条约前要与日本协商等等。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日本特使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强迫大韩帝国缔结《乙巳条约》，韩国失去外交权，变成日本的保护国。赞成缔约的学部大臣李完用、军部大臣李根泽、内部大臣李址镕、外部大臣朴齐纯、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被韩国人民骂为“乙巳五贼”。韩国各阶层人民一致要求“废除保护协约”“驱逐倭寇、诛灭五贼”，闵泳焕、赵秉世等有民族气节的大臣殉国，在全韩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和第二次反日义兵运动。日本政府根据《乙巳条约》，撤销驻韩公使职务，成立了统治韩国的新机关——韩国统监府，伊藤博文为第一任统监。

高宗并不甘心做日本人的傀儡，《乙巳条约》签订7天后，高宗就呼吁德国向日本提出抗议。此后，他先后给美、德、法、俄、英等多国元首写密信控诉日本，呼吁救援韩国，但都未得到理睬（参见“为政举措-外交”部分）。光武十年（1906年）1月，高宗命近臣将自己的声明秘密转交英国记者斯托里（Douglas Story），高宗称自己从未批准缔结《乙巳条约》，没有放弃外交权，也未同意日本统监常驻韩国，所谓“保护权”系日本单方面宣布的，不能成立，呼吁列强进行干预，共同保护韩国的独立。该声明不仅在英国媒体上公开，也被光武十一年（1907年）1月16日的《大韩每日申报》转载，引发日本方面的恐慌，以致在《官报》上辟谣称该声明并非出自高宗。同时，高宗也通过秘密援助国内义兵运动的方式来争取国家独立，韩国统监伊藤博文曾说：“（我）熟知宫中与暴徒（指抗日义兵）之间的关系，现有宫中供给暴徒资金的证据。不仅宫中与暴徒之间互相进行秘密联络，而且宫中与上海、浦潮（即海参崴）地方的韩人之间也互有密使与密电的来往”。为了限制高宗的抗日活动，日本人以“改革”为借口，打着“宫府分离”的幌子，让日本警务顾问攫取了庆运宫的警卫指挥权，同年7月，根据伊藤博文“肃清宫禁”的要求，实行“门鉴”制度，无统监府颁发的门票者不得进宫，使高宗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尽管如此，高宗仍采取秘外交途径，争取恢复主权。光武十一年（1907年），荷兰海牙召开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高宗秘遣李相卨、李儁、李玮钟三人带着高宗的亲笔信和参加会议的委任状前往海牙，控诉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呼吁各国声援韩国，宣布《乙巳条约》无效，这就是海牙密使事件。伊藤博文早就想废掉高宗，海牙密使事件正好给了他机会，于是他开始追究高宗违反保护条约的责任。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3日，伊藤进宫声色俱厉地对高宗说：“陛下与其以如此阴险手段蹂躏日本的保护权，不如对日本发布堂堂宣战文告更便捷”，“陛下若想抵抗日本，不必秘密进行，大可以公开干”。伊藤还唆使韩国卖国组织“一进会”开展要求高宗退位的活动。在伊藤的嗾使和恫吓之下，李完用内阁于7月7日至18日举行3次御前会议。会上农商工部大臣、一进会头目宋秉畯对高宗进行威胁说：“今为陛下着想，只有两计：一则陛下亲赴日本，向其（天皇）谢罪，二则陛下出大汉门，亲迎长谷川司令官，向其谢罪，不然开战败后将如何受辱，难以设想。”7月17日，李完用等七大臣逼迫高宗退位，高宗忍无可忍，拍案怒斥道：“卿等欲将朕卖与统监乎！”同日，日本外相林董抵达汉城，和总理大臣李完用一起逼高宗退位，高宗则坚称自己与海牙密使事件无关，拒绝退位，双方僵持不下。高宗被逼无奈，于7月18日宣布“军国大事令皇太子代理”，日本人却诡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19日，日军在汉城南山倭城台正对着庆运宫驾设6门大炮，并派日军包围庆运宫，强行将皇太子代理陈贺仪式变为禅让仪式。7月20日上午10时，在日本兵严密看护下，庆运宫中和殿举行禅位仪式。这个禅让仪式乃是以所谓“权停例”举行，高宗和太子都没有出席仪式，而是以宦官作为替身代行，而且匆忙结束，过程“至极简略”。翌日，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按照伊藤博文的请求，以天皇的名义致电庆贺新帝即位，并迫不及待公布于世界，致使高宗的退位变成既成事实。

高宗虽然被逼退位，但是内心非常不满，在退位后的一段时间怀着强烈的复辟的念头，企图依靠宫内府大臣朴泳孝等人的力量夺回皇位。高宗自始至终没有说出“退位”二字，而是以“代理”的名义让纯宗接管政务，却被日本人曲解为“退位”而公之于众。当时来韩处理高宗退位事件的日本外相林董称高宗在退位诏书中使用“皇太子代理”的语句，意在“为了日后再次恢复君权而留下回旋余地”。日本迅速采取措施，逮捕朴泳孝等人，高宗也被日本控制，其复辟之望因而断绝。尽管如此，在7月21日李完用等大臣打算尊高宗为“太上皇帝”时，遭到高宗坚决拒绝，不得已去掉“上”字，称“太皇帝”。8月27日，皇太子李坧正式即位，改元隆熙，是为朝鲜王朝最后一位君主——纯宗。

高宗退位还引发了韩国国内的骚动。据伊藤博文的报告称，高宗让位时“京城之人心更为躁动，特别是侍卫队（近卫队）甚为激昂，同日（7月19日）他们筹划夜半闯入宫中，杀害在宫中的各国务大臣，其形势极为不稳”。7月18日，汉城市民2000余人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反对高宗退位。“大韩自强会”“同友会”等爱国团体也在汉城街头到处发表演说，痛斥日本的侵略罪行。人民砸烂了“一进会”的机关报《国民新闻》社，破坏了该社的建筑与印刷机。次日，数千人坐在庆运宫大汉门外，高呼“皇帝陛下不要退位！”“斩杀卖国叛逆！”他们与日本军警发生冲突，双方伤亡数人，不少韩国军人也加入了汉城钟路的集会，并用手中的武器抗击前来镇压的日本警察。这一天，群众捣毁了钟路派出所，焚毁李完用的住宅。日本“已排置机关炮四门，又以车载弹药，如赴战场，韩民遂不敢动”。由高宗退位引发的一场骚动便平息下去了。

高宗被迫退位后，被日军监视居住于庆运宫（不久改称德寿宫）内。日本在高宗退位4天后就强迫韩国签订了《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解散了大韩帝国军。高宗的儿子英亲王李垠被伊藤博文带到日本接受教育。隆熙四年（1910年）8月22日，日本强迫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灭亡，沦为被称作“朝鲜”的日本殖民地。韩国皇室降为朝鲜王公族，待遇比照日本皇族，其中高宗的封号降为“德寿宫李太王殿下”。高宗常常夜不能寐，在深夜里追忆不堪回首的政治生涯，短叹长嗟直至清晨日出。据高宗晚年宠幸的三祝堂尚宫金氏（金玉基）和德惠翁主乳母的回忆，高宗那时候“本来晚上睡觉就不好，自从被日帝强迫退位以后，失眠越发厉害，要到清晨听到喜鹊叫声才能勉强入睡”。

大正六年（1917年），李王职（日本设立的管理韩国皇室的机构）赞侍尹德荣要求高宗亲赴日本朝觐大正天皇，最后高宗以纯宗代行的方式推却日本之行。翌年1月，在日本“留学”十年的李垠回到朝鲜，日本打算将日本皇室之女嫁给李垠，以便长久控制朝鲜王族。为此，日本驻朝总督长谷川好道与尹德荣亲自找高宗说媒，要求同意李垠娶日本梨本宫亲王之女方子为妻，不料却被高宗以李垠12岁时就与韩国旧臣闵泳敦之女闵甲完订婚为由而拒绝。后经多次威逼，才同意他们的婚姻。由于这是皇族与“王公族”之间的联姻，还需要修改《皇室典范》等程序，所以婚礼并未立刻举行，而是预定于大正八年（1919年）1月25日在东京举行。当年1月13日，总督长谷川好道辞别高宗和纯宗，随后赴东京参加李垠婚礼。

大正八年（1919年）1月21日凌晨6时35分，高宗在德寿宫咸宁殿突然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参见“人物争议-死因争议”部分）。高宗去世时，日本殖民当局只发布号外，称李太王病重，但死讯已经泄漏于世，大街小巷议论纷纷。1月23日，日本殖民当局见无法隐瞒，便正式在《朝鲜总督府官报》上发布了高宗死于脑溢血的消息，死亡时间修改为1月22日，以便自圆其说。大正八年（1919年）3月1日，在为去世的高宗举行国葬的时候，朝鲜人民借悼念这位一生经历坎坷的君王的机会，在各地聚集游行，要求朝鲜独立，是为“三一运动”，是朝鲜半岛近代独立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高宗死后，按朝鲜王朝旧例，应上庙号、谥号，日本宫内省对此面有难色。朝鲜总督府认为如果强行拒绝，不仅会激化朝鲜民众的抗日意识，还会将多数朝鲜贵族推向日本对立面，因此最终日本决定不承认高宗的庙号、谥号，但允许李王职以“李王家之私仪”的名义上庙号、谥号。李王职为他选定的庙号共有3个：高宗、神宗、敬宗，最后定为高宗，谥号则为定为“文宪武章仁翼贞孝大王”。不久后，朝鲜方面有人提议高宗称皇帝，在谥号末加一个“太”字，日本也同样视为“李王家之私仪”而予以事实上的默认。最后庙号、尊号和谥号合称为“高宗统天隆运肇极敦伦正圣光义明功大德尧峻舜徽禹谟汤敬应命立纪至化神烈巍勋洪业启基宣历乾行坤定英毅弘休寿康文宪武章仁翼贞孝太皇帝”。

本标题只列举光武元年（1897年）至光武九年（1905年）高宗亲自主导的举措。在大院君、闵妃及日俄等势力影响或干预下的举措则不列入。

大韩帝国时期，高宗拒绝了独立协会所主张的议会政治道路，并以武力镇压了独立协会运动。光武三年（1899年）6月，高宗设置校正所（不久改称法规校正所）。8月17日，法规校正所呈上《大韩国国制》，高宗予以批准，8月22日正式刊登于《官报》上，强调“大韩帝国之政治为由前则五百年传来、由后则亘万世不变之专制政治”“大韩国大皇帝享有无限之君权”。该“国制”就是大韩帝国的宪法。

高宗在俄馆播迁期间废除了甲午更张中所确立的内阁制，恢复了议政府，但官制改为议政大臣、参政大臣、七部大臣（内、外、度支、军、学、法、农商工）、赞政和参赞组成。不过议政虽名为首相，实际上只是用于优待元老大臣，并无实权，且常被虚置，这是出于高宗强化皇权的目的起见。另一方面，高宗也像闵妃干政期间那样，倚重的不是朝廷重臣，而是李容翊、李根泽等亲信及以“别入侍“的身份参预机务的中下级官员，从而避免受制于权臣。

光武六年（1902年）5月6日，高宗下诏定平壤为陪都，称西京。并命闵泳喆负责营建行宫，称丰庆宫。据说高宗的真实目的是打算在发生政变或日俄战争爆发时迁都平壤，但未能如愿。

光武年间，高宗在经济上实施了一系列“殖产兴业”的政策。大韩帝国政府鼓励工商业，因而韩国的民族资本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取得了比较快的发展。以纺织业为例，光武年间先后建立了大朝鲜苎麻制丝会社（1897年）、织造劝业场（1898年）、郑肯朝织造会社（1900年）、李仁荣织造所（1900年）、李仁基织造所（1900年）、艺洞织造缎布株式会社（1900年）、钟路织造社（1900年）、南竹洞组织所（1900年）、汉城制织会社（1901年）、中谷染织工所（1902年）等企业。在海运业方面，先后创办了大韩协同邮船会社（1900年）、仁川邮船会社（1900年）、仁汉轮船株式会社（1900年）等企业；在陆运业方面，创建了利运社（1899年）、通运社（1900年）、京釜铁道役夫会社（1901年）等企业。大韩帝国还在铁路、矿山、电气等方面招商引资，不仅吸收先进技术，也作为维持各方均势的手段。

高宗还进行财政改革，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宫内府权力扩张。甲午更张时期，实行财政一元化管理，统归度支部；光武改革时期，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宫内府的权力极度膨胀，包揽了大韩帝国的财政税收及新兴产业，从而与度支部分庭抗礼。光武年间，宫内府陆续增设了西北铁道局（管理京义、京元铁路）、铁道院（管理京仁、京釜铁路）、矿学局（管理矿山）、绥民院（管理出入境）、平式院（管理度量衡）、通信司（管理邮政通讯）、警卫院（管理警务）等附属机构，只要有管理相关产业的需要，宫内府立即越过政府据为己有，可以明显看出宫内府对大韩帝国经济社会的经营管理权膨胀之状。宫内府中最重要的机构是内藏院，原本该机构是管理皇室内帑，到光武年间对国家经济财政的管理职能及其管辖领域扩大，“凡国课、正供以外杂税皆属之，财与度支埒”，此外内藏院还负责经营红参贸易、铸造白铜货、管理水利、矿山等业务。内藏院卿长期由深得高宗信任的李容翊担任，还曾兼任宫内府及度支部多个要职，可以说他在日俄战争前垄断管理了大韩帝国的全盘财务，是韩国皇室的大管家。宫内府及内藏院权力膨胀，一方面表现出高宗的私心，增加了苛捐杂税，另一方面也确实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

此外大韩帝国还引入了近代预算会计制度，从光武四年（1900年）开始公布国家预算，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方面，在政府资金参与下兴办了大韩天一银行（1899年）、汉城银行（1903年）等民间银行。光武五年（1901年）2月，高宗发布敕令第4号，公布《货币条例》，实行金本位制，开始筹划发行货币。大韩帝国为了抵制当时日本的经济侵略，于1903年3月设立中央银行，以沈相薰和李容翊为正副总裁，计划全面开发韩国金融，但因日俄战争的爆发而中断。

高宗还实施国土开发政策，主要包括铁路建设、城市建设和“光武量田”等方面。建阳元年（1896年）7月，朝鲜政府发布了六条“铁道规则”，决定在国内兴建标准轨距铁路。铁路敷设成为日俄等列强在朝鲜半岛竞争的重点，日本很快就夺取了京仁线、京釜线两条铁路的敷设权，法国亦取得了京义线铁路的敷设权。但大韩帝国政府于光武三年（1899年）收回了京义线的权利，成立西北铁道局进行修筑与管理，这条铁路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一直为日俄所垂涎，但韩国拒绝让出，直到日俄战争爆发后才被日本夺取。此外大韩帝国在全国进行铁路调查，英国顾问柏卓安在光武二年（1898年）8月制订方案，规划了京元线、湖南线等4条铁路构成的朝鲜半岛铁路网。

城市建设上，主要是展开对首都汉城的改造工程，大韩帝国起用朴定阳、李商在、李采渊等留美人员参与汉城市政建设，并与美国企业合作，于光武二年（1898年）成立汉城电气会社，由汉城府判尹李采渊任社长。汉城的改造也是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模板，在市中心设置元标，增修和拓宽道路，光武三年（1899年）开始在市内运行电车，并安装了路灯，光武七年（1903年）又进行汉城的自来水和下水道建设，此外还在汉城兴建公园、剧场等设施，从而在日俄战争前初步完成了汉城的电气化和现代化。

高宗的另一个国土开发的重大举措则是“光武量田”，光武二年（1898年）设置量地衙门，开始在美国人的协助下丈量全国土地，光武五年（1901年）10月设地契衙门，光武六年（1902年）3月将量地衙门合并入地契衙门中，在推进量田事业的同时根据量田之成果作成“量案”，又根据“量案”对土地所有者发给“地契”。“地契”的立案制度发展成为现代产权制度，因此是近代化的重要体现。日俄战争以后，“光武量田”事业被迫中止。

光武三年（1899年），高宗开设“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元帅，分为军务、检查、记录、会计四局。此举将军权牢牢掌握在高宗一人手中，乃是适应政治上强化君主专制的需要。

高宗积极改革军制，着手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军队，在中央设亲卫队和侍卫队，在地方设镇卫队（参见词条大韩帝国军）。

高宗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情况，有意振兴儒学。他将儒教定为大韩帝国国教，并将乙未事变前后的动乱归咎于儒教衰落，自居韩国的“儒教宗主”，鼓励儒学研究。同时在成均馆设立招贤堂，聘请“宿学隐沦之士”鉴评政务，以振儒风。

高宗颁布了大量近代学校教育规则，如《医学校官制》《中学校官制》《商工学校官制》《外国语学校规则》《中学校规则》《矿物学校官制》《邮务学徒规则》和《电务学徒规则》等。在大韩帝国政府的支持下，直至光武卅年（1899年），成立了10间汉城国立小学、6间外语学校、1间医科学校、1间师范学校及62间地方国立小学，同时也对外派出留学生。从新设学校名称来看，大韩帝国重点发展的是职业学校，培养适应经济社会改革的技术人才。而灌输近代文明、培养更高层次人才的综合性大学则未在考虑之列。大韩帝国政府在教育开支上严重不足，常年保持在财政支出预算的2%左右，与连年增长的军费开支形成鲜明对照。

高宗建立的大韩帝国在日俄两强之间的夹缝中生存，推行旨在实现朝鲜半岛中立化的外交政策，希望在列强的保障下使韩国像瑞士一样成为永久中立国。高宗在建阳元年（1896年）俄馆播迁后摆脱日本控制，光武二年（1898年）又让俄国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撤回，并试图依靠美国来谋求韩国中立化的目标。美国驻韩公使霍勒斯·艾伦（安连）曾提到：“皇帝常常会见我，他国官员越是向他施加威胁，他就越是向我们美国人靠拢。”光武三年（1899年）美籍宫内府顾问李仙得（李善得）死后，高宗继续聘用美国人山岛接任，山岛也积极推动韩国中立化。同时，高宗也多次与艾伦谈论朝鲜半岛中立化问题，但由于美国政府对朝鲜半岛没兴趣，指示山岛和安连拒绝或回避高宗请求美国帮助韩国实现中立的请求。光武四年（1900年），高宗派近臣赵秉式为驻日公使，向日本试探韩国中立化问题，日本倾向日韩攻守同盟，故对韩国中立化也反应冷淡，提出需要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并用以创建5万人常备军才可考虑。俄国虽然倾向于韩国中立化，但对于韩国事先找日本商量且谈到借款和军队问题，引起俄国不满。故高宗的第一次中立外交计划流产。

光武五年（1901年），第二次韩国中立化计划开始酝酿。当时因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引发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俄国趁机占领中国东北，并希望通过韩国中立化来遏制日本，确保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控制，于是在当年1月向日本提出了韩国中立化方案。日本识破了俄国的意图，表示在俄军撤出满洲前不会同意韩国中立化，随后日俄开始交涉“满韩”问题。风声传入韩国，高宗派外部大臣朴齐纯访问日本，探听日本的对韩政策，结果了解到日本依然坚持日韩攻守同盟优先，反对韩国中立化，于是再次作罢。

光武七年（1903年），日俄谈判濒临破裂，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上空战云密布，高宗退而求其次，谋求战时中立化方案。当年8月，高宗让驻日公使高永喜、驻俄公使李范晋向日、俄政府呼吁承认韩国在日俄开战情况下的中立状态，日本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因为日本想在开战后将韩国拉入自己阵营。俄国则以日俄不会发生战争为由，没有回复李范晋的呼吁。与此同时，高宗派精通法语的宫内府官员玄尚健去法国游说，终于在法国驻韩公使冯道来的帮助下，于光武八年（1904年）1月21日在中国芝罘以外部大臣李址镕的名义发表战时局外中立宣言。俄国予以承认，日本则彻底无视，因此在日俄开战后的2月9日，日军就占领了汉城，其后强迫韩国签订《日韩议定书》，将韩国拉入日本阵营，高宗的中立外交政策至此破产。

日俄战争前夕，韩国的舆论普遍亲日反俄，希望黄种人团结一致抵御白种人。但高宗却暗中亲俄，在光武七年（1903年）8月和光武八年（1904年）1月至少两次写密信向俄国保证，一旦日俄开战，韩国将充当俄国内应，协助俄军击退日军。日俄战争爆发前夜，高宗打算逃到俄国或法国驻韩公使馆。由于日本在开战后迅速控制了汉城，所以高宗的联俄抗日构想未能实现。即便如此，光武八年（1904年）6月和光武九年（1905年）1月，高宗又两次向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写密信求援。

随着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高宗又转向联美抗日。他派李承晚作为密使去美国求救，还向前美国驻韩公使霍勒斯·艾伦（安连）和传教士胡默·赫尔伯特（讫法）以及韩国驻法公使闵泳瓒发送密函，要求设法说服美国政府维护韩国独立。此外，1905年9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爱丽丝·罗斯福来亚洲旅行、途中访问韩国时，高宗也用尽全力进行招待，以期能够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然而这一切努力并没能扭转罗斯福政府的亲日政策，美国通过与日本缔结《桂太郎-塔夫脱密约》及斡旋日俄《朴茨茅斯和约》，承认了日本对韩国的控制，并率先承认《乙巳条约》，是第一个将驻韩公使馆降格为领事馆的国家。

《乙巳条约》缔结后不久的光武十年（1906年）1月，高宗向美、法、德、俄四国元首写密信声明日本逼迫韩国签订的《乙巳条约》是未经他同意的非法条约，并请求他们提供援助，此即“四国亲书”，但如石沉大海，未有回音。光武十年（1906年）6月，高宗任命赫尔伯特为“特别委员”，携带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比利时、中国（清朝）九国元首的控告日本的密信出使九国，并设法将此转呈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此即“九国亲书”，但这次甚至根本就没有发出去。高宗的抗日外交随着光武十一年（1907年）的海牙密使事件而公开化，彻底惹怒日本，使他被迫退位。

甲午战争后，高宗在《洪范十四条》中宣布脱离清朝独立。此后四年时间里，中朝处于断交状态。虽然唐绍仪在战争结束后以领事名义被派到朝鲜，但不被朝鲜承认，朝鲜华侨由英国驻朝领事馆代管。当时，清朝虽然在《马关条约》中承认朝鲜独立，但迟迟不肯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拒绝同朝鲜缔约，坚持派领事不派公使，“以存属国之体”。高宗屡次派人向唐绍仪提出缔约问题，均被拒绝。光武二年（1898年）6月，高宗打算派度支部大臣沈相薰直接到清朝交涉，就在清政府为此伤脑筋时，光绪帝决定同大韩帝国建交，待以平行之礼，并先派使臣赴韩缔约，选定安徽按察使徐寿朋为首任驻韩公使。光武三年（1899年）2月1日，徐寿朋觐见高宗，呈递写着“大清国皇帝问大韩国大皇帝好”的国书，高宗则穿着西式戎装，以西式礼仪握手接待。经过徐寿朋与韩国外部大臣朴齐纯的多轮谈判，终于在同年9月11日缔结《中韩通商条约》，标志着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平等的、近代的外交关系。高宗认为中国和朝鲜半岛“四千年后，今为对等国”是一大“快事”。

与清朝建立平等邦交后不久，清朝就爆发义和团运动，随即引发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高宗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列强瓜分之事在韩国重演，因此一面加强军备，加大镇压民变的力度；另一面加紧推进中立外交。此外，高宗还极力讨好八国联军，于7月10日向八国领导人致电慰问其在中国遭难的外交官和侨民。8月7日，高宗派宫内府参理官吴仁铎携白米2000袋、麦粉3000袋、卷烟2000箱乘韩国轮船苍龙号赴天津，犒劳八国联军。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高宗又向八国致贺电祝捷。当时有人建议韩国也出兵参加八国联军，被高宗拒绝。

另一方面，自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韩国政府开始觊觎中国延边地区（韩国称“间岛”），挑起中韩边界冲突。据说，光武五年（1900年）韩俄就私相授受，由俄国驻韩公使韦贝和韩国外部大臣李道宰签订了两国共管“间岛”地区的密约（但当时俄国驻韩公使是巴禹路厚（巴甫洛夫）而非韦贝，韩国外部大臣是朴齐纯而非李道宰，故准确性存疑）。光武六年（1902年），高宗任命李范允为北间（垦）岛视察官，李范允屡屡派兵武装渡图们江骚扰，与清朝发生多次冲突。清朝驻韩公使许台身多次要求韩方召还李范允，高宗不听，并派亲信李容翊向许台身宣称“间岛”在历史上属于韩国，企图在俄国占领中国东北前迫使中国割让“间岛”。清朝吉林地方官员毫不退让，逮捕了李范允在“间岛”擅自任命的官吏，终于到光武八年（1904年）4月初，李范允率私自组织的炮队5、6千人入侵延边，被延吉厅同知陈作彦、吉强军统领陈殿甲迎头痛歼。韩国被迫同意与清朝谈判，于7月由中韩边界军政官员签订《中韩边界善后章程》，使边界冲突告一段落。日本控制韩国以后，代表韩国与清朝勘界，并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解决边界问题。

尹致昊：

金允植：德寿宫陛下御极四十余年，邦家多难。险阻艰危之会，不至一再。既已禅位，又陨社稷，仅奉宗庙、修祭祀而已，遽至宾天，臣民痛廓之情，呼叫无地也！

李鸿章：不料其（高宗）暗弱长厚，闵氏擅政，偏听朝臣党倭者愚弄，而日人从旁挑唆，以该国自主，不应藩属他邦，故外尚循服事上国之礼，内渐有携贰藐视之心。

袁世凯：

聂士成：

梁启超：朝鲜所谓太皇帝者，在位垂五十年。上则见挠于所生，内则见制于哲妇，下则见胁于贵戚豪右，见荧于左右近习，政出多门，举棋不定，而国家之元气，遂斫丧以尽。韩之亡，实韩皇亡之也。……盖历代亡国之君之恶德，韩皇殆悉备之。然其他皆可云小节，独其无定见而好反复、怙威权而惮负责任、多猜忌而不能举贤自佐，此则膏肓之病，虽和扁不能以为治。以如此之人为之君，虽使国中济济多才，而四郊无纤芥之警，其国犹将岌岌不可终日，况朝鲜之植基本薄，而所遭为前代未闻之变者哉！

楢崎桂园（日本记者）：李熙陛下虽被赋予英明之姿，然作为纬阴谋、经术策而织成之韩半岛宫廷史之英雄，或时有大院君之压迫，或时有闵妃之专横，或时有外戚之跋扈，加之立于列强势力之角逐里，遭遇前后数回之政变，备尝政争表里之苦楚辛酸，而其性格理应在世界帝王中大放异彩。……事实上如陛下这种过度自信、过分自满之情况，史不绝书……韩帝之所谓专制政治者，其实陷密侦政治、杂辈政治之弊，随之阴谋、密策、离间、中伤之类层出不穷，终至误邦家之大事而不自知。唯韩帝按密侦之报告，划小智小计，下一指一弹，以翻弄大官权臣，自以为极操纵之巧妙，奚以知之？

林泰辅（日本学者）：太皇帝虽历四十三年之久，然当国家多难之际，内治国政，外交强邻，力与愿违，动辄得咎，致国势日益萎靡不振，不得已而隐退德寿宫，不亦悲夫？

菊池谦让（日本记者）：聪明的青年国王虽然刚毅果断不及乃父大院君，宽和厚重不如其兄李载冕，仁慈纯情不比祖考纯祖，但操纵臣下、收揽人心、应待接遇等方面早在青年时代就极其绝妙。至于制度文物之考察，在李氏王朝二十六代中以高宗为第一等。用先王类比的话，他是兼有世祖的气宇和英祖的性情的历代少见的名君。不幸的是周围处在强大国之间，专念于外交而不能善处内政统制，其统治的五十年间几度袭来国际党祸，国势遂穷弱无法自立，不能不为之惋惜。

伊莎贝拉·伯德·毕晓普（英国旅行家）：他（指高宗）作为一个统治者是非常勤奋的。……他有非常善良的心灵，非常同情进步主张，如果他能更强势、更智慧，而且不是那么容易受小人影响的话，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君主，但他的弱点是致命的。

霍勒斯·艾伦（美国驻韩公使）：每位被允许觐见皇帝的外国人或许都会被他的和蔼可亲所感染。他甚至对犯了错误的大臣都非常仁慈，还无时无刻不关注着自己国家的民生问题。另外，作为一位君主，他开明而不保守，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他通过阅读外国报纸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但由于久居深宫，且经历数次变故，皇帝的威严外表却掩盖不了他内心深处的卑怯与懦弱。

泰勒·丹涅特（美国学者）：出卖韩国的不是罗斯福总统，而正是那个国家的皇帝，而且还出自于其卑鄙的动机。人品与能力方面比不上人家，却自以为是20世纪的沙皇。

李泰镇（韩国学者）：他（指高宗）认为先代大王中最优秀的是正祖，并追随正祖的民国理念，想要完成他所未完成的梦想。他还抱有继承18世纪君主主张的朝鲜中华主义的强烈意志，对清朝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的外交政策就是明证。他还认为只有认可并积极接受西方机械文明的优越性，朝鲜才能生存下去。

金基哲（韩国记者）：高宗在清日战争时想跑到美国公使馆、日俄战争时想跑到法国公使馆避难。甲申政变时被清朝军队救出，乙未事变后逃到俄国公使馆。日俄战争前夕也流传着他要亡命中国青岛或俄国海参崴的传闻。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传出避难或亡命外国使馆的风声，这样的领导人会被哪个国家充分认可？高宗多次错失可以救国的机会。他在位的44年是韩、中、日为了生存而拼命展开近代化赛跑的时期。但他不是急于改革国家，而是树立君主威信并且机关算尽。每逢甲申政变、东学革命这种关头，他就会引来外国军队。日俄战争时想通过中立宣言来渡过危机，但随着日军进驻，成了一张废纸。大韩帝国的中立宣言仅仅是全世界的笑柄而已。高宗如果凝聚国力、打造宪法、议会和近代司法体制，培植国脉，转型为近代文明国家，那么就不会这样无力地沦为殖民地。独立协会、万民共同会本来是应该携手改造国家的友好势力，高宗却予以镇压，这是因为自下而上的改革要求会侵犯君主权。在那个即使同心协力也很困难的时期，高宗却积极地搞划分敌我的阵营政治。……招来35年日帝支配的第一责任只能算在高宗头上。

和田春树（日本学者）：列国外交官普遍对高宗的评价极度糟糕，恐怕只有韦贝尔一人对他抱有充满人情味的同情心吧。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19年去世，高宗一直在抵抗日本对他的国家的干涉、控制、侵略。虽然他的抵抗方式遭到各种各样的诟病，但他一直以来都在进行抵抗，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历史要素，倘若对此缺乏认识，就无法理解这个时代的东北亚历史。

庆尚道清道郡人朴有鹏擅长看人面相，自称变成独眼龙就会富贵，便刺瞎了自己的一只眼睛。高宗幼年时曾拜访他，他屏退旁人，说：“天日之表，请不要泄露！”高宗继位后，朴有鹏就获得南阳府使的官职，据说后来因在立储问题上得罪高宗而被赐死。

高宗少年时，在经筵上读到《孟子》中“汤七十里，文王百里”的章句，慨然顾曰：“七十里、百里，犹可以为政于天下，况我国三千里乎！何以则能秣马燕云，洗祖宗之耻也（指丙子胡乱）？”

据说在甲午战争前夕，高宗每晚打开电灯，让伶人给他演唱《阿里郎》，由大臣闵泳柱负责，给唱得好的伶人赏赐尚方金银，直到大鸟圭介侵犯景福宫后才中止。

据说，咖啡被引入韩国是在19世纪末。当时朝鲜经历了乙未事变，高宗为了躲避日本的威胁，躲进俄国驻韩公馆，为其做翻译的德国安托瓦内特·孙泽（俄国驻朝公使韦贝的小姨子）向高宗介绍了咖啡，于是高宗成了第一位喝咖啡的韩国人。自此，高宗对咖啡的钟爱就一发不可收拾。然而这一推断并没有文献记录的佐证。实际上孙泽在闵妃遇害前就已经通过俄国公使韦贝的介绍而成为王宫的西餐厨师，她还曾受到过闵妃的接见。虽然不能说高宗是在俄国使馆首次接触到咖啡，但是他喜好咖啡的习惯应该是在俄国使馆期间形成的，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韩国专家对高宗生前字迹的分析指出，高宗的字迹总而言之是生涩而无力。配图字迹是高宗在63岁的大正四年（1915年）所书。他的字体十分稚嫩，简直难以相信是一个治国44年之久的人所写。固然不能期待能和世宗或正祖的字体相比，但作为国王的字迹是不具备资格的，作为乱世的国王更是如此。高宗根本不是判断迅捷、行动没有迟疑的伊藤博文的对手。

元音的最后部分会有一撇，入口ㅁ字最后也是强烈地合拢，竖划很长，由此来看，高宗处理普通业务时会很细致。但是，高宗的字体是正方形，而且僵硬不够柔和。这样的人单纯而正直，但由于性格板直，难以突破困难局面。尤其是，入口ㅁ字的上半部分板直，说明不能以开放的心胸看待世道。从上面的余白、字体、笔压来看，他是个勇气不足、不够积极而柔弱的人。

（以上参考资料）

高宗生前的诗文被整理为《珠渊集》40卷20册，藏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

高宗去世前并无长期患病的经历，是突然死亡的。对此，日本官方公布的死因是突发脑溢血，高宗临终前守在他身边的医官神冈一享还声称是遗传性脑溢血。但是日本没有提供病理报告，而且掩盖死亡讯息，篡改死亡时间，因此他们的说法一直受到怀疑。

从高宗去世之际开始，关于他非正常死亡的传闻就在朝鲜流行开来。根据朝鲜总督府在大正八年（1919年）2月对朝鲜各地坊间传闻的调查，有人说高宗迫于日本种种压力而被气死或忧愤而死，有人说是自杀的，也有人说是被毒杀的，只不过是因为不同意取消李垠婚礼而被反日大臣毒杀，尚未有日本毒杀的说法。不过，在海外韩人社会中，已经出现了高宗因打算派遣密使到巴黎和会上控诉日本侵略、呼吁朝鲜独立而遭日本毒杀的传闻。该传闻经过三一运动的发酵，成为被朝鲜人（尤其是有抗日意识者）广泛接受的高宗死因，在三一运动前后各种抗日檄文、传单和书籍中屡屡提出。对此，日本殖民当局曾在3月15、16日的《每日申报》上发文辟谣，但无法阻止“高宗毒杀说”的流播。当时被指是下毒嫌疑者的人有李王职长官闵丙奭、赞侍尹德荣及亲日派官员李完用、韩相鹤等，为此闵丙奭、尹德荣不得不于同年10月辞职。

在“高宗毒杀说”的各种版本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刊行的《韩日关系史料集》中的说法和朴殷植在1920年出版的《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

此外，据2004年披露的一份史料，高宗的小女儿德惠翁主在日本上学时给交好的日本女同学说她父亲是被朝鲜总督府指使的典医（医官）安商浩配了砒霜的红茶给毒死的。

不过，这些说法也存在不少谬误和疑点。例如这些说法中的死亡时间是晚餐时间，而高宗实际上死于凌晨6时，尹德荣、尹泽荣当时已经去日本参加李垠婚礼，并不在朝鲜，也没有其他史料证明日本有出炉过朝鲜自愿并入日本的声明。至于两名宫女暴死的说法，可能是因为在高宗死后不久，报纸又先后报道两名老宫女（朴完基、金春馨）病死，被坊间怀疑为日本灭口。而德惠翁主的证词也无法确认是当时目击的或是长大后道听途说的，从常理来说，很难认为一个不到7岁的幼童就已经清楚把握到这些事实。

当代历史学界中，部分学者认为“高宗毒杀说”不成立，因为日本当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李垠与梨本宫方子的婚事，借此大力宣传“日鲜融合”，不愿横生枝节，因此没有理由毒死高宗。不过韩国学者李泰镇则认为高宗就是被日本总督长谷川好道毒杀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亦主张“高宗毒杀说”，强调“过去日寇犯下的高宗皇帝毒死暴行是不可容忍的穷凶极恶的犯罪之一”。

高宗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普遍被认为是懦弱无能却温和仁厚的君主，甚至不乏有认为他是“昏君”“暗主”的见解。但韩国国内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重新评价高宗的倾向，而这种转变的代表著作则是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国史编纂委员会前委员长、首尔大学教授李泰镇于2000年出版的《高宗时代的再照明》，该书将过去对高宗的评价视为日本殖民史观的歪曲与杜撰，日本强调高宗和大韩帝国的软弱无能，将其亡国的原因全部转嫁给韩国的国内问题上来，以便对其殖民统治加以正当化，而该书则将高宗塑造为一个推进开化、拯救国家的开明君主。李泰镇认为许多相关资料都是日本编造来诬陷高宗的，他说：“我很遗憾很多学者，尤其是韩国的历史学者们被日本当局捏造的假象所迷惑，分不清资料的真假。”他对高宗在大韩帝国时期所进行的“光武改革”进行高度评价。李泰镇还认为高宗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日本等外部因素，并非高宗个人的无能所造成。他的观点对韩国史学界有很大影响，高宗在韩国的形象不再是一个招致亡国的昏君，而俨然是一名生不逢时的明君。

不过，也有韩国人对为高宗翻案的论调提出异议。如《朝鲜日报》的论说委员、学术专门记者金基哲针对这种美化高宗的现象，列举了高宗的三宗罪（参见“历史评价-历代评价”部分），认为再怎么美化也无法减少高宗的亡国之罪。《东亚日报》则认为高宗亡国虽情有可原，但难辞无能之咎：“在当时帝国主义的漩涡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生存，因此难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高宗身上。但还是难以逃避‘那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高宗啊’的叹息。”

高宗死后，与妻子闵妃（明成皇后）合葬于洪陵，只不过位置从汉城东大门（兴仁之门）外的清凉里移至京畿道南杨州市金谷洞。日本宫内省以称“陵”是对日本天皇不敬（天皇的墓也称“陵”）为由，不许立带有私上庙号、谥号及“洪陵”字样的碑，因此高宗下葬后四年间都没有立碑。

直到大正十二年（1923年）3月，纯宗对高宗洪陵无碑的状况感到不满，跟李王职官员商量后，决定以洪陵参奉（管理人）高永根私自立碑的形式，树立“大韩高宗太皇帝洪陵”字样的石碑。事后高永根被李王职罢免，但陵碑并未被推倒，朝鲜总督府虽然知道是纯宗及一些朝鲜贵族所为，却装作不知，同时劝说宫内省默认陵碑的存在，没必要在这种枝节末叶的问题上刺激朝鲜人，以朝鲜的稳定为重。因此洪陵陵碑被保留至今（但碑阴落款的大正年号在朝鲜半岛独立后被抹掉）。

建阳元年（1896年）俄馆播迁时高宗从景福宫逃到俄国公使馆的一段120米的路径曾被美国驻韩大使馆用作职员宿舍，2011年被韩国政府收回，并进行了复原，命名为“高宗之路”，2018年10月正式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