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民共同会（朝鲜语：만민공동회）是大韩帝国时期的一种民众集会形式，由独立协会召开，其存在时间为1898年3月到1899年1月，前后召开五次，由徐载弼、尹致昊等人领导，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次爱国的、自发的市民大会，系独立协会的外廓团体。第一次万民共同会是以反对俄国侵略为目的，其后逐渐演变为伸张民权、反对专制的民主运动，并于1898年10月29日达到高潮，向政府提出了“献议六条”作为其纲领。但是万民共同会引起了高宗皇帝李熙及保守大臣的忧虑和反感，其与御用组织皇国协会的冲突也不断升级，因此最后在大韩帝国政府的镇压下解散。

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朝鲜的国家主权遭到严重破坏，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当时各国对朝鲜的侵略中，尤以沙皇俄国为最。俄国利用“俄馆播迁”一举在朝鲜半岛确立政治优势，并开始了对朝鲜的经济渗透，掠夺了包括鸭绿江、郁陵岛的森林采伐权和咸镜北道镜城和钟城的矿山采掘权等利权。同年朝鲜政府派闵泳焕出使俄国，与俄国达成秘密协定，将朝鲜的财政和军事交与俄国控制。

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朝鲜的部分有识之士于1896年7月成立了独立协会，由安駉寿出任会长，美国归来的徐载弼出任顾问，而徐载弼是独立协会的实际操作人。徐载弼早年是开化党的一员，参与过1884年的甲申政变，失败后经由日本流亡美国，并在美国留学多年，加入了美国籍。他一方面极具独立自主精神，另一方面深受西方启蒙思想熏陶，他在1895年底归国以后，积极投身国民启蒙事业，于1896年4月创办《独立新闻》，积极鼓吹守护主权的独立自主精神和欧美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法治主义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整个独立协会可以说就是由他指导的，具有鲜明的进步性。在独立协会的主导下，朝鲜于1897年建成了象征国家独立的独立门，并将过去迎接中国使臣的慕华馆改名为“独立馆”，作为独立协会的会馆。这充分表明了独立协会捍卫国家独立的决心。与此同时，独立协会还组织开明官员和进步青年在独立馆召开各种讨论会，以此探讨和普及自主精神和民主思想。一场外争主权、内护民权的独立协会爱国运动正如雨后春笋般在朝鲜兴起。

与此同时，朝鲜政府也注意到维护独立的形象，其中“称帝建国”便是典型的事例。1897年10月12日，朝鲜高宗李熙即皇帝位，改国号称“大韩帝国”，朝鲜从此改称韩国，也一度呈现“转危回安，创独立之基，行自主之权”的景象。然而俄罗斯并不愿意失去俄馆播迁以来在朝鲜半岛建立的优势地位，反而加紧对韩国的控制与支配。早在1896年10月和1897年8月，俄国就先后派了普提亚塔（Путята）上校等两批军事顾问和教官来韩，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等人也被俄国财政部指定为韩国度支部顾问而于不久后来韩。1898年3月1日，俄国又成立了韩俄道胜银行，展开对韩国的经济侵略，其后又向韩国政府提出租借绝影岛的无理要求。面对俄国的侵略与渗透，独立协会开始行动起来。就在此时，尹致昊、李商在、郑乔等代表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走上独立协会领导岗位，开始推动独立协会运动的发展。他们不断向政府上书，抨击署理外部大臣闵种默等亲俄派的卖国罪行，要求驱逐俄国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拒绝俄国对韩国的租借要求和开设的银行。在这种背景下，独立协会走出独立馆，开始走上汉城街头，发动群众展开爱国运动，终于诞生了万民共同会。

第一次万民共同会发轫于1898年（光武二年）3月10日，是一次由反俄风潮引发的大规模群众集会。由于独立协会活动影响越来越大，加上其不断上书政府，给韩国当局施加压力，引起了俄国的恐慌。1898年3月7日，俄罗斯帝国驻韩公使士贝耶（Шпейер）向大韩帝国政府抗议，诬蔑独立协会的活动为“无业之贵国人，假称关政之善才，妄作激端，违乎俄国，而不期然而自然，以致甚讶于俄国大皇帝陛下”，是“甚可哀之事情”，他进而声明俄国对独立协会的排俄活动“不能忍耐更久”，要求韩国政府在24小时内答复韩国是否能维持国家独立，是否需要俄国“帮扶”、“支持”，是否需要起用俄国顾问和教官等问题。韩国政府面对沙俄赤裸裸地威胁，不得不乞求暂缓3天答复，而独立协会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亦对俄国对大韩帝国的公开威胁和对独立协会的放肆攻击感到强烈愤慨。独立协会的实际领导人徐载弼决定采用一个与韩国从未有过的新颖方式——群众集会，以此来回敬蛮横的俄国人。于是，他分别密请李完用、尹致昊、郑乔等独立协会干部，要求他们在首都汉城（今首尔）市中心的钟路组织市民集会，称为“万民共同会”。

1898年3月10日午后2时，由独立协会组织、有一万多名汉城市民参加的万民共同会在钟路召开了，矛头直接对准沙皇俄国。米廛行首玄德镐被推为万民共同会会长。在这次集会上，韩国老百姓抗议声讨沙俄的侵略干涉，独立协会、协成会等进步团体成员李承晚、玄公廉、洪正厚等人慷慨陈词，向群众发表演讲，痛论“财政兵权不可付于他人”，疾呼“训练军队之士官及财政顾问官由外国人充任与大韩之自主独立权利关系至为密切，大韩二千万同胞对此深感耻辱”，同时强烈要求韩国政府立即决断以照会的形式答复俄国公使馆：“俄国士官和顾问官应尽快离京回国是二千万同胞兄弟一致所愿”。当时“众民莫不拍手曰可”。这次万民共同会虽然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任何混乱或冲突。集会群众表示，若政府不实行万民共同会提出的要求，则绝不散会。

这次朝鲜半岛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群众请愿和抗议斗争，使韩国政府意识到人民的力量，终于同意实行万民共同会的请求，于1898年3月12日回复俄国公使士贝耶，声明以“全国公议物论”和“众情实为不协”，要求俄国“凡系外国士官、顾问一切勿用”。俄国没有料到独立协会竟来这一招，再加上国际关系上的考量，决定于1898年3月18日撤走了留在韩国的俄国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同时还关闭了营业不久的韩俄道胜银行，停止了对绝影岛的租借要求。至此，独立协会召开的第一次万民共同会以排除俄国势力、收复国家主权为目标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第一次万民共同会斗争取得的胜利，极大鼓舞了韩国民众的参政爱国热情，同时也引起了韩国政府和列强势力的恐慌。独立协会的实际领导人徐载弼成为众矢之的，不仅俄国非常痛恨他，韩国国内也对他以美国人自居的傲慢态度感到不满，史载徐载弼归国后“谒上称外臣，着眼镜，含卷烟，负手而出，举朝痛愤”。而他被排斥攻击更关键的原因，就是他大力伸张民权，搞民众启蒙，严重威胁了大韩帝国的封建专制统治。于是徐载弼就在韩国政府及列强的压力下，于1898年4月决定离开韩国，重返美国。后来徐载弼回忆道：“有一天，美国公使找我谈话，极力规劝我不要与皇帝与政府对抗。他说，你这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在他们加害于你之前，你必须带家属离开韩国回到美国。当时，我并没有理会他的话，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指召开万民共同会）。但是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和出于‘播下的种子，肯定会有人秋收’的想法，我决定离开韩国重新回到美国。”在这种背景下，独立协会于1898年4月30日在汉城南大门（崇礼门）召开了第二次万民共同会，反对徐载弼去国。但是徐载弼决心已定，决定离韩赴美，于1898年5月15日饯别独立协会干部，前往美国。第二次万民共同会虽然规模不大，但标志着其矛头已从外国转向本国政府，并成为独立协会后期运动的一种主要形式，为其高潮的到来做好铺垫。

徐载弼虽然离开韩国，但是他所缔造的独立协会与万民共同会并未戛然而止，反而达到高潮。在徐载弼去国前后，独立协会就决议展开“议院设立运动”，企图将大韩帝国专制政体下的有名无实的咨询机构——中枢院改组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议会或国会。朝鲜王朝自俄馆播迁以后，政局混乱，政治体制一度处于真空状态，因此导致了“法纲解纽，旧法废弃，新法未立，可谓无法之国”的状况。高宗李熙决定利用这种时机重新整合力量，建立君主专制政体，而独立协会也欲借助这个机会实现韩国的民主化，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于是“君权”和“民权”的斗争在大韩帝国建立的第二年（1898年）爆发了，万民共同会就是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形式。

1898年7月，尹致昊等独立协会领导人上疏请求设立议会，高宗皇帝对此持消极态度，在御批中写道：“所陈虽若出于忧爱，朝廷之事不可出位妄论”。但是独立协会仍不妥协，特别是1898年8月尹致昊当选正式会长以后，独立协会愈发激进。1898年10月初，在独立协会在群众集会支持的猛烈弹劾下，申箕善、沈舜泽等守旧七大臣被罢免，朴定阳、闵泳焕等倾向民权的开明官员得以上台，形势逐渐朝有利独立协会的方向发展。10月15日，朴定阳政府与南宫檍等5名独立协会代表围绕中枢院改革问题进行了破天荒的“官民协商”，协商的结果是中枢院议官50名，一半敕选，一半民选；议长由政府指定，副议长则由议官投票选出；模仿外国议会规则制订中枢院章程。然而韩国国内的保守势力依然非常强大，赵秉式、李基东、洪钟宇等人在宫中的授意下组织了“皇国协会”与独立协会对抗，高宗皇帝也欲利用这两个对立的组织，使之相互牵制，以维护自己的权力。于是独立协会在议会设立问题上与政府屡屡碰壁，高宗皇帝也于1898年10月20日下诏禁止独立协会召开群众集会。独立协会仍决定重新组织徐载弼倡导的“万民共同会”，向政府施加压力，作为维护民权的有力武器。1898年10月28日，独立协会于汉城钟路召开万民共同会，围绕包括中枢院改革在内的国政全盘改革问题展开协商与讨论，由于这次万民共同会邀请了政府官员列席，与群众共商国是，因此这次万民共同会又称“官民共同会”（관민공동회）。

1898年10月28日这天官民共同会召开时，独立协会“设会于钟街，广大遮日，蔽于半天。太极国旗翻于西风，木栅周匝于会场。数千名会员静坐于栅内，观光者如云，下午一点钟独立协会会长尹致昊与众会员来到，说开会之主旨”。但是邀请的政府官员并未到来，只有警务官安桓前来，以奉10月20日禁止独立协会集会的诏敕为由，制止官民共同会的召开，并传尹致昊、李商在两人入政府谈话。面对高宗对二人“会事有何目的乎”的质问，两人回答：“开会大旨保护皇室，次及国计民忧故，已为说明于众中矣”。于是高宗皇帝终于同意召开官民共同会。经过几个小时的周旋，时间已经很晚了，于是官民共同会推迟到第二天。

1898年10月29日下午2时，官民共同会在汉城钟路正式召开，尹致昊为会长，朴定阳、闵泳焕、李钟健、徐正淳、金明圭、韩圭卨、沈相薰等10多名政府大臣应邀列席会议，此外还有协成会（学生团体）、总商会（商人团体）、顺成会（妇女团体）、大韩帝国民力会、光武协会、国民协会、教育会和进明会等10多个群众团体参加了官民共同会，场面十分盛大，蔚为壮观。在这次空前的官民共同会上，上至大臣，下至白丁，各抒己见，发表演讲，讨论国是。他们最后把建议归结为“献议六条”，“轮布万民，皆曰可”，朴定阳等政府大臣也相继在建议书上写“可”字。中枢院议长韩圭卨发言道：“今日官民协议五百年初有之事，所议六条皆是原定法律内事也。比于人身言之，则政府皮肤，人民脏腑也。切望官民合心，毋过范围，期于永久为一。”参政大臣朴定阳发言道：“今日官民合同，协议安定六条，则可知官民合心也。”最后决定由政府大臣将“献议六条”向皇帝上奏，群众解散回家，只留独立协会会员50人在钟路会场过夜，等待皇帝的批示。“献议六条”是：一、不为倚附于外国人，官民同心合力，坚固专制皇权事。二、矿山、铁道、煤炭、森林及借款、借兵，凡政府与外国人约条事，若非各部大臣及中枢院议长合同着衔捺印，则不得施行事。三、全国财政，则毋论某税，并自度支部句管，而他府部及私会社则毋得干涉，豫算、决算人民处公布事。 四、自今为始，凡干重大罪犯，另行公办，而被告到底说明究竟，自服后施行事。 五、敕任官则大皇帝陛下咨询政府，从其过半数任命事。 六、实践章程事。“献议六条”是官民共同会召开的成果，也可以说是独立协会的纲领。这次官民共同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也将独立协会运动推向高潮。

官民共同会讨论出的“献议六条”被朴定阳等人呈给高宗皇帝以后，得到了高宗的首肯。高宗在次日（1898年10月30日）颁布“诏敕五条”，对“献议六条”几乎无条件批准。尹致昊等独立协会成员听说后欣喜万分，山呼万岁，同时决定印刷“献议六条”和“诏敕五条”10万张散布于韩国十三道城乡，同时让各校学徒认真学习。1898年11月2日，中枢院官制颁布，明确规定议官的半数（25名）由“民会”（独立协会）投票选出，并且中枢院具有决议权，开始对君权形成约束。万民共同会（官民共同会）的斗争似乎取得了胜利。于是独立协会即刻解散了万民共同会，并依照规定，决定于11月5日举行议官选举，“满城人民闻此报，莫不欣喜，以为我国初有之盛举，而从此中兴政治拭目可睹”。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便于11月4日发生了“匿名书事件”，打断了这一切的进程。赵秉式等守旧大臣炮制匿名书，诬陷独立协会阴谋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高宗借机打击独立协会，下令逮捕独立协会干部李商在等17人（尹致昊逃跑），下令禁止独立协会一切活动，并欲将他们处死。独立协会的议会设立运动化为泡影，受到重大挫折。

在这种情况下，汉城市民不胜愤怒，从1898年11月5日清晨起，就有几千名民众冲破军警的阻挠，在警务厅门前举行第四次“万民共同会”，推独立协会会员尹始炳为会长。在这次万民共同会上，李承晚、梁弘默等人发表演说，揭露守旧派的阴谋与迫害，他们理直气壮地宣称“万民共同会”群众与17人是“同功一体、同罪一体”，表示“确执死字同盟之义，以同死为荣”。要求立即释放17人。汉城全市的商人、学生亦自发罢市、罢课，声援万民共同会的斗争。下层民众争相给万民共同会捐款捐物，比如一名寡妇卖房子捐款100元，有一位卖辣椒的老太太在3元收入中送来2元，“以表微诚”，甚至侨居汉城的中国商人也主动赠送食品。就这样，数万群众冒着风雨严寒，在万民共同会的旗帜下坚持了五天五夜的集会斗争，终于在1898年11月10日迫使高宗皇帝以“笞四十”的轻刑将17人予以释放，并罢斥赵秉式、闵种默等守旧派。

但是，虽然17人被释放出来，但独立协会的奋斗目标并未实现，充当政府打手的御用组织“皇国协会”也依然存在，因此群众继续召开万民共同会，反对政府对独立协会的打压政策。1898年11月15日，汉城市民在庆运宫（今德寿宫）仁化门前召开万民共同会，以高永根为会长，谴责韩国政府取缔独立协会，要求“诛群奸、施六条、任贤能、允民会”。高宗皇帝不得不同意恢复独立协会，表面称要惩办赵秉式等人，暗中却授意皇国协会破坏万民共同会。11月21日上午11时，冲突终于爆发，吉永洙、洪钟宇指挥“皇国协会”旗下的褓负商2000多人袭击仁化门外的万民共同会，他们大声咆哮，木棒乱下，与会群众受伤者不计其数。万民共同会也不甘心被镇压，对皇国协会奋起反抗，据日本驻韩代理公使日置益在致本国的报告中称：“到了夜里，有一部分市民及万民共同会会员在城内各处跋扈跳梁，并谩骂褓负商或袭击被怀疑与此有关的大臣高官之宅邸，此种惨状无所不至，几乎尽显乱兆。”可见从这时起，由设立议会的政治改革目的而发起的万民共同会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对韩国政府而言无异于民乱。独立协会与皇国协会的冲突亦全面升级，而其实质则是君权与民权的尖锐矛盾达到白热化。11月26日，高宗皇帝与各国公使一道，破天荒地亲自接见了万民共同会的群众代表200人，表示接受他们的要求，晓谕他们不要“越权犯分”，并宣布“有罪无罪，不计轻重，一并荡涤，洞释疑阻，咸与维新”。于是独立协会在这“四千年初有之事”的感化下解散了万民共同会。

这时独立协会发生分化，上层领导人如尹致昊、南宫檍等人主张妥协，“曾前民会中有声誉者，多脱会潜匿”；而李承晚、崔正德等少壮派则主张继续斗争。1898年11月29日，韩国政府颁布中枢院新官制，议官仍然为50人，可是皇国协会29人，守旧官员4人，独立协会只有17人，守旧派被大量重新起用。于是独立协会激进派感到被高宗所欺骗，于12月6日在钟路发起第五次万民共同会，会长高永根数次上疏要求高宗恪守信义，实践诺言，清除守旧派，实行11条（即献议六条和诏敕五条）。但这更加引起了高宗和守旧派大臣的反感，他们认为召开万民共同会的独立协会“欲用他国民主共和之俗，变我邦君主专制之规”，是“天地所不容，王章所必诛”之罪，应该全面取缔。同时，高宗也曾针对独立协会召开万民共同会咨询各国公使，他们都主张“以巡检禁之”，尤以日本主张镇压独立协会和万民共同会最力。日本公使对高宗说：“倘若人民仍然敢肆意做出暴乱之举，便对此施以断然之处置，固无不可。凡政府皆有力保一国之治安，维持一国之秩序的权利义务。倘臣民妨害治安、扰乱秩序，采取相当措置予以镇压属政府当然之职能。”再加上万民共同会中有不少人提议亡命日本的“逆贼”朴泳孝回国，主导改革事业，更引起了高宗的恐惧不安。为了维护君权，高宗下定决心镇压和取缔独立协会和万民共同会。1898年12月23日，高宗动员军队镇压万民共同会，强制驱散了集会的市民。12月25日，高宗亲临端门晓谕民众，将11项罪状强加到独立协会身上，宣布取缔独立协会。1899年1月9日，活跃于万民共同会的李承晚等430多人被逮捕下狱，1月18日，韩国政府下令禁止所有集会活动。至此，万民共同会被彻底解散，独立协会运动也随之以失败告终。

“万民共同会”作为独立协会后期的一个附属组织，是独立协会后期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其整体意义与独立协会运动的历史意义是一致的。单独从万民共同会本身来考察，则其所包含的具体意义和作用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万民共同会的召开对冲击外国侵略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次万民共同会的召开就是针对沙皇俄国的侵略，同时也成功达到目的，迫使俄国撤走了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气焰，取得了守护国家主权斗争的一次胜利。正是由于万民共同会在独立协会的旗帜下发挥着守护主权、打击外势的作用，它招致了列强在韩势力尤其是日本和俄国的忌恨，成为其解散的重要原因。

第二，万民共同会的召开有力维护和伸张了民权，以资产阶级市民阶层为首的集会斗争沉重打击了韩国的封建专制势力，是韩国最早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权利而发起的集会请愿和抗议斗争，一度取得了中枢院议会化等成果。虽然最终遭到大韩帝国政府的强制解散，但其作为韩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权运动之一部分，仍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三，万民共同会作为朝鲜半岛历史上最早的市民大会，凝聚了人民的力量，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民主意识和参政热情，可以说是韩国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重要源泉，促使韩国人民前赴后继地为主权和民权展开斗争。万民共同会开启了韩国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形式，此后多次群众集会，如1919年的三一运动，都可以说是继承了万民共同会的模式，所以万民共同会对韩国民运史有着深远影响。

第四，万民共同会促进了韩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觉醒，使他们从斗争中获得经验与教训，为其后进一步的爱国运动做好铺垫。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传统儒学的知识分子透过经历和投身万民共同会的斗争，转化为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权的斗士，积极为国家主权和人民民权奔走呼号，比如朴殷植、张志渊、申采浩等人，这些活跃于万民共同会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的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起着主导作用。

然而，万民共同会终究在韩国政府的镇压下失败了，其失败原因除了守旧专制势力的强大，还有万民共同会提出的有些要求过于激进，并不符合当时特定条件下韩国的国情和民智，没有强大的阶级基础。另外其斗争策略也有问题，在面临皇国协会的攻击时，万民共同会在自身实力偏弱的情况下，一味针锋相对，与其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甚至公然打砸抢烧，使运动趋向暴民化，不仅促使独立协会内部的分裂，也失去了高宗皇帝的信任，一些会员轻率展开的朴泳孝召回运动也使高宗下定决心采取镇压政策。但其光辉的历史意义的无法抹杀的，也应永远为人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