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炳学（朝鲜语：김병학，1821年—1879年），朝鲜王朝后期大臣。字景教，号颖樵，谥号“文献”。本贯安东金氏，是吏曹判书金洙根的儿子，金炳国的兄长。

金炳学出身权门安东金氏，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朝鲜纯祖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生于朝鲜京畿道安山。他是吏曹判书金洙根的儿子，国舅金汶根的侄儿，金炳国的兄长，后被过继给伯父金浚根为养子。早年以荫叙入仕，任县监；咸丰三年（1853年，朝鲜哲宗四年）参加科举考试，获庭试文科丙科及第。朝鲜哲宗时，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如日中天，金炳学的仕途也十分顺利，登第后被授予正三品之成均馆大司成，既而历任吏曹参判、司宪府大司宪、礼曹，吏曹，兵曹，工曹判书、知中枢府事等高级官职，与金炳冀及金炳国并称“三卿”。

金炳学在哲宗朝虽然是安东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但是并不专横，并且与没落王族兴宣君李昰应来往密切，对其多有资助。同治二年（1863年）冬朝鲜哲宗去世前夕，金炳学又支持立李昰应之子李命福（李熙）为王位继承人，遭到其他安东金氏家族成员的反对。后来李命福在赵大妃（神贞王后）的支持下继承王位，是为朝鲜高宗，李昰应晋升为兴宣大院君，代理高宗摄政。兴宣大院君大力排挤安东金氏势力，而金炳学却幸免，他的官位节节升高，于同治四年（1865年，朝鲜高宗二年）拜相，被擢升为左议政，成为了大院君麾下的得力干将。史书对此记录道：“（金炳学）当诸金用事之日，颇自恬退。又王（这里“王”指高宗）之立也，出力为多。故大院君方痛抑诸金，而于炳学独否焉”。大院君提拔金炳学也是为了报其资助之恩。

据说金炳学当初支持兴宣君的条件是让他的女儿做未来高宗的王妃，但在同治五年（1866年，高宗三年）的王妃拣择式中，兴宣大院君竟然食言，另立自己的姻亲闵氏为朝鲜王妃，是为闵妃（明成皇后）。可见大院君还是对出身外戚世家安东金氏的金炳学很不放心。然而金炳学已经完全投靠了大院君，再加上安东金氏已经没落，所以他不得不继续追随大院君的指示，帮助大院君进行改革。金炳学被任命为营建都监都提调，协助大院君重修景福宫；主张铸造当百钱以缓解财政危机；建议实行社仓制以解决还谷制之弊；主持编纂《哲宗实录》、《大典会通》等国家典章，并在镇压天主教的丙寅邪狱、推行向两班征税的户布制等政策中为大院君大造声势，站在大院君改革的前沿。在同治五年（1866年，高宗三年）丙寅洋扰之际，力主“斥和论”，并荐举山林学者李恒老为承政院同副承旨。金炳学为大院君政权的巩固立下汗马功劳。因此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高宗四年）登上了领议政的宝座，是大院君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

同治十一年（1872年，高宗九年）九月底，金炳学生母慎氏去世，金炳学辞去领议政职位，回乡丁忧。27个月的守制期结束后，金炳学被起复为领敦宁府事。然而此时的朝鲜已经变天，大院君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底垮台了，闵妃取而代之执掌朝鲜国政。金炳学作为朝廷元老，虽然没有遭到闵妃集团的迫害，但是也没有被重用了。金炳学仍然保持和大院君的联系，在朝中坚持大院君的路线，特别是针对当时朝日建交问题，金炳学曾致书日本人，痛斥道：“今以无道之书，及于我境，是何主见？是何执义？欲恃强而威胁也，欲凌弱而并吞也。”光绪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爆发云扬号事件，次年正月日本以此为借口派黑田清隆、井上馨带兵来到朝鲜，以武力强迫其签订通商条约。朝鲜朝野舆论沸腾，朝廷中立刻分化为主战派和主和派，金炳学是朝中主战派的头号人物，指出“倭人虽云修好而来，许多情状非修好，即挑衅也”，不辞与日本一战。他与下野的大院君两相呼应，对朝鲜政府构成巨大压力。但在闵妃集团的授意下，朝鲜政府最终与日本缔结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光绪五年（1879年，高宗十六年），金炳学又与大臣联名上奏反对开放仁川港。是年八月十五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发生瘟疫，六万人死亡，而金炳学亦在瘟疫中突然去世。高宗赐谥号“文献”。身后无子嗣，由金升均（甲申政变后改名金升圭）过继给他为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