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字少川，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人，清末民初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曾任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山东大学校长。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三日（1862年1月2日），唐绍仪出生于广东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光绪七年（1881年），唐绍仪被召回国，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次年，唐绍仪以德国驻天津前领事穆麟德的随员前往朝鲜襄助海关事务。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汉城邮政局落成当晚，亲日的开化党举行宴会，准备将亲清朝的事大党一网打尽，穆麟德也在场。唐绍仪闻讯后临危不惧，立即与人携带武器驾着马车赶到邮政局，护送穆麟德和被刺伤的守旧派大臣闵泳翊回到穆麟德的家中，随后又请来美国传教士为闵泳翊疗伤。给也在朝鲜的袁世凯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十月十九日（12月6日），袁世凯将政变镇压，被封为驻朝大臣。而唐绍仪以候选从九品的资格担任袁世凯公署的西文翻译，是袁世凯身边最重要的助手。

光绪十一年（1885年），唐绍仪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成为清政府驻朝鲜大臣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

光绪十五年（1889年）底，唐绍仪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

光绪十七年（1891年）9月，袁世凯因母亲病重请假回籍，直到次年才假满回任。在这期间，经袁世凯推荐，唐绍仪代理袁世凯的职务长达7个多月。在其保举之下，唐绍仪平步青云，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已经官居三品衔，仅次于袁世凯，成为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派往朝鲜的二号人物。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借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由于袁世凯驻朝十余年一直与日本为敌，被视为一大障碍，日本欲除之而后快。袁世凯向李鸿章发电报请求将自己调回，并提出由唐绍仪代理其职。日本人得知消息后，密谋刺袁。唐绍仪闻讯立即求救于英驻朝公使朱尔典，共同策划救袁方案。六月十六日（7月18日），袁世凯改装易服出走。唐绍仪护送其到汉江边，登上朱尔典准备的英国兵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唐绍仪被清廷派遣为驻朝鲜总领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十年的外交生涯。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袁世凯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西藏有关问题。会谈期间，唐绍仪态度强硬，力主废除英藏签订的《拉萨条约》，因为这个条约撇开了清政府，英方与中国地方政府签署的条约是不合法的。会上虽未能完成废约目标，但说服了弗利夏，他承诺将把唐绍仪的讲话带给英方，唐绍仪初步胜利，挫败了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同年四月四日（1906年4月27日），经过几番激烈谈判，最终唐绍仪和萨道义代表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废除了《拉萨条约》，使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属于中国领土。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中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他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后，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也只得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唐绍仪被聘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打算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之后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次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绍仪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唐绍仪从上海经日本到美国，后从美国到欧洲。次年7月回到北京，作为清政府特使秘密访问美国，推动中德美联盟和裁厘加税事，虽获美国总统接见，但未取得进展。

宣统二年（1910年），唐绍仪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不久即辞职。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十月十三日（12月3日），革命党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意在监督临时总统的个人权力。十月十七日（12月7日），黎元洪提议由伍廷芳为革命党一方代表率代表团，拟与时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谈和。为议和，袁世凯再次启用唐绍仪，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举行议和谈判。次日，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和谈全权代表前往汉口。出发前，袁世凯交代唐绍仪：“应避免战争，恢复秩序为原则，旨在避免国家分裂。至于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袁世凯授意唐绍仪除了“民主”二字，任何条件都可以让步。但有唐绍仪心怀“共和理想”，他的议和的指导思想是“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袁世凯的幕僚写信给《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唐绍仪昨天晚上在铁路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作为朝廷命官的唐绍仪不着官服，而是一身西人装束，抵达上海。和他形成对照，前来迎接他的伍廷芳，却还穿着中式长袍。

从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二日（12月18日—31日），唐绍仪和伍廷芳共进行了五次谈判，涉及停战、政体、国民会议等重大问题。达成在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等地的停战协定。谈判的核心问题实际是中国该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伍廷芳在第二次会议上明确表示：“民军主张共和立宪”。唐绍仪此时完全没理会袁世凯交代的方针：“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在唐绍仪看来，此时谈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怎样和平达到共和。唐绍仪随后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办法，以及孙中山的辞职和由袁世凯继任的各项问题。

然而，孙中山的回国给谈判带来了变数，独立各省成立了临时政府，共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南方提出的如他“赞成共和，当举为大总统”的许诺产生了怀疑，一怒之下，宣布之前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的条款一律不算数。唐绍仪辞职，袁世凯批准，自己靠电报和伍廷芳谈判。唐绍仪被撤去议和代表资格后，并未立即被调返北京。袁世凯扬言“直接电商”，实际仍由唐绍仪经办。唐绍仪在和谈中未尽袁世凯之意，并劝袁世凯迎遂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袁世凯只是通过撤掉唐绍仪给南方以压力，他想确保取消帝制后保证自己坐上大总统的宝座，同时又不敢推翻协议。在最终得到孙中山让位的许诺之下，南北议和最终形成的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结局，实际仍是唐绍仪和伍廷芳协议中的本质内容。

唐绍仪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经过南北议和与孙中山接触，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民国元年（1912年）3月23日，唐绍仪出任内阁国务总理后，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的发展基础。一周后，在黄兴、蔡元培的介绍下，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当酝酿新政府总理人选时，唐得到革命人和袁世凯的推选及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25日到南京内阁，4月迁往北京。唐绍仪出任总理之初，本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但是袁世凯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都遵守约法等做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袁系赵秉钧（为内阁内务总长）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秉钧竟以辞职威胁。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二人分道扬镳。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世凯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的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政府总理。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世凯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注：第一次唐绍仪内阁：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立后的第一个内阁，也是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时期的第一个内阁。第二次唐绍仪内阁：成立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5日，结束于同年9月19日。国务总理唐绍仪并没有到任）

民国五年（1916年）5月，段祺瑞组阁，以唐绍仪为外交总长。9月17日抵达北京就任，9月25日遭到督军团的通电反对，于是于9月29日辞职。同年6月，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顿觉中国又有了希望，希望就在于孙中山能够成为领袖，领导人民走民主的道路。他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

民国六年（1917年）8月，唐绍仪南下参加护法运动。9月17日，孙中山就任军政府的大元帅，并任命他为财政部长，但他始终未就任。

民国七年（1918年）5月，军政府改为总裁制，唐绍仪被国会推为七总裁之一。

民国八年（1919年）初，第二次南北和谈，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因此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和谈历时年余，终未达成协议。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运动期间唐绍仪表现出很大的热情，通电北洋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民国九年（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绍仪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此时二人的政治主张已发生分歧，唐绍仪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中山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次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仍以唐绍仪为财政部长。但唐绍仪拒绝出任，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挂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

民国十八年（1929年），唐绍仪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模范县建成与世界大都市相媲美的新型城市，建大港口，拟修大铁路，想方设法，决心将中山县建设成“全国各县之模范”。

民国二十年（1931年）3月16日，唐绍仪兼任中山县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诸方面，而以开辟唐家无税商港为重点。他多次邀请粤省要人和专家前往唐家湾考察，还编印《中山县发展大纲》，散发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设法从各方面筹集奖金，一时间，此地成为“粤中最繁盛之区，收入甚钜”。他在任上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绍仪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排挤。5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史称“宁粤分裂”，唐绍仪参加了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织的反蒋联盟。9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2月31日，广州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唐绍仪是五常委之一。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唐绍仪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期间唐绍仪曾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人密谈谋和条件。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的寓所，逼其去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唐绍仪站在蒋介石一边，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关，从而促使陈济棠兵败下台，事后，唐绍仪举家寓居上海，未再参与政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未转移后方，滞留上海。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没有西撤，仍留居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

由于唐绍仪的政治声望引起日伪政权的注意，故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日本有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吴佩孚）”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绍仪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脑如谷正文、土肥原贤二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当时国民党特务已经掌握到“伪华中新组织有成立之讯，其名义为华中临时政府，以与华北伪临时政府相呼应，系采三权分立制，人选有总统唐绍仪、行政院长为梁鸿志、司法张耀曾或章士钊、立法院长温宗尧、交通由梁鸿志兼、外交陈箓、军政周凤岐、财政陈锦涛、内政陈中孚、教育陈群并兼上海或南京市长，成立后更进一步而与华北伪组织合并。”特务乃通过各种途径警告他们切勿为日人所利用。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归，唐绍仪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唐绍仪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有充分考虑；但是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28日上午，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亲自赴唐宅长谈，拉拢唐绍仪出山。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此事后，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指示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戴笠派赵理君赴沪暗杀唐绍仪。9月30日，赵理君至武康路唐家借鉴赏古玩之名，潜入其家中，用利斧将其暗杀。赵理君逃跑后，唐绍仪随即被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于9月30日凌晨3时50分气绝，时年76岁。

唐绍仪遇刺后，一些国民党元老十分不满没有掌握唐绍仪失节确证，就将其杀害。消息传出后，上海舆论一时大哗。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绍仪生平事迹“宣付国史”，以平息风波。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绍仪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

革命党人和谈的目的，是希望以和平方式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因此，他们和资产阶级对作为唐绍仪此行抱有很大希望。黎元洪曾代表湖北军政府致函唐绍仪：“阁下此来非为全国图幸福、世界持和平，何至当北风凛烈之时，而尚抱恙遗征耶？”然而，袁世凯召开和谈的目的只是借议和诱降。如果唐绍仪秉旨行事，南北和谈根本无法进行。但事实上，唐绍仪却在短时间内即顺利地达成了一系列初步协议。

南北议和从宣统三年（1911年）12月18日—31日在上海举行。先后举行五次会议。主要讨论停战、政体、国民会议和清室优待条件等问题。其在议和过程中的政治态度明确，并在这几个方面问题的顺利解决起到重大作用。

1.南北停战

停战是顺利进行议和谈判的必要前提。议和开始前，南北双方曾约定从宣统三年（1911年）12月9日起一律停战。首次议和时伍廷芳就提出清兵仍进攻陕西、安徽、山东等省，“似此违约，何能议和？”要求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内阁，命令各处一律停战。唐绍仪发电致袁内阁，请实行停战，并促请南方代表发电致山西、陕西知会停战。双方还就己方是否有违约进占之地应该退出的问题进行商。鉴于出现违反战协定的事实，唐绍仪进而提出“停战不如罢战”的主张，以保证议和顺利进行。他认为自己和伍廷芳都是人民”，相信和议必定成功。第二次会议上，双方的情况报告证实停战期内，彼此均有违约进攻的情况。唐绍仪声称已发电至内阁提出禁止违约进攻。伍廷芳表示满意，双方签署了继续停战规条。到第三次会议，主要的内容就是讨论唐绍仪提到的罢兵问题。唐绍仪进一步提出，停战七天内，“一律罢兵，不可冲突，以后不必再有战争。”伍廷芳进而动议“停战不如退兵”。唐绍仪附和，并表示：“退兵须商之军队，问其作何退法，故宜于七日内商量退兵之法。”所谓退兵，实际上是清军后撤。

2.政体问题

会议的中心议题，即中国将实行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政体的原则问题。伍廷芳明确表示民军主张共和，希唐绍仪“愿为同一行动”。他称“今日中国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并指出“清廷君主专制二百余年，今日为什么必须保留皇帝之位？”且清帝“占据君位已经有二百余年，使中国败坏成这个样子，现在中国必须实行民主，由百姓公开选举大总统，重新缔造国家。今日所争的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不是一民族一省一县的。”唐绍仪听完伍廷芳的论述，满有把握地对伍廷芳说：“对于共和立宪，我们等从北京来的人没有反对的意向。”伍廷芳又问“你以为我等主义可以实行吗？”唐绍仪肯定地回答：“我心以为。”在伍廷芳进一步探询唐绍仪对政体的态度时，唐绍仪表示“我以为国人皆希望共和，必须依从大众。”他认为“今天所以议论的不是反对共和宗旨，只是寻求和平达到的办法而已。”他相信袁世凯也是“欲和平解决”，并自信自己是谈判大臣，“当有权和平解决。”声称要电告袁世凯，“想要和平解决，不是共和政体不可。”

3.国民会议

举行第三次会议时，唐绍仪转告了袁世凯内阁关于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的指令，并与伍廷芳共同拟定了“会议条件”四条：“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与。”次日，举行第四次会议，双方就召开国民会议的地点问题进行讨论。唐绍仪首先说：“会场在上海，蒙族、回族、藏族的代表全体反对，适合在北京。”伍廷芳坚决反对。唐绍仪改提汉口。伍廷芳说：“不如在上海交通便利，会场易择，行旅皆安，万国消息灵通，且两全。”唐绍仪说明“袁世凯内阁发来电报称不愿意在上海召开”。接着，双方又先后提出威海、烟台、香港等地。均未达成协议。最后伍廷芳指出“一家之事，何必如此争执，今日之事，将近成功，不如以上海为便也。”唐绍仪虽只表示“可以讨论”，但未再发表反对意见。以上海为召开国民会议地点实际上已被双方代表默认。这次会议规定了国民会议代表组织、代表投票资格、开会法定人数和会议召集等事宜。

4.清皇室的待遇问题

会议期间，唐绍仪提出：“今者中国已变为共和政体，但无明文耳，故关于皇室之待遇，宜先宣布，以安其心。”第三次会议议定了优待退位清帝待遇要点：“一、以外国君主之礼待之；二、退居颐和园；三、优给岁俸数目，由国会定之；四、陵寝及宗庙，听其奉祀；五、保护其原有产。”

议和的前四次会议，在唐绍仪和伍廷芳的合作下，进展顺利，达成几项基本协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唐绍仪拥护共和的结果。但协议绝不是清政府君主派所能接受的。第四次会议后，清资政院议员20人联名致函内阁袁世凯，提出：“国民会议选举章程，必由内阁起草，会场必在北京。”“唐绍仪在上海并没有和南方革命党争论君主和民主的利弊，而是自行赞成共和。其返回北京的电报纯属一味恫吓，最终全部陷入到革命党的计谋中，实际上难堪议和之大任，请将他迅速调回”与“停战期内，防御的各军队不可撤退。”这是要从根本上反对议和已取得的进展，矛头直指唐绍仪，最终目的是反对民主共和。随后，姜桂题、冯国璋、张勋等北洋将领也致电内阁，反对共和、拥护君宪。

军政府方面，宣统三年（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就使得袁世凯对孙中山一再表示总统之职虚位以待的承诺产生怀疑，加之清皇室王公反对议和的压力，于是他在12月30日指令唐绍仪否定第四次会议商定的召开国民会议办法，另外坚持国民会议应在北京召开，使唐绍仪处于尴尬境地。会上，唐绍仪恳请伍廷芳“须知我之为难”，一再表示“清政府不信我，我只可辞职。”尽管如此，这次会议还是达成了五条决定。袁世凯认为，唐绍仪在议和中公开表示衷心拥护共和，既得罪了清室，引起君主派的不满；也使他失去向革命党方面讨价还价的政治砝码，从而使即将取得的大总统职位有丧失的危险。因而他以唐、伍达成的“会议各约，未先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定”为借口，免去了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职务。

唐绍仪在辛亥南北议和的整个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对其促使清帝退位、共和建立所作的贡献，则理应予以充分肯定。唐绍仪当时并非革命党人，有如此表现实属难能可贵。当然，经唐绍仪努力和谈取得成功，一方面达到了清帝退位、建立共和的目标，另一方面又使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得以实现。但是，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和承认共和，即举其为民国大总统，这是南方革命党人的既定方针，并非唐绍仪所首倡，因而不能以此责之于唐绍仪。

1912年3月13日，袁世凯正式宣布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唐绍仪就任内阁总理后，立即开始行使手中的权力，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刚刚诞生的民主共和制度。3月25日，唐绍仪到南京组织内阁，南北双方围绕着陆军总长席位相争不下，唐绍仪力劝袁世凯把此席位给黄兴，并向北军电商，让他们顾全大局。3月30日，唐绍仪加入同盟会之后，对同盟会非常忠实，向孙中山建议用政治手段对付袁世凯。他还在陆军总长问题上指出，若北方不接受黄兴，便使黄兴担任南京留守，掌握南方军事，保全实力，以待变化。并调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柏文蔚为山东都督。当时，南北双方争夺控制北方各省的斗争也已经开始，唐绍仪支持同盟会控制北方各省，并为此与袁世凯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据《大公报》记载，“唐总理加入同盟会后，颇以扩张同盟会势力为紧急事务，日前参议院提议主张以柏文蔚为山东都督，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唐绍仪极力争取此案通过。”为了对付袁世凯，唐绍仪又建议南方派兵护送内阁入京，并于4月5日向袁世凯正式提出，袁世凯表示“万难承认”，并以辞职相威胁。后来，黄兴因为军饷不足而取消了南军北上的计划。但是唐绍仪帮助同盟会限制袁世凯的努力却是不可泯灭的。

在总理任内，唐绍仪力图按照共和政体要求去实施总理职能，并以辞职来捍卫“约法”尊严和内阁权威。“专制殿堂的崩坍，民主共和国的肇兴，民主法令的颁行和《临时约法》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步入了一个灿烂的改革时代。”刚刚成立的唐绍仪内阁正肩负着涤荡封建残孽，铸造民主共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为此，唐绍仪和阁员们于5月13日在参议院发表政见，提出了施政方案，并得到了参议院的赞同与鼎力支持。唐绍仪施政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军民分治，以期行政统一；早开国会，速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经济上，振兴实业，发达农业，开垦荒地，注重森林之护养及水利之兴修；整顿工商，驱除工商之障碍，保护现有之工商，制定商律、工律、矿律；便利交通，多筑铁路；推广邮电，发达电政；军事上，振兴军备，淘汰冗军，征练新兵，实行军官终身制；采用并统一新式军械，设立制造厂及被服厂以便军械的给养及修理；改良马政；广设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外交上，维护国际和平，寻求各国的承认，前清政府与各国所订的一切条约继续有效；财政上，节减军费，编订预算案，商借外债，其条件要于国家前途无损；改良盐课；设立烟草专卖局；发行爱国公债，酌办国民捐，整理公债；设立国家银行，改革币制；实行会计检察制度；区分税目，改良税制，实行印花税，划分国家税及地方税；司法上，改良法律、监狱，司法独立，划分行政与司法之权限，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培养司法人才，励行辩护制度，采取陪审制度；教育上，普及教育，注意道德教育，养成健全之共和国民；制定教育大纲，举办高等教育及普通教育；设立专门学校，聘请外人任教。

唐绍仪内阁施政方案的最终目的，就是建设民主政治，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改造和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愚昧的社会风俗，在各个领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唐绍仪内阁的施政方案明确显示了这个政府的进步性质和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这一施政方案的公布，给长久压抑在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人带来了民主的新空气，从此民主共和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大潮流。

唐绍仪早年的阅历，使得他与旧式封建官僚相比更有胆识和气度。在后来的对外交涉中，新型外交家唐绍仪对于强权手段应付自如。他的外交才华，早在朝鲜任事时便有所显露。光绪七年（1881年），从美回国不久，唐绍仪被派往朝鲜帮助税务司开设海关。这时朝鲜仍系中国藩邦，但随着日本兴起，朝鲜已成为日本扩张的第一目标。因此，朝鲜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对象。清廷为了维护对朝鲜的宗主地位，派袁世凯总理朝鲜事宜。唐绍仪在帮办税务中的表现颇受袁世凯的赏识，因此，两度被意识流荐为代理。在代理交涉通商事宜中，亦能秉承袁世凯的一贯意志，坚决维护清政府对韩的宗主地位。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了朝鲜的保护国，清韩关系非常尴尬。但清朝仍舍不得丢弃宗主国的面子，继续阻止朝鲜“欲居自主之国”。因此，清政府以唐绍仪“在韩年久，熟悉情形”，先派为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以应付交涉事宜。不久，改为朝鲜总领事官。唐绍仪在此困难时期，独任其难，竭力应付，维护清廷面子，受到了赞扬，并获“以道员遇缺即选，并加二品衔”的晋升。

唐绍仪坚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力保中外相安而又不致使国家权益受损。光绪三十年（1902年），经交涉，各国交还天津，在李鸿章去世之后，直隶总督由原山东巡抚袁世凯担任。在袁世凯还未正式赴任之前，面对繁琐的收复天津事务，他奏请朝廷委任唐绍仪接任津海关道。赶赴天津后，唐绍仪首先同天津道张莲芬交接，然后迅速展开接收的各项工作。作为全权负责交接天津之要员，唐绍仪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迅速展开了接受天津的各项谈判，加上他曾留学美国的教育背景，以及他以往办理交涉事务的不凡表现颇为洋人所敬佩，“各都统等均接见甚欢，听任华官在天津地方部署一切，并准各委员至该都统署，考査各司员所办之事。”

接收之前，由唐绍仪在天津先期筹商，妥为布置：第一、派遣袁世凯精练军队两千人改组为“巡警队”进驻市区，按原本都统衙门划分的几大辖段分段接办。各国占领天津后，曾创设“天津都统衙门”管理天津日常事务，“其自天津全县沿海各处均归管辖。该都统署内划分八股办事：总文案、汉文、巡捕、河巡捕、发审、库务、工程局、卫生局。其外复划分四段。唐绍仪就按照都统衙门原设之天津四区进行接收。第二、“各国原设之华捕一千余人，亦暂行酌留，免其流落滋事。另外又在靠近天津二十里范围内，分设保甲局八处，每局派文武员各一人，酌带马步巡丁，稽查匪类。第三、直隶总督袁世凯于七月十二日（8月15日），自一该都统署，将所有地段及官场各产一一接收，并由各都统当面呈交各件：会议日录、财务簿、银款票据、各卷宗、各合同底卷。其银款一项，除各都统支用外，计实存银十八万五千余两，均留备地方各项善后工程之需。”随后直隶总督袁世凯与各都统签字画押，彼此交割。自此都统衙门撤销，中国正式恢复在天津行使行政权。

在接收天津一事初露头角后，唐绍仪还负责收回了英国中英公司所投资的关内外铁路。此外，唐绍仪又通过谈判收回了秦皇岛口岸的主权。由此不仅巩固了清政府对天津的统治，而且使袁世凯在北洋的地位趋于稳定。唐绍仪此时事实上是北洋大臣的外交代表，承担着国家的外交重任。天津顺利交接奠定了清政府对这一职务对外交涉职能的高度重视。这也成为唐绍仪在晚清政坛起的起点。

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期间，力图削弱日本影响。他奏称“近日较前益形棘手，惟有内固民智，外保邦交，设法挽回”，又“力主借外债兴海军”。兴海军之议虽遭罢议，而外保邦交——联美制日之议则得到了支持。唐绍仪寻求美国资本的合作，并进一步推出了出使美国、“联美制日”的外交计划，企图通过更高层次的中美合作，以增强对抗日本的力量。

美国国会于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6月23日正式通过削减庚子赔款数额的法案。袁世凯认为这是引美国势力入东北以牵制日俄的机会，退款正好为唐绍仪拟议的联美外交活动提供了理由，于是其予以支持。7月18日，清政府宣布：唐绍仪加尚书衔充专使大臣为退款事前往美国致谢。并兼充考察财政大臣，分赴日本及欧美诸国，将经理财政办法详细调查。实际上，是与美国直接磋商借款开发东北等一系列事宜，并通过这种经济手段来达到与美国接近直至建立中美联盟的政治目的。而财政大臣的名义，使他可以由美国前往柏林以与德国联络，以探讨德国提议中美德三国同盟的可能性。

在唐绍仪积极参与下，其与前任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签署了一项备忘录。规定以一笔二千万美元贷款以成立作为东三省地方当局的财务代理银行，并议定银行的任务为稳定东北的金融、在东北进行铁路投资等，要以退还庚款来保证这一贷款。为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司戴德同国务卿罗脱介绍了协约内容，但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执行绥靖政策。罗脱无意破坏美日关系。10月11日，唐绍仪到达东京与日方谈判。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指出：清政府如若希望继续和平下去，就应该与日本改善关系。但唐绍仪未获得任何协议。而此时，日本对美国的外交已取得迅速进展。11月30日，即唐绍仪抵美当天，美国公开承认维持远东“现状”，不便对华借款。12月2日，唐绍仪受到罗斯福礼仪性接见。他介绍了清政府在东北的形势及与日本会谈的情形，并提及中国与美德结盟。对此，罗脱只对唐绍仪提出的纯经济性计划表示了欢迎。在司戴德的介绍下，唐绍仪接触了一些资本家，就东三省银行计划和收购东清铁路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无法取得具体的成果。在司戴德的协助下，美国首次对中国对于大量贷款的需求给予了关注。总的贷款计划的建议引起美国国务院的积极反应，因为在美国看来，这个建议完全符合《中美商约》的宗旨。罗脱又会见了唐绍仪，唐绍仪表示，中国打算取消厘金、提高关税、修改矿务章程，并拟建立金本位币制，提出中国约需“二亿至三亿美元”，如果再加上从提高关税中增收的税款，便可以对完成改革有所帮助。罗脱赞同这一贷款计划，认为这是一件有条约依据的事，符合美国所确立的在华政策。但是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动却使谈判无法进行下去。宣统元年（1909年）1月，袁世凯被免去一切职务，唐绍仪在朝廷内失去了依托。朝廷连电他立即回国，并停发使团的经费。

无论唐联美的主张还是考察财政报告，都未能付诸实现而产生积极的结果。但唐绍仪的出使基本上不算失败。尽管罗斯福政府对司戴德所鼓吹的在满洲反对日本的政策表示冷淡，但国务院通过鼓励贷款谈判，建立了一个对美国经济界进入满洲和向日本挑战的有利环境，客观上为实现唐绍仪目的打下基础。

对英国来说，占据了西藏可东取川滇，与所置于扬子江之势力打成一片。当时，俄国也正向东南扩张，英俄之间的矛盾决定二者不可避免要争夺之。在行动上，英国为了巩固其在印度地位而先走一步。

光绪十六年（1890年）3月，清政府以驻藏大臣升泰与印度总督兰斯顿缔结《中英藏印条约》，规定哲孟雄归英保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又派参赞何长荣、税务司赫政议定哲东开关，藏人游牧遵英国定章。而藏人不肯承认，便有联俄抗英之意，俄乘机置问藏事，驻藏大臣推诿其词。次年日俄战发，英国命边务大臣荣赫鹏率兵入藏。驻藏大臣有泰不敢交涉。最终班禅私下订立《拉萨条约》了事，英人完全统监西藏。此举引发国内反对，俄人抗议，还声言要以新疆抵制英国。清政府不得不予以重视，一面阻止有泰签押，一面派外务部与英交涉，英国方才同意派员会议。

中英西藏谈判至关重要，清政府反复筹商，决定命津海关道唐绍仪赴西藏全权议约。中国能否保住主权、平息干涉，实有赖于唐绍仪。光绪三十年（1904年）10月11日，唐绍仪接到指示：改英藏条约为英清条约；中国主权勿有损失；勿使有反对俄国之口实等。次年2月，唐绍仪带张荫棠、梁士诒等到加尔各答与英国专使费利夏谈判。英使开议之初，便促令唐绍仪在和约上签押，本以为唐绍仪也会唯命是从，殊不料唐绍仪运用外交辞令反驳：“条约尚未议定，不可以马上签约”。费利夏称“中国并无改约之意”。唐绍仪反驳：“英方既接待议约，则我方自有商议权。因西藏主权在中国，藏约有犯中国主权之语应解释明白。”费利夏只好让步，唐绍仪便将有碍主权的条款删除，并加上“英国无侵占西藏之意”。英使认为此举无异于废约。还称中国“只需要在总纲上声明西藏归中国所属一句话，其他不需要更改，且之前两约，藏人都不遵守，无法见得藏人甘心画押的条约可以实行。”唐绍仪反驳：如此“只须中方照会萨使于约中加入此句，萨使照复便可，何必派使到此会议，且既以藏人签订之约为可行，则荣赫鹏又何必延有大臣画押？”此后历次会议，争议焦点是“中藏”的关系问题。费利夏借口英据藏仅为防俄，引例说中国对藏不负主国义务，只认西藏是中国的藩国，英方好以此奠定《拉萨条约》的合法地位。唐绍仪洞察其意，坚持中国为主权国，并举达赖、班禅册封、藏兵由驻藏大臣操练各事为证，反驳私订条约的合法性。唐绍仪不屈不挠，再次声明主权国立场，因此有权不承认荣赫鹏与中国藏僧私立约书。当英使再次通令签押，声言末稿时，唐绍仪凛然声明英国与藏僧立约，只有一面，并非两平等国，不能视为已得权利，所以中方不予签订。双方争持不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幕后操纵者印督寇松与费利夏借事离开，指派特使传话。寇松好大喜功，不顾中国的宗主权而与西藏直接交涉，呼请英国对藏“急起图之”，不惜“派武装代表入藏”。待《拉萨条约》签订，又谬报英廷订约时中国驻藏大臣亦在场，彼对条约并不反对，藏人和形于色必能遵守等等。唐绍仪觉得徒劳无益，表面上以寇松奸诈狡猾为由自请遣撤回国，以避一时之锋。实际上他已经察知英印对藏态度有缓急之分。印督主张并吞西藏，而英政府认为英俄外交上已有芥蒂，急于成事会引起冲突，费利夏与陆军统帅吉青纳则主张缓和，对寇松颇有成见。且英人厌恶寇松的骄悖做派，且寇松还与吉青纳不和，互相倾轧。因此，唐绍仪决定通过强硬态度，加深英印矛盾，打压急进派，延增主缓气氛，待寇松去职后，再图与议。

唐绍仪毅然停止谈判出乎英方意外，历次中方派出谈判者，只有俯首乞哀的份。而此次会议长达数月，中方未曾半点屈服。不久，寇松因谈判无果去职。英政府也因更换内阁，对西藏转用保守策略。而和约未经中国承认，遭藏人反对，还可能会惹动各国干涉，因此英方同意将谈判移至北京，由萨道义继续磋商。在新一轮谈判中，唐绍仪灵活运用措词，完全不提“主国”、“上国”等字句，而于其他条款中间接表示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地位。萨道义虽坚持英国已得到的通商权利，但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则不再明言反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27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规定英国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政治；拉萨约内英国享有的权利，中国也能独享。虽使中国仍有损失利益之处。但达到了挽回主权的目的，使英方明认了中国对藏拥有主权。后来英人虽多次策动操纵西藏，但仍不得不与中国会议，受制于此约。

唐绍仪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也颇有力量。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作为第三批幼童随容闳等人留学美国，而后成为最早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之一。回国后，唐绍仪时刻不忘利用职务之便，在多方面推动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901年，官办山东大学堂成立，对大学堂的规划和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在唐绍仪的倡导下，此后的山东大学堂培养了700多名初步懂得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并选送了50多名留学生出国深造。次年，唐绍仪经袁世凯举荐，出任津海关道，兼北洋大学堂督办，主持北洋大学堂全面事务，期间，他与蔡绍基一道为北洋大学堂的恢复殚精竭虑，并且注意资送毕业生出国留学的创校本意，在复校的第一届学生的课业中特别强调与国外高校接轨。在他的作用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复校后第三班三十四名学生全班送出留学，以规模性的面目开创了北洋大学堂的留学教育的先河。

赫德：唐绍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是极力反对外国人的强人。

袁世凯：①两年来中外相安，无大枝节者，臣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实唐绍仪赞佐之力居多。惟赖唐绍仪遇事襄助，在天津历办各事，不但情形熟悉，每多力持大体，补救于于无形之中。②如唐绍仪者，才识卓越，志趣正大，而谱练交涉，冠绝辈流，将来东方结局，应付极难，留备擘划，实亦必不可少之才。

同盟会：唐绍仪以主张约法上特权之故，不惜以国务员之地位，为保障之代价。吾人闻之，当如何崇仰效法。至其始则委曲求全，继见事不可为，内断于衷，决然断绝葛藤，态度之严正果决，为东西之大政治家实无愧色。

冯自由：少川与袁数十年友谊，竟因维护约法而一旦中断。此种政治家纯洁高尚之风度，在欧美各国庶几有之，我国则鲜见鲜闻也。

胡佛（美国总统）：唐绍仪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回忆录（TheMemoirsofHorbertHoover）》）

毛泽东：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毛泽东选集》1957年1月18日）

张鸣：晚清最后十几年，唐绍仪这种有着几乎是最早的留洋经历的人物特别吃香，又加上袁世凯的援引，唐逐渐窜升为方面大员，成为晚清的重要人物……唐绍仪以做过总理的身份去当县长，在民国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实际上，唐绍仪晚年一直是在家乡做乡绅，出任县长，不过是乡绅为自己家乡做事的一种特殊形式，算不上是做官。（《历史的坏脾气》）

焦静宜等：有所建树，大节未失。

唐绍仪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1915年他从北京退出高层政坛时，回乡建造了一所“共乐园”，此非私人据有，他恐日后子孙侵占此园，还履行了赠送仪式，写出字据，自己签名，妻室子女都在字据上签字：“共乐园”为乡亲共有。入园门口有巨石为屏，上有集句联：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百年树木十年树人。

唐绍仪和唐僧一般生得十分端正，据说身高在1.80米。“三藏”不吃素，而是杂食、通吃。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他熟悉美国式的政治“西餐”，民主、文明不离口。因此民国时人多在日记、书信中用隐语“三藏”称谓唐绍仪。

光绪三十年（1904年），唐绍仪任邮传部左侍郎及会办税务大臣后，不免骄奢淫逸。他喜欢讲排场，爱交游，吃穿用度尽显西洋式的奢华，传说他雪茄都是论根拿黄金换，每顿饭必杀双鸡双鸭，取它们的肉汁来烹调食物，而把骨肉抛弃。有报纸报道他“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时人也记载说唐绍仪“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犹云无可下箸。”

唐绍仪在个人操守上并不十分严谨。《申报》曾报道说，唐绍仪在担任邮传部侍郎时，嫌工资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请求袁世凯帮忙，把他调回广东去督办粤汉铁路，但被中央拒绝。《申报》评价其“实不外拜金主义也”。根据翰林院侍读马吉樟的弹劾，唐绍仪在担任侍郎时，“所用垂参，皆其同乡亲戚，以贿而行，咨调司员，亦多以贿成者”。根据《民立报》报道，唐绍仪出任尚书后，“唯对于部中司员异常刻薄，闻近日又有裁员减薪之举，邮部之司员无不怨形于色。夫减之诚是，然唐自待亦太过也。”日本人佐藤铁治郎的记载说“唐本骄奢淫佚，无利不为”。因此《民立报》说，“唐之为人，京官排挤者甚多。”

因羡“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潇洒，唐绍仪在共乐园内手植了三百余株荔枝树，每当盛夏季节，唐绍仪便在田园别墅前的葡萄架下，招待宾客在石台石凳上即摘即食。园内不少稀有树种还是当年唐绍仪出任东南亚国家使节从异国引进的。园内有法国桃花心木、皇后玫瑰；菲律宾的洋葡萄、番石榴；泰国的番荔枝；马来西亚的洋紫荆，素心兰和人参果等。还有梅兰芳亲手栽种的柠檬桉树，有民国九年（1920年）栽种的罗汉松；还有一棵日本树种黑松，是孙中山得知唐绍仪建共乐园时特意赠种的。园中有一株浓荫如盖的大榕树，生长在一座2米高的“标志塔”上，被称为“盘石孤榕”。

十九世纪末期，任津海关监督的唐绍仪协助邑人唐景星在唐山开矿，并聘请美国人胡佛为技师。二人常在唐山和天津会晤，过从甚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炮轰美使馆，唐绍仪的女儿被炮火灼伤，胡佛冲进火堆，将她救出，唐绍仪感激莫名，此后两人交谊诚笃。胡佛参加美国第31届总统竞选时，被指控在中国华比银行有贪污行为。美当局通过外交部照会中国政府调查此事，唐绍仪应求作证，为胡佛辩解，并电复美国。共和党即将电文刊出，示胡佛无罪，终使胡佛当任总统。

民国二十八年1929年，唐绍仪回到故乡，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他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民国二十年（1931年）3月，唐绍仪自告奋勇地竞选成了中山县长。他十分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桑梓百姓送他“布衣县长”的雅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次公开用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来教育干部能上能下。

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戴笠派赵理君赴沪暗杀唐绍仪。赵理君从各方面探询唐绍仪的情况，从唐绍仪的亲友来往之中，得悉唐绍仪喜爱古玩，经常驱车往古玩店购置古瓷器，曾在某古玩店看中一个古瓷瓶，该店老板索价10万元，赵理君得知后，即出重价将此瓶购置到手，携带此瓶亲自送到唐公馆，由门口警卫人员转报，唐绍仪在会客室接见赵理君。其又详述这个古瓶的特点，并称还有一个古瓷瓶比这个瓶还要好，若要看的话，请指定时间。唐绍仪很高兴地告知赵理君在某日下午送来。赵理君返回后，即召集亲信人员，商讨如何既可以完成刺死任务，又可以安全逸去。研究结果，决定特制一柄短斧，由赵理君亲自动手，并准备小坐车在唐绍仪住宅周围警戒。准备妥当后，赵理君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绍仪公馆，又在会客室与唐见面。唐绍仪看到古董花瓶后很高兴，戴上老花眼镜，把瓷瓶拿在手中详细鉴别。观察再三，爱不释手。赵理君认为时机已至，即靠近唐绍仪身旁，伪装与一同鉴别瓷瓶，即刻用右手抽出利斧，照准唐绍仪后颈猛力砍去，唐绍仪立时毙命。赵理君即将两个瓷瓶收拾好，离开会客室，又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保镖说：“老太爷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席挑选，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赵即很快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唐绍仪不久就气绝身亡。

父亲：唐巨川，上海茶叶出口商人。

母亲：梁氏。

族叔：唐廷枢，怡和洋行买办，后来在李鸿章麾下办理洋务，经营和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企业。

唐绍仪先后娶妻妾4人、生育了6子13女。

参考资料来源

唐绍仪被刺后，有关他是否“投日”一事，几十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晓辉称：20世纪80年代，有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唐绍仪的历史，当时他也参与其中，还写了一本有关唐绍仪的传记。“根据搜查到的档案文献，并没有找到唐绍仪‘投日’的证据，而且他那时已76岁了，在家里深居简出，醉心于古玩品，几乎不问政事。但唐绍仪跟日本人有接触是可以肯定的，面对各界人士的劝说，他坚持留在上海不肯离去，对外界的质疑又不置可否，这些行为终令国民党当局生疑，招致杀身之祸。”

1989年，在珠海举办的“唐绍仪学术研讨会”经过大量的研究，给出以下几个证据证明说唐晚节不终，充当了汉奸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肯定他保持了晚节：第一，唐绍仪自始至终拒绝了日方的拉拢劝降，因而没有充当汉奸的事实。从日本方面看，认定“唐氏在中国有数十年之声望经验，又有国际地位，一旦出山，必可影响国际，获得民众之拥护”而极尽拉拢之能事，先是推出“南唐北吴”政策，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继则在华中成立伪维新政府，要唐出山，最后则特务头子土肥原亲自出马与唐密谈。在唐绍仪方面，他虽然有泛亚主义倾向而与日本方面有共同之处，也有与日人交往的事实，但重要的是他始终未与日方合作，在伪维新政府成立之前，就对日本要建立一个纯粹的傀儡政权有所替惕，拒绝出山，到后来还谢绝与日方一切来往，所谓唐与土肥原签订《和平救国宣言》并未公开发表过，也没有人能提供其中内容和原件。总之，唐绍仪未与日方达成过公开的协议。第二，军统特务虽以锄奸为名杀唐绍仪，但连他们自己也拿不出唐绍仪充当汉奸的证据，所以，他们在杀唐绍仪后，只好建议“院座于唐逝世后，如能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此亦怀柔反侧安慰唐氏家属之至意”。第三，国民党政府从未说过唐绍仪是汉奸，反却在唐绍仪被刺后，蒋介石、孔祥熙等军政要人相继电唁唐氏遗族，抚慰有加，政府还明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五千元，将其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用彰政府笃念勋眷之至意。”与会人员还研究了唐绍仪被错杀的原因：从客观上看，是时局发展变化的结果。因为日本方面早就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拉拢唐绍仪另立“新的中央政府”，随着武汉失守，国民政府退避西南，日方进一步加紧对唐绍仪的工作，拟采取绑架溥仪的故伎施于唐绍仪的强硬手段迫他就范。而唐系人物打着唐绍仪的旗号八方活动，炮制亲日拥唐倒蒋的方案。军统特务的情报则称：唐已和日方约定在日方攻占武汉后出山建立政府。各种信息汇总到国民党政府那里则得出这样的结论：唐绍仪将“取蒋而代之。”这对素与唐绍仪有隙的蒋介石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为了消除隐患而终于下令诛唐。从主观方面看，则与唐绍仪自身有关。首先，唐系人物及亲属打着他的旗号从事汉奸活动，他不予以制止多其次，国民党政府出资要其赴港，他以“年高多疾”为由在上海徘徊不去，动机令人怀疑。第三，面对时人的非难，要求他“发表光明正大的宣言力辟汉奸谣言”，他却自称一生中“对于外间任何谣传，向不声辩，而事实为之表现”而始终未公开表明态度和政见，使国人动摇了对其的信任，亦授当局把柄。正是主客观的原因促成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后来的台湾地区杂志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因唐已定意做汉奸，故予处决。”而留在大陆的军统骨干沈醉认为，刺唐是军统奉命行事，实属“误杀”。对于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流传比较广的说法认为唐绍仪系被赵理君谋杀。

唐绍仪遇刺还有一种说法：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本方面试图实现“南唐北吴”的目的，即把北方的吴佩孚和南方的唐绍仪拉进汉奸政府，日本方面多次暗中与唐绍仪接触，关系显得暧昧。尽管不知谈到何种程度，但早已引起重庆方面的严重不安，加上唐绍仪曾与汪精卫反对过蒋介石搞独裁，戴笠派手下的谢志磐带着伪装成古董商的中统特务来到武康路唐绍仪府上，假装与唐品评古玩，讨价还价，伺机拿出藏在宋代瓷瓶中的小钢斧，朝唐绍仪的后脑猛砍数下，唐绍仪顿时血肉模糊倒在地上，送往医院不久便含恨去世。

主词条：唐绍仪故居、唐家共乐园

唐绍仪故居位于唐家古镇山房路99号。由并连成一整楼的前后两座组成，后座为唐绍仪祖父于清朝所建，前座为唐绍仪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所扩建。唐绍仪在此出生和生活过。唐绍仪故居是两间两层并连成一座的楼房，阔12.3米，深11.6米，右间建于清代，为唐绍仪祖父所建，左间扩建于1929年，为唐绍仪本人所建。1980年被公布为珠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唐绍仪自少年赴美留学归来后，曾于宣统二年（1910年）、民国三年（1914年）、民国十年（1921年）、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三年（1929—1934年）4次回故乡居住过，并修建“小玲珑山馆”“私家园林”和“望慈山房”别墅。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任中山县长期间，将“小玲珑山馆”改为“共乐园”公开赠给唐家乡。“望慈山房”别墅曾是唐绍仪任中山县县长时的办公室，1989年3月3日，唐绍仪的遗孀吴维翘率子唐楗、女唐宝瑢和唐宝珊回故乡时，将“望慈山房”捐献给唐家镇人民政府作老人活动中心。1987年和1994年，珠海市人民政府分别将唐家共乐园和唐绍仪故居（包括“望慈山房”）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出资修缮。

参考资料

1986年12月21—24日，暨南大学历史系与珠海市政协联合主办的唐绍仪史料研讨会在珠海市香洲望海楼举行。珠海市政协何海主席、李长青副主席与暨大副校长李炳熙教授，暨大历史系主任唐森教授主持会议。应邀到会的有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沈醉，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及南京、复旦、华中师范等大学，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专家、教授与编辑人员。会上给予了唐绍仪客观公正的评价，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

1989年4月13—15日，广东省珠海市政协、广东省历史学会、暨南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唐绍仪学术研讨会于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70余名与会学者讨论了唐绍仪的革命活动评价与晚节问题。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