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德广（1897—？），广西西林人,字心叔。早年赴日本留学,后入英国普林司登研究所作研究员。回国后,历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梧州关监督兼外交部特派广西交涉员、滇桂联军总司令部参议、善后会议议员等职。八一三事变后,与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暗中策划其岳父唐绍仪出马组阁,建立伪政权。唐被军统特务刺杀后,又积极协助梁鸿志,为南京维新政府的卖国活动献计献策。汪精卫投敌后,最早响应汪精卫《艳电》投奔汪氏。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建立后,历任汪伪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清乡委员会委员、社会部行动指导委员会委员、时局策进委员会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委员,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汪伪经理总监部总监等要职。

岑德广，字心叔，生于一八九七年，广西西林县人，是清代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三公子。早年曾留学日本和英国，一九二二年，经出席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团员。后历任梧州关监督兼外交部特派广西交涉员，滇桂联军总司令部参议，善后会议代表等职。岑早于汪精卫、周佛海当汉奸。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就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暗中策动唐绍仪出马组阁，建立伪政权。唐绍仪为军统特务砍死后，岑又积极协助梁鸿志，为南京维新政府的建立献计献策。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二日，周佛海、梅思平由香港到上海，招降纳叛，组织汉奸势力。岑德广与周佛海臭气相投，一见如故，“往返较密，过从几无虚日”,周佛海有要事；就找他商量。

自周佛海随汪出逃，脱离重庆蒋介石集团不久，又暗中与重庆发生联系，策划所谓的日、汪、蒋的“全面和平”活动。司徒雷登的调停就是其中的一幕。司徒雷登是一位出生于杭州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自一九一九年起，担任燕京大学教育长和校长，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沦陷，他仍留在北平。由于他与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关系密切，因而每年不辞长途跋涉，南下上海，而后赴渝。抗战初期在德国陶德曼大使调停的同时，司徒雷登也曾充当过类似的角色，进行一些试探性的活动，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对其在华特权的保护。

一九四〇年二月中旬，在离汪伪政权成立前一个月，司徒雷登来到上海，急忙托人邀请周佛海与其秘密会见。起初周有些犹豫，因为司徒雷登此行，不外是商谈重庆与东京间的“全面和平”,这就势必与其即将成立伪政权的计划相冲突，而此时汪精卫的态度怎样，又不能不考虑。周拿不定主意，就去找岑德广。等周把来意告诉了容德广，岑稍加考虑后就说：

“司徒雷登以第三国人的超然地位，对重庆当局更相信有其相当的力量，他既然自愿挺身而出，这机会倒不容错过”。岑德广说这话是有背景的。当时，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扶植汪政权，但为了早日从长期战争的深潭中拔出泥足，仍然希望“与重庆直接媾和”,实现重庆与东京间的“全面和平”。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周佛海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就在司徒雷登赴沪前，周佛海也委派原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之侄段运凯，他的老同学王宏实，以及与重庆方面关系密切的何亚农、李择一、陈警洲等人，通过钱新之、杜月笙、陈果夫等各种渠道，向蒋通话，希望能与重庆方面合作，实现与日本的“全面和平”。现在司徒雷登找上门来，当然不能错过机会。但周考虑到司徒雷登与他毫无交谊，如双方相约，这消息容易捅出去，画虎不成反类犬，把事情搞糟了。岑德广给周出了个主意，说只要约一个时间，到时由岑派车分别将他们两人接到自己家里，这就可以不露蛛丝马迹。同时，岑德广还建议周邀陈公博一起参加，若有陈公博在，可以比较容易取得汪的谅解，周欣然同意。

按周佛海、岑德广的商讨计划，二月二十日晚上；双方在上海黑园路岐山村岑德广的会客室里举行会谈。经过一番寒暄后，同徒雷登首先发言。他说他生活在中国数十年，与中国有了深厚的感情，对中国遭到这场战争的浩劫深表同情。接着他又说：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弱，不足以与日本相敌，如能在这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将是“中国之福”。最后，他又规劝不宜组织伪政权，以免造成分裂，并愿意倾听汪精卫的意见，还可以转告蒋介石。

司徒雷登的这番话，陈、周都表示赞同。同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司徒雷登，认为蒋目前的处境已无法与日本直接交涉“谈和”,他愿从中斡旋；并要司徒雷登转达他的意思，希蒋“捐弃成见，消除意气”,表示如重庆与东京间的和谈已在进行，则伪政权的成立自可从缓，并表示即使伪政权已成立，若日、蒋双方达成协议，该政权仍可随时取消。翌日陈、周即将会谈经过向汪作汇报，汪虽不大高兴，但事已至此，也只好说： “只要蒋先生肯于此时和谈，则我主张和平的目的已达到，尚复何求”?于是，双方又进行第二次会谈，详细讨论了有关“全面和平”的事项。可是司徒雷登离开后，此事毫无音讯。

原来，此时蒋集团鉴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敢冒天下之大韪与日本达成任何协议。对于这一点，周佛海看得很清楚，认为蒋对“和平”并非真心，只是想利用“全面和平”,“以破坏我政府”,并“戏弄”日方。三月底，伪政权在南京成立，至此，司徒雷登的“和平”活动便无疾而终。但由于周佛海积极参与了日、蒋之间的“全面和平”活动，因此，他在脱离重庆后不久，便又与重庆接上关系。

岑德广投汪后，在伪政府历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经理总监部总监等职。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时四十分，一架神秘的日本飞机，由日本军事顾问雄川中射率领，载着陈公博、林柏生、何炳贤、岑德广、周隆庠以及陈之妻李丽壮、外室莫国康飞往日本京都避难。谁知两个月后，又被日本政府引渡回国受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