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近现代外交家、政治人物，北洋政府第十三位国家元首。

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生于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今上海嘉定区）。祖上自昆山迁来嘉定，至顾维钧祖辈时已成为嘉定城中大户。其父为顾溶，母为蒋福安。顾维钧成长于一个上海租界内的富裕的官商家庭，有两位兄长及一姊一妹，他本人排行第四。

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兄长进入朱先生的私塾读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在已升任上海兵备道财政主管的父亲安排下，拟入一家馆读书，旋因不适而退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姐夫蒋昌桂介绍，入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求学。翌年7月因患疟疾而辍学至10月，并与上海中医名家张骧云侄孙女张润娥订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先后报考基督教圣公会所办上海圣约翰书院和官僚盛宣怀所办南洋公学，均被录取，继而入圣约翰书院读书。此后思想开始转变。

光绪三十年（1904年）8月，剪发易服，自费随湖北官费生赴美留学，由湖北留美学生监督施肇基代为接洽，进入纽约州的库克学院读英语及预科课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考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注册法学院，师从穆尔教授，主修政治与国际外交。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一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在修完大学课程后，取道欧洲回国探视，返美前奉父命与张润娥成婚。宣统元年（1909年），同时获学士、硕士学位。同年秋，经友人介绍，在哥伦比亚大学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相见。宣统二年（1910年），一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应清特使唐绍仪之邀，去华盛顿访问10天，并在所设宴会上代表受邀学生发言，其风度与口才给唐绍仪留下深刻印象。此间与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会晤，相谈甚欢。其后当选为全美中国同学会会长。次年（1911年）10月起撰写哲学博士论文《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并热切关注武昌起义后的中国时局走向。年内与张润娥协议离婚。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顾维钧于课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先后担任学生会代表、学校刊物编辑、校际辩论代表队员、《中国学生月刊》主编，并应《纽约先驱报》之聘，从事关于中国电讯的翻译。

（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民国元年（1912年）2月，中国驻美外交代表张荫棠转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经国务总理唐绍仪推举），邀顾维钧任总统府秘书。3月提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随后以《外人在华之地位》为题，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年内出版。4月，回国抵北京，担任大总统英文秘书兼国务总理秘书。6月，唐绍仪辞职，顾维钧照例与其共进退，辞去所有职务，前往天津，准备返回上海。但袁世凯召顾维钧回总统府任秘书。经唐绍仪劝说，顾维钧先回上海探亲，随后返回北京，得到外交部次长颜惠庆举荐，担任外交部秘书处秘书，兼总统府英文秘书。

民国二年（1913年）主持创建外交部图书馆、档案科和翻译科，兼任外交部翻译科科长；并参与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6月，在上海虹口公园与唐绍仪之女唐宝玥结婚。同时与颜惠庆、周诒春、梁敦彦、詹天佑、王正廷、叶景莘等发起创建“欧美同学会”。这个组织在日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顾维钧不仅是“欧美同学会”的倡议者、发起者，还是具体筹办者，是同学会首任“主任干事”、同学会成立时实际主持会务工作的人。

民国三年（1914年），升任外交部参事，仍兼总统府英文秘书、外交部翻译科科长。期间多次参与袁世凯同外国公使的会谈（如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担任翻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两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谈论日军进攻青岛（参见词条青岛之战）事。当时顾维钧与汪精卫、梅兰芳有“三大美男子”之誉。

民国四年（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因为担心列强干预，日本方面强迫北洋政府允诺并保密。顾维钧提出：中国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许诺将此事保守秘密，不让其他国家知道，但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谈判期间，顾维钧征得袁世凯同意，始终与英、美驻华公使朱尔典、芮恩施保持接触，暗中传递消息，使中国获得世界舆论以及美国政府的同情，迫使日本有所顾忌而作出若干让步。5月9日，当北洋政府屈服于压力，决定接受日本最后通牒时，顾维钧尽管正生病住院，仍力主“须将四个月交涉经过昭示全球，以明是非”。他在发高烧的情况下仍在医院昼夜撰文，经北洋政府批准，迅速公布于世。

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对日交涉中表现出了不凡的才能，遂成为了驻美公使的最佳人选。8月，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墨西哥公使，并授二等大绶嘉禾章，以提升其外交资历，为赴美做准备。9月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中国参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宴会。为不得罪墨西哥政府，袁世凯特派他先赴欧洲，与驻英公使施肇基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随后在10月正式任命在伦敦的顾维钧为中国驻美国兼古巴公使。12月，顾维钧抵达华盛顿，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呈递国书。由此，顾维钧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

民国五年（1916年）1月，袁世凯复辟帝制。接外交部通告，要求使用洪宪年号和更改行文格式，顾维钧发电抗议并拒绝。4月，代表北京政府签署中美《六厘金币库券合同》。11月，签署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中美成立了第四笔贷款，即11月16日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同顾维钧在华盛顿签订的五百万美元借款，名义上作为发展交通和实业之用，实际上是维持北洋政府行政开支的紧急需要。这家银行还得到了再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优先权。此协议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青年顾维钧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顾维钧就任驻美公使后，密切注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远东国际关系的演变。他看到英法陷入西线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却抓住这个机会巩固其在远东的地位，认为中国只有借助美国的力量，才能抗衡日本，他秘密致电北洋政府：“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而美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民国六年（1917年）4月，美国加入协约国阵营，策动中国亦加入协约国一方。顾维钧在华盛顿积极活动，并密电北洋政府追随美国参战。他预料随着美国的参战，协约国将最终赢得胜利，力主中国应追随大国参战，“若我助关入战，美国谊当还助，且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敦促北洋政府采取“联美抑日”的外交方针。

为了研究战后如何收回中国权益，他使馆内主持建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收集，研究美、英、法等国不时出版的各种计划草案，并对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进行周密的研究。自民国七年（1918年）夏天起，顾维钧就连续向北洋政府发回由该小组提出的报告书，力劝政府及早考虑战后参加和会的方针，提议“中国应该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出山东问题，不必顾虑被迫签定的中日条约”。

民国七年（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进行战后分赃，决定召开巴黎和会。然而此时的顾维钧却因妻子唐宝玥丧命于西班牙流感而悲痛不已。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和会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洋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广州国民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新丧爱妻，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12月，顾维钧随使团到达巴黎。刚到巴黎，代表团就接到通知：参加和会的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位列一等的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而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5位代表只能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徵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洋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顾维钧位列第二，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民国八年（1919年），在和会召开前夕，中国代表团准备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大国中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1月27日，由美、法、英、意、日本主导的“十人会议”召开，商议山东问题。会议开始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经过准备后，顾维钧在次日（28日）下午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十人会议”上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答辩。他指出：“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在国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为争取西方人士同情，顾维钧甚至将孔子比作耶稣，山东比作耶路撒冷，指出中国之不能放弃山东就像西方之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针对日本方面“中日已有成约”之说法，顾维钧驳称：所谓《中日关于山东省条约》及换文系由“二十一条”产生，是在日本最后通牒胁迫之下签订的，不能视为有效；纵使该约有效，自中国对德宣战后，情况业已大变，根据情势变迁原则，该约已不能执行；再则，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已告作废，胶州租借条约自亦失效；纵令该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该约亦有明文规定，胶州租借地不准转让，胶济铁路可以由中国收回等。他坚定地表示：“本全权代表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酿胶州租界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

接着牧野伸显发言，在顾维钧犀利的攻势下，他改变昨日只字不提将山东交还中国的态度，转而表示：日本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由德国交给日本，再由日本归还中国。顾维钧表示赞赏日本允不将山东据为已有的姿态，同时针锋相对指出：“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到，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

顾维钧精彩的发言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使日方完全处于劣势，在会场上引起强烈反响。辩论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及英国外长阿瑟·詹姆斯·贝尔福等相继离席，与他握手道贺。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则评论道：“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这一成功不仅使刚到而立之年的顾维钧成为巴黎头号新闻人物，而且为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奠定了法理基础，使山东问题引起举世关注。

会上，威尔逊询问：双方愿否将各自所引的秘密条约公布，以便审查，实际上是对日方施加压力。中国代表当即表示同意，日方代表答称须请示政府，双方辩论告一段落。会后，中国代表拟定了详尽的山东问题说帖，并将有关中日密约等作为附件，准备一并提交和会。而顾维钧又积极展开活动，频繁会晤威尔逊总统、兰辛国务卿和美国代表团顾问豪斯上校，为收回山东奔走呼号，不遗余力。2月15日，当中国方面按照惯例，把说帖抄件抄送日方时，日方却以拖延答复来进行阻拦。中国代表团决定不等日方答复，径直将密约送交和会，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闻讯派遣秘书官吉田茂来到中国代表团进行威胁：“两国订立密约，如有一方欲宣示第三人，当得他方同意。”并指责顾维钧1月28日发言没有事先与日方接洽。顾维钧严词反驳：“当时牧野男爵向五国会议提出山东问题，余等均不知悉”，“阁下所谓接洽，即使欲接洽，何从接洽起？”驳得吉田茂哑口无言。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驻华公使直接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警告在未得日本同意前不得公布中日密约。中国代表团终于冲破阻力，将中日密约公布于世，取得中日交锋第二回合的胜利。

但是，在五强控制的巴黎和会上，原则常被用来做交易。中国代表团的努力收效甚微。4月16日，“五人会”再度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未被邀参加。美国国务卿蓝辛提出，日本如果认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交还中国，应由本会交还，如果认为应暂缓交还，亦应由本会共同保留。牧野表示反对，英、法、意各国外交部长均缄默，此议遂被搁置。次日，和约起草会开会，美国代表又建议德国在华各项权利、利益“交由五国处置”，再次遭到日本拒绝。

到了4月下旬，形势发生剧变。意大利因对阜姆的领土要求未得满足，擅自退出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仿意大利。英、法遂倾向日本，美国立场亦开始摇摆。4月底，美国先是主张将山东问题交与和会接管，后又提出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共同处置的方案，但均遭日本拒绝。最后，在对德和约中，美英法“三人会议”决定将山东问题从中国问题中单列出来，仅规定德国在山东之权益须让与日本，而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之事，竟然只字不提。中国代表团闻讯后，一方面表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退而求其次，提出“保留”签字的方案（即可以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但必须列入中国对山东问题不能承认的保留意见）。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受到多方影响，6月28日，当巴黎和会与会各国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签字仪式时，顾维钧等中国代表没有到场，拒绝签署条约。那一天，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他继而写道：“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拒签）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当顾维钧在晚年回答他在巴黎和会上何以有如是勇气时，曾说：“这很简单，我满腔热忱，爱国情深，只想为国家做点事。山东是我们的国土，德国是我们的敌国。敌人既败，应把从前在我领土内强夺去的权益归还我国，是名正言顺之事，既符国际公法，也合公理正义，自勿需假手日本，还我河山。我相信凡是有正义感的人，对我国只有同情，只有赞助；对日本的强词夺理只有驳斥，只有厌弃。”

同年年底，陆徵祥返回北京，顾维钧负责代表团事务，代表中国参加签订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与对奥斯曼帝国的《色佛尔条约》（后因中奥未宣战，他电告北京政府对奥和约未签字）。

民国九年（1920年）8月，顾维钧任中国出席国联全权代表。10月，调任驻英国公使。11月，与华侨富商黄仲涵之女黄蕙兰结婚。12月，当选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一说兼任国际联盟及国联行政院中国代表）。

民国十年（1921年）2月，任修改国联盟约委员会委员。8月，向国联提出庚子赔款说帖，并当选国联理事会主席。11月，顾维钧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三位全权代表之一。12月，会外与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在中国政府、人民及代表团的努力下，中方最终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与日方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中国收回胶澳租界、海关权等权利，日本被迫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此过程中，顾维钧为争回山东权益出力尤大。2月6日，顾维钧等代表中国签署《九国公约》。

华盛顿会议的努力，使顾维钧不仅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在国内各界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可。比如1922年顾维钧回国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请他到北京大学演讲，并在校刊上为其“做广告”，称顾维钧为“青年外交大家”“我国大学学生之模范人物”。

（本目录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顾维钧返回伦敦。4月，奉召回到北京。6月，颜惠庆组阁，邀顾维钧任财务委员会主席（一说为全国财政讨论会会长）。8月，改任王宠惠“好人内阁”外交总长，11月因“好人内阁”垮台而辞职。12月，任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处长。自此开始被视为民国“外交系”的核心成员。

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顾维钧署张绍曾内阁外交总长。7月，任高凌蔚摄政内阁外交总长。9月，驳复十六国临城劫车案通牒，声明此举绝非仇外之事。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任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5月，顾宅发现炸弹，据传为日本人所为。同月，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代表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7月，兼代总理。9月，留任颜惠庆内阁外交总长兼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华董。10月，“北京政变”发生，对顾维钧颇为倚信的大总统曹锟被囚，顾维钧弃职离京。此年9月，江浙发生军阀齐燮元与卢永祥的混战，嘉定首当其冲，暂厝顾家宗祠内的唐宝玥灵柩遭散兵劫掠。同月，他任嘉定兵灾筹振会会长，并捐款2000元赈济难民。

民国十四年（1925年），顾维钧寓居上海，周游列国。年初，孙中山赠手书《礼运·大同》篇白色缎面刺绣。

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顾维钧再任颜惠庆摄政内阁财政总长兼关税委员会主任委员。7月，杜锡珪组阁，留任财政总长。10月，因杜锡珪辞职，遂在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的支持下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由于当时北京方面没有正式的国家元首，因此摄政的内阁总理顾维钧，扮演了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角色；同时加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11月，依照国际法谈判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唯有各国明确表示反对或阻碍谈判，才考虑直接宣布废约的一贯主张，在比利时推诿、牵制废约谈判半年之久后，他代表中国政府毅然下令终止中比条约，开创了中国近代外交史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例。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顾维钧出面组阁，署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面临南方革命形势高涨的威胁，顾维钧政府下令征收2.5%的海关附加税，但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拒收二·五附加税，顾维钧毅然下令将其免职。6月，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政府，顾维钧内阁总辞职，隐居北京西山。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逼近北京，张作霖被迫退回东北（参见词条北伐战争）。当时，与张作霖私交颇深的顾维钧还特地乘坐专列为后者送行至天津。随后，张作霖死于皇姑屯事件中。7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完成。3天后，新政权便以顾维钧曾服务于北洋政府为由对其明令通缉。年底，顾维钧出游西欧。其在北京的府邸被没收，妻儿先避居天津，不久转赴巴黎同住。后顾维钧再旅居加拿大。

民国十八年（1929年），应新任奉系首领张学良之邀，顾维钧返回沈阳，时常往来于沈阳、北京及北戴河等地，以在野之身为张学良提供外交咨询。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对投资产生兴趣的顾维钧在黑龙江西北购得7000垧土地，筹划开垦事业，并聘专人主持其事。同时与交通银行和金城银行组成投资集团，与美孚公司合作，拟在甘肃玉门勘探、开采石油资源，结果未成。是年夏，经张学良疏通，国民政府撤销通缉令，聘为中国展览会委员。因母亲蒋福安病故，返沪料理丧事，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亲往吊唁。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前，顾维钧曾提请张学良注意当时东北局势。到危难之际，他应邀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重返外交界。11月23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2月，因主张和日本直接谈判的“锦州中立化”方案，遭各方反对，旋即辞职回沪，发表《东北问题宣言》。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中国代表）。4月，陪调查团赴各地（主要是东北）调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8月，被委任为驻法国公使，9月与李顿调查团同船赴欧。10月，任国际联盟全体大会及驻国联行政院代表。在国联行政院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时，顾维钧与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辩论，提出“中日问题和解草案”的修正案。最后以积极的外交攻势，迫使国联大会通过《李顿报告书》。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8日，顾维钧、颜惠庆、郭泰祺因国内战事失利，对外难以解释而联名电请辞职，未获批准。5月，任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6月，任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代表。7月，以代表身份随首席代表宋子文出席国联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9月，出席国联第14届大会，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演说，为中国申诉。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请假返国。他应请前往南京和江西牯岭，与汪精卫、蒋介石商谈外交情势，并在青岛与蔡元培、李石曾等老友叙谊，此后将近一年半内住在上海，也往杭州、无锡等地游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顾维钧暂居国内，密切关注日本在华北的一系列扩张活动。是年6月，曾接受《旅行杂志》记者采访。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因中法外交关系升格，顾维钧被正式任命为驻法大使。3月，被推举为国际联盟中国分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理事。4月去巴黎就职。到任后为筹建大使馆馆舍奔波，并着手加以整顿。9月，代表中国出席国联第17届大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9月，顾维钧在国联呼吁英、法、美采取联合行动制裁日本，并建议政府争取与苏军事合作，争取各国对华物资援助。在9月27日的远东顾问委员会会议上，顾维钧指出：

如果国际联盟不能在强权面前维护公理，至少也可以加以谴责；如果它不能履行国际法和盟约的原则，至少也可以向世界公告它没有放弃这些原则；如果它不能制止非法的不人道的空袭，对无辜的男女老少残酷屠杀和对财产的疯狂破坏，至少也可以表示一下它的愤怒，以增强文明世界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行径的普遍呼声。

他令人激动的讲演给人印象极好，并获得一定成功。10月，顾维钧被奉派为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代表中国政府求助《九国公约》缔约国。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占领中国沿海港口。经法属印度支那铁路过境运输的路线成为抗日战争命脉所系，顾维钧多方与法国交涉中国军火从越南过境事，以便借道滇越铁路运输援华物资，并争取法国的援助。7月，与美国财长小亨利·摩根索接洽援华事宜。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3月，接国民政府电令，与法国探讨中、法、英合作事。5月，在国联理事会吁请制止日机在华滥炸暴行，促成国联通过援华案。7月，出席国联第二十届大会。11月，召集中国驻欧使节商讨外交方针，建议国民政府加强对美外交。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6月，巴黎被德国占领，中国驻法使馆随法国政府迁至维希。

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顾维钧调任驻英大使。7月，抵达伦敦。此间利用各种场合广交朋友，宣传中国抗战事业，争取各国的同情和支持，特别倡议中、英、美、苏组成反侵略阵线。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交涉英国对华5000万英镑贷款。 3月，回国述职，陪同英国国会访华团在各地访问。11月，在重庆发表关于战后和平问题的演讲。12月，参与中英新约谈判，至次年（1943年）1月促成中英两国签署平等新约，至此，除九龙、香港问题留待战后解决外，基本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年，在蒋介石劝说下加入国民党。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3月，返英途中抵美，力促宋美龄访英，未果。7月，外交部长宋子文访英，顾维钧安排并参加与英国政府会谈等事宜。

（抗战时期图册参考资料）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8月，任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事务。同时参与筹建联合国及草拟《联合国宪章》等工作。顾维钧在会上将确保中国“四强”之一地位一事放在首位，在中国与会方针的确立和会议的具体应对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3月，自英国回到重庆。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组成问题上，顾维钧主张中国代表团必须具有广泛性，因此极力促成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各党派代表参加会议之事（包括最初提议应有一位女性代表）。最终在他的劝说和美苏等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董必武为与会的中共代表。4月至6月，奉派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团长为宋子文），出席旧金山会议，也是实际上的会议事务负责人。在此期间，他拟定代表团的工作原则，团结代表团成员，调节其矛盾，以保持中国对外的一致性。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举行，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7月，回到伦敦，担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委员。9月，作为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助手参加伦敦外长会议。同时参加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于联合国机构的建立、大会的召开等方面作出贡献。此后又兼任盟国远东委员会、战争罪行委员会，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中的中国代表。12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王世杰为首席代表）。次年（1946年）1月，又任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一届会议代表。

顾维钧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得到了各个方面的高度评价，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称赞顾维钧“在各种重要会议讨论微妙问题时，善于运用机智，贡献殊多。”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顾维钧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946年）3月，他回国述职。国共内战爆发后，顾维钧于同年6月返英卸任，7月任驻美大使。10月，开始主动放弃长期坚守的超党派外交立场，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换取美国对国民党内战政策的支持，并竭力在美国朝野开展游说活动。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以应对法国军舰派兵登陆西沙群岛的举动。5月，向美国政府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初，任出席国际小麦会议特别会议全权首席代表。11月，向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提出援华要求。12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电文，宣布43人为国民党“头等战犯”，顾维钧名列第22位，排在宋美龄、阎锡山等人之前，是这些战犯中唯一一位驻外使节。同年任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代表团团长。

1949年5月，顾维钧与胡适等人向蒋介石建议推行改革，任用新人。随后又与胡适、蒋廷黻等人策划一个由归国的留美学者组成的“自由主义内阁”，接受蒋廷黻邀请准备发起“自由主义”新党，均胎死腹中。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顾维钧针对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朝鲜战争发表的声明中有关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向台当局提出相应对策。

1951年6月，顾维钧向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声明台当局有关对日和约的立场。

1952年10月，顾维钧向台当局“外交部部长”叶公超面谈辞职打算，被劝阻。

1953年3月，顾维钧向美国提出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翌年（1954年）11月，和叶公超一起参加美国与台当局就“共同防御条约”的前后全部9轮谈判。12月2日，“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字。

1955年1月至2月，顾维钧与美国政府交涉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和美国协防金门、马祖事宜。

1956年1月，顾维钧返台述职。2月28日，向台当局递交辞呈。3月8日，蒋介石同意他辞职。5月8日，顾维钧离开了华盛顿双橡园，结束了漫长的外交生涯。卸职同时，他被聘为荣誉性的“总统府”资政。

退休后的顾维钧前往纽约，但不久后便接到了台北的要求，希望他能竞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以填补1956年6月底中国籍法官徐谟逝世后产生的空缺，顾维钧欣然同意。1957年1月，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投票，他成功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1957年10月，因徐谟9年的任期于1958年2月终止，顾维钧再次当选法官。

1959年，与分居多年的夫人黄蕙兰离婚（一说离婚在1956年）。9月，与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的遗孀、54岁的严幼韵结婚，时年71岁。

196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口述历史计划主任韦慕庭邀约，开始口述回忆录的工作。年内在海牙租房安家，并接严幼韵来此同住。

1964年3月，顾维钧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

1965年，继女杨蕾孟、杨茜恩，女儿顾菊珍，相继从纽约和维也纳等地前来看望顾维钧，共叙天伦。

顾维钧在任职10年间，参加了国际法院召开的历次会议，无一缺席；参与了国际法院研究和判决的17个案件的秘密审议和公开审理，担任其中3个案件的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并对其中8个案件发表书面意见（包括被认为是“国际法史上，历时最久、案情最为复杂”的“西南非洲案”）。有的意见书刊登在法德的国际法学会专刊上，足见其受国际法学界的重视。在国际法院的这段特殊经历，也被顾维钧总结为“这是我的一生公职中，我最欢喜及适意的职位”。

1966年5、6月间，顾福昌、顾德昌携家人来聚。10月，退出国际法院法官竞选。

1967年10月，顾维钧自海牙国际法院退休。此后定居纽约，继续整理个人回忆录。

1976年，顾维钧毕17年之力的口述回忆录完成，全书共11000余页。完稿后，他将回忆录原稿及私人藏书赠予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该校特辟专室予以保存。

1977年1月29日，由亲友筹备，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礼堂举行顾维钧九秩华诞庆贺会。

（顾维钧捐赠口述回忆录图册来源）

1985年1月29日，家属在纽约照例举行生日宴会。是年夏间，发起为其百年华诞筹备庆典，并印就描绘顾氏一生的版画以赠亲友。11月14日晚11时，顾维钧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寓所入浴时因心力衰竭病逝，享年98岁，临终前几个小时，他刚刚写完了人生中最后一天的日记：“这是安静的一天。”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驻美大使章文晋与台当局领导人蒋经国均以不同方式表达吊唁之情。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生命最后一年的顾维钧图册来源）

顾维钧在北洋政府时期，以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外交总长的身份，在军阀纷争中保持超然的中立态度，充当了修约运动的主角，推动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促成了山东问题的最终解决，使国际舞台上有了中国的声音；抗日战争时期，他又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完成了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的签订，促进了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为中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顾维钧对民国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提出的“联美制日”方针。

“联美制日”策略形成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至华盛顿会议之间。民国四年（1915年），日本趁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之机，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其态度极为蛮横。在袁世凯于总统府召开的外交政策咨询会议上，顾维钧提议应将有关“二十一条”的条约内容以及日本强迫中国接受等情形透露给英、美等国，争取国际支援。他深刻认识到，按照当时中国的外交量级，想要在与日本的交涉中争取最小的损失，急需从国际的大舞台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审视当时整个国际形势，唯一能给中国在外交上和道义上支持的国家，只有美国。而美国一旦出面支持中国，其盟友英国也会为保护在华既得利益出面干涉。所以对中国而言，能够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是争取英美两国的支持，至于许诺保守秘密是日本威胁所致，没有遵守的义务。袁世凯十分重视这一看法，同意由顾维钧与英美驻华使馆就有关问题进行联系，他得以成为对美外交的核心人物之一，并依靠自身过硬的外交素养，成为中美制定联合抵抗日本的外交方针的背后筹划人。顾维钧也得以用客观的视角来给出更为恰当的建议，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顾维钧考虑的出发点始终与美国大体保持一致，执行了他内心坚定的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这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是明智的选择。也为中国赢得了一战战胜国的荣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顾维钧敏感的意识到战后措置对中国命运的影响，于是他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战后相关的问题。从3月开始，他向北京外交部建议应夺回失去的一些权利。当他得知出席巴黎会后，在赴法之前先去了美国，因为“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对英法不能抱太大的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只有美国的支持”，“需要尽可能多地获得一些有关美国政府，特别是有关威尔逊总统政策、观点的情报，因为作为协约国中最强国的首脑，威尔逊总统在和会决议时发表的意见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离美赴法前，顾维钧还积极争取美国在和会上支持中国。民国七年（1918年）11月25日，他向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递交非正式备忘录。该备忘录明确提出领土完整、维护主权和经济独立三原则，并指出：“遵循这三原则不仅对于维护中国的独立，而且对于实现威尔逊总统于1月8日在国会演讲中提出的伟大计划，都是必不可少的。”把中国的要求和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顾维钧外交手腕的策略性和灵活性。

然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方面合理要求的无视，美国态度的转变，对一贯寻求美国支持的顾维钧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但在和会期间，中国的外交方略从“赖美为助”到转向依据国际法独自抗争维权，一直都是在顾维钧“联美制日”外交思想的坚持和推动下发展的，其拒签和约的结局“不仅是一起国际性事件，而且成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先例”。尽管收效不大，但顾维钧却娴熟的运用国际法，不仅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维护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决心与意志，改变了中国近代外交“始争终让，几成惯例”的懦弱形象，而且通过外交策略的运用与发展，更显示了其外交思想的精髓，促成了“联美制日”外交思想的发展。

顾维钧的“联美制日”外交思想不仅是基于对当时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是他留学美国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认同。从顾维钧本人来看，至二十一条交涉到出参加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一直到以后担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和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联美制日”是他一以贯之的基本外交主张。正是在顾维钧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促成“联美制日”外交方针日趋深刻地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走向，并最终演变为民国政府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

民国十三年（1924年）3月22日，顾维钧照会苏联外交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表示已准备与其继续商议谈判事宜，并提出了三项修正案，即苏联与第三国签订有损中国主权之条约一概无效，苏军从外蒙古撤军不应附有条件及在华俄国教堂产业待将来详议。经反复秘密交涉，顾维钧与加拉罕最终于5月31日签署了几经周折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七个声明书和两份照会。其主要内容有：（一）废除帝俄与中国或第三国所订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二）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放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三）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前维持现状；（四）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五）苏联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第一个条约”，是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沉重打击，中苏两国由此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全国各地随即出现了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中比《北京条约》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效，到1926年10月26日，条约届临期满。该约规定每满十年可以重订。4月16日，外交总长胡惟德照会比利时公使华洛思，提出将该约重行修改，应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新约。起初，比利时否认中方有修约权，声称“只有比国有修约权”。在纠缠了修约权一段时期之后，比利时在表面上做出妥协，但提出在新约谈判期间，旧条约继续有效。双方立场难以调和，遂成僵局。

民国十五年（1926年）10月5日，顾维钧代理国务总理，并在国家元首虚悬的情况下成为名义上的元首。他就任后召开了内阁会议，重点研究中比修约对策。为打破僵局，他提议在旧约期满后，中比双方可先订立一个为期六个月的临时协定，按旧条约行事。如果新条约仍未制订出来，则临时协定失效，中国将依据国际法原则对待比利时在华侨民与处理同比利时的整个关系。这一办法既避免了列强的“重大反感”，也不致使不平等条约无限期地延续下去。10月23日，比利时提出了要求给予最惠国待遇。对此，顾维钧稍作变通，于28日提出最后修正案：如六个月内不能订立新约，“经双方之同意，‘临时办法’可以延长，并可以经任何一方预先通知废止”。这一提议就使“临时办法”的实施具有了中方所能控制的期限性。但比利时公使于11月5日向北京外交部递交备忘录，宣布终止谈判，拒绝中国的修正案。

顾维钧在中比条约谈判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毅然提议北洋政府下令终止中比条约。顾维钧向当时控制着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呈送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一份说明中比谈判情况和终止中比旧约理由的总统令草稿，以及一份处理中比关系和保护在华比利时侨民所应遵循规定的声明。11月6日，北洋政府发表了由顾维钧起草的废约令。外交部公开声明：“新约之缔结除以平等相互主义及彼此尊重领土主权为原则者概不允订”，现行中外条约“得于满期时通告终止”，并努力设法改订，“于各约期满时，废除所有一切不平等及陈旧之条款”。

宣布废除中比条约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顾维钧认为，“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虽然中比条约的废止，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但这一行动，仍可被视作“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加入了国联李顿调查团。作为中国代表，他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决心为国效劳，以“帮助调查团达到公开宣布在国联帮助下收复东北的目的”，并毫不畏惧日本方面公开的威胁。1932年11月21日，顾维钧出席国联行政院召开的讨论中日冲突的会议。针对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发言中肆无忌惮地为日本侵略的辩护，他在下午会议上针锋相对地进行批驳，要求国联对日本的无耻行径立即采取行动。最后国联终于置日本于不顾，通过决议，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送交国联全体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顾维钧在国联竭尽全力称极活动，终于取得国联内各小国的支持，一致谴责日本违反盟约，应根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结论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然而在西方绥靖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他虽然多方周旋，仍难以摆脱中国困境。尽管如此，顾维钧的外交活动仍间接地支持了抗战力量，显为中国的抗战胜利赢得时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驻外使节开始为积极争取外援而努力，他们不仅希望外国政府在道义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更能实际援助中国抗战。这其中包括时任驻法大使的顾维钧。顾维钧做出如下努力：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13日，顾维钧向法方表示中方希望降低过境物资的过境税。顾维钧指出“根据有关协议，供中国政府的军需物资在通过印度支那转运时，可享豁免一切关税权。”为促使法国尽快答应要求，顾维钧进行了广泛活动。18日，他向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表示中国希望得到法国财政援助。随后，顾维钧又拜访了法国殖民部长孟戴尔。他表示“当总督对供应物资征收4%的过境税时，他将某些供应物资的过境税降低到1%。”顾维钧指出，由于物资总量不断增加，中国付出税款数目庞大。因此，希望法国免去过境税。孟戴尔表示，如果过境税在当地政府收入中比例很小的话，他将乐于降低。在顾维钧的努力下，过境税获准取消。随着欧战爆发在即和日本对法国压力的加剧，法国对于中国物资过境变得更加谨慎，曾答应对通行税不再予以豁免。9月23日，法国下令禁止中国再通过印度支那运输货物。顾维钧仍未放弃努力，他先后与法国多位领导交涉，终于使法国在11月1日发照会，告知其法国恢复豁免中国政府物资的过境通行税，并对这些物资不加任何限制。

争取中法军事合作是顾维钧对法外交的又一努力。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起，中法两国就派代表对军事合作问题进行讨论，但法方一直对抵制日军扩张迟疑不决。为此，顾维钧多次就派遣军事顾问和联合抵御日本与法方磋商。6月2日，他会见了法国下议院议长赫里欧，表示“协助制造军械人员不难”。顾维钧又拜访了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他表示“懂得中国抗战的重要性以及对欧洲局势的关系。但由于法国正在重整军备，因此没有多余。但乐意运送枪炮部件到远东，并建厂装配”。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建议邀请英国和比利时共同参加。国民政府即派孙科和杨杰赴法与法方进行交涉。随后，中法两国达成协议，拟定了赴华军事顾问团名单。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9月，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顾维钧采取一些比较务实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经讨论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补充的方案，比较好的处理了中国的地位问题。顾维钧的灵活应对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国提出的三点补充意见后来都在旧金山会议中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全权代表之一，自始至终参与了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顾维钧在民国早期的一批职业外交官中年龄最小，但他对自己的外交能力最自信，尤其对自己的学术背景有优越感。顾维钧指出，中国人认为只要在外国留过学，学过外语，就可以做外交，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外交人员必须具备基本的国际法和外交史知识。

顾维钧的专业能力也体现在他对中国的国力清醒的认识上。在从事外交活动中，顾维钧常以“弱国”来定位当时的中国外交，并采取相应的策略。《申报》上记载了顾维钧1934年回国演讲时对中国外交的看法：

国人对外交有两见解，一谓弱国无外交，一谓正惟弱国始须外交。此两说皆可谓确，而亦皆可谓不全确。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因强国外交可较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补救。弱国则不能一毫松懈，其获得结果也固不易，而获得结果后，常不能充分利用之。

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顾维钧都如履薄冰。顾维钧认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条成语对个人来说是可以的，但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因为国家不能“玉碎”。所以在外交上不能指望百分之百成功，因为如果一方想得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另一方也有此要求，则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因此通常取得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即是大胜。当达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时，就应当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谈判破裂的言谈和行为，而失去已有部分。这一观点不为同时代民众广泛认同。顾维钧指出当时中国外交有个大毛病：到处乱要价钱，不愿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吃小亏，结果吃大亏。顾维钧在外交中，该强硬的时候十分强硬，而该身段柔软时，也会寻求妥协，处理问题十分灵活。他认为从事外交活动“必须非常敏锐，注意每一个细节，看看有否隐藏的含义，遇事决不能想当然，不能仅看表面。必须非常谨慎，仔细观察，小心从事，并永远瞻前顾后，有进有退。”

顾维钧还认为：“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顾维钧也同样重视新闻传媒的作用，他曾说：“在会议外交中，一个外交家必须时时注意会议讲坛，尤其是世界报刊所代表的舆论。因此老派人士躲避报纸和舆论是大错而特错。”

然而受制于客观环境，顾维钧的外交活动受到国内处处掣肘，所提出的原则并不能完全实施。但其外交思想，在当时既有针对性，对后世也有普遍意义。

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一位报纸专栏作家：“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前辈陆徵祥对他的能力评价甚高。民国二十五年（1946年），陆徵祥在致友人张道行函中称：“顾大使目前在伦敦，可谓人地相宜，异日拟任为行政院长或被选为主席，由外交而入内政，全才如顾者，必能措置裕如也。”

曾与顾维钧共事的温源宁说：

曾在顾维钧为驻法大使时担任大使馆秘书、后来与其多有接触的杨玉清回忆：“顾维钧是一个办外交的人，却非常着重‘内交’；顾维钧是一个学外国文的人，却非常着重中文。他对国内去的任何人都不得罪，使每个人都对他有好印象。”

顾维钧逝世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及前驻美大使章文晋在发去的唁电电文中说：“顾老为我国杰出的外交家，业绩显著，我们忝属后辈，素所景仰，晚年回忆录正在出版，对我国外交学界贡献卓著，尤所钦佩。”中国台湾方面的舆论对顾维钧的一生事业也大加赞赏。海峡两岸对他评价的一致性，在中国现代史上实属少见。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称顾维钧是“近代中国第一位职业外交官”，并说：

翻译家资中筠针对唐德刚“半个外交家”的观点指出，以顾维钧的外交表现，无论如何当得起一个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她还在文章中称赞顾维钧为“近世中国罕见的外交高手”。

长期研究顾维钧外交生涯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评价：“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家，几乎参与了那一时期所有重要的外交事件。 他显现出的外交智慧和经验，即便是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中国历史学家魏宏运说：“考察民国一代职业外交官（家），以服务年限和成就论，当以顾维钧为最。其从事外交工作达55年之久，近世罕有其匹，是为真正职业外交家。……（顾维钧）以著名的国际政治家身份参与了诸多中国和国际重要事务，是为现代国际政治与外交发展之历史证人。”

中国历史学家唐振常：

中国欧洲史学家金重远将顾维钧与19世纪初法国外交家塔列朗相比较，认为二人“均可称得上是各自时代杰出的外交家”。

中国历史学者王立诚认为顾维钧是“继伍廷芳后的第三代外交家的典型”，是“一代完全职业化的外交官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顾维钧既做过驻美国、英国、法国的大使，也做过驻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代表，还做过外交总长、外交部长，在民国时期拥有如此丰富外交履历的外交官仅此一人。在20世纪的许多外交事件里，顾维钧或是决策者，或是参与者，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录，这些记录对研究历史非常重要。”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最早成为通商口岸的上海，自幼目睹许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因此萌生通过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在少年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一次，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晚年的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时仍印象深刻，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顾维钧留美期间，唐绍仪曾作为清特使访美，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非常欣赏并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秘书。那时，顾维钧正准备博士答辩，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这令顾维钧感到为难，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眼下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此外，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选过当时初出茅庐、后来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的几门课程，他的宪法课老师是后来担任袁世凯政府法律顾问的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欧洲史的老师是后来随行参加美国巴黎和会代表团的肖特维尔（James Thomson Shotwell）。

顾维钧一生有四段婚史。除第一段“有名无实”的婚恋外，顾维钧92岁时曾说他一生的婚姻有三部曲：一、主贵，与梅（唐宝玥）联姻，藉以发展政治地位；二、主富，与黄蕙兰结好，可以多财善舞；三、主爱，与严幼韵结婚，相亲相爱，以期白头偕老。

顾维钧第一次与张润娥的婚姻被认为是有名无实的。

张润娥是上海名医张骧云的侄孙女，其父张衡山的医术也很高明，常出入顾府。在为顾维钧诊病时，张衡山对他十分欣赏，有联姻之意。后经媒人撮合，12岁的顾维钧与10岁的张润娥订了亲。后来，顾维钧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三年级时，突然接到父亲来信。希望他不日学成之后，回国与张小姐完婚。已经忘却此事的顾维钧难以接受，遂以完成学业事大为由，婉拒父意。父子一度僵持不下。经兄长顾敬初出面调停，顾维钧改变策略，以守为攻，明确提出，女方必须解放小足和学习英文。顾维钧于百般无奈中作了让步，同意假期回国探望双亲，但声明不结婚。顾维钧回家后，父母软硬兼施，迫使他表态，“愿意在形式上结婚”。

据说在婚礼的新人互拜环节进行前，新郎、新娘双方早都有人耳语警示，互拜时不要急于向对方跪拜（一种迷信说法称，先拜的一方将来要受到对方的控制）。结果，在司仪呼“磕头”时，双方对峙而立，谁也不肯先行。僵持许久， 最后彼此同时相互磕头，这才作罢。而在洞房花烛夜时，新郎于闹酒的混乱中失踪，伴郎好不容易把他抓到。由于母亲的恳求，顾维钧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房中，但不肯上床。二人就此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晚年顾维钧回忆时，仍感慨地称赞张润娥宽容、忍耐和天真纯朴。

顾维钧回美国时，在父亲的告诫下，被迫携张润娥赴美。顾维钧把她当作亲妹妹，到美国后，通过朋友把她寄居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老夫妇家，和他们共同生活，补习英文。1909年秋，顾维钧提出协议离婚。张润娥十分宽容和豁达，顺从照办。1911年，他们签了离婚协议，“以极友好的态度彼此分手”。

在顾维钧心里，他真正意义的爱情生活开始于第二次婚姻。

在顾维钧自美回国供职后，对他素来赏识有加的唐绍仪有心将其收为东床快婿，千方百计创造女儿唐宝玥与顾维钧接触的机会。唐宝玥（外文名May[梅]）端庄大方，性情温柔，会英语，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顾维钧与唐宝玥彼此相识后，互生好感。到1913年6月4日，顾维钧和唐宝玥在上海虹口花园正式举行了婚礼。二人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期间，唐宝玥在华盛顿为顾生下长子顾德昌；1918年，他们的爱女顾菊珍出生。可惜，天妒良缘，此年初，美国境内大规模暴发西班牙流感，唐宝玥在同年10月死于流感中。顾维钧的精神大受打击，甚至为此向北洋政府提出辞呈，但因巴黎和会召开在即，遭到拒绝。

唐宝玥去世后，顾维钧不惜重金，厚殓唐宝玥，将她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暂厝老家嘉定顾氏宗祠内，在原棺外又加上一层椁。后军阀开战，散兵破棺劫去棺内珠宝,遗骸改为土葬。入土时，顾维钧亲率一双儿女回国参加葬礼。1949年前，顾维钧在大陆的日子，经常假公余之暇，到唐氏墓前祭扫。

1920年，经历了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誉与日俱增。此时，顾维钧正任国联理事。经人介绍，在纽约与慕名前来的“亚洲糖业大王”的华侨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相识，很快就形影不离。唐宝玥死后，黄蕙兰狂热地追起顾维钧来。有一天晚上，她老练而坦白地对顾维钧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顾维钧当时虽未拒绝，亦未慨然应允。次日，他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为他卦占这门婚姻的后果。卦占结果是佳偶天成，两人于同年10月11日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为“一镑缘”。次日，国联行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顾维钧必须参加，因此，他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去日内瓦的火车上度过的。依赖金钱的力量，回国之后，顾维钧很快升任外交总长。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顾维钧则各方面都有拉扯。一时失败者，顾维钧予以接济。不久顾维钧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顾少川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不久顾维钧果然组阁。

（图册部分参考资料）

黄蕙兰精通几国语言，婚后跟随丈夫顾维钧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发生后，曹锟政府被推翻。作为曹锟倚信的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当即迁往北京使馆区一位外国朋友的住所躲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乘坐其加拿大密友何士的汽车仓皇回到天津的家中，数日后匆匆离开。对于顾维钧的这次逃亡，有两种有趣的说法。一种广泛流传于当时的报端，说顾维钧是化装成女人才逃到天津的。因为当时顾维钧坐何士的车来到天津时，在法租界帝国饭店的门口遇见了《北京导报》的编辑辛普森，二人进行了短暂交谈。第二天一早，《北京导报》就登出消息说顾维钧博士化装成女人逃离北京。然而，顾维钧本人对此一直矢口否认。另一种见于黄慧兰的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中，说顾维钧此次逃亡并没有穿女人的衣服。但是为了丈夫的安全起见，黄慧兰曾经从下人那里弄来了一套蓝布的农民衣服让顾维钧换上，同时让他将平时所穿的皮鞋换成了一双只有下人才穿的粗布鞋。

然而，黄蕙兰在婚后不改骄奢之习，养狗、饲鱼、赌博、收藏古玩，游戏人生。在情感方面，顾维钧对她的支持不会忘怀。但他是位敬业的强人，对妻子的关怀自然便少了一份。黄蕙兰怨言日多，她下了判词：“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他们珠联璧不合，有缘乏趣，其婚姻逐渐走向名存实亡。1956年，顾维钧退休，二人分居，最后在1959年（一说1956年）离婚。对于他们夫妻之间的这段姻缘，在黄蕙兰所著《没有不散的宴席》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顾维钧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严幼韵早年为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第一任丈夫杨光泩与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于日军占领马尼拉后以身殉职。1945年，严幼韵携三个女儿前往美国，不久进入联合国工作。1958年，与顾维钧结婚。婚后，严幼韵对顾维钧关爱有加。顾维钧也最喜欢她。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的三个继女。顾维钧视她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他也如同对待亲生父亲一般。

严幼韵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并且好客。二人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

严幼韵在照顾他的日常起居生活时，就很注意安排他的卧室和寝具。严幼韵为顾维钧选择的床铺高度以他上床时不费力、下床时伸腿可够着鞋为度。长度超过顾维钧身长30厘米左右。顾维钧睡的是木板床，上面铺6至9厘米厚的垫子。在对枕头的选择上，严幼韵也是颇费了一番苦心。首先，不让他睡高枕头。还替让安排了菊花枕。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睡早起的习惯，惟恐他从晚餐后到第二天早餐之间的十多个小时内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因此规定他每天清晨5点醒来后，要喝一杯牛奶，吃一点点心，再继续睡觉。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等翌日起床，再去房间看他是否把牛奶喝了。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有一个关于顾维钧的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充分体现其作为外交家的风度。据说他有一次去一个旅馆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贵宾席上有一个美国人坐在他旁边，撇着外国人的腔调说：

“Youlikee soupee——soupee?”（你喜欢汤——汤吗？）

顾维钧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过一会儿，他被作为当晚的主讲演人被介绍给大家，并就国际事务作了演讲。演讲结束后，在热烈掌声中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坐定之后，顾维钧侧过头问他的那位美国邻座：

”Youlikee speechee——speechee?”(你喜欢我的演说——演说吗？)

晚年的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越到晚年，顾维钧越思念故国家园。

顾维钧以记忆力强、精通英语著称，这一技能甚至得到了历史上掌握英语单词数量最多的人之一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认可。但当有人问他，在中英文两种书中，以读何者较为称心愉快时，顾维钧答道：“是中国书，我们的‘根’究竟是中国啊！”

顾维钧在外交舞台上常以西装革履的形象出现，即使退休后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但平时如果没有客人在家，他却喜欢穿中式服装。顾维钧百看不厌的电视剧是台湾连续剧《香妃》，喜欢的戏曲是京剧。他还专门抄写了《武家坡》《空城计》和《碧玉簪》等京剧唱词。

1972年9月，奉命出席第27届联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主席之托，以晚辈名义（顾维钧与章含之父章士钊颇有交情）拜见顾维钧，并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据章含之在《风雨情》中回忆，顾维钧“极有兴趣地问了大陆的许多情况，但却回避了访问大陆的邀请”。这的确是时机不成熟所致的。章含之回国汇报后，毛泽东也表示谅解他的回避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交后，向美国派遣了正式的外交代表。中国驻美使馆有好几位外交官曾经拜访过顾维钧，向他表示敬意并请教，顾维钧都予以接待。曾经通过在上海访问的顾维钧之女顾菊珍向顾维钧赠送过《嘉定风光》画册和《上海经济》杂志的前上海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在退休后访问美国，于1985年7月拜访顾维钧，并赠给顾氏夫妇一幅寿星图。顾维钧非常高兴，在与张承宗的交谈中询问并赞扬了“改革开放”，问候邓小平，关心叶剑英的健康。张承宗后来回忆认为，顾维钧虽旅居海外，但他的心仍然紧紧地同祖国联系着。

在美时，顾维钧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乡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顾菊珍对父亲的这一份不绝如缕的故土深情看在眼里。为了了却父亲的这份心愿，顾菊珍每次回大陆时，都要把家乡而今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宽缓父亲对故乡的思念。1983年，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1984年，97岁的顾维钧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同一年，他还用毛笔为家乡写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诗句，表达了自己浓厚的思乡之情。

据杨玉清回忆，顾维钧处事非常细致，一件事、一份公文，常反复考虑、推敲，常在夜间办公。他为人雍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对同僚、下属总不称“你”而称“您”。他说：“在外交上讲话，一定得有礼貌。例如知道对方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而话一定得这样说：‘我相信您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吧。’”

1960年，顾维钧应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该校的“口述历史计划”。作为当年主要的采访者，历史学家唐德刚回忆道：“那时，顾维钧先生尚未退休。他在海牙国际法庭当法官，但是‘家’却在纽约，因此每年要回家度假三个月。我们就乘他的这三个月假期访问他。”他在文章中说：“顾维钧先生活了近一百岁，做了一辈子外交官，他老人家又是一位心细如丝，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和详尽的日记作家。他把每日所处理的公私大小事务，都不厌其详地记下来，公私文件也全部保存，真是海内外所仅见。他个人文件保存得非常完整和有条理，不像李宗仁先生那样片纸毫无，或胡适文件那样杂乱，或黄郛文件像个字纸篓。顾维钧所有的‘私档’，都是条理分明，分类储藏的，把它们稍加整理，便可随心所欲，若有所需，探囊可得。”虽然文档资料相对齐备，但由于顾维钧非常看重回忆录，许多史实都要逐一核实，令唐德刚感到工作十分繁重。“顾氏不只是位外交家，也是一位‘博士’出身的学者。如今他写回忆录的办法，简直就是在继续写他的博士论文。等到他度假结束，回海牙上班去了，我才吐口气。”

严幼韵后来追忆说：“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坚持每天写日记，并用十七年的时间口述回忆录，记录自己一生的工作。”历史学家齐世荣评价其为口述史上的一个壮举，“500多个小时的录音访问，11000多页的英文书稿，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中国人最详尽的口述史。”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20世纪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国画，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那是赠送给夫人严幼韵的。

顾维钧对果蔬的喜好一直都受着家乡的影响。顾维钧的家乡盛产枇杷，他从小便极爱吃枇杷，一直到老。

顾维钧一生爱好体育运动。在美国居住期间，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他虽住在纽约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为此他出门时总要在口袋里装些零钱好打发抢劫者，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他戏言道：“我岂止是风雨无阻，简直是‘盗匪无阻我漫步’呀！”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游泳。90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在散步时，要加入一段倒步走。倒步行走，虽非顾维钧所发明，但由于顾维钧的知名度和他本人对“倒步走”的推广，这种锻炼方法被称为“顾氏行走”。

（运动中的顾维钧图册来源）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顾维钧还自订了几条玩牌守则，其中有：受人欢迎，首重牌品，旨在消遣，大小勿论。准时赴约，不得迟到，圈数决定，不增不减。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顾维钧平素有记录所处理的公私事务、保存公私文件的习惯，到晚年口述了500小时的回忆录音，英文稿厚达11000页，捐赠给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自1985年起相继出版中文版《顾维钧回忆录》计13卷，共600余万字。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2018年，在顾维钧诞辰130周年之际，顾维钧档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过数字化处理后回到中国，并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图书馆。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另有《外人在华地位》（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致国联李顿调查委员会备忘录》、《门户开放政策》等。

顾维钧墓位于美国纽约芬克里夫墓园。其余纪念建筑、活动、项目等展示如下：